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紅樓夢考證》

　　我在《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胡適文存》卷三，頁一八五－二四九）里，曾根據(jù)于《雪橋詩話》、《八旗文經(jīng)》、《熙朝雅頌集》三部書，考出下列的幾件事：

（1）曹雪芹名沾，不是曹寅的兒子，是曹寅的孫子。（頁 二一二）

（2）曹雪芹后來很貧窮，窮的很不像樣了。

（3）他是一個(gè)會作詩又會繪畫的人。

（4）他在那貧窮的境遇里，縱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騷的心境。（以上頁二一五－六）

（5）從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誠弟兄的關(guān)系上看來，我說 “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約一七六五）”。 又說“我們可以猜想雪芹……大約生于康熙未葉（約一七一五──一七二零）；當(dāng)他死時(shí)，約五十歲左右”。

我那時(shí)在各處搜求敦誠的《四松堂集》，因?yàn)槲抑馈端乃商眉防镆欢ㄓ嘘P(guān)于曹雪芹的材料。我雖然承認(rèn)楊鐘羲先生（《雪橋詩話》）確是根據(jù)《四松堂集》的，但我總覺得《雪橋詩話》是“轉(zhuǎn)手的證據(jù)”，不是“原手的證據(jù)”。不料上海北京兩處大索的結(jié)果，竟使我大失望。到了今年，我對于《四松堂集》，已是絕望了。 有一天，一家書店的夥計(jì)跑來說：“《四松堂詩集》找著了！”我非常高興，但是打開書來一看，原來是一部《四松草堂詩集》，不是《四松堂集》。又一天，陳肖莊先生告訴我說，他在一家書店里看見一部《四松堂集》。我說，“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罷？”陳先生回去一看，果然又錯(cuò)了。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從大學(xué)回家，看見門房里桌子上擺著一部退了色的藍(lán)布套的書，一張斑剝的舊書箋上題著“四松堂集”四個(gè)字！我己幾乎不信我的眼力了，連忙拿來打開一看，原來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寫本！這部寫本確是天地間唯一的孤本。因?yàn)檫@是當(dāng)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時(shí)的校改，刪削的記號。最重要的是這本子里有許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詩文，凡是已刻的，題上都印有一個(gè)“刻”字的戳子?？瘫疚词盏模}上都帖著一塊小紅箋。題下注的甲子，都被編書的人用白紙塊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疫@時(shí)候的高興，比我前年尋著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時(shí)的高興，還要加好幾倍了！

卷首有永(上奎下心)(也是清宗室里的詩人，有《神清室詩稿》)、劉大觀、紀(jì)昀的序，有敦誠的哥哥敦敏作的小傳。全書六冊，計(jì)詩兩冊，文兩冊，《鷦鷯庵筆(上鹿下主)》兩冊。《雪橋詩話》、《八旗文經(jīng)》、《熙朝雅頌集》所采的詩文都是從這里面選出來的。我在《考證》里引的那首“寄懷曹雪芹”，原文題下注一“沾”字，又“揚(yáng)州舊夢久已絕”一句，原本絕字作覺，下帖一箋條，注云：“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薄堆蛟娫挕氛f曹雪芹名沾，為楝亭通政孫，即是根據(jù)于這兩條注的。又此詩中“薊門落日松亭尊”一句，尊字原本作樽，下注云：“時(shí)余在喜峰口?！卑炊孛糇鞯男?，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敦誠在喜峰口。此詩是丁丑年作的。又《考證》引的“佩刀質(zhì)酒歌”雖無年月，但其下第二首題下注“癸未”，大概此詩是乾隆二十六年壬午作的。這兩首之外，還有兩首未刻的詩：

（1）賜曹芹圃（注）即雪芹。

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 衡門僻巷愁今雨，廢館頹樓夢舊家。 司業(yè)青錢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 阿誰買與豬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這詩使我們知道曹雪芹又號芹圃。前三句寫家貧的狀況，第四句寫盛衰之感。（此詩作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2）挽曹雪芹，（注）甲申

四十年華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誰銘？孤兒渺漠魂應(yīng)逐，新婦飄零目豈瞑？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憐。 故人惟有青山淚，絮酒生芻上舊坰。

(注：前數(shù)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適按，此二句又見于《鷦鷯庵筆(上鹿下主)》，楊鐘羲先生從《筆(上鹿下主)》里引入《詩話》；楊先生也不曾見此詩全文。)。

這首詩給我們四個(gè)重要之點(diǎn)：

（1）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我在《考證》說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只差了一年。

（2）曹雪芹死時(shí)只有“四十年華”。這自然是個(gè)整數(shù)，不限定整四十歲。但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jì)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死時(shí)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shí)當(dāng)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犊甲C》里的猜測還不算大錯(cuò)。

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我們應(yīng)該聲明一句。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三)，下距乾隆甲申，凡五十一年。雪芹必不及見曹寅了。敦誠“寄懷曹雪芹”的詩注說“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有一點(diǎn)小誤。雪芹曾隨他的父親曹(兆頁)在江寧織造任上。曹頫做織造，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一七一五－二八)；雪芹隨在任上大約有十年(一七一九－二八)。曹家三代四個(gè)織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敦誠晚年編集，添入這一條小注，那時(shí)距曹寅死時(shí)已七十多年了，故敦誠與袁枚有同樣的錯(cuò)誤。

（3）曹雪芹的兒子先死了，雪芹感傷成病，不久也死了。據(jù)此，雪芹死后，似乎沒有后人。

（4）曹雪芹死后，還有一個(gè)?！帮h零”的“新婦”。這是薛寶釵呢，還是史湘云呢？那就不容易猜想了。

《四松堂集》里的重要材料，只是這些。此外還有一些材料，但都不重要。我們從敦敏作的小傳里，又可以知道敦誠生于雍正 甲寅（一七三四），死于乾隆戊申（一七九一），也可以修正我的考證里的推測。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著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兩天，蔡孑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上竹下移)詩 社里借來的?？瘫竟参寰恚?/p>

卷一，詩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詩一百四十四首。

卷三，文三十四篇。

卷四，文十九篇。

卷五，《鷦鷯庵筆（上鹿下主）》八十一則。

果然凡底本里題上沒有“刻”字的，都沒有收入刻本里去。這更可以證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貴了。蔡先生對于此書的熱心，是我很感謝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著底本之日。我尋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內(nèi)兩個(gè)本子一齊到我手里！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fèi)工夫”了。

十一，五，三。

二

——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

蔡孑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是對于我的《紅樓夢考證》的一篇“商榷”。他說：

知其（紅樓夢）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guān)者。于是以湘云豪放而推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為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逢魔魘而推為允礽，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余國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guān)而推為健庵，以寶琴之名與孫子學(xué)琴于師襄之故事有關(guān)而推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zhì)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為徐元文，寶蟬之疑為翁寶林，則以近于孤證，始不列入。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近讀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于“附會的紅學(xué)”之中，謂之“走錯(cuò)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強(qiáng)的附會”；我實(shí)不敢承認(rèn)。

關(guān)于這一段“方法論”，我只希望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適用于《紅樓夢》的。有幾種小說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最明顯的是《孽?；ā?。這本是寫時(shí)事的書，故書中的人物都可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陳千秋即是田千秋，孫汶即是孫文，莊壽香即是張香濤，祝寶廷即是寶竹坡，潘八瀛即是潘伯寅，姜表字劍云即是江標(biāo)字劍霞，成煜字伯怡即是盛昱字伯熙。其次，如《儒林外史》，也有可以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的。如馬純上之為馮粹中，莊紹光之為程綿莊，大概已無可疑。但這部書里的人物，很有不容易猜的；如向鼎，我曾猜是商盤，但我讀完《質(zhì)園詩集》三十二卷，不曾尋著一毫證據(jù)，只好把這個(gè)好謎犧牲了。又如杜少卿之為吳敬梓，姓名上全無關(guān)系；直到我尋著了《文木山房集》，我才敢相信。此外，金和跋中舉出的人，至多不過可供參考，不可過于信任。（如金和說吳敬梓詩集未刻，而我竟尋著乾隆初年的刻本。）《儒林外史》本是寫實(shí)在人物的書，我們尚且不容易考定書中人物，這就可見蔡先生的方法的適用是很有限的了。大多數(shù)的小說是決不可適用這個(gè)方法的。歷史的小說如《三國志》，傳奇的小說如《水滸傳》，游戲的小說如《西游記》，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來推求書中人物的?！都t樓夢》所以不能適用蔡先生的方法，顧頡剛先生曾舉出兩個(gè)重要理由：

（1）別種小說的影射人物，只是換了他姓名，男還是男，女還是女，所做的職業(yè)還是本人的職業(yè)。何以一到《紅樓夢》就會男變?yōu)榕倭藕臀娜硕紩兂烧欤?/p>

（2）別種小說的影射事情，總是保存他們原來的關(guān)系。何以一到《紅樓夢》，無關(guān)系的就會發(fā)生關(guān)系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寶玉為允礽，黛玉為朱竹垞，薛寶釵為高士奇，試問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戀愛的關(guān)系？朱竹垞與高士奇有何吃醋的關(guān)系？

顧先生這話說的最明白，不用我來引申了。蔡先生曾說，“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指吳敬梓）且用之，安見漢軍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這個(gè)比例（類推）也不適用，正因?yàn)椤都t樓夢》與《儒林外史》不是同一類的書。用“品性，軼事，姓名”三項(xiàng)來推求《紅樓夢》里的人物，就像用這個(gè)方法來推求《金瓶梅》里西門慶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結(jié)果必是一種很牽強(qiáng)的附會。

我對于蔡先生這篇文章，最不敢贊同的是他的第二節(jié)。這一節(jié)的大旨是：

惟吾人與文學(xué)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nèi)容，即胡先生所謂“情節(jié)”者，決非無考證之價(jià)值。

蔡先生的意思好像頗輕視那關(guān)于“作者之生平”的考證。無論如何，他的意思好像是說，我們可以不管“作者之生平”，而考證“著作之內(nèi)容”。這是大錯(cuò)的。蔡先生引《托爾斯泰傳》中說的“凡其著作無不含自傳之性質(zhì)；各書之主人翁……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所敘他人之事，莫不與其己身有直接之關(guān)系?！痹噯栕鞔藗鞯娜巳舨恢白髡咧健保绾文苓@樣考證各書的“情節(jié)”呢？蔡先生又引各家關(guān)于Faust的猜想，試問他們?nèi)舨恢繥oetne的“生平”，如何能猜想第一部之Gretchen為誰呢？

我以為作者的生平與時(shí)代是考證“著作之內(nèi)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即如《兒女英雄傳》一書，用年羹堯的事做背景，又假造了一篇雍正年間的序，一篇乾隆年間的序，我們幸虧知道著者文康是咸豐同治年間人，不然，書中提及《紅樓夢》的故事，又提及《品花寶鑒》（道光中作的）里的徐度香與袁寶珠，豈不都成了靈異的預(yù)言了嗎？即如舊說《儒林外史》里的匡超人即是汪中，現(xiàn)在我們知道吳敬梓死于乾隆十九年，而汪中生于乾隆九年，我們便可以斷定匡超人決不是汪中了。又舊說《儒林外史》里的牛布衣即是朱草衣，現(xiàn)在我們知道朱草衣死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那時(shí)吳敬梓已死了二三年了，而《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已敘述牛布衣之死，可見牛布衣大概另是一人了。

因此，我說，要推倒“附會的紅學(xué)”，我們必須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shí)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來《紅樓夢》一書所以容易被人穿鑿附會，正因?yàn)橄騺淼娜硕己雎粤恕白髡咧健币粋€(gè)大問題。因?yàn)椴恢啦芗矣心菢痈毁F繁華的環(huán)境，故人都疑心賈家是指帝室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類的宰相之家。因?yàn)椴簧钚挪芗沂前似斓氖兰遥视腥艘尚拇藭侵赋鉂M洲人的。因?yàn)椴恢啦芗沂⑺サ臍v史，故人都不信此書為曹雪芹把真事隱去的自敘傳?，F(xiàn)在曹雪芹的歷史和曹家的歷史既然有點(diǎn)明白了，我很盼望讀《紅樓夢》的人都能平心靜氣的把向來的成見暫時(shí)丟開，大家揩揩眼鏡來評判我們的證據(jù)是否可靠，我們對于證據(jù)的解釋是否不錯(cuò)，這樣的批評，是我所極歡迎的。我曾說過：

我在這篇文章里，處處想撇開一切先人的成見；處處存一個(gè)搜求證據(jù)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jù)，讓證據(jù)做向?qū)?，引我到相?dāng)?shù)慕Y(jié)論上去。

此間所謂”證據(jù)”，單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時(shí)代、版本等等的證據(jù)；并不是那些“紅學(xué)家”隨便引來穿鑿附會的證據(jù)。若離開了作者、時(shí)代、版本等項(xiàng)，那么，引《東華錄》與引《紅礁畫槳錄》是同樣的“不相干”；引許三禮、郭（王秀）與引冒辟疆、王漁洋是同樣的“不相干”。若離開了“作者之生平”而別求“性情相近，軼事有征，姓名相關(guān)”的證據(jù)，那么，古往今來無數(shù)萬有名的人，那一個(gè)不可以化男成女搬進(jìn)大觀園里去？又何止朱竹垞、徐健庵、高士奇、湯斌等幾個(gè)人呢？況且板兒既可以說是廿四史，青兒既可以說是吃的韭菜，那么，我們又何妨索性說《紅樓夢》是一部《草木春秋》或《群芳譜》呢？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可馬鏗倫理學(xué)》里（部甲，四，一零九九a）曾說：

討論這個(gè)學(xué)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yàn)橹鲝堖@個(gè)學(xué)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為維持真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yīng)該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于愛朋友了。

我把這個(gè)態(tài)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

十一，五，十。

選自《胡適文存》二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