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過后無艇搭”，這句流行于廣東、香港等地的俗語，其意是要抓住機遇。

　　這句俗語的起源何在？我想，話中包含的三個因子可作分析路徑：首先這是粵語，蘇州話中沒有；二是產(chǎn)生于蘇州；三是艇也即小船。也就是說，一個在蘇州和搭船有關(guān)的廣東群體，催生出了這句俗語。

　　那么，什么時候廣東人在蘇州較多呢？看一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蘇州畫家徐揚畫的《姑蘇繁華圖》，可見蘇州閶門外，河里泊滿了貨船、客船、雜貨船、畫舫、木排、竹筏等等，近400只，其中有些大貨船顯然來自遠方。那時，蘇州閶門的船只通過婁江經(jīng)昆山可直達太倉劉家港，那是海江大碼頭，福建、廣東、天津等南來北往的貨船經(jīng)此地進入蘇州，到閶門外交易，山塘街、南濠街、上塘街一帶有許多外地商人的會館。

　　道光、咸豐時，蘇州人顧祿在《桐橋倚棹錄》卷十說：“山塘扇肆，多販于粵東之客，其葉產(chǎn)粵之新會城?！睆V東的葵葉，上等貨裝箱運來，普通貨打包運來；廣東的扇柄，工藝除上漆、雕刻外，有的還用翻黃竹、玳瑁、沙魚皮之類裝飾，頗具粵地風(fēng)尚。新會即今廣東省江門市下屬的一個區(qū)，當時還有一名產(chǎn)大紅柑，其皮是中藥陳皮的原料，吳門醫(yī)派常用、善用陳皮治病，處方有時特地寫明需用“廣陳皮”。蘇州還有商家專做蘇州特產(chǎn)陳皮蜜餞，開專店出售，許多原料都來自新會。顧祿講到陳皮時引用時人《詠吳中食物》詩：“酸甜滋味自分明，橘瓣剛來新會城。等是韓康籠內(nèi)物，戈家半夏許齊名?！边@是說新會陳皮和蘇州特色藥材戈家半夏一樣著名。

　　廣東葵扇商人在山塘橋東建有岡州會館，蘇州人俗稱“扇子會館”，其建筑至今猶存。蘇州一地消費不了這么多葵扇，山塘街是批零兼營的全國性貨物集散地，葵扇自此遠銷更大的市場，當然陳皮等也會在此地分銷。一些洋貨，還有廣東出產(chǎn)的琉璃燈，也由廣東商人運來蘇州，因此，《姑蘇繁華圖》上，有店家掛著“蘇廣雜貨，發(fā)客不誤”“川廣云貴雜貨老行”等招牌。有專家考證，江南人喜食甜品，食糖需求量大，大多來自廣東、臺灣，經(jīng)營者多為閩、粵商人。乾隆時，江南市場上的食糖三分之二來自廣東，有相當部分是從蘇州銷往北方。

　　《姑蘇繁華圖》上，閶門外的護城河，在上世紀80年代前是京杭大運河的關(guān)鍵河段，因為往西不到4公里就是楓橋鎮(zhèn)。唐代開始通過大運河進行漕運，蘇州既是漕運的重要中轉(zhuǎn)地，也是糧食集散地。明清時，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皇糧，多從楓橋鎮(zhèn)轉(zhuǎn)運京師，蘇州成為全國最大的米豆市場，在楓橋要采征數(shù)十萬乃至百萬石漕糧。楓橋興盛時有米店二百多家，唐伯虎有詩云，“金閶門外楓橋路，萬家燈火迷煙霧”（《姑蘇八詠》之六），人煙之稠密可以想見。

　　漕運船，無論國家還是民間所有，都由有關(guān)部門主管，清嘉慶時大約有4600艘。船夫有運丁，也叫漕夫、漕丁、船丁，還有雇傭的水手。他們遠道勞勤，寒暑露暴，晝夜不息，非常辛苦，但收入很低，生活困難，許多人沒法成家，蘇州人稱之為“光棍”（不含貶義）。還有一個問題是漕船北上，沿途有總押、分押等官“陋規(guī)饋送”，其外尚有種種額外索費，叫浮收勒索，漕船運糧成本加大。朝廷無力解決這個問題，只能出臺補償性措施，準許漕船在起運時，除裝載規(guī)定的皇糧外，還可帶貨到北方銷售，免稅，以所獲利潤補貼私人船家和漕夫，這些貨物叫做“土宜”，即土特產(chǎn)。明萬歷時每船運500石漕糧可帶60石土宜。清順治、康熙時期沿用明制，雍正七年，“加增四十石，共為百石”，乾隆年間增至126石，嘉慶四年，每艘重運漕船準帶南方貨物150石。回空船只每船可附載北方貨物60石，后增至180石。漕船上的船頭、舵工，可以各帶3石，運丁無論多少共分20石，其余百來石份額，應(yīng)該是屬于船主或官員們的福利了。

　　由于有利可圖，漕船“多有夾帶，私販貨物”，盡可能多搭貨物，包括“蘇杭的絲綢，廣東的粵繡及雕飾，湘繡，蜀錦，江西的瓷器，福建、安徽的茶葉以及各地的土特產(chǎn)、干鮮果品、手工藝制品等，還有南洋及海外的各種洋貨?！蓖烈瞬⒉恢惯@些，紙張、筆墨、糖、桐油，干果如桂圓，調(diào)味品如胡椒等，都搭載漕船紛紛北上。北方土特產(chǎn)如東北的人參、塞北的皮貨、北京的果脯、山西的煤炭，也跟著南回的漕船，進入江南市場。漕運成了南北貨物交流的大動脈，漕船停泊時，貨上貨下，人來人往，運河沿岸城市淮安、德州、臨清、通州、天津等，都因此而商業(yè)興盛。

　　當然也有民船北去貿(mào)易，但在運河里，漕船的地位甚至高于貢船，河道再擁擠也要確保漕船先走，在蘇州的廣東商人，自然會去楓橋找漕船載貨。艇，是一種輕便的小船，大型漕船后面往往配有小船。四五百石甚至更多的漕糧再加土宜，裝滿后，漕船載重約有四五十噸，吃水甚深，靠岸不容易，和岸上往來，一般用小船接駁，超過規(guī)定的土宜，也用小船甚至竹排裝載。

　　“蘇州過后無艇搭”，當時的含義就是蘇州有大量的漕船可供廣東人搭載貨物運往北方市場如天津、北京，過了蘇州，機會就比較少甚至沒有。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漕船須按時到達北京，若是沿路時走時停接收貨物就會延誤，因此廣東商人都爭取在蘇州這個大市場一次裝足。其次，若是在江南地區(qū)發(fā)賣土宜，路途短就利潤薄，因此漕船自蘇州起航后一路北上，無故不會停留。再次，蘇州市場發(fā)育比較成熟，商人有貨要搭漕船，可通過牙儈（商業(yè)中介）、會館“引裝客貨”，價格較為透明，且往往聯(lián)系熟悉的漕船，貨物較為安全。所以，廣東商人認為，要搭貨最好是在蘇州找船，過了蘇州就不合適了。

　　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起，漕糧逐漸由上海起運，開始了海運新時代。1860年前后，太平天國在江浙境內(nèi)激烈的戰(zhàn)爭，導(dǎo)致運河運輸中斷。戰(zhàn)后北方的大運河淤淺堵塞又日益嚴重，雖然江南大運河包括蘇州段還在使用，但河運漕糧的歷史謝幕了，在蘇州搭運貨物的廣東商人，轉(zhuǎn)到上海的新天地里去打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