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　祝昇慧

對于小小說這一獨特的藝術體裁，許多作家有著特別的偏愛，如同對待家中最小的孩子一般。作家區(qū)別于評論家和學者的地方在于，他們更多地是從自身的創(chuàng)作體驗出發(fā)，通過精心寫就的文學作品與充滿靈性的理論話語的交互闡釋給我們以別樣的啟示。

馮驥才早年創(chuàng)作的《俗世奇人》堪稱小小說的經典之作，近年他在奔波于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作之余，又將縈繞于懷的人物往事記錄筆端，續(xù)成《俗世奇人貳》，繼而，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16年將《俗世奇人》足本出版，以饗讀者。馮驥才是一位有著文體自覺意識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他不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動議創(chuàng)辦“口袋小說”，還受鄧友梅之托，為香港亞洲文化基金會編選過當代中國小小說作品選，而且從理論上助推小小說的成長，寫過《小小說不小》、《小小說世界導游》等多篇理論文章。

因此，本文擬以《俗世奇人》為范例，從“小小說不小”說起，分析小小說的“小”與它背后的“大”之間的張力，同時將馮驥才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化遺產保護打通來看，試圖在純文學領域之外以更大的文化視野來理解小小說。

首先，小小說的“小”與“大”在《俗世奇人》中體現為作家的歷史觀照與現實關懷之間的張力。

《俗世奇人》成書的過程，正是馮驥才為他的家鄉(xiāng)天津城市文化遺產保護而殫精竭慮、奔走呼告的時候，這也是他后來從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的先聲。知識分子面對時代轉型城市文化形態(tài)的消亡，一邊是以螳臂擋車的姿態(tài)欲圖力挽狂瀾，一邊是在外部現實遭遇阻力后的焦灼與無奈，這種內心的搏斗都融注在《俗世奇人》深水靜流的文字下面。

由是，現實困境的突圍需要借助歷史的眼光，向文化與文明的更深處漫溯，尋找歷史的答案。于是，“就像花一樣，有的是春天開，有的則是秋天開。城市也是，天津最有魅力的是在清末民初，它是這城市的轉型期?！盵1]清末民初的天津處在一個新舊交替、華洋雜處的文明/文化的轉型期，其“文化形態(tài)就分外濃烈，地域特點異常突兀與鮮明。此時此地獨有的文化氣質，是過往不復的”[2]，因此也就具有了文化史上的書寫意義，這是法國年鑒學派對于馮驥才歷史觀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實踐層面表現于馮驥才身體力行，聯(lián)合知識界對城市展開文化搶救，在文學層面表現于《俗世奇人》中以小小說的筆法對于城市“文化形態(tài)”的記錄和搶救。這樣一種前瞻性的歷史觀正是一種文化的自覺，是“為了未來而記錄歷史”。正是作家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不斷地穿梭往復，賦予了小小說體量雖小、堂廡卻大的格局。

其次，小小說的“小”與“大”在《俗世奇人》中貫穿為作家的精英意識與民間情懷之間的張力。

小小說在當代的興起，同樣面臨著在精英的“純文學”與大眾的“通俗文學”之間進行取舍與平衡。馮驥才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創(chuàng)作的“怪世奇談”系列小說中曾嘗試向通俗文學靠攏，盡管他對天津衛(wèi)的市井能人“那種逞強好勝，熱心腸子，要面子，還有嘎勁”[3]透著掩飾不住的喜愛與得意，但他更多的是借助“辮子”、“小腳”、“陰陽八卦”等文化符號表達對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與批判，人物在這三部曲中并不凸顯；直到《俗世奇人》，這些人物才有了具足的精氣神，紛紛立了起來，猶如置身《史記》列傳中一樣有了自己獨屬的篇章。在這些人物身上我們能夠感受到作家對于民間文化，對于承載著民間文化精神的這些人物寄予了很深的文化情感，這也是作家后來矢志不渝從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一以貫之的驅動力。

在《俗世奇人》中，馮驥才并不是一味地向民間傾斜，他的精英主體意識始終非常強烈，他要以行動的知識分子角色入世，就不可避免地要與各種世俗力量打交道，發(fā)生齟齬。為此，他極需要從民間主體身上汲取力量，這些小人物身懷絕技，脾氣稟性各式各樣，一派碼頭人硬碰硬的性格，并且講規(guī)矩、重情義，這是他們在俗世中安身立命之本。作家對他們由喜愛而認同，進而摹畫出這片地域鮮明的集體性格，其中隱含的對于市井人物的價值判斷正是作家精英意識的彰現。可貴的是，作家的民間情懷使他尊重這些小人物，并不以精英姿態(tài)高高在上，所以能夠發(fā)現他們的魅力，贊賞他們的能耐；另一方面，作家卻并沒有放棄自己作為精英主體的意識，他的自覺的歷史觀與文化觀使他須臾不忘書寫的使命，因此，精英意識與民間情懷之間的張力使得作家與他筆下的人物達成了一種平等的關系，共同完成對“文化共同體”的建構，同時也使作品呈現出雅俗共賞的文學趣味。

第三，小小說的“小”與“大”在《俗世奇人》中表征為作家的傳奇敘事與文體節(jié)制之間的張力。

小小說的生命特質就在于要在“螺絲殼里做道場”，為此，它的情節(jié)、結構、細節(jié)、語言等等無一不需要匠心獨運，精制而成。要想說清楚小小說的文學規(guī)律，除了厘清它與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區(qū)別外，同樣離不開對于敘事學與文體學這些關乎小說本體特質的研究。

《俗世奇人》之所以可以成為小小說的經典之作，首先是敘事上，馮驥才受明代馮夢龍小說的影響，以傳奇演繹故事，他相信“古小說無奇不傳，無奇也無法傳。傳奇主要靠一個絕妙的故事。把故事寫絕了是古人的第一能耐?！盵4]對于俗世奇人，作家不吝筆墨，把他們的能耐往“奇”上寫，從讀者的閱讀心理而言，這也符合天津市井文化“好咋唬，愈是邪事愈起哄愈起勁愈提神”[5]的特點，以此達到“神奇”的效果。

其次是文體上，馮驥才認為小小說受篇幅所限，“文字必須簡潔準確，惜墨如金，講究方塊字的使用和審美蘊藉”[6]，這方面小小說得益于我們文學傳統(tǒng)中詩歌與散文的給養(yǎng)。在《俗世奇人》中，馮驥才在寫好人物語言的基礎上，又在敘述語言上進行創(chuàng)新，突破自己慣用的語言文體，也不向方言中取巧，而是努力提取出地方語言的“神”，創(chuàng)造出一種既“與人物的對話語言構成一個藝術整體”，同時“使小說散發(fā)出強烈的地域精神與鄉(xiāng)土韻味”的敘述語言[7]。

縱觀馮驥才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主要呈現為兩條路子[8]，一條是傷痕文學開啟的現實主義道路，一條是“怪世奇談”至《俗世奇人》的文化反思道路，而馮驥才又是新時期“現代派”文學的一員闖將，他在經過兩種路子的探索以及現實與現代兩種創(chuàng)作手法的演練之后，終于捧出了爐火純青的《俗世奇人》，一部融合了古典風貌與現代意識的精品。

從《俗世奇人》這部小小說經典中，我們看到小小說“小”與“大”之間的張力，在歷史與現實、精英與民間、傳奇與節(jié)制之間演繹出如此廣闊的一片天地，同時又收放自如地容納進如此精致的軀殼之中，供我們細細品鑒其深長的況味。

[1]馮驥才、周立民.馮驥才周立民對話錄，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203.

[2]馮驥才.文學記錄文化.//馮驥才分類文集8 案頭隨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68.

[3]馮驥才.俗世奇人：足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199.

[4]馮驥才.俗世奇人，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133.

[5]馮驥才.我與阿城說小說//馮驥才分類文集7 藝術叢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375.

[6]馮驥才.小小說特立獨行——在“馮驥才《俗世奇人》研討會上的講話”，2017.7.12鄭州嵩山飯店.

[7]馮驥才.關于鄉(xiāng)土小說//馮驥才分類文集9 書齋文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84.

[8]馮驥才.一個作家的兩個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