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4年前的甲申年，1644年農(nóng)歷3月19日，李自成攻占北京城，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明王朝覆滅。但隨后的大順政權(quán)在北京只存在了40天，李自成功敗垂成，留下千古遺恨，令后人每每痛心疾首。
74年前的甲申年，即1944年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fā)表，迅即引起廣泛的關(guān)注。
今天，就讓我們重溫一下這篇一直為中國領(lǐng)導人所重視的文章。
《甲申三百年祭》
文：郭沫若
1944年3月10日脫稿
甲申輪到它的第五個周期，今年是明朝滅亡的第三百周年紀念了。
明朝的滅亡認真說并不好就規(guī)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禎死難之后，還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慶的永歷，直至前清康熙元年（1662）永歷帝為清吏所殺，還經(jīng)歷了18年。臺灣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
但在一般史家的習慣上，是把甲申年認為是明亡之年的，這倒也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為要限于明室來說吧，事實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國來說吧，就在清朝統(tǒng)治的260年間一直都沒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爭一直都是沒有停止過的。
然而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guī)模宏大而經(jīng)歷長久的農(nóng)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quán)統(tǒng)治崩潰了，而由于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廷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260余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
在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極詔》里面也說：'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不用說也就是' 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的雅化了。
其實崇禎這位皇帝倒是很有問題的。他仿佛是很想有為，然而他的辦法始終是沿走著錯誤的路徑。他在初即位的時候，曾經(jīng)發(fā)揮了他的' 當機獨斷' ，除去了魏忠賢與客氏，是他最有光輝的時期。但一轉(zhuǎn)眼間依賴宦官，對于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歲月，但只看見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無所措。對于老百姓呢？雖然屢次在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睹魇贰放u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 。這個論斷確是一點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禎的運氣也實在太壞，承萬歷、天啟之后做了皇帝，內(nèi)部已腐敗不堪，東北的邊患又已經(jīng)養(yǎng)成，而且年年歲歲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災、蝗災。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馬懋才《備陳大饑疏》，把當時陜西的災情敘述得甚為詳細，就是現(xiàn)在讀起來，都覺得有點令人不寒而栗：
' 臣鄉(xiāng)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
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shù)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span>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shù)日后面目赤腫，內(nèi)發(fā)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shù)坑，每坑可容數(shù)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余，而數(shù)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有司束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zhuǎn)相逃則轉(zhuǎn)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
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饑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檔次之。' （見《明季北略》卷五）
這的確是很有歷史價值的文獻，很扼要地說明了明末的所謂' 流寇' 的起源，同隸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先后起來了的。
饑荒誠然是嚴重，但也并不是沒有方法救濟。饑荒之極，流而為盜，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餓死、鋌而走險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餓死、足有誨盜的物資積蓄著。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損有余以補不足，盡可以用人力來和天災抗衡，然而卻是' 有司束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這一句話已經(jīng)足夠說明：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這層在崇禎帝自己也很明白，崇禎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說得多么痛切呀：' ……張官設(shè)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mào)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jīng)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xiāng)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這雖不是崇禎帝自己的手筆，但總是經(jīng)過他認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義下才敢于有這樣的文章。文章的確是很好的。但對于當時政治的腐敗認識得既已如此明了，為什么不加以徹底的改革呢？要說是沒有人想出辦法來吧，其實就在這下《罪己詔》的前一年（崇禎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
《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琎搜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進，實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圣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讯鴾伢w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span>
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為李璉，言'李璉者，江南武生也，上書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 ，大學士錢士升加以駁斥。這位武生其實倒是很有政治的頭腦，可惜他所上的'書' 全文不可見，照錢士升的駁議看來，明顯地他恨' 富者兼并小民' ，而'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
這見解倒是十分正確的，但當時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錢士升。錢受'切責' 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爾選為他抗辯，認為' 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他所代的'天下' 豈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請的' 命' 豈不只是富者的命嗎？已經(jīng)亡了國了，而撰述《明李北略》與《明亡還略》的人，依然也還是同情錢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們這一片同情，連帶著使李武生的言論還能有這少許的保存，直到現(xiàn)在。
'搜括臣宰' 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書，或者不僅限于' 助餉' 吧。因為既言到兵與荒，則除足兵之外尚須救荒。災民得救，兵食有著，' 寇亂' 決不會蔓延。結(jié)合明朝全力以對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慘劇也決不會出現(xiàn)了。
然而大學士駁斥，大皇帝擱置，小武生僅落得保全首領(lǐng)而已?？闯绲? 切責士升' ，淺識者或許會以為他很有志于采納李武生的進言，但其實做皇帝的也不過采取的另一種'要譽' 方式，'放之已足' 而已。
崇禎帝，公平地評判起來，實在是一位十分'汲汲' 的'要譽'專家。他是最愛下《罪己詔》的，也時時愛鬧減膳、撤樂的玩藝。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皇庫扃鑰如故，其' 舊有鎮(zhèn)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十兩，鐫有永樂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
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這樣大的積余，如能為天下富家先，施發(fā)出來助賑、助餉，盡可以少下兩次《罪己詔》，少減兩次御膳，少撤兩次天樂，也不至于鬧出悲劇來了。然而畢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庫出錢困難，不容情的天災卻又好像有意開玩笑的一樣，執(zhí)拗地和要譽者調(diào)皮。
所謂'流寇' ，是以旱災為近因而發(fā)生的，在崇禎元二年間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張獻忠執(zhí)牛耳的時代，已經(jīng)有了十年的歷史。
'流寇' 都是鋌而走險的饑民，這些沒有受過訓練的烏合之眾，在初，當然抵不過官兵，就在奸淫擄掠、焚燒殘殺的一點上比起當時的官兵來更是大有愧色的。
十六年，當李、張已經(jīng)勢成燎原的時候，崇禎帝不時召對群臣，馬世奇的《廷對》最有意思：' 今闖、獻并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于楊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壘。再苦于宋一鶴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 剿兵安民’ 為辭。一時愚民被欺，望風投降。而賊又為散財賑貧，發(fā)粟賑饑，以結(jié)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著，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撫鎮(zhèn)將約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北略》卷十九）
這也實在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歷史文獻，《明史·馬世奇?zhèn)鳌肪拱阉囊c刪削了。當時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當時的民間卻是在望寇' 剿兵'。在這剿的比賽上，起初寇是剿不過兵的，然而有一點占了絕對的優(yōu)勢，便是寇比兵多，事實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經(jīng)過當中，殺了不少的寇，但卻增加了無數(shù)的寇。
寇在比剿中也漸漸受到了訓練，無論是在戰(zhàn)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刮，寇家在散財發(fā)粟，戰(zhàn)斗力也漸漸優(yōu)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來喊' 收拾人心' ，其實已經(jīng)遲了，而遲到了這時，卻依然沒有從事' 收拾'。
李自成的為人，在本質(zhì)上和張獻忠不大相同，就是官書的《明史》都稱贊他' 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他很能收攬民心，禮賢下士，而又能敢作敢為的那一貫作風，和劉邦、朱元璋輩起于草澤的英雄們比較起來，很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氣概。
自然，也是艱難玉成了李自成。他在初發(fā)難的十幾年間，只是高迎祥部下的一支別動隊而已。時勝時敗，連企圖自殺都有過好幾次。特別在崇禎十一二年間是他最危厄的時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來了一個轉(zhuǎn)機，從此一帆風順，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幾乎完成了他的大順朝的統(tǒng)治。
這一個轉(zhuǎn)機也是由于大災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敗于梓潼之后，僅偕十八騎潰圍而出，潛伏于商洛山中。這時張獻忠已投降于熊文燦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張獻忠回復舊態(tài)，自成趕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險些兒遭了張的暗算，弄得一個人騎著騾子逃脫了。接著自成又被官兵圍困在巴西魚腹諸山中，逼得幾乎上吊。但他依然從重圍中輕騎逃出，經(jīng)過鄖縣、均縣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這已經(jīng)是十三年的事。這時，河南繼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來一次蝗旱，鬧到' 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并起' 。但你要說真的沒有米谷嗎？假使是那樣，那就沒有' 土寇' 了。
' 土寇' 之所以并起，是因為沒有金錢去掉換高貴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餓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換而已。——' 斛谷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shù)萬' （《明史·李自成傳》），就這樣李自成便又死灰復燃了。
這兒是李自成勢力上的一個轉(zhuǎn)機，而在作風上也來了一個劃時期的改變。崇禎十三年后的李自成與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與其他'流寇'首領(lǐng)們也大有懸異。上引馬世奇的《廷對》，是絕好的證明。勢力的轉(zhuǎn)變固由于多數(shù)饑民之參加，而作風的轉(zhuǎn)變在各種史籍上是認為由于一位'杞縣舉人李信' 的參加。
這個人在《李自成傳》和其他的文獻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態(tài)度被敘述著的，想來不必一定是因為他是讀書人吧。同樣的讀書人跟著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卻沒有受到同樣的同情。我現(xiàn)在且把《李自成傳》上所附見的李信入伙的事跡摘錄在下邊：
“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日：‘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
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為主謀。潛歸，事泄，坐斬；已，得末減。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巖。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長三尺余。
上讖記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巖因說曰：‘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為減。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巖、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巖復造謠詞曰：‘ 迎闖王，不納糧’ ，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眾?！?/span>
這節(jié)文字敘述在十三年與十四年之間，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約認為李巖、牛金星、宋獻策之歸自成是同在十三年?！睹魍鍪雎浴返淖髡咭餐艘娊?，此書或許即為《明史》所本。
'當是時（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饑民多從自成。舉人李信、牛金星皆歸焉。金星薦卜者宋獻策陳圖讖言’ 十八子當主神器’。李信因說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悅，為更名曰巖，甚信任之。'
然而，牛、宋歸自成其實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識》和《明季北略》，敘述得較為詳細?！读一市∽R》是這樣敘述著的：' （十四年）四月，……自成屯盧氏。盧氏舉人牛金星迎降。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首陳留讖云：‘十八孩兒兌上坐，當從陜西起兵以得天下’ 。自成大喜，奉為軍師。'
《明季北略》敘述得更詳細，卷十七《牛宋降自成》條下云：
“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盧氏縣貢生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李巖薦其有計略，金星遂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蛟疲骸鹦翘靻⒍∶e人，與巖同年，故薦之’。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為將軍，又薦術(shù)士宋獻策。
獻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數(shù)。初見自成，袖出一數(shù)進曰：‘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獻策面狹而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為宋孩兒。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shù)學。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貢顧君恩等亦歸自成，賊之羽翼益眾矣?！?/span>
牛、宋歸自成之年月與《烈皇小識》所述同，宋出牛薦，牛出李薦，則李之入伙自當在宋之前。惟關(guān)于李巖入伙，《北略》敘在崇禎十年，未免為時過早。
李巖，開封府杞縣人，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
弟牟，庠土。父某，進士。世稱巖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義。
時頻年旱饑，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巖進言，希望宋暫休征比，設(shè)法賑給。宋令曰：“楊閣部（按指兵部楊嗣昌）飛檄雨下，若不征比，將何以應？至于賑濟饑民，本縣錢糧匾乏，止有分派富戶耳？”
巖退，捐米二百余石。無賴于聞之，遂糾眾數(shù)十人嘩于富室，引李公子為例。不從，輒焚掠。有力者讓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悅巖，即發(fā)牒傳諭：“ 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眾要挾。如違，即系亂民，嚴拿究罪?！?/span>
饑民擊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共掠?！彼瘟罴毖麕r議。巖曰：“速諭暫免征催，并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猶可及止也?！彼螐闹?。
眾曰：“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耳。”宋聞之而懼，謂若發(fā)粟市恩，以致眾叛，倘異日復至，其奈之何？遂申報按察司云：“舉人李巖謀為不軌，私散家財，買眾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肿搪麥蕡D，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span>
按察司據(jù)縣申文撫按，即批宋密拿李巖監(jiān)禁，毋得輕縱。宋遂拘李巖下獄。
百姓共怒曰：“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群赴縣殺宋，劫巖出獄。重犯具釋，倉庫一空。巖謂眾曰：“汝等救我，誠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眾從之。巖遣弟牟率家先行，隨一炬而去。
巖走自成，即勸假行仁義，禁兵淫殺，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巖復薦同年牛金星，歸者甚眾，自成兵勢益強。巖遣黨偽為商賈，廣布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帥，不殺不掠，又不納根。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
予幼時聞賊信急，咸云：“李公子亂” ，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為李巖也。故詳志之。
無疑，李巖早就是同情于'流寇' 的人。
李巖本人雖然有'好施尚義' 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樣明了的事實。你看，紅娘子那樣愛他，'強委身焉' 了，而他終竟脫逃了，不是他在初還不肯甘心放下他舉人公子的身分的證據(jù)嗎？他在指斥官吏，責罵豪家，要求縣令暫停征比，開倉賑饑，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書搜括助餉的主張要溫和得多。
崇禎御宇已經(jīng)十三年了，天天都說在勵精圖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樣糊涂的縣令，那樣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認真在'公忠體國' 的好人和無數(shù)殘喘僅存的饑民都逼成了' 匪賊'。這還不夠說明崇禎究竟是怎樣勵精圖治的嗎？
這不過是整個明末社會的一個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統(tǒng)治之當?shù)妙嵏?，崇禎帝實在不能說毫無責任。
但李巖終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農(nóng)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這兒是有歷史的必然性。因為既有大批饑餓農(nóng)民參加了，作風自然不能不改變，但也有點所謂云龍風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認的。當時的' 流寇' 領(lǐng)袖并不只自成一人，李巖不投奔張獻忠、羅汝才之流，而卻歸服自成，倒不一定如《剿闖小史》托辭于李巖所說的' 今闖王強盛，現(xiàn)在本省鄰府' 的原故?！侗甭浴肪矶龜⒂幸欢巍独顜r歸自成》時的對話，雖然有點像舊戲中的科白，想亦不盡子虛。
巖初見自成，自成禮之。
巖曰：“久欽帳下宏猷，巖恨謁見之晚。” 自成曰：“草莽無知，自慚菲德，乃承不遠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巖曰：“將軍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謹率眾數(shù)千，愿效前驅(qū)?！弊猿稍唬骸白阆慢埢Ⅷ欗w，英雄偉略，必能與孤共圖義舉，創(chuàng)業(yè)開基者也?！彼煜嗟蒙鯕g。
二李相見，大有英雄識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雖然在辭句間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飾，而兩人都有知人之明，在巖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卻真乃如魚得水，倒也并非違背事實。
在李巖入伙之后，接著便有牛金星、宋獻策、劉宗敏、顧君恩等的參加，這幾位都是闖王部下的要角。從此設(shè)官分治，守土不流，氣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劃自不會都出于李巖，但，李巖總不失為一個觸媒，一個引線，一個黃金臺上的郭隗吧。
李巖既與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雖然是舉人，而所任的卻是武職。他被任為'制將軍'。史家說他'有文武才' ，倒似乎確是事實。他究竟立過些什么軍功，打過些什么得意的硬戰(zhàn)，史籍上沒有記載。但他對于宣傳工作做得特別高妙，把軍事與人民打成了一片，卻是有筆共書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間雖然也有過幾次大戰(zhàn)，如圍開封、破潼關(guān)幾役，但大抵都是' 所至風靡'?？芍顜r的收攬民意，瓦解官兵的宣傳，千真萬確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過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巖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視。牛本李巖所薦引，被拜為'大佑閣大學士' ，官居丞相之職，金星所薦引的宋獻策被倚為'開國大軍師' ，又所薦引的劉宗敏任一品的權(quán)將軍，而李巖的制將軍，只是二品?？催@待遇顯然是有親有疏的。
關(guān)于劉宗敏的來歷有種種說法，據(jù)上引《北略》認為是牛金星的'故知' ，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引薦。而《明史。李自成傳》卻以為：' 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 ，其歸附在牛、李之前。自成被圍于巴西魚腹山中時，二人曾共患難，竟至殺妻相從。
但《明史》恐怕是錯誤了的?！侗甭浴肪砦濉独钭猿善稹窏l下引：“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與衙卒李固，鐵冶劉敏政結(jié)好，暴于鄉(xiāng)里。后隨眾作賊，其兵嘗云：我王原是個打鐵的。”
以劉宗敏為鍛工，恐怕就是由于有這位“鐵冶劉敏政”而致誤（假如《北略》不是訛字）。因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誤會的。
劉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員驍將，位階既崇，兵權(quán)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跡看來，自成對于他的依賴是不亞于牛金星的。
文臣以牛金星為首，武臣以劉宗敏為首，他們可以說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終競誤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這兩位巨頭。
自成善騎射，既百發(fā)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實地經(jīng)驗中也獲得了相當優(yōu)秀的戰(zhàn)術(shù)?！睹魇贰贩Q贊他'善攻' ，當然不會是阿諛了。他的軍法也很嚴。例如：'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綿?！?軍止，即出校騎射。日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甚至'馬騰入田苗者斬之' （《明史·李自成傳》）。
真可以說是極端的紀律之師。別的書上也說：'軍令有犯淫劫者立時梟碟，或割掌，或割勢' （《甲申傳信錄》），嚴格的程度的確是很可觀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夠身體力行。他不好色，不飲酒，不貪財利，而且十分樸素。當他進北京的時候，是'氈笠縹衣，乘烏駁馬' （《李自成傳》）；在京殿上朝見百官的時候，'戴尖頂白氈帽，藍布上馬衣，躡皮靴'（《北略》卷二十）。他親自領(lǐng)兵去抵御吳三桂和滿洲兵的時候，是' 絨帽藍布箭衣' （《甲申傳信錄》）；而在他已經(jīng)稱帝，退出北京的時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黃蓋' （《北略》）。
這雖然僅是四十天以內(nèi)的事，但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觀上的變化盡管是怎樣劇烈，而他的服裝卻絲毫也沒有變化。史稱他'與其下共甘苦' ，可見也并不是不實在的情形。最有趣的當他在崇禎九年還沒有十分得勢的時候，' 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曰：‘此吾故鄉(xiāng)也，勿虐我父老?！z之金，令修文廟' （《李自成傳》）。十六年占領(lǐng)了西安，他自己還是' 每三日親赴教場校射' 。這作風也實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夠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歸附，可見也決不是偶然的了。
在這樣的人物和作風之下，勢力自然會日見增加，而實現(xiàn)到天下無敵的地步。在十四、十五兩年間把河南、湖北幾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自成聽從了顧君恩的劃策，進窺關(guān)中，終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關(guān)，使孫傳庭陣亡了。轉(zhuǎn)瞬之間，全陜披靡。
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兩個月便打到北京，沒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這軍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風暴雨的力量。
自然，假如從整個的運動歷史來看，經(jīng)歷了十六七年才達到這最后的階段，要說難也未嘗不是難。但在達到這最后階段的突變上，有類于河堤決裂，系由積年累月的浸漸而潰迸，要說容易也實在顯得太容易了。
在過短的時期之內(nèi)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里去了。進了北京以后，自成便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夾降官，搜括贓款，嚴刑殺人。
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以為天下就已經(jīng)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guān)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guān)僅僅派了幾千兵去鎮(zhèn)守，而幾十萬的士兵卻屯積在京城里面享樂。
盡管平時的軍令是怎樣嚴，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時候，竟弄得劉將軍' 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 （《甲申傳信錄》）了。而且把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綁了來，追求三桂的愛姬陳圓圓，' 不得，拷掠酷甚' ；雖然得到了陳圓圓，而終于把吳三桂逼反了的，卻也就是這位劉將軍。這關(guān)系實在是并非淺鮮。
在過分的勝利陶醉當中，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李巖便是這其中的一個?！督岁J小史》是比較同情李巖的，對于李巖的動靜時有敘述。' 賊將二十余人皆領(lǐng)兵在京，橫行慘虐。惟制將軍李巖、弘將軍李牟兄弟二人，不喜聲色。部下兵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帶家丁三四十名跟隨，并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賊害者，聞其公明，往起稟，頗為申究。凡賊兵聞李將軍名，便稍收斂。巖每出私行，即訪問民間情弊，如遇冤屈必予安撫。每勸闖賊申禁將士，寬恤民力，以收人心。闖賊毫不介意。'
這所述的大概也是事實吧。最要緊的是他曾諫自成四事，《小史》敘述到，《北略》也有記載，內(nèi)容大抵相同，茲錄從《北略》。
'制將軍李巖上疏諫賊四事，其略曰：一、掃清大內(nèi)后，請主上退居公廠。俟工政府修茸灑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進）大內(nèi)。決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群臣演禮。
文官追贓，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污者發(fā)刑官嚴追，盡產(chǎn)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
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diào)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愿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吳鎮(zhèn)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吳鎮(zhèn)，許以侯封吳鎮(zhèn)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tǒng)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
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后兩項似乎特別重要，一是嚴肅軍紀的問題，一是用政略解決吳三桂的問題。他上書的旨趣似乎是針對著劉宗敏的態(tài)度而說。劉非刑官，而他的追贓也有些不分青紅皂白，雖然為整頓軍紀——'殺人無虛日' ，而軍紀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別是他綁吳襄而追求陳圓圓，拷掠酷甚的章法，實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后來失敗的大漏洞也就發(fā)生在這兒，足見李巖的見識究竟是有些過人的地方的。
《剿闖小史》還載有李巖入京后的幾段逸事，具體地表現(xiàn)他和牛、劉輩的作風確實是有些不同。第一件是他保護懿安太后的事。
'張?zhí)螅幽先?。聞先帝已崩，將自縊，賊眾已入。偽將軍李巖亦河南人，入宮見之，知是太后，戒眾不得侵犯。隨差賊兵同老宮人以肩輿送歸其母家。至是，又縊死。'
這張?zhí)髶?jù)《明史·后傳》，是河南祥符縣人，他是天啟帝的皇后，崇禎帝的皇嫂，所謂懿安后或懿安皇后的便是。她具有'嚴正' 的性格，與魏忠賢和客氏對立，崇禎得承大統(tǒng)也是出于她的力量。此外賀宿有《懿安后事略》，又紀昀有《明懿安皇后外傳》。目前手中無書，無從引證。
第二件是派兵護衛(wèi)劉理順的事：'中允劉理順，賊差令箭傳覓，閉門不應，具酒題詩。妻妾闔門殉節(jié)。少頃，賊兵持令箭至，數(shù)十人踵其門。 曰：‘此吾河南杞縣紳也，居鄉(xiāng)極善，里人無不沐其德者。 奉辛公子將令正來護衛(wèi)，以報厚德。不料早已全家盡節(jié)矣。’ 乃下馬羅拜，痛哭而去。'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河南有恩生官周某，與同鄉(xiāng)范孝廉兒女姻家。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選，日久資斧罄然。值賊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郁郁成疾。及城陷駕崩，聞姻家周某以寶物賄王旗鼓求選偽職，孝廉遂憤悶而死。其子以窮不能殯殮，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親事。賊將制將軍李巖緝知，縛周某于營房，拷打三日而死。' 這樣的事是不會上正史的，然毫無疑問決不會是虛構(gòu)。
看來李巖也是在'拷打' 人，但他所'拷打' 的是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以斂錢為目的。
他和軍師宋獻策的見解比較要接近些?！缎∈贰酚幸欢嗡巍⒗顑扇似吩u明政和佛教的話極有意思，足以考見他們兩人的思想：
'偽軍師宋矮子同制將軍李巖私步長安門外，見先帝樞前有二僧人在旁誦經(jīng)，我明舊臣選偽職者皆錦衣跨馬，呵道經(jīng)過。巖謂宋曰：‘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
宋曰：‘波等紗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輩也?！?nbsp;
巖曰：‘明朝選士，由鄉(xiāng)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后觀政候選，可謂嚴格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能多見也？’
宋曰：‘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循資格。是以國破君亡，鮮見忠義。滿朝公卿誰不享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皆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日：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舊任老臣又日：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自家掙來的，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漫不相關(guān)也?？梢娙绱擞萌耍伙@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效，不亦愚哉！其間更有權(quán)勢之家，循情而進者，養(yǎng)成驕慢，一味貪癡，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從夤緣而進者，既費白鏹，思權(quán)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義？此邇來取士之大弊也。當事者若能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幸位，而野無遺賢矣?！?nbsp;
巖曰：‘適見僧人敬禮舊主，足見其良心不泯，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欽？’
宋曰：‘釋氏本夷狄之裔，異端之教，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術(shù)，乃至學土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偶有憤激，則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剎之區(qū)，悉為藏奸納叛之藪。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異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風，莫此為甚！若說誦經(jīng)有益，則兵臨城下之時，何不誦經(jīng)退敵？若云禮懺有功，則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禮懺延年？此釋教之荒謬無稽，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當人其人而火其書，驅(qū)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財費，則國用自足而野無游民矣?！?/span>
巖大以為是，遂與宋成莫逆之交。'
當牛金星和宋企郊輩正在大考舉人的時候，而宋獻策、李巖兩人卻在反對制科。這些議論是不是稗官小說的作者所假托的，不得而知，但即使作為假托，而作者托之于獻策與李巖，至少在兩人的行事和主張上應該多少有些根據(jù)。
宋獻策這位策士雖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畫化了，說他像猴子，又說他像鬼。——'宋獻策面如猿猴' ，'宋獻策面狹而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為宋孩兒' ，俱見《北略》。通天文，解圖讖，寫得頗有點神出鬼沒，但其實這人是很有點道理的。
《甲申傳信錄》載有下列事項：' 甲申四月初一日，偽軍師宋獻策奏?！煜髴K烈，日色無光，亟應停刑。' 接著在初九日又載：' 是時闖就宗敏署議事，見偽署中三院，每夾百余人，有哀號者，有不能哀號者，慘不可狀。因問宗敏，凡追銀若干？宗敏以數(shù)對。闖日；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刑獄。此輩夾久，宜酌量放之。敏諾。次日諸將系者不論輸銀多寡，盡釋之。'
據(jù)這事看來，宋獻策明明是看不慣牛金星、劉宗敏諸人的行動，故而一方面私作譏評，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為進言的方便。他的作為陰陽家的姿態(tài)出現(xiàn)，怕也只是一種煙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剛愎自用的人，他對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寬大。在未入北京前，諸王歸順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與后也得到禮殯，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遭殺戮。當他入宮時，看見長公主被崇禎砍得半死，悶倒在地，還曾嘆息說道： '上太忍，令扶還本宮調(diào)理' 。
他很能納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還是民主式的合議制?！侗甭浴肪矶d：' 內(nèi)官降賊者自宮中出，皆云，李賊雖為首，然總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眾共謀之。' 這確是很重要的一項史料。
據(jù)此我們可以知道，后來李自成的失敗，自成自己實在不能負專責，而牛金星和劉宗敏倒要負差不多全部的責任。
像吳三桂那樣標準的機會主義者，初對自成本有歸順之心，只是尚在躊躇觀望而已。這差不多是為一般的史家所公認的事。假使李巖的諫言被采納，先給其父子以高爵厚祿，而不是劉宗敏式的敲索綁票，三桂諒不至于'為紅顏' 而'沖冠一怒'。
即使對于吳三桂要不客氣，像劉宗敏那樣的一等大將應該親領(lǐng)人馬去鎮(zhèn)守山海關(guān)，以防三桂的叛變和清朝的侵襲，而把追贓的事讓給刑官去干也盡可以勝任了。然而事實卻恰得其反。防山海關(guān)的只有幾千人，龐大的人馬都在京城里享樂。起初派去和吳三桂接觸的是降將唐通，更不免有點類似兒戲。
就這樣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個月，到吳三桂已經(jīng)降清，并誘引清兵入關(guān)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親自出征，倉惶而去，倉惶而敗，倉惶而返。而在這期間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樣的生活呢？'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nèi)閣字，玉帶藍袍圓領(lǐng)，往來拜客，遍請同鄉(xiāng)' ，太平宰相的風度儼然矣。
自成以四月十九日親征，二十六日敗歸，二十九日離開北京，首途向西安進發(fā)。后面卻被吳三桂緊緊的追著，一敗于定州，再敗于真定，損兵折將，連自成自己也帶了箭傷。這時，河南州縣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復了，而悲劇人物李巖，也到了他完成悲劇的時候。
'李巖者，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諾將議，巖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xiāng)，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得非巖乎？’ 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賊眾俱解體。' （《明史·李自成傳》）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闖小史》都同樣敘述到這件事。唯后二種言李巖與李牟兄弟二人同時被殺，而在二李被殺之后，還說到宋獻策和劉宗敏的反應。
'宋獻策素善李巖，遂往見劉宗敏，以辭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無一箭功，敢擅殺兩大將，須誅之?！?由是自成將相離心，獻策他往，宗敏率眾赴河南。' （《北略》卷二十三）
真正是呈現(xiàn)出了'解體' 的形勢。李巖與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出入，在此不愿涉及。獻策與宗敏，后為清兵所擒，遭了殺戮。自成雖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二年二月潼關(guān)失守，于是又恢復了從前'流寇' 的姿態(tài)，竄入河南湖北，為清兵所窮追，竟于九月犧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宮山，死時年僅三十九歲（1606-1645）。余部歸降何騰蛟，加入了南明抗清的隊伍。牛金星不知所終。
這無論怎么說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的主人，而從李巖方面來看，悲劇的意義尤其深刻。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巖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于吳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籠絡(luò)政策，清人斷不至于那樣快的便入了關(guān)。
又假使李巖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xiàn)，以李巖的深得人心，必能獨當一面，把農(nóng)民解放的戰(zhàn)斗轉(zhuǎn)化而為種族之間的戰(zhàn)爭。假使形成了那樣的局勢，清兵在第二年決不敢輕易冒險去攻潼關(guān)，而在潼關(guān)失守之后也決不敢那樣勞師窮追，使自成陷于絕地。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種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間為清朝所宰治的命運了嗎？
就這樣，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種族的悲劇，這意義不能說是不夠深刻的。
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tǒng)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農(nóng)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zhì)，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 德政' ，可以說是斷無例外。然而對于李巖們的誅戮卻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巖真有背叛的舉動，或擬投南明，或擬投清廷，那殺之也無可惜，但就是讒害他的牛金星也不過說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實在是殺得沒有道理。但這責任與其讓李自成來負，毋寧是應該讓賣友的丞相牛金星來負。
三百年了，種族的遺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當事者的功罪早是應該明白判斷的時候。從種族的立場上來說，崇禎帝和牛金星所犯的過失最大，他們都可以說是兩位種族的罪人。
而李巖的悲劇是永遠值得回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