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大順軍攻克北京，崇禎皇帝自盡。明宗室及遺留大臣輾轉向南走，他們和明朝留都南京一些文臣武將試圖擁立朱家王室藩王，重建明朝，然后揮師北上，恢復家國。當時的形勢下，如果南明朝廷中有一位略有才德之藩王，倘能夠吸取教訓，重用忠良，團結民眾，其以江淮以南半壁江山的支撐，即使不能一舉規(guī)復北方，也可能像宋朝一樣，劃江而治，使中華文明之正統(tǒng)血脈保留上百數十年，但能如此，則清朝八旗鐵騎，當不能蹂躪南方；再假以時日，其強弩之勢，必將為之減退，則中國歷史，當走上另一軌道；中華文明，當留一抹殘陽夕照，以照亮吾華今日之文明傳承道路。然而，南明之宗室諸王，長期飽食終日，腦滿腸肥，不思進取，竟無一人能夠運籌天下，凝聚天下仁人志士之心而成偏安之功。今且以南明建國后之幾次重要“反轉”機遇，以闡明朝之亡，實屬自尋亡路。

第一次機會：南明之初建，首先在擁立何人問題上發(fā)生爭議。時忠正之臣史可法主張擁立桂王朱常瀛，而錢謙益等東林黨人則以立賢為名擁潞王朱常淓，但最終福王朱由嵩在江北四鎮(zhèn)高杰、黃得功、劉良佐和劉澤清和鳳陽總督馬士英的支持下，成為最終的勝利者，建立弘光朝廷，史稱南明。福王政權以“聯虜平寇”為基本國策，謀求與清軍聯合以消滅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對于這一戰(zhàn)略選擇，我們且不予置評。關鍵是，當大順被清朝擊潰，多鐸移師南征，當此危急時刻，弘光政權內部竟然展開了激烈的黨爭，爆發(fā)太子一案，駐守武昌的左良玉不愿與李自成正面交戰(zhàn)，反而以“清君側”為名，順長江東下爭奪南明政權。馬士英被迫急調江北四鎮(zhèn)迎擊左軍，致使面對清軍的江淮防線陷入空虛。史可法時在揚州雖有督師之名，卻實無法調動四鎮(zhèn)之兵。一月之中，清軍破徐州，渡淮河，兵臨揚州城下。四月廿五，揚州城陷，史可法不屈遇害。隨后，清軍渡過長江，克鎮(zhèn)江。弘光帝出奔蕪湖。五月廿二朱由嵩被虜獲，弘光政權僅存世一年，即遭覆滅。

第二次機會：南京失陷后，又有杭州的潞王朱常淓（1645年）、撫州的益王朱慈炲（1645年）、福州的唐王朱聿鍵（1645—1646年）、紹興的魯王朱以海（1645—1653年）、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1645年）等政權先后建立，其中以魯、唐二王政權較有實力。這時清朝再次宣布薙發(fā)令，大江南北掀起了反薙發(fā)的抗清斗爭，清軍后方發(fā)生動亂，一時無力繼續(xù)南進。在這樣的有利形勢下，南明政權沒有借機取勢，趁機光復揚州和徐州等戰(zhàn)略要點，而內部卻再次發(fā)生黨派斗爭和地方勢力跋扈自雄，魯、唐二王政權甚至為爭奪正統(tǒng)地位而形同水火，各自為戰(zhàn)，所以當清軍再度南下時，先后為清軍所各個擊破。魯王在張煌言等保護下逃亡海上，在沿海一帶繼續(xù)抗清；唐王則被清軍俘殺。

第三次機會：11月，在廣州和肇慶又成立了兩個南明政權：唐王弟朱聿（1646年）稱帝于廣州，改明年為紹武元年；桂王朱由榔（1646—1662年）稱帝于肇慶，改元永歷。這兩個政權也不能團結，甚至大動干戈，互相攻伐。紹武政權僅存在40天就被清軍消滅。揭陽的益王朱由榛（1647年）、夔州的楚王朱容藩（1649年）稱監(jiān)國與桂王爭立。鄭成功也在南澳一度立淮王朱常清（1648年）為監(jiān)國，后廢。桂王在清軍進逼下逃入廣西。

第四次機會：正當南明政權接連覆亡，形勢萬分危急之際，大順農民軍余部出現在抗清斗爭最前線，挽救了危局。李自成亡后，余部分為二支，分別由郝搖旗、劉體純和李過、高一功率領，先后進入湖南，與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湖北巡撫堵胤錫聯合抗清。1647年，郝搖旗部護衛(wèi)逃來廣西的桂王居柳州，并出擊桂林。年底，大敗清軍于全州，進入湖南。次年，大順軍余部又同何騰蛟、瞿式耜的部隊一起，在湖南連連取得勝利，幾乎收復了湖南全境。這時，廣東、四川等地的抗清斗爭再起，清江西提督金聲桓、清廣東提督李成棟、清廣西巡撫耿精忠、清大同總兵姜鑲、清延安營參將王永強、清甘州副將米喇印先后反正回歸明朝，清軍后方的抗清力量也發(fā)動了廣泛的攻勢。一時間，永歷政權名義控制的區(qū)域擴大到了云南、貴州、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還包括北方山西、陜西、甘肅三省一部以及東南福建和浙江兩省的沿海島嶼，出現了南明時期第一次抗清斗爭的高潮。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永歷政權內部再次出現各派政治勢力互相攻訐，不能團結對敵，農民軍也備受排擠打擊的內訌局面，給了清軍以喘息之機。1649—1650年，何騰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戰(zhàn)役中被俘殺，清軍重新占領湖南、廣西；其他剛剛收復的失地也相繼丟掉。雖有李過之子李來亨等農民軍將領率部脫離南明政府，轉移到巴東荊襄地區(qū)組成夔東十三家軍，獨立抗清，但大明完滅之勢，已無日矣！

第五次機會：以孫可望為統(tǒng)帥的大西軍加入抗清一線，再次改變了局勢。1652年，南明永歷政權接受孫可望和李定國的聯合抗清建議，定都安龍。以大西軍余部為主體的南明軍對清軍展開了全面反擊。李定國率軍8萬東出湖南，取得靖州大捷，收復湖南大部；隨后南下廣西，取得桂林大捷，擊斃清定南王孔有德，收復廣西全??；然后又北上湖南取得衡陽大捷，擊斃清敬謹親王尼堪，天下震動。同時，劉文秀亦出擊四川，取得敘州大捷、停溪大捷，克復川南、川東。孫可望也親自率軍在湖南取得辰州大捷。東南沿海的張煌言、鄭成功等率領的抗清軍隊也乘機發(fā)動攻勢，接連取得江東橋大捷、崇武大捷、海澄大捷等一系列勝利，并接受了永歷封號。一時間，永歷政權名義控制的區(qū)域恢復到了云南、貴州、廣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兩省大部，廣東、江西、福建、湖北四省一部，出現了南明時期的第二次抗清高潮。然而，就在大明復國有望之時，永歷政權內部再次發(fā)生內部矛盾：孫可望嫉妒李定國桂林、衡州大捷之大功，逼走李定國，導致寶慶戰(zhàn)役重大失利；永歷十年（1656年），孫可望密謀篡位，再次引發(fā)南明內部一場內訌，李定國擁桂王至云南，次年大敗孫可望，孫可望勢窮降清。孫可望降清后，云貴虛實盡為清軍所知。永歷十二年（1658年）四月，清軍主力從湖南、四川、廣西三路進攻貴州。年底吳三桂攻入云南，經磨盤山血戰(zhàn)而使南明軍精銳損失殆盡。

歷史本也有情，因中華文明之久遠堅韌，是以能夠給本土政權以數次恢復之機；然亦因中華文明之權斗內訌之劣質傳統(tǒng)，是以雖有良機而難以把握；因中華文明土壤下所產生的鄭成功、張煌言、史可法、李定國等優(yōu)秀分子，南明政權得以茍延殘喘十八年；再因中央專制集權體制下培植的明王朝諸藩王之無能而失勢去國，殊不令人深思良嘆?？v觀歷代王朝之興衰，借鑒古今中外歷史發(fā)展大勢，必得以雄才偉略之領袖凝聚華夏之心，必得摒棄中華民族“勇于內斗、拙于御外”之劣質文化傳統(tǒng)，必得以健全的民主法制制衡集權之肆虐（即今“將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之提法），吾華才能于不久的將來再造輝煌，重建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