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二適對王羲之書作的題跋中可見，他對于“草本于章”篤信不疑。他明確指出，“不傳隸法，即無草書，此評的當(dāng)”（跋孫過庭《書譜》）他還借用《書譜》篇中“薄解草書，粗傳隸法”之語，指出“今《書譜》中草法均本于隸，反之，如不識草隸 (即章草），即不解草書也”。他認(rèn)為，“(孫）過庭草法處處不離章，其可貴在此耳”，又說：“筆法悉以隸草為歸，信草書貴不背章，更悉章本隸法也”(臨《孫過庭書譜真跡》）。在考證《急就章》時，他對于宋克書法頗多贊許，原因就在于宋克草書中頗多章草筆意：“大草行以側(cè)勢，帶章書筆法尤佳”（題《宋仲溫大草》）。但他對懷素草書評價不高，因為“懷近動風(fēng)，草無準(zhǔn)則，且俗冗必多”。懷素草書連綿纏繞較多，少有章草筆意，所以他認(rèn)為懷素草書不可學(xué)。最后，他還總結(jié)道：“章草為今草之祖，學(xué)之善，則筆法亦與之變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題《松江本急就章》）。從而明確梳理出草書演變的源流脈絡(luò)以及取法途徑。

        不過在這里，章與草，古與今，實際上已經(jīng)不僅僅是一個時間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審美風(fēng)格的問題。章草意味著渾厚古拙，今草意味著流變妍美，所以，今和古，也就有妍與質(zhì)的關(guān)系問題。南朝宋明帝時書法家虞和說：“夫古質(zhì)而今妍，數(shù)之常也；愛妍而薄質(zhì)，人之情也?！备叨m則認(rèn)為：“二王之別，在'質(zhì)’與'研’二字。此言羲之與其子比為古，獻之比其父為今，即父質(zhì)而子研也。按虞此論尚當(dāng)。如謂妍勝于質(zhì)，以'研’'質(zhì)’評王氏父子之書，似嫌局限，不免為一孔之見已”（跋虞龢《論書表》）。這一論斷與他對于草出于章的認(rèn)識是一致的。

        在取法對象上，高二適明確指出“吾書隸、楷、草、章，當(dāng)以鐘繇、梁鵠、皇象、索靖諸家為師，而行草則一準(zhǔn)右軍筆法?！币驗樗J(rèn)為“皇象《急就》，規(guī)模簡古，氣象深遠?！倍趿x之草書由篆隸章草而來，遂得古意。他還在跋《墨池編》時說：“余作草書以章草、八分、行書相間為之，此王右軍法也。'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筆者按：隸字，這里指的是今天的楷書，或稱正書、真書）中，發(fā)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fā)。吾作書最主此說。嘗題宋四家書“無一筆不俗”，以未能從八分、章法（筆者按：章法，乃是指章草之法）入手故耳，有此乃不入俗。”在他看來，宋四家書“無一筆不俗”，這顯然有悖于一般的書法史判斷，但卻與高二適自己對于行草源流的理解相吻合。他在題《宋四家真跡》時又說：“宋人筆法無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規(guī)范，故致此耳?！痹谒磥恚安莶患嬲隆本褪撬稳斯P法無可免俗的根本原因。

        對于書法史上草書由章草到今草再到狂草的發(fā)展軌跡，高二適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余昔嘗慨然于章草之不振，而王義之、王洽等之今草則緣之以生。今草韻媚宛轉(zhuǎn)，便以大行于世，草書遂一變再變，而為鉤鎖連環(huán)之狀，于是而狂草作矣。狂草者，其字拔茅連茹，上下牽連，即世所謂一筆書者，獨王獻之深得其旨，繼之者為羊欣、薄紹之，而成于張旭、釋懷素、釋高閑等之手。雖其間有梁蕭子云及陳釋智永、唐賀知章、孫過庭等之書，亦嘗推崇草隸，仍存章法于什一，無如風(fēng)氣既成，效力蓋寡。”在高二適看來，唐代以降，草書中章法蕩然無存，趙宋之際蘇黃米蔡諸家變革晉賢風(fēng)格，導(dǎo)致“大觀間有黃長睿者，書法魏晉，能為正行草章四體書，惜遭南渡，其風(fēng)莫振，余人均不作今隸，競趨今草，然今草已漸成惡札，考其原因，實章法之久不廣傳也?！?/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