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史學界對岳飛之死存在著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岳飛對抗金斗爭作出了貢獻，并且只是因為抗金獲勝而被投降派賣圍賊秦檜謀害的”。這話聽起來似乎很有邏輯性，并不難從所謂的“兀術遺檜書”所提出的“必殺飛，始可和”這一秘密條款中得到證實。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說法還有進一步探入探討的必要。

一是操有生殺予奪之權的宋高宗趙構，在殺害岳飛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等角色？如果他并非罪魁禍首，為什么當被秦檜死黨操縱下的大理寺，提出奏呈，要將岳飛處斬刑，張憲處絞刑，岳云處徒刑時，趙構竟大筆一揮，作出“岳飛特賜死，張憲、岳云并依軍法施行，令楊折中監(jiān)斬〃這一更加兇殘的“御批”？如果殺害岳飛的罪魁禍首是秦檜，為什么趙構在秦檜死后的很長時期里，仍堅持不肯替岳飛平反？甚至還下詔道：“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唱浮言，以惑眾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內(nèi)外之臣，成體膚意，如敢肆議，當置典刑?！边@不是趙構公開承認自己是向金屈辱投降和殺害岳飛的主要責任者嗎？

二是“紹興和議”的簽訂，乃宋、金雙方力量達到一定平衡階段的產(chǎn)物，從趙構的步步藺逃，向金求和而不可得的危急局面，發(fā)展到迫使金人承認其偏安江南的事實，是南宋軍民浴血奮戰(zhàn)的結果，其中岳飛領導的抗金斗爭也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此，趙構是很清楚的。可是，為什么在紹興十一年（l141）春天淮西戰(zhàn)事結束后不久，趙構、秦檜一伙為了一紙并不可靠的和議，就要自毀長城？即使想搬掉岳飛這塊阻礙向金人投降的絆腳石，將他編管、流放足以達到目的，又何必一反祖宗以來不殺大臣的傳統(tǒng)，非得置岳飛于死地而后快？

在深人探討岳飛遇害原因時，提出上述這些問題，恐怕是不無啟發(fā)的。                      

一

趙宋王朝建立以后，最高統(tǒng)治者對唐后期至五代因藩鎮(zhèn)割據(jù)、武人驕橫而造成政權頻繁更替的歷史教訓，始終記憶猶新，寢食不安。直至二三百年后的南宋中期，他們對此依然念念不忘，據(jù)葉適在寧宗朝言，當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堤防扃鑰，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chuàng)五季也哉？”由此可見一斑。

因此，自宋太祖趙匡胤以下的歷朝皇帝，都無不把抑制武人作為自己的基本國策，自立國之初起，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防止武臣專權：如陸續(xù)解除大將兵權，或讓他們出任有名無實的節(jié)度使，或讓他們“以散官就第”；禁軍不設最高統(tǒng)帥，把五代時候的兩司（殿前司和侍衛(wèi)馬步軍司）分為“三衙”，即殿前司與侍衛(wèi)馬軍司、侍衛(wèi)步軍司，三衙的將領則任用一些資歷較淺，容易駕馭的人來擔任：將領雖統(tǒng)率軍隊，而調兵權由樞密院掌管，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實行“更成法”，禁軍的駐電地點，每隔幾年更換一次，而將領卻不跑之調動，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防止將領與軍隊結下不解之緣；以文臣知州郡，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wèi)，兵力部署“內(nèi)外相維，上下相制”，以保證中央對京師和地方陶全面控制：擴大科舉取士，提高文臣地位，讓他們出任樞密使、安撫使、經(jīng)略使等職，以駕馭武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宋代推行的這種“重文抑武”政策，使文臣官僚集團的政治地位和實際權力都大大提高，當然受到了他們的擁護。年深日久，在士大夫中便普遍滋生了一種歧視武人、武將的惡劣風氣。像仁宗朝抗擊西夏的名將狄青，官至樞密使，可是在他生前，卻屢遭文臣羞辱，最后終于都都而死。據(jù)王鋸《默記》卷土載：

又《野老紀聞》載：

“ 狄青為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時文潞公（彥博）當國，建言以兩鎮(zhèn)節(jié)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zhèn)節(jié)旄，無罪而出典外藩?！比首谝嗳恢?。及文公以對，上遭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日：“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自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僅無他產(chǎn)朝廷疑爾?！鼻嗍溃瑓s行數(shù)步。青在鎮(zhèn)，每月兩遣中使撫阿，青閣中使來，抑驚疑終日，不半車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nbsp;          

應當指出，韓琦和文彥博工般被認為是宋代文臣中較有遠見和作為的政治家，而狄菁文是宋代建國以來唯一由行伍出身而拔擢為樞密使的武臣，其官職與韓、文不相上下，可是韓、文對他依然頤指氣使，動生疑慮，不僅毫無尊重可言，而且借口叩跋扈”而加以迫害。狄青的遭遇是如此，其他武臣的境況更是可想而知！

在廟堂之上，武臣的地位亦極其低下，決不能與文臣分庭抗禮?！肮适?，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于簾外例伏聲嘴而過?！比首诔瘯r，呂荑簡為相，某日，一武臣與他在殿廊相遇，因“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然而，夷簡為此大要威風，上表求去，以為輕視自己就是輕視朝廷，“其人以此廢斥”。

甚至，在科舉考試中，文武舉人的地位也大相徑庭。仁宗景祐元年（1034），宋庠在《上賢良等科廷試設次札子》中言：

“竊見近者試制策舉人并武舉人于崇政殿，皇帝陛下親撣，！ 留神永晝，嚴門異府?！怀家詾橛兴尽垙谋阋?，乖戾舊章……甚不稱求賢之意。伏睹賢良方正蘇紳等就試之日，并與武舉人雜坐廡下，洎捐辭寫卷皆俯伏氈上?！АЭ芍^薄其禮矣。ˉ又況武舉人等，才術膚淺，流品混淆，挽誓試射，與兵卒無異；使天子制策之士，并日較能，此叉國體之深譏者也?！云蚧蛴形渑e雜科，不令同日就試。”

按末代武舉人程試，“并以策問定去留，弓馬定高下”，說明對武舉人文學方面的要求實超過對武藝的要求，只是因為他們習武事，今后的出身為武臣，所以地位也就變得卑賤起來，乃至不能與應制科的舉人口桌共坐，一起應試。

至于一般士兵，其地位就更加悲慘。宋伐的禁兵、廂兵是終身職業(yè)，他們的來源主要有二：一是采用招募之法。招募的對象多是流民、饑民。為了防止這些人人伍后逃跑，就要在險部或手上刺字，故招募兵士往往稱為“招刺”。二是將罪犯或強盜剎配充軍。配隸人數(shù)雖比招募的要少一些，但在宋人心目中，士兵與罪犯幾乎一成了同義詞，“判然不得與齊民齒”。

宋代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雖然有效地防止了武人的專橫跋扈，鞏固了中央集權，卻嚴重地挫傷了他憫的積極性和能動作用，削弱了國防力量，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帶來了不良影響。自太宗朝后期起，北宋對遼、西夏及后來女真的戰(zhàn)爭，屢屢遭到失敗，主要就是多年來執(zhí)行“將從中御”嚴將兵分離”，以文臣取武將和千方百計壓制武人的結果。對于這一點，人們是看得很清楚的。另一方面，在宋代皇帝和士大關心目中，衡量武臣好壞的標準，不是能否打勝仗，而是是否順從。將領只要一切按皇帝的意志辦事，以皇帝的陣圖出征，縱然打了敗仗，照樣可以獲得升遷，否則，就會被認為是“恣橫”嚴輕視朝廷”，打勝了也決不覺貸。在日常生活中，對武臣更是續(xù)密防范，嚴加約束，只許他們愉首帖耳，恭敬從命，稍一不凜，后果不堪設想。這種對武臣的猜忌、偏見和防范，年復一年，絲毫不加改變，百十年間，已被朝廷視作祖宗家法。在和平年代里，武臣作用不大，他們與皇帝、艾臣之間，彼此尚可相安克事。但是，一旦局勢發(fā)生劇變，國家無力亦不能全雨控制軍隊時，一切聽命朝廷拘傳統(tǒng)做法就會被打破，出現(xiàn)武人跋扈日然不用說，就是將領的便宜行事或不同尋常的摶置，也會韜來朝廷的猜忌芐口不安，從而使雙方矛盾不斷加深。重文挪武政策給趙宋統(tǒng)治集團所造成的這種政治上的后遺癥，往往為人們所忽略。

二

于是，南宋的武人勢力開始崛起，他們在軍事上取得了自行擴軍和帶兵作戰(zhàn)的實權，在政治上得以參與機務，而擁有很大的發(fā)言權，在經(jīng)濟上因從事各項商業(yè)語動和不斷獲得賞賜而成為暴發(fā)戶同時，確實也產(chǎn)生了一些武將的跋扈行為，如朱熹說到∶“紹興間諸將橫。劉光世使一將官來奏事，應對之類皆善。上喜之，轉官，頗賜予。劉疑其以軍中機密上聞？欲殺之。其人走投朝廷，朝廷不知如何區(qū)處之。劉又使人逐路殺之，追者已近，其人告州將藏之獄中，入文字朝廷，方免?！睆囊粯缎∈轮?，反映出劉光世對朝廷的蔑視。葉適也說：“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chuàng)，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寞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諾將自夸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玢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nèi)，其玩寇養(yǎng)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shù)進事，無著張俊。當是時也，癀稍惟其所賦，功勛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子兵卒之數(shù)，朝廷以轉運使主饋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向以為息矣?！币陨纤f出一些跋扈現(xiàn)象，在劉光世、張俊身上確有充分表現(xiàn)，當毋庸贅述。另外，發(fā)生于建炎三年（1129）三月的苗劉之變和發(fā)生于紹興七年（A137）八月的淮酉兵變，當然更被認為是武人專橫跋扈而引起的兩個嚴重惡果。對此，趙構君臣一直記憶猶新。

由于受到重文抑武的傳統(tǒng)影響，南宋文臣，不論其在政治上屬于投降派、主戰(zhàn)派或抗戰(zhàn)派，他們對武人地位的提高總是不滿，對武臣因建功立業(yè)而獲得高官厚祿也十分嫉妒，所以常常極力夸大建炎、紹興間武人跋扈的程度，存在著不分青紅皂白，一概指斥諸大將為“跋扈”的通病。

 “昔唐之衰也，首因黃巢之亂。當時諸道節(jié)鎮(zhèn)，擒一黃輿如摧枯拉朽爾，又各坐視，留賊邀功，車使唐柞不能文摶。今劉豫無黃巢之眾，而陛下富唐世之兵，其如智將自為之計，坐視安危。何況夫庸將之見，但求利己，豈復憂君。贛峨滅剛將帥無要君之權，士卒無煩濫之賞，其有包藏禍心者，則坐觀成敗，恃其主兵，漸成跋扈?！几`見陛下設高爵以寵將，而將不加勸：竭廩祿以贍軍，而軍不加銳?！加^今之兵權委寄太重，且如眾軍相呼，必日某姓某家之兵，觀其稱呼，自相爾按，皮其權勢，必不統(tǒng)一?！?/span>

這里，筆者雖不想對此人的迂腐之論——加以評論，但須要指出的是：他把南宋初午的抗金將領，一律斥之為“庸將”，把金人支持下的劉豫尚未消滅，歸結為將帥“利己”、“要君”、“包藏禍心”之故，純屬武斷。吳伸所以要如此說，無非是為了迎合高宗的猜忌心理，以“憂君”自居，以進讒邀功而已。所謂“眾軍相呼，必日某姓某家之兵”，本是一種對各支軍隊的通俗區(qū)別，猶如后世稱“某某大軍”、“某某兵團”一樣，不能說軍隊就“必不統(tǒng)一”了，筆者也不同意近人所說的，以為有了過種稱呼，“說明南宋軍隊作為國家武裝的性質正在淡化，而作為將領私家武裝的性質卻日趨強化。這必將導致‘緩急之際，人皆各為其主’的嚴重后果”。如果真是這樣，經(jīng)過十幾年時間苦心經(jīng)營而建立起來的岳飛軍隊，被人們稱之為“岳家軍”，不真可以作為岳飛擁兵自重的證據(jù)嗎？事實上，無論足在紹興七年的罷劉光世真柄或十一年收韓、張、岳三大將兵權時，人人皆侍首聽命，沒有一個起未反抗的。    

趙構雖非中興明主，卻富有政治頭腦，為人心狠手辣，深誥祖宗袁法，對武人的猜忌和防范，當然不會在諸臣之下。建炎、紹興之初，他所以不動聲色，是因為金人一心要消滅南宋政權，依靠武人進行抵抗是他唯一可能的選擇，故對他們難以作太多的抑制。不過，趙構確實不希望把抗金戰(zhàn)爭進行到底，害怕金人，害怕欽宗南歸與他爭奪皇位，都是次要原因；害怕隨著戰(zhàn)爭的深入進行，釀成武將勢力的進一步擴大，造成尾大不掉之勢，直接威脅到他的統(tǒng)治。才是第一位的原因。所以在趙構看來，只要金人同意議和，南宋小朝廷得以茍延殘喘，最苛刻的條款都可以接受，以便騰出雙手收回兵權，制裁武將。對此，《中興圣政》引用當時史巨的話說：“紹興以來，所以為國者有二：金欲戰(zhàn)，則分江淮之鎮(zhèn)以授將帥；金欲和，則收將帥之權以歸朝廷。規(guī)模既立，守備益固，操縱自我，比之謂定論。”其言雖不無緣飾，但基本上道出了趙構對金人、對武將的兩種策略。

宋金戰(zhàn)爭進行到紹興七年以后，金朝由于連年對外用兵，國內(nèi)階級矛盾和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矛盾的尖銳化，軍事力量已經(jīng)大減，而南宋軍隊經(jīng)過重建，抗金斗爭不斷取得勝利，從而使宋金雙方的軍事實力逐漸趨向乎衡。至此，盡快達成和議，不僅是南宋投降派的需要，也是金統(tǒng)治集團的愿望。對于這種形勢，連一向畏金如虎的趙構也看得十分清楚。紹興十一年春,當金兵再犯淮西時,他對大臣說:'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今韓世忠屯準東,劉琦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江窺敵,則我兵皆乘其后。今虛鎮(zhèn)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而正當趙構夢寐以求的與金和議,收回諸大將兵權,消滅心腹之患的時機已經(jīng)到來之際,正是民族英雄岳飛遇害之時。

三

首先，作為封建社會的將領，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保衛(wèi)封建王朝乃是其基本職能之一，除膽怯而臨陣脫逃或設有鎮(zhèn)壓任務的將領外，人人都會這樣做，否則就不成其為封建將領了。既然人們沒有給其他鎮(zhèn)壓過農(nóng)民起義的將領扣上“愚忠”的帽子，對岳飛也不應如此苛求。

其次，岳家軍取得郾城、朱仙鎮(zhèn)等大捷后，北伐中原的形勢確實很好，但在張俊、王德等近鄰友軍已奉詔班師的情況下，岳飛著孤軍深人，前面要遭到金騎兵的分割包圍，后無糧草、人員的補充接濟，處境十分危險，故撤兵也是勢所必然。岳珂在《金佗粹編》卷八中以“議者謂使先臣得乘是機也以往，北虜雖強，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一簣?zhí)澬纾f古遺恨”這樣夸張性的話來表明岳飛的軍威，恰恰成了后人持責岳飛為“愚忠”的根據(jù)，可謂是弄巧成拙。

可是，無論秦檜的黨羽或岳飛子孫和他的同情者，都諱言趙構多年來對岳飛的成見，前者是為了掩蓋趙構殺害岳飛的真實意圖，后者是害怕會給岳飛的“忠君”形象造成損害。這樣，就使后人形成一種錯覺，認為岳飛的遇害純系紹興十一年間兀術向秦檜進行要挾，從而促使秦檜制造冤獄的結果。實際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趙構與岳飛的矛盾，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建炎初年，并隨耆時間的推移，岳飛地位的變迂而逐慚尖銳化。

岳飛自靖康元年（1126）冬天投奔相州大元帥府招募的勤王之府以后，先后在武翼大夫劉浩、副元帥宗澤帳下做小軍官，在抗金戰(zhàn)場上開始初露鋒芒。建炎元年（1121）五月初一，趙構在應天府繼位，建立南宋政權，他害怕重蹈父兄被擄的命運，欣然接受投降派大臣——右相黃潛善、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的建議，決定放棄汁京，遷都東南。這時，岳飛已經(jīng)隸屬于負責扈從高宗的中軍統(tǒng)制張俊部下，他目睹了這種狀況，心中十分悲憤，便不顧自己只是一名從七品的偏裨武將（武翼郎），毅然上書高宗，批評黃、江等人的逃跑路線，提出∶“為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謂，乘二圣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迄邐北渡?！痹谮w構看來，岳飛的建議乃是置其安全于不顧——“保大宋不保皇帝”之舉。何況況武人越職言事，又是宋朝政治中的大忌，對其不滿更是可想而知。因而，雖然當時趙構的處境岌岌可危，正需要武人為他效命之秋，還是將岳飛削除軍職，趕出安營。對此，趙構的印象一定很深，從此就種下了對岳飛的不信任感，也為張俊日后的進讒找到了口實。

建炎二年春天，岳飛渡過黃河，再次投奔已成為東京留守的宗澤。宗澤病故后，他又成為杜充都將，并隨杜充的軍隊撤退到健康府，參預長江一線的防御。三年冬，杜充戰(zhàn)敗投敵。從此，岳飛自成一軍，直接聽命于朝廷指揮，與高宗產(chǎn)生了更多聯(lián)系。

從建炎四年到紹興七年，是岳飛抗擊金兵，消滅游寇，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和進攻偽齊不斷取得勝利的八年。岳家軍紀律嚴明，勇敢善戰(zhàn)，為趙宋王朝建立了累累戰(zhàn)功，岳飛也由一名低級武官晉升為兩軍節(jié)度使、太尉！京西湖北宣撫使，一躍而成為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先輩將領并列的四大將之一。俗語說，樹大禍風，此時的岳飛，其一舉一動，勢必受到本來就對他懷有成見的趙構的更多猜忌。

趙構對岳飛的上述舉動十分震怒，他所以沒有立刻對岳飛下毒手，當出于兩種考慮：一是金人對和議尚未顯出誠意，為保衛(wèi)南宋小朝廷，尚少不丁岳飛這員大將：二是張浚等抗戰(zhàn)派大臣對岳飛雖然也很不滿，但對他的忠義之心并無懷疑，尤其當趙構對岳飛耿耿于懷時，左司諫陳公輔對他作了委婉的勸說，其謂：“昨親奉圣語，說及岳飛。前次采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不應近日便敢如此?？謩e無他意，只是所見有異，望陛下加察。然飛本粗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謂：‘其余大將，或以兵為樂，坐延歲月，我必欲勝之。’又以‘劉豫不足乎，要當以十萬橫截敵境，使敵不能援，勢弧自敗，剛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一俟其無辭，然后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公輔比言，確實道出了岳飛所以請求“并兵”的真實意圖。不久，張宗元也從前線向趙構報告了岳家軍“上則稟承朝廷命令，人懷忠孝；下則訓習武伎，眾和而勇”的現(xiàn)狀。陳、張兩人的奏報，在一定程度⊥緩和了趙構對岳飛的敵對情緒。盡管迸樣，爾后他在接見岳飛時，還是惡狠狠地向岳飛提出警告：“卿前日奏陳輕率，膚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劍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壁w構這里所說“唯有劍耳”的威脅是真，“無怒卿之意”卻是假，宋高宗乃是歷史上慣于玩弄權術的統(tǒng)治者，對于他的言辭，從來不可算數(shù)。例如，當他準備解除劉光世兵權時，害怕發(fā)生意外，一面命韓世忠加強對建康的防衛(wèi)，一面用親筆給其寫了一道“御札”，內(nèi)稱：“卿忠貫抑明，功存社稷，膚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余曲折，并俟面言。”對這位庸將的吹捧，可謂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然而當光世一抵建康后，隨即便宣布解陳其對推西軍的統(tǒng)帥權，只給予一個閑散官職——充萬壽觀使奉朝請，“膚方倚賴”云云，只是如此而已，筆者認為，盡管岳飛與劉光世兩人的優(yōu)劣不可同日而語，但趙構對岳飛所說的種種甘言美辭，無非也是籠絡人心的一種伎倆，不能信以為真。

是年八月，岳飛剛剛返回鄂州駐地，就傳來了淮西兵變的消息，叛將酈瓊殺死呂祉，裹挾全軍四五萬人投降了偽齊，淮西門戶為之洞開。在這緊急時刻，岳飛要求“進屯淮甸”，以捍衛(wèi)江東，同時親自去沿邊巡視，以防劉豫蠢動。奏報傳來，趙的卻認為這又是岳飛“并軍”的企圖，故不僅不同意他帶兵入淮甸，反而要他返回行在奏事，以伺察其真實意圖。岳飛出于對趙宋王朝的忠心，在這次面見高宗時，特別向他陳奏了一件有關國本的大計——建議將已經(jīng)養(yǎng)育在宮中的太祖七世孫建國公趙璦（即后來的孝賓）正式立為太子，以粉碎金人準備改立欽宗兒子為傀儡皇帝，建立“偽宋＇的陰謀．不料，這次陳奏又重蹈了建炎四年在南京上皇帝書的覆轍，觸犯了武人不得干預朝政的禁令，再次引起趙構的反感，他對岳飛說：“卿言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唧所預也?！痹里w聽了，神情大為沮喪，趙構也看出“飛意似不悅”，從而使兩人的隔閡進一步加深。

通過紹興七年的“并軍”事件和立儲風波，趙構對岳飛忌恨之深，已達到動輒可以定罪的地步。后來，甚至岳飛為部將奏請功賞，也遭到了趙構的刁難，說什么“凡為大將者，當以天下安危自任，不當計較功賞。彼以功貴存心者，乃士卒所為”。目的顯烘然是為了丑化淡泊功名的岳飛?？傊?，“高鳥盡，良弓藏”，只要時機成熟，且找到新的口實，岳飛的放害幾乎已經(jīng)不可避免。

四

秦檜是趙構投降路線的忠實執(zhí)行者，紹興八年三月，當他再次出任右相時，宋金雙方的力量對比已與紹興初年大不一樣，兩國使節(jié)往來頻繁，議和活動正在緊張進行之中。與此同時，趙構也下決心要在“一二年間”解決“諧將權太重”的問題。趙構與秦檜完全明白，收回兵權與向金投降這兩者是相孺相成的關系：只有與金人媾和，才能收回諸大將兵權；只有收回諸大將兵權，才能確保議和的順利進行。

但是，與金人議和的阻力很大，它不僅遭到抗戰(zhàn)派將領的堅決反對，也遭到朝廷里多數(shù)大臣的反對?；次鞅円院?，趙鼎取代張浚為左相，此人雖暗于知人，怯于抗金，但并非唯金人之命是從的投降派，這對秦檜的投降活動，也帶來了諸多不便。為此，趙構應秦檜奏請，于紹興八年十月罷去了趙鼎的左相，使他能獨攬相權，放手賣國，秦檜既有高宗作為靠山，就可以不顧一切地排斥異己，特別是收拾那些反對議和的將領了。

趙構的收兵權，固然能得到朝中文臣的一致?lián)碜o，但實行起來卻頗為不易，正如監(jiān)察御史張斌所說：“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趙構的回答是：“朕今有術，惟撫循偏稗耳．”其實，趙構之“術”何啻“撫循偏碑”一種？后來事實證明，諸如分化諸大將之間的關系，誅殺“抗命”者，皆在他與秦檜等人考慮之列，只是不便明言罷了。

不過，趙構與秦檜還是看中了張俊這個首鼠兩端的人物：論人品，此人貪婪、自私，且嫉妒成性；論其軍隊素質，則十分腐敗，“平居無事，未嘗閱習，甚至白晝殺人而圖其財”；論其資格和戰(zhàn)功，他是追隨趙構最早的大將之一，在扈從南下，平定苗劉之變和抵抗金兵的戰(zhàn)爭中都有一定功勞。雖船張俊的跋扈為諸將之最，但他寧可陽奉陰違，且很少對趙構有公開的頂撞，故頗得越構信任甲如：紹興七年十一月，趙構曾對大臣說：“張俊事上御下，慮事臨敵，皆不易得，獨好廣邸第，營土木，朕數(shù)鐫諭，莫能改也?！笨梢?，在趙構看來，張俊的“大節(jié)”是不錯的，縱然有些許缺點，與岳飛相比，其危險性則要小得多。盡管這樣，趙構對張俊仍然放心不下。紹興十一年正月，他警告張俊說：“（郭）子儀方時多虞，雖出重兵處外，而心專朝廷，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事厚福，子孫慶流元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恃兵權之存，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飧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軟硬兼施是趙構對待武將的慣用手法，然而在這次談話中，除了殺氣騰騰的恐嚇外，竟無一絲收買、籠絡之辭。如此對待一個手握重兵的將領，實難令人置信。

筆者認為，正是在這個時候，越構已把決心與金人議和及收兵權這兩件事向張俊交了底，雙方還達成了“約俊主和議，盡罷諸大將，悉以兵權歸俊”的政治交易。否則，怎能理解以前一直假惺惺地表示要抗金到底的張俊，此后便“力贊和議，與儈意合，言無不從”了呢？

在岳飛則不然，他的資歷較淺，后因勇敢善戰(zhàn)，屢立戰(zhàn)功，遂一躍而成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但從此便遭到其他將領特別是張俊的莫大嫉妒。史載 “飛成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干是飛與俊隙始深矣?！边@當是張俊以后要蓄意誣陷岳飛的重要原因之一。既然趙構、秦檜冖、張俊三人都將岳飛視作眼中釘，肉中刺，欲加其罪，何患無辭，他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紹興十一年春天，準西戰(zhàn)事一結束，宋金之間的大規(guī)模戰(zhàn)斗已基本停止。接著，兀術三次致書宋廷，表明議和意圖，中間雖不乏噸咄逼人之詞，只不過是想用恐嚇的方法以撈取戰(zhàn)場上沒有得到的東西而已．趙構和秦儈一伙為了掃除議和的最后障礙，就采納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的建議，“皆除（三大將）樞府，而罷共兵權”。于足，“以柘皋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并赴行在，論功行賞”。與此同時，趙構與秦檜一伙肯定還進一步密謀殺害岳飛的計劃，并為此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他們的罪惡陰謀，史書中雖然不可能有明確的記載，但通過對當時人的、些言論和行動的分析，是不難料想的。

第二，《王次翁敘錄》又云：“是時，三大將皆握重兵，輕視朝廷。其年，柘皋之捷，有旨令大將人朝論功行賞?？　⑹乐乙训?，而飛獨未來。秦檜為相，先臣參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檜憂之甚。先臣為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侍岳少保來?！媪钐脧N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鎖院，皆除樞密使，趣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柄?！瘸颊Z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雖外示閑暇，而終夕未嘗交腱。脫致紛壇，滅族非所憂，所憂宗社而已?！币酝?，朝廷召岳飛至行在，或奏事，或行賞，時時有之，這次雖欲解除其兵權，事關重大，但如果真是讓其出任樞密副使，禮遇己遠較光世為優(yōu)，豈能因岳飛一人后至數(shù)目而使秦檜一伙達到如坐針氈的地步。要不是他們做賊心虛，隱藏著削兵權以外的更大政治陰謀，即使事泄，又何來“滅族”和“宗社之憂”？秦檜一伙急欲殺害岳飛的罪惡心態(tài)，于此可謂暴露無遺。

第三，趙構與秦儈知道，僅給岳飛安上在準西之戰(zhàn)中“逗留不進”，“坐觀勝負”的罪名，尚不足以將他致于死地，還得加緊羅織更為嚴重的罪名不可。于是，一面命岳飛的兩位親密幕僚參謀官朱芾、司農(nóng)卿李若虛隨飛赴行在，并迅速將他們出知地方，以割斷岳飛與岳家軍的聯(lián)系；一面派遣秦檜親信、左朝請郎林大聲出任岳家軍總領，節(jié)制全軍，趁機收買、脅迫原飛之部將王貴、王俊，董先等人，指使他們出面誣告岳飛父子與張憲相勾結，企圖謀反及“指斥乘輿”等“莫須有”的罪名。如果不是趙構和秦檜早就準備謀害岳飛，不可能有如此精心的安排和肆無忌憚的誣陷。

第四，岳飛為人，無私無畏，忠直坦蕩，在朝廷里沒有奧援，將領之間，由于抗金意氣相投，與韓世忠的關系則頗好。趙構與秦檜為挑撥韓、岳之間的關系,以達到孤立岳飛的目的,在收回三大將兵權后僅半月,即命張俊和岳飛前往韓家軍屯駐地楚州,'前去按閱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zhàn)守'。實際上是為了徹底摧毀韓家軍,捃摭韓世忠的隱私,劫持韓世忠并挑動他對岳飛的不滿。這一陰謀雖遭岳飛抵制而不能實現(xiàn),但張俊卻不失時機地炮制了一個岳飛要放棄山陽的謊言,為在陷害岳飛的罪惡天平上再加上一塊砝碼。

岳飛堅持抗戰(zhàn),以收復故土為己任,乃是舉國所知的事實,可是趙構對于張俊這種拙劣的謊言,競假裝置信不疑,說什么:'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再次反映了他一定要置岳飛于死地的險惡用心。反之,對于韓世忠,趙構的態(tài)度就有所不同。當秦檜一伙指使出任韓家軍總領的胡紡,挾嫌誣告韓世忠官屬耿著'鼓惑眾聽',妄圖將韓世忠也牽連進去時,最后只將耿著'杖脊刺配吉陽軍牢城'了事;當'臣僚累言韓世忠之罪'時,趙構卻'留章不出',不予理會。這些都表明,趙構在達到鉗制韓世忠之口,要他對議和、殺飛等陰謀活動都保持緘默的前提下,對其個人還是持保全的態(tài)度。秦檜一伙在沒有得到趙構首肯的情況下,當然就不可能再肆意捏造罪名,加害韓世忠了。

趙構、秦栓‘張俊等人在完成了一系列罪惡的部署后,終于在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向民族英雄岳飛及其子云、部將張憲砍下了屠刀。

綜上所述,岳飛遇害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宋高宗趙構和秦檜一伙為了向金人屈辱求和,千方百計剪除抗戰(zhàn)勢力,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基本原因仍是趙宋王朝長期來推行抑制武人的政策,造成高宗與岳飛之間矛盾日益尖銳化的結果。此外,'飛握重兵,昧保身之策',恐怕也是包括他在內(nèi)的封建社會中一切不肯媚事權貴、剛正不阿的官員，所以遭到殺身之禍的一個主觀原因。

從歷史上看，任何和議都是雙方力量達到某種平衡的產(chǎn)物。如果當紹興十一年之際，金朝仍有力量消滅南宋政權，是不會提出“必殺飛，始可和”的條款的；趙構與秦檜盡管求和心切,如果認為他們相信只要殺害岳飛，就可以保證狡詐的金人會接受和議，也是不可思議的。因而，筆者認為,所謂的'兀術遺檜書'并不存在，更不能成為趙構、秦檜要殺害岳飛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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