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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該詩是譚嗣同就義前題在獄中壁上的絕命詩。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發(fā)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并開始大肆搜捕和屠殺維新派人物。譚嗣同當時拒絕了別人請他逃走的勸告（康有為經(jīng)上海逃往香港，梁啟超經(jīng)天津逃往日本），決心一死，愿以身殉法來喚醒和警策國人。
“去留”的“去”字，這里是指一種行為趨向，意為“去留下”，“去留得”，沒有很實在的意義。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據(jù)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現(xiàn)在的普通話一樣，下面這種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輔助另一個動詞構(gòu)成一個動詞詞組或動詞短語，而這個動詞詞組或動詞短語的含義大致就是后一個動詞的含義，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間上的去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時間上的行為、事態(tài)之趨勢和傾向。也就是說，“去”可表空間意義上的位移，也可表時間意義上的發(fā)生。
從整首詩的意思來看，“去留肝膽兩昆侖”中的“去”，應是時間意義上的“去”，而不是空間意義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趙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當作空間意義上“去”。而我們所流行的各種解釋，都是這樣思維定勢。我想，那時的官話或北方話也應有這種用法吧？“去”字的這種重要語義，《現(xiàn)代漢語詞典》、《辭?！范加杏涊d。
當然，“去留肝膽兩昆侖”這樣寫，是詩句表達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義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侖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實際上，直接從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侖一樣的“肝”（一昆侖）和如昆侖一樣的“膽”（一昆侖），這不也一樣表達了詩人的視死如歸、浩氣凜然和慷慨悲壯嗎？正是那種強烈的崇高感和悲壯感，激勵著詩人不畏一死、凜然刑場。而這句所表達的，正是那種震撼人心靈的、自赴一死的強烈崇高感和強烈悲壯感。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等六人慘害于北京菜市口。譚嗣同臨刑前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這，是一首絕命詩，是一首表達作者全部所有的絕命詩，是一首在獄中為自己寫就的祭死之詩！詩的后兩句所寫，都是指詩人自己，而不是指他人?！袄觥碑斎徊皇侵溉?，“昆侖”也沒有自比自賦、自狂自傲之義。而“去留”，我認為不是有些人說的，是指一去一留或一生一死。試想想，“我自橫刀，肝膽昆侖”，這所表達的是何等的慷慨和悲壯！
譚嗣同（1865.3.10—1898.9.28），男，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維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學》，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1]
譚嗣同早年曾在家鄉(xiāng)湖南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等，主辦《湘報》，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2]
公元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后被殺，年僅33歲，為“戊戌六君子”之一。[1]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譚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1870年（同治九年），譚嗣同五歲，時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跡般復活，故名“復生”。1875年（光緒元年），譚嗣同10歲時，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fā)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jīng)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tǒng)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jié)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
1877年（光緒三年），譚嗣同在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從涂啟先，系統(tǒng)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后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1884年（光緒十年），譚嗣同離家出走，游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陜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jié)交名士。1888年（光緒十四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時年30歲的譚嗣同在家鄉(xiāng)滿懷憂憤，即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并在家鄉(xiāng)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鉆研，同時在南臺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為聯(lián)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xié)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shù)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2月，譚嗣同入京，結(jié)交梁啟超、翁同和等人。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譚嗣同旋奉父命，入貲為江蘇候補知府，在從北京去江蘇任職的途中游歷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間，開始創(chuàng)作著《仁學》。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1月17日，譚嗣同寫成其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持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xié)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quán)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鬃痈闹?、平等、民權(quán)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fā)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yǎng)維新志士的機構(gòu)。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初，譚嗣同創(chuàng)建南學會，辦《湘報》，宣傳變法，抨擊舊政，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詔》，決定變法。同年8月，因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推薦，譚嗣同被光緒帝征召入京。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譚嗣同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變法。次日，光緒又召見他并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xiàn)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jīng)在握。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發(fā)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譚嗣同密會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凱于二十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發(fā)動政變。慈禧連發(fā)諭旨，捉拿維新派。譚嗣同聽到政變消息后并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yè)，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于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3歲。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并稱“戊戌六君子”。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
譚嗣同一生致力于維新變法，主張中國要強盛，只有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學習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是維新派中的最激進者。早年在湖南舉辦新政，利用時務學堂培養(yǎng)了大量的維新志士；后來參與領導了發(fā)生在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的戊戌變法，期間他力輔光緒皇帝推行變法，整頓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懷著“愿以頸血刷污政”的決心為變法而犧牲，傳播了資產(chǎn)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雖然資產(chǎn)階級的博愛、平等、自由是虛假的，但是他用博愛、平等、自由來沖決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倫常，在舊中國那個史況下，在激烈的反封建專制主義這點上，有它突出的進步性。
譚嗣同身處晚清新舊中西混雜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師友眾多，強調(diào)兼收并蓄。譚嗣同在《仁學》序言仁學界說二十七界說第二十五條中說：“凡為仁學者，于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于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于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睆闹锌梢钥闯?，他的思想來源中包括了經(jīng)學、理學、佛學、諸子學和西學。經(jīng)學提倡今文經(jīng)學，理學提倡王陽明、陸九淵的心學；佛學提倡禪宗、華嚴宗、唯識宗；諸子學提倡莊子、墨子以及明末遺民王船山、黃宗羲等的思想；西學攻格致、算學、社會學。既有唯物主義也有唯心主義，既有自然科學又有社會科學，既有宗教、哲學又有政治思想，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融中西古今之學于一體的龐雜體系。
譚嗣同在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于南京“閑戶養(yǎng)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仁學》是一部將哲學、宗教、科學冶為一爐，自成一體的學術著作，匯聚了譚嗣同短暫一生的學術研究成果。成書五十篇，分為二卷，五萬余字。譚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參加社會革命而慷慨就義，也使得《仁學》成為他的學術絕唱。
《仁學》作為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在書中譚嗣同雜糅儒、釋、道、墨各家和西方資產(chǎn)階級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jīng)濟學說，形成了獨特的哲學體系。在《仁學》中，譚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質(zhì)的原質(zhì)所構(gòu)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fā)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稱他的哲學為“仁學”?！叭省笔侨f物之源；“以太”構(gòu)成萬物的本質(zhì)，是“不生不滅”的；宇宙間各種事物只有“變易”，沒有“存亡”，只有“聚散”，沒有“生滅”。
譚嗣同對佛教思想進行過系統(tǒng)的研究，并且還進行學佛的實踐，譚嗣同將他的研究、實踐成果納入《仁學》之中。譚嗣同接受佛學，是因為佛學博大精深，并且有著“自貴其心”、積極進取的救世精神。在學術上，譚嗣同認為佛學廣大，“六經(jīng)未有不與佛經(jīng)合”，“故言佛教，則地球三教，可合而一?！痹谧T嗣同看來，佛教積極入世、普渡眾生的精神與“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眾生外無佛法”?！度蕦W》一書，正體現(xiàn)出以佛法求世法、經(jīng)世致用，積極入世的經(jīng)世佛學思想。
譚嗣同代表著有：《仁學》、《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后人將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戊戌變法雖然失敗,，譚嗣同也被殺，他的那種愿以頸血刷污政，視死如歸的精神不僅直指清朝政府的腐敗和黑暗，同時也為人民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讓后人永遠去敬仰。
（唐才常、譚嗣同）兩人生前“生同志，死同烈”的誓言，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同樣是湖南人，同樣是書生救國，稍早的曾國藩走到了傳統(tǒng)“人臣”道路上的最高階段，而菜市口引頸待戮的譚嗣同，則有一種以身殉道的悲壯。這種悲壯，終結(jié)了湘學“經(jīng)世致用”精神在傳統(tǒng)道路上的努力，開創(chuàng)了湖湘志士新的救國之路。
梁啟超稱譚嗣同為：中國為國流血第一士。
康有為曾經(jīng)這樣贊揚譚嗣同：挾高士之才，負萬夫之勇，學奧博而文雄奇，思深遠而仁質(zhì)厚，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中國為事，氣猛志銳。北京西城區(qū)政協(xié)主席杜靈欣：作為近代中國為改革變法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譚嗣同的思想學說得到后人重視，他敢于擔當、勇于奉獻的愛國精神更是時下銳意創(chuàng)新、不斷深化改革需要的一種精神傳承。
湘潭大學副校長、湖南湘學研究院副院長王繼平教授：譚嗣同是湖湘文化、湘學的產(chǎn)物，是湘學的杰出代表，同時他又弘揚了湘學，促進了湘學的近代轉(zhuǎn)型。
在瀏陽乃至中國的歷史上，維新志士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為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舉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劍膽琴心”的雅號。
在才常路的“譚烈士專祠”里，曾經(jīng)有一幅譚嗣同攝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歲，外穿月白色長衫，內(nèi)著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俊目，閃閃似電，有一種立如山岳、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短暫的一生中，兩劍三琴陪伴他度過了不少蒼茫歲月。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jīng)典之作《肇論》，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xiàn)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么譚嗣同卻為現(xiàn)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于現(xiàn)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墻，重現(xiàn)其剛健雄猛的精神。譚嗣同即生于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jīng)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nèi)亂，蹂躪著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xiàn)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于社會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于此種現(xiàn)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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