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布置

頗具諷刺的意味的是，孔有德、耿仲明部的火炮部隊正是明朝為了對抗后金專門利用葡萄牙雇傭兵訓練的，但是這支由漢人組成的部隊，卻在成軍不久后悍然發(fā)動叛亂，史稱“吳橋兵變”或“登州兵變”。

如果我們仔細討論登州兵變的前因后果，就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釀成兵變的原因，還是叛亂前圍繞皮島東江鎮(zhèn)的經(jīng)營和炮兵部隊籌建中出現(xiàn)的各種問題，大多并非是簡單“誰是誰非”的公案，而是涉及中國傳統(tǒng)軍制革新的一場新舊對決。

明末遼東的東江鎮(zhèn)成為對后金的前線，并且一度成為明與后金主要作戰(zhàn)方向之一，完全是天啟元年(1621)“遼沈繼陷”河東失守的結果。面對后金政權咄咄逼人的凌厲攻勢，負責關外防務的熊廷弼提出了著名的“三方布置策”：以遼河西側的廣寧為支撐點，沿三岔河布置步騎勁旅，準備從正面迎擊后金主力；于山東的登州、萊州和天津籌建舟師，作為旅順金州的后盾，并且在遼西遼南沿海地區(qū)建立一系列橋頭堡，攻擊后金的側后，迫使其從遼陽方向調回主力；以山海關適中之地，屯重兵，置經(jīng)略，節(jié)制各方兵馬。除此之外，熊還認為“三方建置，須聯(lián)絡朝鮮”，匯合明軍水師從鴨綠江方向攻擊后金的腹心。

雖然因為遼東巡撫王化貞反對這一戰(zhàn)略，導致三方布置沒能全面實現(xiàn)，但其后明軍在環(huán)渤海戰(zhàn)線的各項行動實際上基本依照熊廷弼劃定的范圍和布局逐步推進開辟遼東遼西海陸兩大戰(zhàn)場的計劃。

登州兵變

購炮募兵

實際上，早在1619年明軍在薩爾滸慘敗之后，徐光啟、李之藻等人便不斷上奏，鼓吹“設險國、建敵臺、造大銃”，“西洋大銃可以制奴”，但明軍并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炮兵單位。

但是，明廷經(jīng)過寧遠大捷之后，還是深刻感受到了西洋新式火器的威力。天啟七年，卸任的原兩廣總督商周祚押送2門銅質西洋前膛火炮和8門鐵質前膛炮到達北京。原本在購炮同時，天啟帝還下旨要求兩廣總督李豐節(jié)從澳門雇傭20名炮手，但由于此時葡萄牙方面正集中全力對抗荷蘭東印度公司，并且建立了博卡羅鑄炮廠，因此沒有提供明廷所需的炮手。

崇禎帝繼位后，魏忠賢閹黨遭到黜斥，徐光啟、袁崇煥、孫承宗、茅元儀等人都得到重新啟用。明廷購炮募兵計劃隨之重啟。當明廷了解到澳門方面從擊毀的荷蘭武裝商船上起獲了10門火炮后，便要求兩廣總督李豐節(jié)、王尊德將其購入，并招募炮手。恰在此時，澳門的葡萄牙勢力在荷蘭“紅毛”的巨大壓力下，迫切需要從明朝獲得各種支持，尤其是希望由明朝皇帝親自下旨兩廣方面降低貿易盤剝，保證澳門生活物資的供應。因此對于明廷購炮募兵的要求于以積極回應。

崇禎元年(1628)九月，澳門議事會指派公沙·的西勞和耶穌會修士陸若漢赴廣州與王尊德等人接洽火炮和炮手上京的問題。

由于明廷不斷催促，公沙·的西勞和陸若漢在回到澳門后很快建立起一支33人的炮兵部隊，其中既有炮手、通事，也有專業(yè)的鐵匠。這支炮兵部隊除攜帶從荷蘭船上獲得的3門銅質前膛炮和7門鐵質后膛炮外，還攜帶了30支中國稱為“鷹隼銃／鳥喙銃”的大型火繩槍。

十一月二十三日公沙·的西勞炮隊抵達涿州，由于已經(jīng)臨近前線，炮隊遂開始調制火藥。十二月一日，炮隊抵達琉璃河，突然得知良鄉(xiāng)城破，進京道路被徹底截斷。護送炮隊的團練武裝竟然一哄而散，公沙·的西勞命令隊伍返回涿州，與北平府涿州知州陸燧一起鎮(zhèn)守城池。炮隊將8門火炮安裝妥當，推上城墻，公沙·的西勞和陸若漢指揮伯多祿等炮手進行試射，“聲似轟雷”。后來陸若漢、韓云等人的記述都認為“奴虜聞知，離涿二十里，不敢南下”。徐光啟后來也上奏“環(huán)視涿州而不攻”，是為“畏銃”。

當公沙·的西勞的葡萄牙炮隊抵達北京后，一批明朝軍政主官在城墻上觀看了西洋前膛火炮的射擊表演。公沙·的西勞統(tǒng)領的葡萄牙炮隊在北京不斷通過試射和表演來鼓動軍政大員們。但是此時對西洋火器醉心的大多是徐光啟系統(tǒng)的天主教徒。

不過，考慮到京師地方人多嘴雜，徐光啟等人一方面仍努力推動北京禁衛(wèi)部隊輪流接受新式火器訓練，例如用沒收貪宮的1200余兩贓銀打造鷹隼銃，要求營軍派100人至宣武門外教軍場接受訓練。徐光啟在崇禎支持下，終于在幾個月后完成了一百支大型火繩槍，開始分批訓練炮手和槍手，又將監(jiān)造的320斤小型火炮送給崇禎帝“御覽”。

除了在京編練炮兵以外，徐光啟等人更多寄望于督撫自行訓練火器部隊。這方面孫元化作為徐光啟的門生，做得極為賣力。崇禎元年他與公沙，的西勞的葡萄牙炮兵隊交流后，崇禎三年初，跟隨孫承宗出鎮(zhèn)山海關，又吸取了孫承宗車營的大量成熟設計，并開始潛心研究火器守城戰(zhàn)法，撰寫了《論臺銃事宜書》《改造火器呈》等文。他抵達山海關后，在城上布置50余門紅夷炮和2000余門滅虜炮。

最終孫元化以“安輯關外八城”“斬獲八百有奇”的戰(zhàn)功加山東按察副使，兩個月后再被同樣支持使用火器的兵部尚書梁廷棟給推薦為登萊巡撫，除了要管理登州、萊州和東江鎮(zhèn)外，還有光復遼南四衛(wèi)的責任。于是孫一躍成為明末天主教徒和西洋火器技術專家中兵權最重的一個，可以實現(xiàn)他建立西洋火器部隊的設想。

毛文龍部

皮島難題

但是，當孫元化到達登州的時候，他卻面臨一個爛攤子。熊廷弼“三方布置策”雖然有相當戰(zhàn)略眼光，但在缺兵少將，斷糧短餉的客觀條件下，被執(zhí)行得亂七八糟。這其中要數(shù)皮島最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1621年即天啟元年五月二十日，在“遼沈陷落”的背景下，遼東巡撫王化貞派毛文龍率領4艘沙船，197名士兵從海路東進襲擊后金控制的鎮(zhèn)江。這一行動基本符合熊廷弼從海路在遼東遼南開辟抗金第二戰(zhàn)場的計劃。

毛文龍最初是沿遼東半島東側沿海各島，一路邊打邊撫，至七月十八日抵達朝鮮彌串堡。這一區(qū)域的漢人剛剛因為剃發(fā)問題遭到后金軍鎮(zhèn)壓，因此抗金熱情極為高漲。七月十九日，毛文龍在當?shù)匕傩罩С窒乱u取鎮(zhèn)江城，俘獲后金守將佟養(yǎng)真等人。但由于包括王化貞在內的遼、津、登、萊“經(jīng)、撫各鎮(zhèn)觀望不進，坐視機會”，毛文龍所部被后金軍大敗，只得首先退入朝鮮境內。

毛文龍最初并沒有想要登島，但他在朝鮮的基地于當年十二月在林畔之役中被后金完全摧毀，手下的游擊及千總、把總、軍士共500余人戰(zhàn)死。天啟二年即1622年十一月，毛文龍殘部被迫退入皮島。而明政府也開始給毛文龍所部撥發(fā)餉銀，是為東江鎮(zhèn)正式建立之時。毛文龍部在初占皮島時相當活躍，1623年毛部張盤收復旅順，1627年東江鎮(zhèn)出兵援救朝鮮龍骨山義兵，一度給后金政權后方造成相當大的困擾。

但是，恰是因為毛文龍始終將皮島作為大本營，這座總面積僅有19.2平方公里的小島上耕地面積極為有限，而毛文龍部兵額始終在3萬以上，加上從遼東逃難而來的百姓，總人口至少超過10萬，因此糧食供給必須依賴海運。

正是由于皮島糧餉供給困難，毛文龍部一方面要不斷襲擊后金獲得戰(zhàn)果，另一方面只能不斷向登州和明廷要錢要糧，于是“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歲百二十萬，兵二十萬”。而同時期“登鎮(zhèn)官兵食餉十三萬三千五百兩有奇”(登州巡撫手下除東江鎮(zhèn)外，兵力僅有8000)。為了解決糧餉問題，毛文龍開動腦筋。后來毛文龍干脆將東江皮島變?yōu)橐粋€走私貿易基地，希望借助貿易來獲得所需的軍餉、糧食甚至是武器。但此舉雖然緩和了糧餉不足的問題，卻觸動明朝海禁的基本國策，獲取的巨額收益讓各方為之眼紅。加之毛為人桀驁不馴，將朝中大員和袁崇煥等邊關經(jīng)略將帥得罪了個遍。

1629年6月，毛文龍在雙島被袁崇煥所殺。僅僅六個月之后，袁崇煥就被捕下獄，罪名之一便是“擅殺大帥”。但無論是殺毛文龍，還是抓袁崇煥，都沒有把東江鎮(zhèn)逐漸藩鎮(zhèn)化的問題解決掉。袁崇煥將皮島部隊分為兩部分，一部歸毛文龍舊部陳繼盛統(tǒng)領，一部歸劉興祚兄弟統(tǒng)轄，陳繼盛算是代理總兵，而袁崇煥更為信任的劉興祚掌管皮島實權。兩部本有矛盾，袁崇煥是兩種勢力參用，借劉興祚壓制毛文龍舊部，所以此時皮島并沒有群龍無主。然而，崇禎三年正月，率兵入援的劉興祚戰(zhàn)死，這才導致整個東江鎮(zhèn)無主，而本來想殺毛文龍將事權歸于己的袁崇煥此時已在獄中。隨后事態(tài)發(fā)展果然失控，后金招降劉興祚的兄弟，陳繼盛又密報孫承宗，當時又有謠言說明廷將借調兵除去劉氏兄弟，當孫承宗的調兵檄文至時，劉興祚的弟弟劉興治設計殺死陳繼盛。劉興治又被參將沈世魁殺死。隨后朝廷派遼東籍將領黃龍接任東江鎮(zhèn)總兵，但黃龍很快就從皮島被趕到旅順。

自毀長城

而毛文龍死前最親厚的嫡系，如典內兵的孔有德和李九成，掌握錢帛的耿仲明等人，早早被明廷以“散其徒眾”的策略趕到了孫元化麾下，當時孫還只是寧前道。孫元化此時正在努力擴大火器部隊，認為皮島眾人熟悉水戰(zhàn)，此前也在出水師中使用過佛郎機等武器，加上又是遼人，所以便將其作為主力。并派葡萄牙炮手詳加指點。而此時，在徐光啟等人的有意推動下，一大批火炮專家都歸入登萊巡撫手下，例如監(jiān)軍王征擔任遼海監(jiān)軍道、曾多次押運火炮的張燾擔任登菜副總兵。1630年7月，公沙·的西勞被徐光啟調往登州。1631年3月陸若漢帶著新購的火器到達登州。一時間，登州成為公認的“東陲之西學堡壘”。

崇禎三年即1630年，明軍借助火炮收復灤州，孫元化自稱“臣依西法制護炮器物，全付參將黃龍，授意用法，分以教師，卒用復灤”。第二年，按照韓云等人記述，公沙·的西勞等葡萄牙雇傭炮兵在皮島附近的麻線館，取得大捷，擊斃敵人七百多人。但這一戰(zhàn)經(jīng)過分析，“計用神器十九次”，不可能獲得那么出色的殺傷效果。

但就在孫元化依靠葡萄牙雇傭軍和先進火器苦苦支撐皮島局面時，皮島內部的變亂仍十分頻繁。而在登州麾下的孔有德、李九成等人心中的疙瘩也并沒有解開。崇禎四年八月，關外重鎮(zhèn)大凌河被后金軍圍困。黃龍派出張燾、公沙·的西勞駕船至營口三岔河，但半途公沙·的西勞等人遭遇海難，行李和火炮丟失。最終決定“力乞回澳”。而孫元化也決定就此撤出東江鎮(zhèn)。但黃龍堅決反對，張燾只有奉命帶舟師1300人先撤，公沙·的西勞所部與張燾部一起回到登州。

大凌河之圍不能不救，孫元化決定將他認定“遼人可用”的孔有德等人調往大凌河。但孔部不愿回去接受黃龍指揮。雖然是九月就接到命令，直至十一月仍在吳橋等地磨洋工(十月大凌河守軍已經(jīng)出降)?？子械隆⒗罹懦刹渴悄急?，或者說是雇傭兵出身，群眾紀律一直很差，加之經(jīng)常欠糧欠餉，因此沿路少不了搶劫度日。誰曾想在吳橋碰上了登菜地區(qū)新城名門王家的莊園，孔從德部搶了一只雞，卻被王家逼迫將犯事士兵貫耳游街。士兵不滿徹底爆發(fā)，終于釀成吳橋兵變。

實際上，新城王象春是東林黨人，在地方上素有眾望。王家與孔有德、李九成客軍的沖突，實際上代表了登菜地區(qū)與東江鎮(zhèn)圍繞利益和錢糧的長期對立和矛盾，加上明廷對于毛文龍一案始終沒有進行妥善處置，士兵滿心怨憤，破壞力極為可怕。加上地方駐軍承平已久，根本無力對抗東江皮島的虎狼之師，登萊巡撫孫元化和山東巡撫余大成都主張招撫。由于叛軍擁有一定火器，因此從閏十一月二十九日開始一路攻城略地，至十二月二十日已經(jīng)打到登州城下。

本來登州守軍極為有限，結果擁有較強火器使用能力的張燾部也是東江鎮(zhèn)出身，面對之前的兄弟，大半數(shù)士兵倒戈。加上此時皮島內部再起波瀾，黃龍為了攀咬孫元化手下的耿仲明，抓了耿仲明的親信李梅。這一下耿仲明也決議要反，從城內打開登州東門。由于孫元化所部大多出于皮島，因此他此時已經(jīng)將令不能出府衙。結果反倒是作為雇傭兵的葡萄牙炮兵隊，忠于職守，公沙·的西勞作為統(tǒng)領，親自向城下投擲裝滿炸藥的鐵鍋，被叛軍用弓箭射中陣亡。炮手弗朗·亞蘭達和其他11名葡萄牙雇傭兵也力戰(zhàn)而死，陸若漢卻帶著3名葡萄牙人和11名慊伴縋墻而出，總算撿回一條性命。

 這支部隊降清之后，首先參與了天聰七年七月十日的旅順口大戰(zhàn)，并終于在此役中將與東江皮島將領矛盾深重的明軍總兵黃龍殺死。很快，孔有德、耿仲明部就開始向清軍原有的烏鎮(zhèn)超哈傳授由葡萄牙炮手帶來的全套西式火炮訓練和使用方法，其中用于攻城重炮的銃規(guī)使用方法，當時在明軍中無其他部隊掌握。由此可見登州兵變中由葡萄牙訓練的最強炮兵部隊叛變，對明與后金的軍事實力對比，確實產(chǎn)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摘自《國家人文歷史》文/白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