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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考（696）
吳紹學
2018年1月3日第1期《書法報》推出了新年第一臺書法批評大戲——“張繼書法作品集評”。張繼先生是當代隸書創(chuàng)作的標桿式人物，參與集評的楊吉平、周德聰、亓漢友也是當下知名的書法評論家，由于這些人物在當下書壇的身份和影響，使得這次批評顯出某些不同尋常的意義。
當今書壇，對批評敏感、“批評難”是大家共同的感受，也是亟需改變的一大弊端。曹寶麟先生在微信朋友圈“發(fā)聲”，而且是“毫不隱諱”地批評張繼先生，網(wǎng)絡上也有一些對曹先生進行攻擊的言論，無論如何，在大家都世故地習慣于“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當下，我們應當為曹寶麟先生的這種勇氣和直言點贊，書壇批評失語破冰，需要有一記重錘砸下去。藝術批評可以有不同的觀念、立場和見解，只要不是挾私泄憤、人身攻擊，批評家說得對或錯都值得被批評者所珍重。
就藝術家和作品本身來講，張繼先生的作品是不是“比二十年前寫得還差，已走下坡路”，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筆者觀楊、周、亓三位先生的評論，確實不乏諍言灼見。如楊吉平先生的批評一向比較辛辣，他指出張繼先生全國第四屆青年展的作品不僅與全國第八屆中青展作品的“正文內容完全一致”，甚至連落款都“居然與2000年全國第八屆中青展作品的內容一字不差”，這是事實。他還直言張繼先生的作品“其運筆之收斂、情感之克制給觀賞者的壓抑感令人難以承受”，也頗見楊先生批評的個性和風格。
作為書壇名家，張繼先生應該警惕并防止藝術的慣性、惰性、重復和程式化。但這是否“說明如果不是張繼先生記憶力超群便是其黔驢技窮”“僅從這一點便可以得出結論，張繼充其量是個寫手而不是書法家”，我覺得不宜武斷地作出結論，我們不能僅僅因為他寫了一件和多年前內容重復的作品就一葉障目，斷定他“充其量是個寫手而不是書法家”。當然，楊吉平先生也肯定了張繼先生“全國第四屆青年展的作品與全國第八屆中青展的作品相比，線條顯得厚重了許多，包括落款也比原來飽滿渾厚”，還是比較客觀的。
周德聰和亓漢友先生的文字似乎褒多些，如周德聰先生評價張繼先生“近三十年來，他在隸書一系中摸爬滾打，由臨仿漢隸簡牘到漸次形成自己的藝術語言”“隸書有著十分明顯的辨識度”，并且從本體上分析筆法、解析結構，肯定其“近期的隸書與2000年以前的隸書相較，明顯看出他在求變，無論是用筆的輕重與鋪排，筆勢的走向與線形，個中都增加了許多矛盾對立因素”“張繼的隸書有著十分明顯的辨識度，堅持下去或可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等。亓漢友先生以字例對比分析了張繼先生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和成熟軌跡”及筆法、結體與風格等特點，和楊吉平先生分析張繼的隸書“左低右高、左窄右寬、左小右大”的特點，周德聰先生評其字“有的甚至出現(xiàn)楔形”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當然，這也從另一面反過來證明了張繼先生隸書的“辨識度”。
周德聰先生也提醒張繼先生要警惕“如何避免因其刻意裝飾所形成的某種程式并進而結殼。我以為，張繼的隸書已然有美術化的傾向，盡管很美，亦或趨媚”，這其實和楊吉平先生說的“張繼的書法卻離自然越來越遠”是一個意思，個人以為，這也是張繼先生在以后的藝術追求中需要注意或克服的問題。亓漢友先生在分析張繼隸書的筆法、字法和風格后，認為張繼先生的隸書雖然呈現(xiàn)“大方、簡潔、率然、明快的沖和簡約風格”“但比較李叔同的簡約書法，張繼先生這種簡約隸書似乎少了一些厚重和內容”。能夠和李叔同這樣的一代大師相比，這也是一種很高的期許了！
總的來看，“張繼書法作品集評”立足作品，有的放矢，避免了凌空蹈虛，漫無目的，大而無當，或者隔靴搔癢，蜻蜓點水，批評趨于理性平和，對張繼先生也不乏中肯的提醒建議甚至寄予了較高的厚望，張繼先生不管認不認同、接不接受，至少不應懷有敵意。其實以一兩幅作品來評價一位當代隸書名家本身就是不夠的、不全面的，而且藝術沒有一言堂，也不是哪個名家說了就算。但它至少可以看作是一面鏡子，照見某些東西，一個善于自悟的書家，不管是從正面還是反面，當會從中找到對自己有益的東西。
我不認為張繼先生“在曹寶麟先生發(fā)表第六屆蘭亭獎評審感言后，我們沒有看到張繼的公開表態(tài)”就一定是“默認或默許”“反對或鄙視”，也許他有他對問題的看法和處事方式。但作為批評本身來講，開展正常、積極、健康、有效的批評，除了批評家要有品格、見識和敢于直言，還需要書家有樂于接受批評的胸懷、雅量和勇氣，只要每個書法家和作者都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態(tài)度，善于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以正確的態(tài)度面對批評，而我們的批評家都敢于仗義執(zhí)言，激濁揚清，書法批評的環(huán)境就會越來越好，我們期待書法批評的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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