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馮友蘭先生在《人生的境界》文中所言，各種不同的人的人生境界劃分為四個概括的等級，它們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現(xiàn)在就是的人，自然而然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應(yīng)該成為的人，經(jīng)過精神創(chuàng)造的人。

區(qū)別各種人不同的人生境界，并不在他們所做的事的不同，而要看他們在做事時對其所做事于他有何種意義的覺解。不同的意義構(gòu)成不同的人生境界。自然境界的人像原始人或者小孩，依照本能與社會習慣做事，并無多少對所做事有何意義的覺解。功利境界的人意識到自我而為自己做事，其結(jié)果盡管可能利人，但其動機則是利己的。道德境界的人覺解到自我作為社會一員而存在，從而為社會利益做各種事，就具有道德的意義。天地境界的人覺解到超乎社會之上的宇宙的存在，自覺為宇宙利益做事，就具有超乎道德的意義。

文中又言：照中國哲學的傳統(tǒng)，哲學的任務(wù)是幫助人達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別是天地境界。誠如斯言，既然自然境界、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產(chǎn)物，是人之初最樸素的自我覺解，而終極目標是提升至道德境界乃至天地境界，那么這一提升的過程本身，無疑是對自我的反思、否定、以至重塑。

誠然，自我的重塑是難能可貴的。

所謂難，一是表現(xiàn)在，由于自我重塑的前提須是對自我境界的全面認識、深刻反思，而通常這種個體自發(fā)地對自我境界的認識和反思是常人難以做到的。所謂“當局者迷”，就是這個道理。而“旁觀者清”呢？首先，無論旁觀者對他人的人生境界清楚多少，即使完全清楚又有多大可能點撥、告誡他人呢？俗語說的“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正是此理。此外，也不難想到，凡人大多對于他人指出的具體事務(wù)上的錯誤較容易接受，而一旦涉及到對其品質(zhì)、修為等品性的批評指責，則容易讓他惱羞成怒，指鼻子罵娘，更何況是關(guān)乎人之所以為人的人生境界這類敏感話題。其次，縱然旁觀者有異常的勇氣敢于施以點撥、告誡，又有多大可能被人虛心接受呢？被告誡者不愿接受，委婉者，往往以“不相鄙薄不相師”推辭；直接者，每以“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道不同，不相為謀”答之。是這個理啊，你又不是我，了解我的內(nèi)心嗎？不了解，那憑什么對我說三道四，不懷好意，橫加指責呢？自我境界的認識和反思之難由此可見一斑！

自我重塑之難還表現(xiàn)在，即使某個人對于自身的境界有了深刻的認識和反思，又哪里去尋找否定自身并提高人生境界的精神沖動呢？倘使某個人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的境界為自然或功利之一，卻又自得其樂無意改變呢？因為，既然自然或功利境界的人做事的動機于其本身是有益無疑的，那么，他又為何非要說服自己自覺地去做有益于他人、社會、宇宙的事呢？恰如社會上一類人的行為準則：姑且不管所做的事對他人、社會利害與否，但凡所做之事，皆出于利己之心。誠然，唯傻子與精神病患者或者其他超常的人才會做于己不利之事，但要是能同時做到于他人、社會有益至少無害，確實難能可貴。

如何重塑自我，從自然、功利境界升華到道德、天地的境界？

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言，只能靠哲學賦予人的高度的覺解。私以為，這種覺解建立在對自身、他人、社會乃至整個宇宙的了解之上，也有賴于他人、社會、宇宙對人的正面積極的影響，更依賴于個人自身內(nèi)在的反思和自省，對是非真假、善惡美丑的明辨，對人文關(guān)懷的惻隱之心的維系，對崇尚科學的真理底線的堅守。

重塑自我的過程不是一個自我精神拔高的過程。對于社會而言，它的實際意義，在于激發(fā)人的對他人、社會利益的關(guān)切之心，并促使其自覺地做有益于他人、社會的事。對于個人而言，它的精神意義，或許在于哲學家們所言的超越人世的渴望，對成為圣賢，成就人作為人的最高成就的精神追求。

不是因為他們孤芳自賞、自恃清高。而是，除了他們自己，沒人知道他們的精神有多么的難能可貴。因為，歷史早已見證，現(xiàn)實還在重演。井底之蛙，很難想象外面的場景。（文/二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