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論一首詩詞好壞的時候，首先需要界定評判詩詞好壞的標準。在這個時代談到詞，很多讀者或許以為如“大江東去”之類的詞，如此氣勢磅礴，大概也是古人沒有爭議的好詞。尤其是《吹劍錄》被屢屢引用的那則：蘇軾問幕客自己的詞與柳永比如何，對方回答：“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zhí)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guān)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為之絕倒。這個著名的故事一向被當成豪放詞與婉約詞的分別，作為東坡詞高于柳詞的證據(jù)。然而果真如此的話，東坡何必絕倒？恰恰是在十七八女郎與詞更相配的主流氛圍中，這位幕客的回答是一種戲謔和婉諷——柳永寫的是詞，您寫的不知道算是什么。╮(╯▽╰)╭

日常提到傳統(tǒng)詩歌往往舉詩詞并稱，然而與“詩可以興觀群怨”不同，詞的地位長期以來并不高。就算紀昀將詞曲析出，把詞作為有別于詩的另一種文體拈出時，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仍不免加上一句“惟歌詞體卑而藝賤”，存著“詞為小道”的輕視的態(tài)度。而最早的詞作者們，寫詞也大多不過是讓歌女有新曲子可唱而已。

所以晚清的謝章鋌在《與黃子壽論詞書》中說：“詞之興也，大抵由于尊前惜別、花底談心，情事率多猥近。”那么尊前惜別、花底談心、情事多親昵乃至下流，在酒筵上由歌女演唱，聊佐清歡、娛賓遣興的歌詞，的確算不上嚴肅的文體。

清末聊佐清歡、娛賓遣興的酒宴歌女

如何提高詞體的價值與地位，甚至把它提升到隱隱可與詩相抗衡的道德審美高度，清人提了一個概念——“尊體”。但遠在清人潤色詞體之前，鐘愛詞的宋人已經(jīng)開始論證詞的特殊性。最為讀者熟知的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在《詞論》中提到我們現(xiàn)在認為文學史上第一流的大詞人時，不但鄙視柳永的詞語塵下，對晏殊、歐陽修、蘇軾等大文豪的詞，也有所不滿：

李清照的不滿，來自于蘇軾等人作詞時無視詞的格律的特殊性。詞的用字要求嚴謹，要分五音（宮商角徵羽），分五聲（陰平、陽平、上、去、入），分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還要分發(fā)音的清濁輕重。簡而言之，字的聲響要與音樂相配合；而詩只分平仄。詞該押上聲韻的時候不能押入聲，這樣寫出來的詞才適于歌唱。但這些大家作詞時，并不在意詞的便歌的要求，所以寫出來的都是長短不一的詩，算不上詞。而像王安石、曾鞏這樣的古文巨手，文章似西漢之壯麗，經(jīng)世致用的味道很濃，但這么寫小詞是會被人笑的。李清照由此得出結(jié)論：“乃知詞別是一家。”詞，應該有詞體的正宗寫法：協(xié)律、典雅、細膩、婉麗。

易安居士李清照像

以此觀之，辛棄疾的主體風格顯然并不是詞體正宗。而詞學史上，辛棄疾的出現(xiàn)確實是一大變數(shù)。當他還在世的時候，時人已經(jīng)將他與蘇軾并稱，以別于花間詞以來綺羅香澤“詞為艷科”的正宗。但稼軒詞的成就與特色并非東坡可以牢籠?！对~潔》所謂“世以蘇辛并稱，辛非蘇類”，辛詞豈止是別有面目，簡直可以說橫絕古今，在剪紅刻翠之外，開邊未已。且辛棄疾這個人更不是點綴升平之輩可以比擬，“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22歲聚眾起義奉表南歸，以數(shù)十騎突襲敵營生擒叛將張安國；在湖南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撫使的時候創(chuàng)建飛虎軍，為江上諸軍之冠……有此詞心者未必能有此事功，有此事功者未必能有此詞心，其行跡其詞境，都無待他者而可必傳。歷代論者談到辛棄疾，以為辛詞算不上詞體正宗的大有人在，然而都不得不為他的慷慨縱橫所折服。

辛棄疾像

盡管不時有人提醒讀者：稼軒也有“錦字偷裁，立盡西風雁不來”這樣風致妍媚的小詞啊。但就像沒有《錦瑟》、《無題》諸作不足以成就李商隱一樣，稼軒詞的特色不在這類綺麗纖穠的句子上。他即使處于讒擯銷沮、白發(fā)橫生的境地，在常人不能不陷絕失望的時候，也能用淋漓慷慨的詞筆去抒寫個人情感志意。

所以如何評價稼軒詞？王士禎說他是英雄之詞，欠缺節(jié)制，但稼軒詞依然是天地間第一等的好詞。這是因為好詞的標準并非只有一種，《花間集序》、《詞論》都只是一家之言。文人去寫不像詞的詞，比如蘇軾以寫詩的筆法填詞，在使詞不那么正宗的同時，也開拓了詞的疆域?！跋裨~”的詞固然在承認詩詞之別的前提下為詞謀得一席之地，避免成為“詩余”、詩的附庸；但“不像詞”的詞，卻讓詞體分得一部分“詩言志”的功能，提升了詞的價值。

一種文體，尤其是格律詩詞，當它發(fā)展到成熟階段，形式已固定下來。比如律詩對仗、押韻的要求，比如詞牌不同體式的字數(shù)、斷句、用韻習慣等等。成熟的文體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風格，與謀篇布局手法不斷重復，固然留下層層積淀，但也會讓讀者與作者審美疲勞，從而刺激出求新求變的意識，由此帶來變體的產(chǎn)生。變體是相對于正體而言的。所謂的正體，如廳堂房間的布置一樣，有一定之規(guī)；而所謂的變體，則可以用人力去奪造化之功。以常見的詞牌浣溪沙為例，來看一看不同詞人的處理：

“想君思我錦衾寒”，由己推人，代人念己，從自己的角度想象對方如何掛念，筆力曲折。此種詞作的本事多附會不可信，“咫尺畫堂”句可知詞中女性的身份應該是別人家的歌姬之類。結(jié)句重提舊約，言之不盡。在花間詞人中，韋莊的風格已經(jīng)是清麗疏淡的了，但所寫的還是艷情。而漱玉詞里春光春困的慵懶，焚香斗草的消遣，時序的細微變化，以細膩之筆出之，并無情緒的直白表露，但人生永恒的寂寥感隱于其間。不同時期詞體的正宗，盡管都有著婉而麗的外在，但由于作者的出身、性別身份、性格、旨趣有別，使其表現(xiàn)內(nèi)容、風格、語言乃至精神面貌也有區(qū)別。寫歌姬舞女不妨側(cè)艷，閨秀手筆則有典雅節(jié)制的自我要求。

至于辛詞，無論下語雅俗，性情總有特別可愛的地方：

這首詞作于紹熙三年（1192）春，辛棄疾53歲。自從孝宗淳熙八年（1181）以隆興知府兼江西安撫使被劾落職后，已閑居上饒十年，在帶湖瓢泉寫了很多詞作。紹熙二年（1191），光宗終于起用他為福建提點刑獄，這是他離開上饒時所作的。詞中提到的鄭子真是漢代谷口人，《楊子·法言》說鄭“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痹潦翘諟Y明的名字。一如首句杜鵑啼聲多是勸歸之意，辛詞拿去寫送行；過片以兩位隱士做對比，卻是為了引出對《北山移文》的翻用。《北山移文》是南朝孔稚珪的游戲文章，諷刺周颙曾隱居北山而終究出仕。春山杜宇不勸歸而送行，白鳥也背人飛去，就像北山山靈不許周颙再至。賦閑十年奉旨起復的辛棄疾，沒有紀恩的套路，也沒有眷慕舊山的作態(tài)或躊躇滿志之情，卻借出處轉(zhuǎn)變，小小地自我調(diào)侃了一下。他的風格用典，一望而知與前面兩首有別。

這首詞當然不是辛棄疾最有自家面目和最好的作品，但能窺見辛棄疾性格、詞風的某些重要方面。辛棄疾的好友陳亮說他：“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十年閑居之后起用，只帶一點自嘲便動身，這不是普通人能有的性情。

一般而言，成就越高的詩人詞人，越難以用一兩首所謂代表作涵蓋。正如辛棄疾的門人范開所說的：

辛詞風格多變，其詞作不能簡單地用豪放、婉約二分法簡單定性，春幡燕子也不妨是宿志未酬的吞吐之音。不過熔鑄經(jīng)史去填小詞，屢出奇兵，表達超出詞體正宗的意象氣勢、情感志意，確是稼軒詞的特色。清代詞論家周濟在《介存齋論詞雜著》評價辛棄疾時有些矛盾：“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fā)，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情富艷，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才華與思想又充沛又鮮明，又有不平之事，這樣的人可能不“鋒穎太露”嗎？

常州詞派以意內(nèi)言外、比興寄托解詞之后，那些情感隱藏在于精美意象之后的詞作，很容易因為作者與讀者詮釋意象意義的層層累積，而被解讀為有寄托，比如溫庭筠。而辛棄疾明明白白以小詞陶寫一生行藏用舍：有“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jīng)綸手”、“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經(jīng)綸事業(yè)股肱王室的慷慨；有“朝來塞雁先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初志不遂憂讒畏譏的沉郁。他的寄托，有大時代、自身處境、與永恒命題的多重真實。鋒穎太露的按語，固然是由于辛詞不可一世的氣勢，也是由于辛詞沒有留給讀者太多解釋的歧義與多樣性。辛詞的用意，不待解詞者重新發(fā)明。因此，稼軒詞的好，對宋至清的讀者來說，反而需要跳出詞體正宗的審美藩籬，才能不為使事、意象等障目，讀出他不可一世之下的深沉悲慨。

英雄感慨原本就不是普通人能憑自身經(jīng)驗理解的，這種強烈真摯的個人志意情感從醞釀到發(fā)之于詞，需要天分。稼軒詞難學，學不好不免徒有粗豪皮相。所以劉辰翁又說：“然陳同父效之，則與左太沖入群媼相似，亦無面而返。”很刻薄地用了左思貌丑的典故去嘲弄陳亮：潘岳貌美，少年時挾彈出洛陽道，被婦人圍觀；左思學潘岳出游，卻被婦女們亂唾狼狽而返。陳亮也是個奇人，為人為詞豪氣縱橫，竟在這里被比成一場失敗的模仿秀。

而劉體仁《七頌堂詞繹》則另一位與辛棄疾風格相近的詞人劉過大開嘲諷：“辛稼軒非不自立門戶，但是散仙人圣，非正法眼藏。改之處處吹影，乃博刀圭之譏，宜矣。”所謂刀圭之譏，是另一位吐槽能手，岳飛之孫岳珂，評劉過模仿辛棄疾所作的《沁園春》“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仙老，駕勒吾回”一句所說的：“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癥耳”。陳亮和劉過都是一時豪杰，卻在稼軒的對比下不免支絀。一方面固然是評詞者善謔而近虐，一方面也是他們的性情、才力與際遇造就的詞作，仍不能與稼軒比肩。因此在“詞體正宗”的主流評價體系里，不免受苛評。也可見辛棄疾以一己之力突破的局面，是何等難得。

劉過像

元大德廣信書院本稼軒詞

作者│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石任之

編輯│趙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