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大學設一個“家長”專業(yè),它該上些什么課? 教育學、兒童心理學,嗯,還得加上體能訓練。 還有呢? 下面這個在大學里從事嚴謹科學研究的媽媽給出了她的想法,她認為是:統(tǒng)計學。 她說:“統(tǒng)計學蘊含著一套世界觀和價值觀,我很慶幸自己一直受其影響。對我個人而言,統(tǒng)計學最具啟發(fā)性的觀點就在于——整個世界建立在不確定性的基礎上。” 而你知道人類“焦慮”的來源是什么嗎?焦慮來自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 一個小孩子的未來是有極大不確定性的,所以當家長的很容易焦慮。類似“小時偷針,大時偷金”的擔憂,層出不窮。 統(tǒng)計學告訴你,你是不可能消滅不確定性的,但你有辦法消滅一些恐懼,讓你和孩子都能更坦然些活在當下,享受我們值得享受的生活。 這個年代,家長們的焦慮早就遍地開花,一波高過一波。常常被一個帖子搞得心神不寧,自己錯代進入情節(jié),又開始一波一波焦慮的討論。 焦慮的情緒,一旦被煽動起來,很容易越來越焦慮。跳出焦慮怪圈的唯一途徑,就是父母自我提升和自我學習,而不是給孩子施加壓力。如果父母期望通過孩子學習成績提高來減緩自己的焦慮,那絕對是顛倒黑白。 學好統(tǒng)計學,根治父母的焦慮。 我不清楚當初是誰把英文regression翻譯成了中文“回歸”。統(tǒng)計中的regression起初來源于Galton關于大豆的實驗。他發(fā)現,大豆子傾向于生產出比自己小的后代,而小豆子傾向于生產出比自己大的后代。也就是說,下一代豆子的高度,會向平均值靠近,而不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Galton把這個現象命名為regression。 自然界一切可以測量的現象(比如父母所關心的孩子身高、智商、記憶力、關注度等)都有一個平均值,所謂regression就是“回到平均值”。按照統(tǒng)計學的觀點,高智商父母生出的下一代,平均智商應該比父母輩低一些,低智商父母生出的下一代,平均智商比父母輩高一些,極端值往平均值回歸。 “回到最初狀態(tài)”與“回到平均值”這二者的差異,想必本文的讀者都能夠明白。我相信統(tǒng)計學,所以根本不會擔心高智商程序員的后代的智商平均值依舊碾壓我這種人后代的智商平均值,他們的孩子應該低下來,我們的孩子應該高上去!這才是科學的觀察結果。 我們看到姚明父母個子很高,姚明的身高甚至超過了父母身高。這個個案的觀察當然成立,但它不足以推翻上文所談的回歸趨勢,因為Galton談的是一代人。 姚明父母都是運動員出身,他們運動隊里的所有隊員的后代,其平均身高要低于父母輩的平均身高。如果把觀察樣本擴大到國家隊、省隊、市隊的籃球運動員,那么回歸現象會更明顯。所以,姚明也許是“籃球二代”里身高最高的一位,但是“籃球二代”整個群體的平均身高會逐漸低于父母輩的平均身高。 統(tǒng)計學談的是群體表現,而非個體現象,所以,我一直談的都是“群體的平均值”。當然要承認很有可能出現極端值,姚明就是一個極端值,然而極端值的出現充滿了不確定性,與其規(guī)劃后代的身高怎樣才能超越自己,不如先想一想,萬一用盡了所有手段,孩子的身高依然比自己低,父母最好還是接受現實吧,何苦跟不確定性較勁。 反過來想,正因為大自然里存在著regression這個規(guī)律,人類社會才能穩(wěn)定存在,否則,富人的后代越來越富,窮人的后代越來越窮;高智商父母的后代越來越聰明,低智商父母的后代越來越笨;高個子父母生下的孩子越來越高,低個子父母生下的孩子越來越矮……這樣的世界,總有一天要被摧毀。每念及此,我就格外佩服大自然的奇妙。 再多余一句,如果真想生出高智商孩子,那么最可靠的途徑就是多生。高智商父母生一個孩子,低智商父母生六七八個孩子,其中智商最高的那一個,大概率上講,會高出高智商父母的獨苗的智商。因此,較之比拼父母智商,多生才是更符合科學規(guī)律的那條路徑。 至于智商跟學習成績、事業(yè)成就、家庭幸福之間的關系,那就是另外的問題了。 父母的另一重焦慮來源,源自自己孩子跟“別人家的孩子”比較之后產生的失望。父母的眼光經常盯著某個群體里的極端值,最高分、最聰明、反應最快、跑步最快……,把極端值的表現夸大為整個群體的表現,然后拿自家普通孩子跟極端值比較,這當然容易產生焦慮了。 蘋果跟蘋果比,香蕉跟香蕉比。普通孩子跟普通孩子比,總拿著天才兒童當自己孩子的榜樣,在激發(fā)自己孩子的崇拜和奮斗精神的同時,也可能激發(fā)自己孩子的挫敗感和無力感。有些天才的智商和運氣就是用來碾壓眾人的,普通孩子大大方方承認自己與天才的差距,符合實情,又不丟人。 機構需要“牛孩”的神話來證明自己培訓的有效性,“牛孩”是機構公關推廣活動的一張名片,越火爆的機構,建構的“牛孩”神話越多。所以,混在機構里的家長,少有淡定從容的;那些遠離機構的家長,更有可能淡定。 當然這里很可能存在下面的關系:正因為父母淡定,所以才選擇了遠離機構;正因為父母好勝焦慮,所以才選擇了進入機構。我不覺得把一切責任推給機構就能解決父母的焦慮根源,有時候我們也需要反思自己能夠犧牲的到底是什么? 有朋友告訴我“珍愛生命,遠離牛孩”。我不想去分辨到底是真正牛還是被催熟的牛孩,這件事情毫無意義。我寧肯相信天賦的存在,我也羨慕天才人物,然而,我的孩子就是徘徊在平均值附近的普通孩子,所以,我自動屏蔽了牛孩傳說。 這個世界永遠不缺傳奇,聽到了看到了,我會祝賀牛孩,不過我們是不會去向牛孩學習的,反正學也學不來,蘋果終究沒法跟香蕉比。 每次考試,貌似都會加深父母的焦慮:這個單元的知識點怎么掌握得不透徹???你看你,這次測驗的成績怎么比上次低了好幾分? 如果把考試當成升學的途徑,通過考試而贏得優(yōu)質教育資源,我覺得在現實環(huán)境下,這種想法無可厚非。既然選擇了,那么就接受這套規(guī)則吧。選擇什么樣的升學路徑,那是家庭抉擇。 我想駁斥的,是另一種說法,即考試的目的是檢驗學生對于知識點的掌握程度,或測量學生的實際知識水平。 凡考試凡測量,皆屬于觀察。學生的實際知識水平應該在一個區(qū)間波動,每一次觀察值都大概率地落在這個區(qū)間內。雖然這一次測驗比上一次低了5分,但是同屬于正常區(qū)間,這兩次測驗的分數都是正常的。 換句話說,學生的實際知識水平很可能一直維持在同一個水準上(區(qū)間里),只是兩次測驗的觀測值出現了波動。 除了學生的實際知識水平之外,考試成績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運氣(考生剛好摸準了閱卷人的思路)、學生身體狀況、考場環(huán)境、考試當天天氣和交通狀況、心情等因素的影響,而且這些偶然性因素有時候影響后果驚人。如果對這些偶然因素視而不見,只是揪著學生的知識水平這個單一因素,父母很容易把自己的焦慮轉移成為給孩子施加過大壓力??傊?,90分和95分具體成績不同,然而學生的實際知識水平很可能是相同的。 我見過太多父母不滿意孩子托福只考了110,還想著下一次考到115+。(很慚愧地說,我考托福,也考不到110分這個水準。)其實,父母檢索一下自己理想中的學校的入學要求,官網明確規(guī)定托福標準往往只有90/100分。招生官也明白,115分學生的實際英文水平未必見得高過100分學生的水平,況且,學校招的是契合期望的理想學生,而不是英文好的學生。調高最低標準,只會導致學生們一個個通過刷題來摸索托福出題規(guī)律從而獲得高分,在這種情況下,高分并不意味著學生的英文水平獲得了本質提升,只是他們更能摸準出題人的套路。 (近年來,被國外學校錄取的學生的標化成績越來越高,所以家長會認為“我的孩子不考出高分就不能去理想學校了”?,F實中的確有這個趨勢,不過這個現象跟本文無關,以后有空再說。) 通常學??荚嚕蠋煏峁┤嗥骄煽兒腿喑煽兎植嫉拇笾聟^(qū)間,機構里測驗也會提供這兩個數據。利用這些數據,家長們能夠判斷出跟其他孩子比,自己孩子所處的位置,卻不能判斷自己孩子的實際知識水平。 跟別人比,更容易焦慮。因此我一直反感學校和機構搞成績排名這種做法。在現實環(huán)境下,想要做到跟自己過往成績比而不受他人成績的干擾,需要父母很強的定力??傊?,不要因為某一次成績降低而批評孩子,低分也許仍舊處于正常范圍之內呢。 其實,最困難的一環(huán)在于,每一個學生知識水平的區(qū)間到底有多大?超出了哪個范圍才能說孩子最近的知識水平提高/下降了?這個問題貌似沒法回答,我也沒有搞清楚自己孩子的區(qū)間邊界,我只是習慣了他每次考試讓我一驚一乍的成績。 統(tǒng)計學蘊含著一套世界觀和價值觀,我很慶幸自己一直受其影響。對我個人而言,統(tǒng)計學最具啟發(fā)性的觀點就在于——整個世界建立在不確定性的基礎上。所以我能接受意外、運氣、偶然性對我生活的影響,我很服氣極端個案的成就,可能我自己沒這份福氣吧。 我的努力,只是增加了生活按照我期望的方向前進的概率,但是并不意味著一定會實現我的目標。同樣的道理,讓孩子努力學習,增加了他以后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的可能性(實現這個目標也挺好),卻并不能百分百保證他日后一定會成功。 我也不會拿著首富沒有完成大學教育或者讀了一個很差的大學這種個案,來論證教育對個人成功并不重要,因為這里犯了選擇性觀察和過分概括化兩類錯誤。現代社會里,教育是個人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這里沒有百分百確定的結果。 我們努力過,嘗試過,欣賞一路上的風景,在確定性的范圍內一直不松懈,這就夠了。至于結果走向哪里,誰都無法準確預測,又何苦讓十年二十年后的美妙設想擾亂我們當下的生活呢? 所以,父母想陪讀就研究一下技巧,怎樣陪讀才能皆大歡喜;不想陪讀或者沒時間就算了,良心上過得去,孩子也歡迎學習時沒有了父母的嘮叨打擾,這也是皆大歡喜的結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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