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閻若璩《疏證》七

閻文第八：言左傳載夏日食之禮今誤作季秋

日食之變，為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為災，其余月則為災，為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焉，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并盛，六陰并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為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各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余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為夏之四月，可謂反復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而偽作古文者略知歷法，當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于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于九月也。是徒知歷法而不知夏之典禮也?；蛴钟星鸀橹f者曰：夏質(zhì)周文，故禮亦異，不知古代典禮有從異者，亦有從同者，有當革者亦有當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禮也。即以上文遒人以木鐸循人于路，官師相規(guī)，工執(zhí)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循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周之正歲即夏之正月，同為建寅，同循以木鐸，此非二代同禮之又一大驗乎？噫！作古文者自謂博考經(jīng)籍，採摭群言而往往博而或不能精，采百或有時漏一，故多所留破綻，以來后人之指譏。吾安得起斯人而面問之哉！

按巳月之為正月不特見左氏，已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當之，其繁霜何足為災異哉？正陽日食為古所尤忌，亦不特見左氏，又見詩小雅集傳，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人以為亦孔之丑是也。其說皆與左傳互相發(fā)，故并著之。獨怪胡安國傳春秋于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而反遠引胤征九月日食瞽奏鼓之禮，若以凡日食即當然者，豈誠以左氏為浮夸，而以古文尚書為真合夏之典禮也耶？

又按仁山金履祥通鑒前編曰：兵法莫整于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于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于胤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jīng)也，愚請得而證之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出荀子君道篇，所引書曰（韓詩外傳作周制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是整乃見于荀子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出易離卦上九爻詞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丑，無咎。是仁乃見于易也，威克厥愛允濟，此出左傳昭二十三年公子光曰：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是勇乃見于左傳也，凡晚出之古文所為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后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譬之千金之裘，徒從其毛而觀之，未有不愛其白而且粹者，茍反其皮而觀之，然后知此白而且粹者非一狐之腋之力，乃集眾腋以為之也，晚出古文何以異此哉。

又按左氏引夏書，雖云日食典禮，未知的在何王之世，故劉歆三統(tǒng)歷不載。后造大同歷者始推之為仲康元年。唐傅仁均等又以為五年癸巳，疑皆因晚出書傅會為此，猶劉原父七經(jīng)小傳謂詩皆夏正，無周正。自鄭箋十月之交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后造歷者于幽王六年酉月辛卯朔果日食矣，疑出于傅會，卓哉，特識可盡掃一切，余謂此二事頗堪作對。

又按：姚際恒立方曰偽作古文者改夏四月為季秋月朔，意謂夏與周制異，若然，則太史引證不合，平子這頭當折之矣，何為噤不一語？瞽奏鼓三句逸書原謂急于救日食，非怠惰不救填入，殊不相合。

一、閻謂

日食之變，為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為災，其余月則為災，為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焉，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并盛，六陰并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為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各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月之月也。

何按

①國史之三皇五帝，一直存在于傳說中，無確切歷史文獻或考古材料作根據(jù)。史家一直把夏作為我國人文初基，既稱初基，一切尚在草創(chuàng)，典章制度絕不如后世完備，故孔子稱“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也”（《論語·八佾》）?！抖Y記·表記》亦有：“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弊佑衷唬骸坝菹闹牟粍倨滟|(zhì)，殷周之質(zhì)不勝其文?！?/SPAN>

”所謂陰陽消長，五行生克之說，夏初不必有?！稌ず榉丁窞楹笫罃?shù)術(shù)家所宗，亦只論五行，不說陰陽。其五行，亦只論五種元素之作用，不論生克?！哆B山》易是否出于夏，尚存疑問。八卦之爻，乃天地水火山澤風雷之線形文字表述，亦為二進制0、1之元始表述，所謂陰爻，陽爻，陰陽家出始賦名。閻氏所謂“二至二分之月，或不以為災，其余月則為災，為災之猶重者則在建巳之月焉。”其說夏初不能有。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為夏日食之禮，夏初不能有此文飾。就《胤征》之文而論，分明是指斥羲、和未能及時預報天象，以致引起官庶混亂，朝野不安，為胤征出師之由。所謂太史引夏書證夏禮，不過是太史托古立言之說。

所謂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不過是乍見日食，人皆驚恐，以為大災來臨的應急反應。不僅剛走出洪荒之夏初人會如此反應，即使近代，不僅在鄉(xiāng)村，面且在城市，遇有日食月食，人稱之天狗吃太陽，吃月亮，而擊鼓敲鑼，無鑼鼓則敲擊木梆，銅制鋁制面盆等，并大聲呼噪，驅(qū)趕天狗，以救日、月。

②仲康日食，為吾國最早之日食記錄，亦為世界最早之日食記錄，《書·胤征》文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o:p>

此次日食究發(fā)生在何年何時，眾說紛紜，即閻若璩之說，亦與史實天象未合。西人奧伯爾子（Oppolzer）所推為前2137年10月22日，即甲申年癸酉月壬申九月朔，合于季秋之說。為吾國學者所采用，董作賓據(jù)此編定《中國年歷總譜》。其他尚有拉該提安等，皆定其為季秋發(fā)生，但年份不同。至于奧氏之說是不是仲康之年并不重要。照揚子所說，虞夏之書渾渾，夏之起迄，今無定論，夏代之存在，或許比人們所說的更長更古老。至于夏代無二十八宿之概念，所謂“辰弗集于房”明顯為后人附會。其實，虞夏商之書，至少早期商書，應作如是觀。堯、舜及夏初，即使有文字，也很簡拙，語言詞匯相對貧乏，書寫工具更為簡陋，不可能有洋洋大觀之言，人們只能將國史重點，自然大事，用結(jié)繩或泥板書寫，略作紀錄，傳誦于瞽、史。即使商末周初，有了甲骨、吉金文字，但甲骨、吉金負載文字能力有限，不可能納長篇巨制于其中。竹簡、木牘，不知起于何時，商之中期或已經(jīng)使用，至商末周初已臻完善。西周成康之際稱盛世，其時社會安定，民得休息，經(jīng)濟有所發(fā)展，文事有所昌明，至昭、穆間，國亦無大事。這一段時間，周家有可能組織人力，將國史宸中歷代史料進行整理，編修。這些文史資料，除藏周室史宸，亦可能藏于魯。魯為周公封國，周公曾輔佐成王多年，有近水樓臺之便?？梢哉J為，夏、商雖有史料，而周成其《書》?？鬃釉诰帯稌窌r雖稱“述而不作”，亦當有所增刪。因此仲康時確有日食發(fā)生，世界最早的日食記錄在中國。

③《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歷有質(zhì)疑，查之萬年歷，魯昭公17年為公元前525年，其年六月朔在上月三十晦日，即丙子年壬辰月乙亥日，非甲戌，無日食。甲戌為七月三十日，即丙子年甲午月甲戌，是日朔，實為八月朔。《大衍歷》曰當在九月，清王韜進而以為當在九月癸酉。癸酉按今萬年歷為九月三十晦，即丙子年丙申月癸酉，實為十月朔，人以為閏九月，亦可，是年閏十三月。儒略日侓，兩日之儒略日數(shù)差能為60整除者，干支必同。魯昭公十七年，即西歷前525年8月21日，丙子年丙申月癸酉之儒略日為1529900。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為西歷前550年1月5日，即庚戌年戊子月癸酉朔日，其儒略日為1520504，昭公二十二年，西歷前520年11月23日，即辛巳年己亥月癸酉，為十三月朔，稱此月為閏十二月亦可，其儒略日為1534820。此三年前人考之，均有日食。

1529900—1520540 = 9630。9630÷60 = 156。

1534820—1529900 = 4920。4920÷60 = 82。

大衍歷與郭守敬之說與儒略周日律合。

昭17年10月癸酉朔之日食，非周6月孟夏，而為周10月仲秋，日食路線經(jīng)蒙古與東北出境，東都洛陽不能見到。有人疑此日食為劉歆偽造，未必不然，因《左傳》為劉歆從中秘書中整理而獻出者。遑論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閻氏稱“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為夏之四月，可謂反復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而偽作古文者略知歷法，當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于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于九月也。是徒知歷法而不知夏之典禮也。”閻氏之論，真張空拳以冒白刃者，食之不存，何來周禮夏禮？即此食期，亦證閻說無據(jù)。

二、閻謂

古代典禮有從異者，亦有從同者，有當革者亦有當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禮也。即以上文遒人以木鐸循人于路，官師相規(guī)，工執(zhí)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循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周之正歲即夏之正月，同為建寅，同循以木鐸，此非二代同禮之又一大驗乎？

何按

閻氏所引，乃《左傳·襄十四年》師曠對魯襄公問，有“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guī)，工執(zhí)藝事以諫?！贝藬?shù)語引自《夏書》。茲將《書》此段文字錄于下以資參考?！稌へ氛鳌罚骸懊繗q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guī)，工執(zhí)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遒人一詞，孔安國釋為：“宣令之官。”《正韻》亦釋為傳令之官。顯受安國影響。周無“遵人”之設，杜預注《左傳》曰：“遒人，行人之官也?！庇衷唬骸?/SPAN>徇于路，求歌謠之言。”孔穎達《疏》以為孔稱“宣令之官”與杜稱“行人之官”其事不異。實則其事有異。

宣令之官即宣政教之官。采集歌謠者即采詩之官，一則上令下達，一則下情上達。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提醒眾官互相規(guī)整，百工執(zhí)藝事以諫于王。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其或不能相規(guī)，不能相諫者，是為不恭，必受懲罰。采集歌謠者，將歌謠整理上獻，即了其職事。

孟子稱：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后春秋作。魯襄公時，已近春秋晚期，采詩之制，早已不存。即在夏代，未聞采詩之事，何歌謠之有采，行人之有存？

《周禮》：“至正歲，又書而懸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庇衷唬骸罢龤q，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闭龤q，即夏之正月。夏歷建寅，即今之夏歷正月。

比較一下《左傳》所引《夏書》與《周禮》之文，可見兩者差異。

⑴小宰與遒人之名稱不同，周無遒人之職。

⑵小宰帥其屬而往，不過是觀，或監(jiān)民，或監(jiān)民與己觀兼而有之?！断臅分偃藙t是振木鐸以宣王命。一為宣令之官，一為監(jiān)民之吏。

⑶更大不同在內(nèi)容?！吨芏Y》：“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眰髟唬骸罢?，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SPAN>

又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薄秱鳌分^：“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所謂木鐸，即鈴鐺，口為金，舌為木。

所謂“奮木鐸以警眾”，不特古人有，后世以至民國亦有，其時通訊工具不發(fā)達，鄉(xiāng)縣有政令，必令下級屬員遍告四鄉(xiāng)，常敲鑼以集眾，所謂“鳴鑼通知”是也，不過習常手段，無所謂傳承。

《周禮》與《夏書》此段之文有本質(zhì)之異，《周禮》是懸法于象魏，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以督民觀法，或自亦觀法。《夏書》則是遒人搖木鐸以警醒眾官相互規(guī)正，并提醒百工以己所司之職而向王建議或進諫?！吨芏Y》對下，對民，要民觀法于魏闕，即如《傳》言，所以重治法，新王事，要民克遵法令，否則“不用法者，國有常刑?！薄断臅穭t對上，對官，對君。對官則要其互相規(guī)正，以校其瀆職否，擾民否，儀容不正否，等。對君則要求百工進諫，即使平時因官卑職小，無能見君者，孟春之月，新正伊始，亦可破格向君規(guī)諫。所謂正人先正己，上梁不正下梁歪。

此段之文，除木鐸，孟春二詞外，無一點相同處，且“孟春”二字，《左傳》引文亦無，惟振木鐸同爾，振木鐸與敲鑼，異器而同工，何代或無？何得謂周承夏禮？閻若璩常譏人讀書不細，此謂細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