中國情詩的高峰 孫琴安
朱自清曾說:“中國缺少情詩?!贝嗽挷粺o道理。我們從但丁、彼特拉克、歌德、海涅、雪萊、拜倫、普希金等人的詩中,可以清晰地找到其愛情經(jīng)歷,發(fā)現(xiàn)其愛情生活的痕跡,但從屈原、陶淵明、王維、李白、杜甫等人的詩中卻難以找到,即使從當(dāng)代詩人艾青、臧克家、賀敬之、郭小川等人的詩中也難以發(fā)現(xiàn)。其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儒家的詩教觀念也是其中之一。在“詩言志”的支配下,古代不少詩人都反對以詩言情,如清代詩壇盟主沈德潛便是其中之一,認為詩“非為艷情發(fā)也”,所以他評選《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等,對于南朝《子夜歌》、李商隱《無題》、王次回《艷情詩》等一概排斥,以為“君子弗尚”,正可以看到這種偏見。 雖然《詩經(jīng)》和南朝樂府詩中有不少情詩,卻都是民歌。西晉張華寫過《情詩》五首,那幾乎都是閨情,與男女之間自由本真的熱戀追慕、離別相思之情很不相同。從 《古詩十九首》到《玉臺新詠》,乃至《春江花月夜》,其中所謂的艷詩,幾乎也都是以游子、思婦為主題的,與今人概念中的情詩仍有區(qū)別。直到崔護《題都城南莊》等個別詩篇的出現(xiàn),才有了今人所認為的情詩。 不過,在我數(shù)十年的古詩徜徉中,卻發(fā)現(xiàn)了中國情詩的一個高峰,這就是從中晚唐到南宋的宋寧宗時代,相當(dāng)于公元九世紀(jì)到十二世紀(jì)。若以詩人為標(biāo)志,就是從元稹到陸游,歷時約三百多年。這并不是聳人聽聞,而是可以用大量的事實來加以佐證的。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文人身份大寫艷情詩,并形成一定風(fēng)氣,對后世產(chǎn)生影響的,當(dāng)從元稹(779-831) 開始。他的 《鶯鶯詩》《壓墻花》《古艷詩》等都作于九世紀(jì)初,陳寅恪曾感慨地說:“微之以絕代之才華,抒寫男女生死離別悲歡之情感,其哀艷纏綿,不僅在唐人詩中不可多見,而影響及于后來之文學(xué)者尤巨?!彼裕鐝哪信G情和情詩的角度來加以檢討,元稹的位置要比白居易重要得多。 與此同時,劉禹錫與白居易也寫了不少情詩,如白居易的《長恨歌》、劉禹錫的《竹枝詞》“楊柳青青江水平”等也都寫于九世紀(jì)初。正因為有了元稹的艷情詩和劉、白開其先,才有了李商隱的無題詩、杜牧的冶游詩和韓偓的香奩詩,這些詩都以男女之間的自由追慕、愛戀、相思為主題,為唐詩增色不少,也為后來的唐彥謙、趙嘏、吳融、張泌等抒寫情詩開了先河,又為詞的發(fā)展鋪墊了道路。 而晚唐五代詞的繁興,可說是唐詩的一種發(fā)展和變體,是詩的一個類別,卻把中國的情詩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溫庭筠、韋莊在詩中言志,卻在詞中言情,五代文人紛紛效仿,從“花間詞人”牛嶠、歐陽炯、顧敻、孫光憲、毛熙震等,到南唐詞人馮延巳、李煜等,無一例外,均在詞中大寫男女之情。并且還為詞的言情找了一大堆理由,諸如“詞本艷科”、“詩言志,詞言情”、“詩莊而詞媚”……所以,從“詩言志”發(fā)展到“詞言情”,這是中國文人的聰明。自詞崛起以后,中國的情詩都跑到詞里面去了。于是,從十世紀(jì)的五代十國起,詞就名正言順地以男女艷情為主題,多寫花前月下、相思愛慕、離愁別緒,就連李煜這樣的一國君主,也為時尚所驅(qū),風(fēng)氣所染,喜寫艷情,“今宵好向郎邊去……教郎恣意憐”等,雖引起后人爭議,但仍被視為“詞家本色”。這一風(fēng)氣和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兩宋,并造就了一大批情詩高手。從以溫、韋為首的花間詞派,到宋代的柳永、晏殊、歐陽修、晏幾道、蘇軾、黃庭堅、秦觀、賀鑄、周邦彥、李清照、陸游等,都給我們留下了無數(shù)真摯動人、精致優(yōu)美的愛情詩篇。晏殊、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秦觀、李清照、陸游等一邊在詩中言志,一邊在詞中大膽言情,中國古代那些膾炙人口、歷代傳誦的情詩名句,十之八九都集中涌現(xiàn)于這一時期。如果說公元九世紀(jì)的情詩名句有元稹的“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白居易的“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劉禹錫的“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李商隱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等,那么到了十世紀(jì)至十二世紀(jì),情詩名句則如百花盛開,萬紫千紅,如繁星麗天,熠熠生輝,如珠箔銀屏,迤邐而開。“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guān)風(fēng)與月”(歐陽修)、“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李清照)、“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陸游)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尤為可貴的是,在這批情詩高手中,還出現(xiàn)了二位更為杰出的人物,這就是晏幾道(1038-1108) 和秦觀(1049-1100)。晏幾道雖為宰相之子,卻單純得很,對官場門檻一竅不通,興趣全在男女之間,對已交的男朋女友忠貞不渝,被黃庭堅稱為“四癡”。但他卻寫下了許多纏綿悱惻、令人動容的情詩名篇名句,如“琵琶弦上說相思。當(dāng)時明月在,曾照彩云歸。”“醉拍春衫惜舊香。天將離恨惱疏狂……相思本是無憑語,莫向花箋費淚行?!薄叭虦I不能歌,試托哀弦語?!薄胺诛w后,淚痕和酒,占了雙羅袖?!薄凹哑谠?,歸時待把,香袖看啼紅。”特別是他的“從別后,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被陳延焯視為“言情之作,至斯已極!”秦觀與晏幾道同時,生性浪漫,因“影附蘇軾”,屢遭貶謫,故放任于詩酒美女之間,大寫情詩。與法國詩人蘭波一樣,隨作隨丟,卻為他人所重,代代相傳。如“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亂山何處覓行云?”“相看有似夢初回,只恐又拋人去幾時來?!薄颁N魂。當(dāng)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薄安蝗虤埣t猶在臂,翻疑夢里相逢?!碧貏e是他的“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至今膾炙人口,簡直有如忠貞愛情的格言。如果說但丁、彼特拉克是意大利情詩的杰出代表,歌德、海涅是德國情詩的杰出代表,那么李商隱、晏幾道、秦觀無疑是中國情詩的杰出代表。他們都出現(xiàn)在中國情詩的這一高峰期。 一個十分耐人尋思的現(xiàn)象是,中國的情詩高峰期過后,歐洲發(fā)生了文藝復(fù)興,使詩歌從中世紀(jì)宗教神學(xué)的桎梏中走向社會、人性,涌現(xiàn)出但丁、喬叟、彼特拉克、莎士比亞等人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情詩名篇,并一直延續(xù)和影響到近代的各種文學(xué)流派。所以,像元稹、李商隱、晏幾道、秦觀等一系列情詩名篇的涌現(xiàn),不僅使中國詩歌的內(nèi)容題材更為豐富,而且也為中國情詩的發(fā)展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鑄造了一個后人難以逾越的輝煌與高度。 文匯報
筆會2018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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