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堯都平陽”歷史地望的再探討－—兼與王尚義先生商榷

天和圖書館21tc 2016-09-17

展開全文

提要

史籍所見堯都之“平陽”是一個地理區(qū)域概念?！捌疥枴痹诮裆轿髋R汾市西南一帶是可以肯定的。“王文”所采信的皇甫謐《帝王世紀》“帝堯始封于唐，有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平陽即今晉陽，即太原也。”之說法根本就是錯誤的?？脊艑W提供的一條重要線索，陶寺遺址的地理位置與古文獻記載的“堯都”地望相合，其放射性碳素年代（距今4200-----4400年之間）也與古史傳說中“陶唐氏”興盛的年代基本一致。先秦“太原”指晉南，現(xiàn)在的太原是戰(zhàn)國末期才出現(xiàn)的地名。太原始稱晉陽則是漢以后的事。太原之“晉陽”沒有早于春秋之前的考古發(fā)現(xiàn)。太原之“晉陽”與唐叔虞之封地無涉，與“堯都平陽”更無涉。今臨汾塔兒山周圍的汾澮平原地帶就是當年“唐堯”統(tǒng)治的“唐國”屬地，其“帝都”之墟當為今考古發(fā)現(xiàn)的山西襄汾之陶寺遺址。

關(guān)鍵詞：堯都平陽地望探討。

“堯都平陽”即指今山西臨汾。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但是，現(xiàn)在有人對“堯都平陽”的歷史地望提出了新的說法，認為“堯都是太原”、“太原即平陽”。2003年9月16日《光明日報》第2版在“九州周刊”欄目，以整版篇幅發(fā)表了王尚義教授題為《太原建都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的鴻文（以下簡稱“王文”）?！巴跷摹敝貜臍v史文獻的角度對“堯都太原”說進行了論證。筆者在認真拜讀了“王文”之后，感到“王文”的最大缺憾是其立論依據(jù)沒有考古學方面的支持，有些依據(jù)甚至已被考古發(fā)現(xiàn)所否定，其所持觀點，筆者不敢茍同。故不揣淺陋，草此拙文，與王先生商榷。不妥之處，祈請王先生及學界同仁賜教。

一、史籍所見堯都之“平陽”

史載：唐堯為帝嚳之子，祁姓，名放勛，號陶唐（1）。堯所屬的氏族部落陶唐氏原居于河北省中南部，至堯時才遷至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故《尚書·五子之歌》云：“唯彼陶唐，有此冀方”。堯遷晉南后，其后裔受封于唐國，堯為其謚號。所以《漢書·地理志》云：“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又師古注引應(yīng)劭曰：平陽，“堯都也，在平河之陽”?！逗鬂h書·郡國志》云：河東郡平陽“堯都此”。有關(guān)“堯都平陽”的歷史地望?！独ǖ刂尽吩疲骸敖駮x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蹲x史方輿紀要》云：“《禹貢》冀州也，即堯舜之都，所謂平陽也。春秋屬晉，戰(zhàn)國屬魏，秦為河東郡地”?！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云：“昔唐人都河東”。秦置的河東郡，轄境相當于今山西省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區(qū)，主要包括今臨汾盆地和涑水盆地。據(jù)顧頡剛研究：《禹貢》內(nèi)講貢道，政府所收之貢物，大半來自冀州?！皥蚨计疥?，舜都蒲城，禹都安邑，概屬冀州?？梢娂街莸奈锂a(chǎn)很豐富，所以堯、舜、禹都奠都于其境內(nèi)”（2）。

《水經(jīng)注》云：“平水出平陽，平陽因在平水之陽而得名”。今屹立于山西臨汾市西的姑射山有一座山峰叫平山。歷史上平山角下，泉水峰涌，形如蜂房，匯集成河，緩緩流去，因為這股水出自平山，故稱平水（3）?！稘h書·地理志》注：“平陽縣，春秋魯昭公二十八年置，當今臨汾縣治，取義平河之陽”。據(jù)靳生禾先生考證：平河“稱平水，由于年遠久湮，已不見現(xiàn)代地圖，古代卻是水利價值很大，還是水匯成湖，游人云集的風景區(qū)”（4）。所以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里寫道：“堯都平陽，居地在西方”。據(jù)此有人推斷“堯都平陽”其治所當在今臨汾河西的平河之陽（5）?！渡轿魇≥嬕肪矶?、平陽古城下：“在臨汾西南，堯都平陽”。對此，筆者認為：“平陽”是一個地理區(qū)域概念，史籍中所說的“堯都平陽”是泛指。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堯都在平陽境內(nèi)”，或“堯都在平陽一帶”。當然，我們現(xiàn)在已弄不清春秋魯昭公二十八年所置的“平陽縣”的疆域范圍和具體治所了。但“平陽”在今臨汾市西南一帶卻是可以肯定的。

“王文”的第三部分“堯都是太原”，是“王文”的核心。但其所引的3條歷史文獻中：1、《漢書·地理志》曰：河東郡有縣二十四，同時并列記載有：“臨汾”、“平陽”兩個縣的名稱，并在平陽縣后注釋“曰堯都也”。2、《晉書·地理志》記載：“平陽郡，故屬河東。魏分立、統(tǒng)縣十二，戶四萬二千”。在十二縣中有“平陽、舊堯都侯國”，還有“臨汾縣”。3、《隋書·地理志》：“臨汾，后魏曰平陽，并置平陽郡。開皇初改郡為平河，改縣為臨汾”。沒有一條可以佐證“堯都是太原”。恰恰相反，都說明“堯都在平陽”。至于“王文”說是“今人將漢朝、三國和西晉以前的平陽即太原和后魏以后的平陽即臨汾沒有區(qū)別開來，結(jié)果將太原的堯都誤解為臨汾”呢？還是“王文”從根本上就搞錯了“太原”與“平陽”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區(qū)域概念呢？或者說“王文”在探討“太原的名稱問題”時，所采信的皇甫謐《帝王世紀》：“帝堯始封于唐，又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平陽即今晉陽，即太原也”之說法根本就是錯誤的。下面筆者將就此展開進一步討論。但就現(xiàn)有文獻鑒證，應(yīng)該說“平陽”與今太原無涉。

二、考古學提供的一條重要線索

“平陽”究竟在哪里，從文獻記載來看，“平陽”在今臨汾市的區(qū)域范圍內(nèi)是可以肯定的。那么考古學方面的發(fā)現(xiàn)能不能為其提供這方面的線索或證據(jù)呢？《夏書》云：“唯彼陶唐”。“陶唐”一詞一般都認為指“唐堯”。蔡沈《書集傳》云：“堯初為唐侯，后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同時也認為“陶唐”是古代地名，或指當時生活在該地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稱。有學者推測：“陶唐”的本義，可能是一種特殊器物（6）?！墩f文·口部》：“唐，大言也，從口庚聲”。侯外廬等認為：“唐”字與“庚”字古體相似?！啊?，郭沫若釋為樂器……‘唐’，也是鼓屬”（7）。由于“唐”、“庚”二字形相近，聲相同是很明確的。故有學者認為：“庚”為鼓類樂器，“唐”也應(yīng)該是一種與“庚”相似的鼓類樂器。同時指出：“這類樂器可能有很多種形制，制作材料也會有所不同，質(zhì)料為陶者，就應(yīng)該是陶唐了”（8）。

無獨有偶，我國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中，最早的鼓類樂器當首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土鼓和鼉鼓，其中土鼓在發(fā)掘簡報中被稱為“異形陶器”。該器為“泥質(zhì)褐陶或灰陶，形似長頸葫蘆，筒狀高頸，圓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圍又有三小孔，頸、腹之間置雙耳。M3002∶53，褐色陶，通高83.6，筒口直徑11.6厘米,筒口下有圓紐一周12個,筒身磨光,腹壁飾繩紋并貼泥條,構(gòu)成不甚規(guī)則的連續(xù)三角形和菱形圖案”。發(fā)掘者推測：“這種器物上、下口連通，不可能是容器。在大型墓中每與鼉鼓，石磬同出，故而推測或許是古文獻中‘以瓦為匡’的‘土鼓’”（9）。這種“異形陶器”在同期的其他文化遺址中尚未發(fā)現(xiàn)過，是陶寺遺存獨具特色的陶器。故有學者對此作出如下判斷：“因其質(zhì)料為陶，作為‘唐’所以最初的名稱可能就是‘陶唐’。這種樂器在當時為陶寺一帶氏族或部落所獨有，其主要用途或者是作為禮樂器，在祭祀時演奏，或者是作為戰(zhàn)鼓，鼓勵殺伐。其他氏族大約將擁有這種特殊器物的先民們稱之為‘陶唐氏’，‘陶唐氏’的居地因而得名為‘陶唐’了”（10）。

對于上述見解，筆者表示贊同。這不外乎是尋找“堯都平陽”和古唐國的一條重要線索。陶寺遺址的地理位置與古文獻記載的“堯都”地望相合，其放射性碳素年代（距今4200--4400年之間）也與古史傳說中“陶唐氏”興盛的年代基本一致。加之陶寺遺址又發(fā)現(xiàn)了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小城，其城址面積超過280萬平方米。宮殿、大型墓地、分級墓葬以及銅器、有文字陶器、各種禮樂重器、蟠龍?zhí)毡P等都在陶寺文化遺址內(nèi)發(fā)現(xiàn)。故而筆者推斷：陶寺遺址有可能就是“堯都”之廢墟——古唐國國都的所在地。對此，筆者另撰有《“堯都平陽”的考古學觀察》專文探討。在此不贅述。

三、先秦“太原”指晉南

“王文”說：“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說的晉陽、平陽、太原三個名稱，其實一也，都是唐國侯堯徙遷即帝位的都城”。還援引唐宰相李吉甫撰唐朝地理總志《元和郡縣志》說：“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按晉、大鹵、太原、大夏、夏墟、晉陽六名，其實一也”為證。其實現(xiàn)在的太原，是戰(zhàn)國末期才出現(xiàn)的地名。據(jù)《史記·秦本紀》載：戰(zhàn)國秦莊襄王四年：“王齒乞攻上當，初置太原郡”，治所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營西古城）。并非春秋之“太原”?！巴跷摹眻猿忠越裉瓰榇呵镏疤?，并以太原有晉水、晉祠，論定晉之始封地亦在今太原。并將春秋時與“太原”為同一地區(qū)的“晉”、“大夏”、“夏墟”、“大鹵”等地名，都附會于今太原是完全錯誤的。

“王文”釋：“太原”，“太即太上，太古；原，是原來、起初、根源”。并引《晉書·應(yīng)貞傳》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和西侯度遺址發(fā)現(xiàn)的180萬年前的舊石器文化資料為證。但是對“王文”的解釋，筆者認為有違“太原”原義?！疤笔谴笾兄??！恶壯庞栕搿め屆Q》云：“古人太字多不加點，如大極、大初、大素、大室、大廟、大學之類，后人加點，以別小大之大，遂分而為二矣”?！疤庇肿鳌按笤?，“廣平日原，謂平坦之地也”。太原實指一大而平坦的地區(qū)，非指某一具體地點?！巴跷摹币骱疃扰f石器考古資料為證，來說明太原建都前就有厚重的歷史淵源，雖然西侯度是在山西境，卻距今太原有千里之遙，而遠在古河東地區(qū)的西南邊緣之芮城縣。即便按“王文”的釋義來求解“太原”，“太原”也應(yīng)在今山西南部的古河東地區(qū)，而不可能遠到山西中部今太原。

《詩經(jīng)·小雅·六月》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這是古籍中對太原最早的記載,據(jù)王國維對歷史文獻、及金文、甲骨文材料綜合考證,認為“獫狁自宗周之東北而包其西”（11）。而宗周豐鎬之東此，正是汾河下游與涑水流域一帶，亦即《竹書紀年》、《禹貢》、《左傳》、《史記》所記之“太原”。《竹書紀年》云：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遂遷于太原”。王國維考證《竹書紀年》所載“太原”在今晉西南一帶（12）?！秶Z·周語》云：宣王“料民于太原”，而宣王四十年晉始敗北戎于汾隰，可知此太原不是今太原，而是今汾河中下游一帶?！蹲髠鳌ふ压辍吩疲骸芭_駘能業(yè)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妒酚洝x世家》謂“臺駘，汾、洮之神也”。司馬彪云：“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為洮亭也，然則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稱乎？”懷疑涑水是洮水的兼稱。酈道元云“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敝荜栆亍捌涑悄吓R涑水?！笨梢婁诼勏惨粠??！安怀鰸h河東境內(nèi)”（13）?！锻ǖ洹吩啤敖{州曲沃有臺駘神。”《元和郡縣志》云“臺駘祠在曲沃西南三十六里”，確指臺駘所處之“太原”為絳州曲沃、聞喜一帶，而決非今太原。大澤，即今運城鹽池，古代是一個大湖。所以，清國學大師王國維認定“太原，正漢河東郡地”（14）是有一定道理的。盡管“王文”舉證皇甫謐有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晉書·皇甫謐傳》約4200字可鑒，說明他在中國古代史上是很有影響的人物，但在“堯都是太原”這個問題上他還是弄錯了。他把春秋之“太原”誤認為今太原。

《禹貢》所云夏禹治水“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鳖欘R剛先生釋：夏禹治水之“太原”，“在河東，兼帶汾、洮、南障大澤，相當于今山西聞喜一帶”（15）。王國維云：“疑壺口梁岐而往，至霍太山，其地皆謂之太原?！瘪R斗全先生說：“王氏將太原擴大了，但也遠不到今太原”（16）。李廣潔先生認為：《尚書·禹貢》中的太原所在，也是泛指汾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qū)（17）?！妒酚洝は谋居洝吩疲骸坝硇凶约街菔??！币碇菰凇队碡暋穬?nèi)無明確定界。顧頡剛由其它八州的疆界“推定冀州是在兩河（東河、西河）之間?！奔创呵飼r“趙、魏二國地”（18）?！秴问洗呵铩び惺加[》云：“兩河之間曰冀州，晉也”?？梢娤挠碇嗡詴x始是很明顯的。那么他從什么地方治起呢？《禹貢》載：“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夾石碣石入于河”。這說明夏禹是從壺口以下沿黃河兩岸治起的，正所謂“理水及貢賦從帝都為始也”（19）。然后向下游治去，即“首壺口梁岐、次太原、次岳陽、次覃懷、次衡漳、而終以恒衛(wèi)。”（20）。從夏禹治水的經(jīng)過來看，“太原”也指今晉南。

“太原”又名“大夏”，《史記·齊太公世家》云：齊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所伐之地在晉南?！坝龛忼堥T通大夏”（21）、“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22），可見“大夏”也指的是晉南。故《呂氏春秋》稱河東池鹽為“大夏之鹽”。又《左傳·昭公元年》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都狻贩唬骸按笙脑诜?、澮之間，主祀?yún)⑿恰?。按商丘在東、河東在西，地望與商東參西正合。若大夏為今太原，豈不成了商南參北了么？

《世本》云：“叔虞居鄂”?！都狻匪沃以唬骸岸醯亟裨诖笙??！薄豆攘簜鳌吩疲骸爸袊惶?，夷狄曰大鹵”?！蹲髠鳌吩疲骸懊剖逡蕴普a，耐封于夏墟?！薄斑w實沉于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梢姟岸酢?、“大鹵”、“夏墟”、“大夏”與先秦之“太原”同為一地，均指古河東之晉南，而非指今太原。

四、太原之“晉陽”與唐叔虞之封地無涉

太原之“晉陽”始見于《左傳·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時間為公元前497年。太原之“晉陽城”為春秋末期趙簡子之家臣董安于所修，既不是唐堯所筑，也不是晉之始封地，太原始稱晉陽則是漢以后的事，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脊艑W提供的情況也表明：太原之“晉陽”沒有早于春秋之前的發(fā)現(xiàn)?！巴跷摹痹谡撟C“堯都是太原”時，曾引《史記·晉世家》相關(guān)文獻與太原晉祠互證，認為今太原晉祠，是為奉祀西周時唐國侯叔虞而建，故晉之始封地唐就在今太原。晉祠為唐叔虞之祠堂不假，但其創(chuàng)建年代不詳。見于酈道元《水經(jīng)注》和《魏書·地形志》可追溯到北魏以前，但絕不可能早于東漢。它的興建，完全有可能是附會于《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縣為“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所建。古唐國與唐叔虞的封地到底在哪呢？其實《史記·晉世家》已將古唐國與唐叔虞的封地具體地理位置講的很明白了?！疤圃诤?、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前面筆者已經(jīng)提出：或者說“王文”在探討“太原的名稱問題”時所采信的皇甫謐《帝王世紀》：“帝堯始封于唐，又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平陽即今晉陽，即太原”之說法根本就是錯誤的。而此錯誤之根源又在哪里呢？辟撿史籍，就會發(fā)現(xiàn)皇甫謐的說法，是受了漢班固《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縣為“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之說法之影響。不僅如此，延及后世，為《左傳》作注的西晉史學家杜預(yù)也誤認唐國在晉陽。北魏杰出的地理學家酈道元亦說太原晉陽縣就是“故唐國也”。唐李賢所撰《括地志》更確指：“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筑也’”。流傳至清，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也誤信太原之晉陽為唐叔虞之封地（23）。以訛傳訛，流傳甚廣。直到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才從研究文獻入手，并親到山西觀察地理，方提出“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24）。“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并在翼”，“并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為然也”（25）。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山西的考古工作者就致力于尋找晉國的始封地。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終于在山西臨汾市的翼城縣天馬村——曲沃縣曲村一帶，發(fā)現(xiàn)了晉國早期都城遺址和晉侯墓地。天馬——曲村遺址面積約3800×2800平方米（26）。規(guī)模宏大，內(nèi)涵豐富，等于西安灃西、灃東二遺址之總和，超過北京琉璃河燕國遺址兩倍以上，是目前發(fā)現(xiàn)全國最大的西周遺址。而晉侯陵園恰在其中，已發(fā)現(xiàn)晉侯墓、晉侯夫人墓各5座，可辯晉侯名有三：一為“晉侯?！保ㄍ僮郑?；二為“晉侯蘇”；三為“晉侯×（字不識）”（27）。此遺址以晉文化為主，其年代貫穿晉國始終，而以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最為繁盛。諸多晉侯埋葬于此，證實此處是早期的晉都。

鄒衡先生經(jīng)研究指出：“自東漢以來，學者皆謂晉都曾幾次遷徙，尤其是鄭玄《毛詩·唐譜》言之甚詳，學者多從其說，究竟鄭玄之說可靠性如何，我以為時至今日，恐怕不能再就文獻而論文獻，而必須結(jié)合考古材料以驗其是非。鄭玄以為晉穆侯曾遷都于絳，也不知何據(jù)。今在天馬——曲村遺址中不僅發(fā)現(xiàn)了穆侯墓，而且發(fā)現(xiàn)了穆侯以前的厲侯墓以及厲侯以前的諸晉侯墓，可見穆侯并無遷都之事。鄭玄又說晉成侯曾遷都曲沃，乃據(jù)班固《地理志》立論。今晉成侯及其父晉武侯墓均在天馬——曲村遺址中發(fā)現(xiàn)，可見成侯亦不曾遷都”?！爸劣谯聘?，雖曾改國號為晉，但并無較早的有關(guān)遷都的文獻記載。可見晉侯燮父與其父唐叔虞同居一地。今晉侯燮父墓在天馬——曲村遺址內(nèi)，唐叔虞墓亦應(yīng)在此。所以，天馬——曲村遺址就是唐叔虞始封之地；在周初，此地應(yīng)該名唐”（28）。故李伯謙先生在考證晉國始封地時，通過對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出土文物的分析，也確認：“晉侯墓地及其所在的天馬——曲村遺址所處的地理方位、起始年代、延續(xù)年代等都表明，它不是‘穆侯遷絳’之絳，不是‘成侯遷曲沃之曲沃’，也不是所謂燮父徙居之晉，而只能是西周初年叔虞所封之唐”（29）。

從地理形勢上看，今翼城縣翔山以西，曲沃縣的汾水以東，澮河以北，翼城、曲沃二縣的崇山（俗名塔兒山）以南，東西長約30公里，南北廣約15公里的長形地帶，當為晉始封地的中心地帶。從史籍來看，晉都歷史上不曾稱過晉陽?！疤剖逵葜啤迸c“堯都平陽”雖同為一地，但前者在其南，后者偏其北。這就是說“堯都平陽”與晉之始封地“唐”尚有一定距離。從天馬—曲村遺址晉侯墓地的發(fā)現(xiàn)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證的結(jié)果來看，《今本竹書紀年》與班固《地理志》和鄭玄《毛詩·唐譜》所記晉都遷徙之事都是錯誤的。故李伯謙先生說：徐才《宗國都城記》“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和《今本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唐遷于晉”之說。多違事實，本不足信”（30）。鄒衡先生也指出：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此乃以唐叔虞封于太原晉陽為說，今太原晉陽既屬后起，則“燮父徙居晉水”當屬附會（31）。

綜上所述，太原之晉陽與唐叔虞之封地無涉，與“堯都平陽”更無涉。先秦之太原指晉南，平陽在陶唐、陶唐在臨汾。今臨汾盆地塔兒山周圍的汾澮平原地帶就是當年“唐堯”統(tǒng)治的“唐國”屬地，其“帝都”之墟當為今考古之發(fā)現(xiàn)山西襄汾之陶寺遺址。

注釋：

（1）《史記·五帝本紀》中華書局 1982年11月版。

（2）（18）顧頡剛：《〈禹貢〉上的二大問題》《文史》2001年第1輯總54輯。

（3）（5）衛(wèi)文選：《堯都考》《山西師范學院學報》1981年第3期。

（4）靳生禾：《從古今縣名看山西水文變遷》《山西大學學報》1982年第4期。

（6）（8）（10）王迅：《陶唐·土鼓·陶寺遺存》《中國文物報》1990年2月22日第3版。

（7）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62頁，引注釋（6）注。

（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等：《1979—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fā)掘簡報》《考古》1983年1期。

（11）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三史林五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11月版。

（12）（13）（14）（20）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二史林四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11月版。

（15）《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一輯《禹貢》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