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進入中亞地區(qū)的主要通道（二）

（接上）

這里所講的“中亞”,也包括中國的新疆地區(qū)即傳統(tǒng)上的“西域”在內。吐蕃最早開始出現(xiàn)在中亞,據(jù)日本學者森安孝夫的考證,是在吐蕃芒松芒贊時代,相當于中原唐王朝龍朔二年(662年)?！?7〕

森安孝夫認為,從地理條件來看,當時吐蕃連接中亞的路線一共有兩條:一條是從西藏中部(吐蕃王朝發(fā)祥地)至西北的喀喇昆侖、帕米爾路線;另一條是自西藏東北去青海、柴達木的路線。〔18〕

事實上,從文獻上來看當時還并不止這兩條路線。至少我們還可以舉出兩條:

一條是西經(jīng)勃律、繞道蔥嶺進入西域的“勃律道”,這條路線已有眾多的研究者進行過討論?！?9〕而另一條,則是由吐蕃經(jīng)過象雄(羊同)、過迎濕彌羅而進入中天竺的路線。

據(jù)《新唐書.西域傳》載,這條道路可以扼控吐蕃向勃律的進出,也稱為“吐蕃五大道”〔20〕,筆者認為這很可能即為“勃律道”之一段。

上面諸道中,從西北喀喇昆侖、帕米爾進入西域的一道,也稱之為“中道”,具體來講又可細分為兩條路線:一條即穿越昆侖山與喀喇昆侖山之間的阿克賽欽地區(qū)路線;另一條則越過于闐南山(昆侖山與喀喇昆侖山)進入西域,或可稱之為“吐蕃一于闐道”。由于在后文中,我們將詳細地論述于闐與佛教傳入西藏之間的關系,所以,這里擬對“中道”的情況加以稍為詳細地分析。

吐蕃與于闐的相互地理位置,在漢文史料中已多有記載。如《隋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載:“于闐國,都蔥嶺之北二百余里。東去都善仁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span>女國者,即大羊同國,即象雄也。

《釋迎方志》亦載:“大羊同國,東接吐蕃,西接三波坷,北接于闐。”

所以,從吐蕃去于闐的道路,其起始點似乎不應如森安所云起自西藏中部,而應起于西藏西部的象雄。

中道的開通,溝通了西藏西部與中亞的聯(lián)系,影響極為深遠。但是,關于中道開通的時間,在文獻上卻沒有明確的記載。

近來,有學者從女國(羊同)與北方突厥的關系上來探索這條道路的鑿通,提出二者之間可能存在有一條古老的“食鹽之路”,即“女國從北方的突厥地得到食鹽,再向南販往天竺和吐蕃”〔22〕。但實際上,羊同本土也是重要的鹽業(yè)產地〔23〕,不一定非得到北方的突厥地去獲得鹽。《隋書·女國傳》中明確記載女國“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shù)倍”,不是沒有根據(jù)的。

從近年來新發(fā)現(xiàn)的一些考古材料上看,中道至少在吐蕃兼并羊同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經(jīng)形成,已成為西藏高原與中亞古國之間物質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1990年9月,在西藏拉薩曲貢村發(fā)掘了一處石室墓地,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一件鐵柄銅鏡〔24〕。這種形制的帶柄鏡,與中國黃河、長江流域唐以后所出的帶柄銅鏡不屬于一個大的文化系統(tǒng),是可以斷定的。就世界范圍而言,古代銅鏡大體上可以分為東、西兩大系統(tǒng):一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圓板具鈕鏡系統(tǒng),二是流行于西亞、中近東以及中亞諸古文明中的帶柄鏡系統(tǒng)。曲貢村石室墓出土的這件帶柄鏡,無疑應當歸屬于后者。

據(jù)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類似于曲貢石室墓這種形制的青銅帶柄鏡,過去曾在藏南河谷地區(qū)還有過發(fā)現(xiàn),其形制與曲貢的帶柄鏡相同。〔25〕

值得注意的是,據(jù)筆者所作的研究,這類帶柄鏡除西藏之外,在中國境內出土最多的地點,是在新疆地區(qū)。如輪臺群巴克墓葬〔26〕、新源鐵里木克墓地〔27〕、鞏乃斯種羊場石棺墓〔28〕、和靜察吾乎溝口二號墓地〔29〕、吐魯番艾丁湖古墓〔30〕等,都曾經(jīng)有過出土。從年代比較來看,新疆所出土的帶柄鏡年代普遍要早于西藏,前者最早可至西周,最晚可至漢代,大體上為公元前10世紀至公元前后;而后者的年代據(jù)初步研究約當春秋戰(zhàn)國至東漢時期,大體上相當于公元前5世紀一公元3世紀這一范圍之內?！?1〕所以,西藏高原的帶柄鏡,很有可能是從新疆地區(qū)傳入。

在阿里高原佛教文化傳入之后所繪制的壁畫中,還保存有手執(zhí)帶柄鏡的人物形象〔32〕,觀察其帶柄鏡的形制,與新疆地區(qū)所出者幾無區(qū)別,這一方面說明使用帶柄鏡的傳統(tǒng)在西藏西部地區(qū)可能持續(xù)的時間很長,另一方面也證明了西藏帶柄鏡的來源,很有可能是通過古代的象雄(羊同)傳入到吐蕃腹心地區(qū)的。

進一步追溯,還可以發(fā)現(xiàn),新疆地區(qū)的這種帶柄鏡實際上又與中亞一帶的同類鏡型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lián)系。

從形制排比的結果來看,與新疆地區(qū)出土的帶柄鏡形制最為接近的,是蔥嶺以西以米努辛斯克盆地為中心的這一區(qū)域發(fā)現(xiàn)的青銅帶柄鏡〔33〕,而且這一地區(qū)所出土青銅鏡的年代,又普遍早于新疆地區(qū)。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西藏出土的帶柄鏡,是以新疆地區(qū)為中介,從中亞傳入西藏西部,再傳入到吐蕃腹心地區(qū)的。這條傳播路線,有極大的可能即為后來的“中道”。

此外,考古發(fā)現(xiàn)的古代巖畫也表明,古代的象雄與其北方的阿克賽欽、克什米爾等地,早已存在有一定的交通聯(lián)系。

近年來（學社小編案：1995年左右）,新疆地區(qū)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葉城東西的達布達布、布侖木沙、普薩以及皮山等地,調查發(fā)現(xiàn)了多處巖畫,所刻劃的主要有山羊、大角盤羊、耗牛等動物以及狩獵場面,〔34〕巖畫的內容題材、風格技法與阿里地區(qū)所發(fā)現(xiàn)的巖畫完全相同,證明其時代相近,巖畫作者的族屬也當相同。這部分巖畫中沒有發(fā)現(xiàn)佛教的內容,所以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將其制作的年代推定在公元前,可備一說。

1979年,由德國、巴基斯坦和法國等國學者所組成的一支考古調查隊沿中巴公路(又稱為喀喇昆侖高山公路)一線進行了考古調查。這條公路南起巴基斯坦北部的印度河谷平原,接著向西進入喜瑪拉雅山西端的高山峽谷,然后經(jīng)過帕爾巴特峰附近,再向北進入喀喇昆侖高山中的吉爾吉特河谷和洪扎河谷,最后進入到中巴邊境的紅其拉甫山口,北與新疆葉城相連,南則可以沿今新藏公路至阿里日土。漢以來的“罽賓道”,大體上即是如此走向。

在這條古道上考古調查發(fā)現(xiàn)的巖畫與巖刻可以大體分為四期:最早的一期為公元前第5千年至公元前第1千年,這個時期的巖畫內容都是非佛教的,在公元前第1千年的巖畫中,出現(xiàn)有西伊蘭人和塞人的巖刻;第二期為佛教傳入的初期,約為公元1至2世紀,相當于貴霜王朝及其前后一段時期,主要的內容為塔與對塔的禮拜與崇奉;第三期為佛教流行時期,約公元5至8世紀,主要的內容有塔、佛傳、本生故事、佛像等。〔35〕

在今西藏阿里地區(qū)的古代巖刻中,基本上也可以分為非佛教內容的巖畫與佛教傳入之后的巖畫,具體的年代雖然還有待于作進一步的考訂,但從巖畫的內容與雕刻技法等方面觀察,與克什米爾境內的這些巖畫具有很多相似的因素,如作畫的方式都是采用尖利的石塊或者金屬器在巖石表面刻鑿出陰線圖案;早期多表現(xiàn)動物與狩獵場面,晚期出現(xiàn)佛塔、佛像等畫面等,表明二者之間可能也存在某種聯(lián)系。

上述這些考古材料,證實了我們的看法:西藏西部通過其北部阿克賽欽、喀喇昆侖和昆侖山而與新疆葉城一帶的交通路線,最遲在古老的象雄時期可能就已經(jīng)鑿通。通過這條路線,向西可越過喀喇昆侖山口至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爾;向北則可直通帕米爾高原,直至蔥嶺之西。

這條路線的起始點,綜合文獻與考古兩方面的材料分析,大致上即今新藏公路干線的走向,即南起阿里高原日土(舊譯作魯多克〔36〕,古象雄/羊同轄地),經(jīng)界山大坂、阿克賽欽湖、泉水溝、大紅柳灘、康西瓦,北抵葉城、皮山等地。

唐代的文獻記載中,有跡象表明當時的僧人曾利用這條道路前往印度。如義凈(635-71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提到的玄照,可能便通過此道去印度;〔37〕另據(jù)義凈的記載,除玄照之外,還有隆法師、信胄以及大唐三僧等人可能也是經(jīng)由此道去印度〔38〕。

其后,公元10世紀波斯佚名作者的《世界境域志》以及公元11世紀波斯文作家加爾迪齊(Garidzi)的《記述的裝飾》等史籍中,在論及從西域通往吐蕃的通道時,也都提到了從和田通過阿克賽欽去向吐蕃的道路〔39〕,大約也是指這條中道而言。

吐蕃通往西域的路線,除上述干線外,還有其它通過“借道”形式通向西域的道路。據(jù)王小甫考證,這些通路包括:大勃律一朅師一護密道;朅師一淫薄健道;箇失密一乾陀羅一謝?道等〔40〕,皆可越蔥嶺進入西域。

上述吐蕃進入西域的路線,分別是在不同時期開通或者利用的。聯(lián)系到吐蕃在西域的活動史,王小甫將其大體上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吐蕃征服羊同,控制了所謂“食鹽之路”,亦即本文所論的“中道”;唐朝重兵防守四鎮(zhèn)之后,吐蕃重點轉向西開通跨越蔥嶺之路;唐控小勃律之后,吐蕃又改由塔里木東南進入西域;最后,吐蕃乘唐安史之亂奪取安西,溝通了草原上傳統(tǒng)的南北交通路線〔41〕其說可從。但是,其中開通得最早、利用程度最高、與西藏西部關系最為密切的路線,按筆者的看法,仍是吐蕃早期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中道,或可稱為“吐蕃—于闐道”。

原文載于：霍巍  《中國藏學》 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