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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quán)衡形勢——曾國藩如此變通善于捭闔的人，當自己的主張與別人產(chǎn)生分歧時，能夠避免與他人發(fā)生正面沖突，更懂得靈活變通。這樣，既能辦好自己的事，又能處理好與別人的關(guān)系，可謂兩全其美。

文學家肖伯納說：“明智的人使自己適應(yīng)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堅持要世界適應(yīng)自己?！?/span>從某種意義上講，變通，就是尋求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晚清大臣曾國藩就是一位善于變通又不失自己原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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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是晚清最有實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顧忌，使其敢于向自己放權(quán)。另一方面，他盡可能地擴大自己的權(quán)勢，即使朝廷對他有所顧忌，也不敢輕舉妄動。但是清朝畢竟是滿族貴族的天下，為了防止曾國藩離心離德，朝廷在重用曾國藩、胡林翼等漢人的同時，也安插了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貴族鉗制他們。對此，曾國藩心知肚明。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國剛剛被鎮(zhèn)壓下去，他就下令將湘軍大部分裁撤。

同治三年（1864年），正當曾國藩分期分批裁撤湘軍之際，僧格林沁及其馬隊被太平軍在湖北牽著鼻子走，接連損兵折將。清廷萬般無奈，命令曾國藩率軍增援湖北。朝廷的這次調(diào)遣，對湘軍非常不利，所以曾國藩的態(tài)度也十分消極。其一，攻陷天京（南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殺驢之勢，曾國藩不得不避其鋒芒，自剪羽翼，以釋清廷之忌，為此曾國藩也滿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驕橫剛愎、不諳韜略，向來輕視湘軍。此時，曾國藩正處在十分無奈的兩難之中，他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曾國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軍對起義軍窮追不舍，失敗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因此，曾國藩按兵不動，靜坐江寧，觀其成敗。

果然，高樓寨（東高莊集）一戰(zhàn)，僧格林沁全軍覆沒，這位皇親國戚竟然被一個無名小輩殺死。起義軍聲勢更加浩大，咄咄逼人。朝廷不得不再次請出曾國藩，命他督辦直隸、河南、山東三省軍務(wù)，三省八旗、綠營、地方文武官員均歸其節(jié)制。兩江總督由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為曾國藩指揮的湘軍、淮軍籌辦糧餉。這本是曾國藩預料中的事，當接到再次讓他披掛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懸的命令時，他卻十分惆悵。在這瞬息萬變的官場中，他很難預料此行的吉兇禍福。因此，他還是采用拖延之法。

當曾國藩接到“赴山東剿捻”的旨令時，他明白清廷的著眼點是在于解燃眉之急，確保京津安全。這是清廷的一相情愿，此時曾國藩所面臨的出征困難卻很大。湘軍經(jīng)過裁減后，曾國藩北上圍剿起義軍就不得不仰仗淮軍。曾國藩心里也清楚，淮軍出自李鴻章門下，要像湘軍一樣，做到指揮上隨心所欲，是很難的。另外，在匆忙之間難以將大隊人馬集結(jié)起來，而且軍餉供應(yīng)也不能迅速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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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做事向來能未雨綢繆，對于清廷只顧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實在難以從命。況且，朝廷處處防范，自己若繼續(xù)帶兵出征，不知還將惹出多少麻煩。因此，他向朝廷推辭緩行。盡管他向清廷一一陳述了不能迅速啟程的原因，但又無法忽視起義軍步步北進而不顧。正在其左右為難之際，李鴻章派潘鼎新率鼎軍十營包括開花炮一營從海上開赴天津，然后轉(zhuǎn)道赴景州、德州，堵住起義軍北上之路，以護衛(wèi)京師，給曾國藩的準備和出征創(chuàng)造了條件。這樣，經(jīng)過二十幾天的拖延后，曾國藩才于六月十八日登舟啟行，北上圍剿起義軍。

蘭師慧語

通過拖延的辦法，曾國藩贏得了應(yīng)付事態(tài)的時機，也避免了與朝廷上司的直接沖突，能夠在騎虎難下、進退維谷之際，促使或者等待事態(tài)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fā)展，于萬難之間做到了游刃有余。在人生路上，當自己的主張與別人產(chǎn)生分歧時，就應(yīng)該及時捭闔，適時變通，更應(yīng)該兼顧靈活性和原則性。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在辦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時，更兼顧處理好別人的關(guān)系。關(guān)系融洽了，就會事事順心，一舉兩得。

▲待人處世的方法原來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