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鄉(xiāng)北京”

上世紀70年代，北京一建基隊在今日王府井金魚胡同地方進行施工挖地道時，竟意外從此處發(fā)現(xiàn)了一塊鯨魚椎骨化石。后據(jù)專家測定，這塊化石的年齡距今為9000年至1萬年，有學者撰文稱，此化石的發(fā)現(xiàn)，坐實了地質學家們關于今日京、津地區(qū)曾是黃驊海浸之地的猜想。大海浸退去，遺澤流貫于北京大陸，留下了五道河流水系，由此構成了北京水網的基本格局。

永定河是其中最古老最有名的，此河自西漢以來名稱多變，先后稱為治河、漯水、桑干河、盧溝河，清代以后始稱永定河。潮白河是第二大河，由同發(fā)源于河北境內的潮河與白河在北京密云縣匯合南流，流入北運河，同赴天津。北運河，是京杭大運河的北段，由溫榆河、沙河、清河及通惠河在北京通州北關匯聚流往天津，其中的通惠河是北運河進京的主要河道。另有大清河（又稱拒馬河）、薊運河兩大水系，同樣是幾萬年前大海浸的遺澤。

五大水系之中，發(fā)源于山西而盤桓于北京西部山區(qū)的永定河是北京城的“母親河”。她從群山之中流出后就在北京平原上流淌，因北京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加上永定河水量很大，所以流經北京平原的河水水勢洶涌，并挾帶著大量泥沙，致使河道經常壅塞，河流改道是經常的事情。永定河改道，大體沿自北向南方向遷移，這一遷移所覆蓋的區(qū)域，正是今日北京城的龍興之地。公元3世紀，北京平原上便有了第一座城池，薊城。當時永定河河道已向南偏離薊城較遠，但在薊城西北，永定河遷移卻留下了一個舊河道，高粱河。時任曹魏鎮(zhèn)北將軍的劉靖主持薊城的屯田工事，他巧妙地在永定河和高粱河之間修建了戾陵遏（堰），又在戾陵遏下引水渠道，名為車廂渠，車廂渠下游與高粱河上游相接，這樣就將永定河的水勢引入高粱河，兩水相濟，造就了北京地域上第一個水系景觀。

到了金代，為解決金中都宮苑用水，就將一條名為洗馬溝的小河圈入城內，使之流經皇城西部，積為太液池；而這條小河上游的發(fā)源地（“西湖”）正是今日尚存遺跡的城南蓮花池。到了元代，元中都城市建設要解決的不僅是解決宮苑用水的問題，而是作為整個封建帝國經濟命脈的南北大運河的水源問題。永定河水勢宏大，原是理想的選擇，但永定河變幻無常使之很快被棄選。在此情形之下，北京另一處影響更為深遠的水源地被發(fā)現(xiàn)，這就是西山泉源。

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對西山泉源在元代的水利籌劃有詳細的考論。他認為，沿高粱河上游七八公里處，“有一座小山平地崛起，山麓有泉，潴為小湖。湖西一公里半又有玉泉山諸泉，其下游一支，亦來相匯。元時這座小山叫做甕山，就是今日的萬壽山；山麓小湖，叫做甕山泊，就是今日昆明湖的前身。以地形推測，那時小湖的下游，當有一條小河，徑向東北，合今萬泉莊北來之水，流注清河。這條小河與高粱河上源之地，有一帶高地，可以叫做‘海淀臺地’，地形微微隆起，形成了兩者之間的一小分水嶺。或許就在這時第一次用人工打開了這個小分水嶺，導引小湖之水，轉而南流，合高粱河，同注于運河，以至通州?！盵1]在北京城市發(fā)展史上，西山泉源的發(fā)現(xiàn)及利用意義重大。按侯仁之的考論，西山泉源下注昆明湖，昆明湖水又經發(fā)源于“海淀臺地”東北流向的一條河道，合萬泉莊北來之水，順著高粱河舊道，汩汩滔滔流入北京城來。這一道清流，“經過專辟的渠道，從和義門（今西直門）南水門引入城中，流經宮苑，注入太液池，其下游繞出宮禁前方以與運河相匯，名曰金水河。”[2]然而，西山泉源及萬泉山之水水量不夠浩大，水勢不強，常常因水速不夠而造成泥沙沉積，造成河道壅塞，于是就有了元代郭守敬的水利創(chuàng)舉，“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huán)匯于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閘，比至通州，凡為閘七，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止水。元世祖命速行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工既成，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河’。”[3]

北京古代城市水利建設，至此可以說是達到了最高峰。元代的北京，狂放不羈的永定河向南改道已離北京城越來越遠，西山泉源穩(wěn)定、浩大、清澈的泉水源源不斷滋潤著北京城。從昆明湖以下，城外的高粱河沿岸，城內的積水潭湖畔，到處是水波蕩漾、煙波浩渺，一派水鄉(xiāng)風光。積水潭水流出城外，從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也是清流渙渙，滿眼是逆流而上、滿載南方物產的漕船。

明清兩代，北京城市的水利建設基本上沿用元代格局，但已走向式微。在明代，因為明陵修建和皇城擴建，原先在元大都從白浮泉發(fā)端，沿昆明湖、高粱河、積水潭、通惠河至通州貫通一氣的城市水脈被切斷，形成了三個相對獨立的水系區(qū)域，昆明湖水系、積水潭水系及通惠河水系；到了清代，城市水資源日益枯竭，除昆明湖及京西海淀諸園林中的水系之外，北京城大大小小的水域雖然水跡尚存，但已大都變成了無源之水。

時至民國，“水鄉(xiāng)北京”的盛景已再難覓蹤影了。

 

 

二、傳統(tǒng)北京水系的文化地理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在水系納入北京城市發(fā)展的整體進程中的時候，水與城互動，北京水系已悄然改變其自然屬性，成為了含蘊豐富的文化水系。尤其是明清以降，北京城市水系被分割成相對獨立的區(qū)域，這預示著城市水資源在城市中從充足走向短缺，短缺必然產生競爭，文化上不同階層、群體對城市水系的空間競爭與文化賦義，就形成了北京城市水系的文化地理。

早在金代，金中都皇城宮苑的建設就將原在西郊的洗馬河圈入城內，使之流灌皇城西部，迂曲縈繞，形成了極其重要的皇家苑林區(qū)，即當時的太液池，下游流出成為當時的南護城河。與皇家對洗馬河下游水系的占據(jù)相對，就在洗馬河的源頭處，西湖（今城南蓮花池）則以其“綠水澄澹，川亭望遠”，成為金中都普通市民的“游矚之勝所”。就在這樣一條小小的洗馬河上已然產生了文化地理的分野。

至元代，以離金中都東北不遠處太寧離宮（萬寧宮）的一片水域為中心，元大都開始修建，這一片水域即就是今日之北海、中海的所在。元大都建成之后，北海、中海當然地成為了皇家禁苑；在宮苑蕭墻之外，與北海、中海一衣帶水的積水潭水勢浩大，潭水繞行宮苑蕭墻東垣外，出都城南墻，轉而東南，與城外的通惠河接通。積水潭主要用來接待從京杭大運河南來的漕船，這造就了元代積水潭沿岸多有商貿活動，交易頻繁，成為元大都城中各個階層雜處共在的地理空間，達官權貴、文人雅士、普通市民以及商貿賈販都能在積水潭畔得其所哉。然而，積水潭這一片鄰北海、中海而在的水域卻有著獨特的文化地理意義?！对贰さ乩碇尽分杏羞@樣一段記述，“海子在皇城之北、萬壽山之陰，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匯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漁采無禁，擬周之靈沼云?！盵4]也就是說，在元大都城市文化地理中，積水潭其實是元代彰顯王權恩施、百姓和樂的象征性空間。

另外，在元大都，除水波連屬的北海、中海與積水潭外，在大都城的城東、城南（時稱舊城）、城西另有大大小小、數(shù)量可觀的水域。城東水域基本是金代漕河遺留形成，城南水域多是永定河故道遺留及通惠河旁澤，城西水域則是玉泉水匯集形成，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湖景”（昆明湖）。大都城東、南、西三面的水域，與城中心的積水潭、北海與中海相呼應，但其所擔負的文化地理學含義卻大異其趣。這些水域多為權貴顯要私家園林的建址所在，比較著名的如城南有名宦廉希憲的萬柳堂、詹事張九思的遂初堂，通惠河上有元都水監(jiān)張經歷的雙清亭，城東齊化門外有道士吳閑閑的漱芳亭等等。這些園林大多建構精美，不僅是權貴們的駐留之所，更吸引了大量文人雅士流連題詠，如城東匏瓜亭，《析津志》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匏瓜亭在燕之陽春門外，去城十里。亭之大，不過尋丈。又匏瓜乃野人籬落問物，非珍奇可玩之景。然而士大夫競為歌、詩，吟詠嘆賞，長篇短章，累千百萬言猶未已?！盵5]附身于權貴門庭下的文人活動之盛，由此可見一斑。元大都城外東、南、西的水域，也由此形成了文人群體聚集的文化空間。因此，在元代大都，城市水系所形成的文化地理格局特點，是從城市中心向城外郊區(qū)構成了皇權文化、皇權象征文化、文人文化同心圓向外放射的格局特征。

到明清，同心圓式的地理格局發(fā)生根本改變。明清皇權文化在城市空間上的投射，除西山昆明湖與城中北海、中海與南海外，日益疏離城市水系而專注于城市中軸線、宮殿、城墻、城門等城市實體象征的權威性營造，而將城市水系從皇權象征體系中逐漸拋離出來；加之，在明清兩代，北京城市水系隨著水資源減少，元代渾然一體的城市水網被分割成散點存在、自成一體的封閉水系，這使得城市水系成了明清北京城中暫時規(guī)避皇權抑制、釋放自由意志的場所。這種逃避的沖動，在明清北京城市的總體抑制中成為社會各階層的共同訴求，因此造成了京城那些散點水域竟成了城市各個階層共在共享的立體文化空間。這與元代城市水系同心圓式的文化地理格局已是大相徑庭。

比如在元代作為皇家象征標榜的什剎海（積水潭），入明之后，水面大幅縮減，漕運風光不再，使得原先濃厚的皇權作風驟減，容得文人雅士、販夫走卒大量充斥，成為官、貴、士、民同在的文化空間。再如城郊的通惠河，清末全面淤塞，只留下少許閘口處尚存水跡，而這些被遺落的閘口水域，比如二閘，成為了北京城內各個階層樂游的所在。另外，清末民初東直門外護城河東岸有處“葡萄園”，朝陽門與東直門郊外的中間地帶是“菱角坑”，都是完整水系被割斷之后留下的遺澤，但很快就成為城內各階層聚游的樂土。

總之，自元至明清，北京城市水系文化地理經歷了從同心圓格局到散點立體格局的轉換。

 

 

三、城市水系與傳統(tǒng)北京的城市生態(tài)

傳統(tǒng)北京水系不僅造成了獨特的城市文化地理格局，更構造了突出的城市生態(tài)文化。

當代北京城市的最大問題，乃在于城市生態(tài)的惡化。城市生態(tài)，是城市總體環(huán)境中人與城市之間包含互動、自由與創(chuàng)造性關系的總稱。城市生態(tài)的建設，正如一粒種子在土壤中的生長，首要條件是水的滋潤。傳統(tǒng)北京發(fā)展，自元至清在皇權抑制之雖日益網格化，但正是豐富的水系資源，使得北京城市保留了世界大都市中難得的水鄉(xiāng)野逸氣質，在臨水而生的文化空間中更呈現(xiàn)出豐富的層次性，創(chuàng)造了多元的城市生態(tài)。

因城市水系而生的傳統(tǒng)北京城市生態(tài)，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水系承載了傳統(tǒng)北京豐富的“江南想象”。

城市想象，是城市個體對當下城市現(xiàn)實的想象性超越，也是城市生態(tài)的重要特征。傳統(tǒng)北京的建設與江南關系極大。自元之后，大量物質財富順運河源源而來，不僅如此，順著運河水而來的還有為數(shù)眾多的江南士人與名流，他們隨同帶來了江南水鄉(xiāng)的文化記憶與賞鑒趣味。尤其是明代之后，江南士人在北京城市文化中的影響越來越大，直接塑造了北京城市文化中對“江南水鄉(xiāng)”的城市想象，而傳統(tǒng)北京豐富的水系無疑為這種想象提供了當下的依憑。

如在積水潭，“積水潭從德勝橋東下，橋東偏有公田若干頃，中貫引水為池，以灌禾黍，綠樹鬖鬖，一望無際?！盵6]位于城市中心的積水潭竟然“禾黍”，這其實是客居北京的江南游宦為慰思鄉(xiāng)之情而設的想象對象。積水潭水順流而下，出東便門，便是清代中后期北京城的一大水系景觀，二閘。清代詩人勞宗茂有《游二閘》二首，其一曰“紅船白板綠煙絲，好句揚州杜牧之。何事大通橋上望，風光一樣動情思?！盵7]大通橋即是東便門大橋，站在大橋之上，目睹從江南而來的漕船魚貫而行，不由使人想象在唐朝詩人筆下仙境一樣的揚州；抬頭遠望，頭二閘之間好水盈盈，風光旖旎之處竟不下于江南。1948年9月，長居上海的知名作家趙清閣來北京，便中游覽昆明湖，她這樣寫自己的游感：“我們先游蘇州湖，這里饒有天然風味，別是一種情調。湖面很窄，畫舫從蘆葦叢、殘荷中穿過去，兩岸是土坡，有茅舍，有洞橋通行。湖上迂回蜿蜒，行來漸漸入勝，常常以為前面已成絕境，卻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風景幽雅，頗具江南田野之趣?！盵8]這也是發(fā)生在北京城中因水而生的典型的“江南想象”。以上所舉僅限幾例，事實上，傳統(tǒng)北京因水而生的“江南想象”數(shù)量之多令人驚嘆。

第二、水系造就了傳統(tǒng)北京的“城市山林”氣質。

   水是城市與大自然保持關聯(lián)的臍帶，因為有水系的存在，城市才能在日益人工化的城市環(huán)境中保持通透、曠達的山林生態(tài)。傳統(tǒng)北京與今日北京相比，可指摘的地方很多，城市基礎設施不夠完善，城市規(guī)劃雜亂無序，如此等等，尤其是近現(xiàn)代，與上海的城市現(xiàn)代化建設相比，北京城更像是一個大鄉(xiāng)村。然而正因為大小水系在城市中的存在，傳統(tǒng)北京城到處可尋覓唯有在曠野中才能體會到的自然樂趣。

老舍先生對老北京的水有極深的感情，因此對北京城市中的山林之樂也體會最深。他在《駱駝祥子》中對積水潭的夏景有一段描寫：“湖外的水溝里，一些小魚，眼睛亮得像些小珠，忽聚忽散，忽來忽去；有時候頭頂著一片微萍，有時候口中吐出一些泡沫?！鳚u漸的穩(wěn)定，小魚又結成了隊，張開小口去啃一個浮著的綠葉，或一段小草。稍大些的魚藏在深處，偶爾一露背兒。忙著轉身下去，給水面留下個漩渦與一些碎紋。翠鳥像箭似的由水面上擦過去，小魚大魚都不見了。水上只剩下浮萍?！盵9]這段描寫的妙處，正在于寫出了積水潭湖畔的山林野趣。在一本由張恨水審定的《老北京旅行指南》（原名《北平旅行指南》）中則對清末民初的二閘有這樣的描繪：“水清翠，深丈許，淺者約六尺余，闊愈十丈。夏季有游船可資代步。兩岸蘆葦掩映，垂楊疏柳，夾河森蔭。岸旁村舍三五，點綴其間，風景絕佳。夕陽西下，漁舟唱晚，尤其林壑景象。”[10]至于城南的金魚池、陶然湖，更是野趣盎然，城市山林氣象尤其濃厚。

第三、水系促生了傳統(tǒng)北京城市活動的生態(tài)活力。

城市生態(tài)的標識還在其城市活動中所包含的生態(tài)活力。傳統(tǒng)北京，自元至明清，其城市水系文化地理從同心圓格局向散點立體格局轉換，大小水域散落在城市叢林中，成為社會各階層共處共享的文化空間，正是在這些不同階層自由互動的水系空間中，城市活動的生態(tài)活力得以孕育生成，民間曲藝又往往成為這些水系文化空間中各個階層互動的有力紐帶。

翁偶虹先生曾羅列老北京的“消夏四勝”，什剎海、菱角坑、葡萄園與二閘，這都是典型的臨水而生的文化空間，在其中頗能看出水系對城市活動生態(tài)的促生意義。比如什剎海，“什剎海既是廟會式的消夏場所，諸般雜藝自然會紛至沓來，流動式地據(jù)地而演。什么‘看西湖景’的，拉洋片的，變戲法的，耍狗熊的，唱蓮花落的，練武術的，說相聲的，甚至展覽‘人頭講話’的，……但是在夾堤楊柳的濃蔭籠罩中，陣陣水風的涼氣回蕩里，使人感到嘈而不亂，喧而不嘩。似乎這些聲音，也經過了清涼的洗禮，呈現(xiàn)出動中有靜的意境。”[11] 水系的存在，引發(fā)了城市活動同時又提升了城市活動。

 

 

四、北京城市水文化的發(fā)展

解放前夕，北京城市水系的狀況已是危殆異常。在內城，積水潭因長期缺乏整治，人居環(huán)境不斷侵蝕水域，造成了水體惡化，水域面積大幅縮減；城南，因被斬斷了從內城三海的水源補給，最終成了無法循環(huán)的“死水”；城東，通惠河已全面斷流，在清中葉還算可觀的二閘風光，解放前夕已大部惡化，游人幾乎絕跡；只有城西昆明湖水，依靠西山泉源的補給，尚能維持舊觀。老北京水系的惡化，原因非常復雜，其中有自然原因、政治原因，但直接原因，則是老北京在其城市建設中，對城市水系之于城市生態(tài)的促生意義缺乏自覺意識，消極利用，任其自生自滅，最終導致城市水系的惡化。

解放后新北京的城市建設，是在老北京水系惡化的基礎上進行的。建國后至1960年，北京為解決城市水資源極度缺乏的問題，修建了官廳水庫、十三陵水庫與密云水庫，這雖然極大緩解了北京城的民生用水，但從根本上無法作為城市水網的補給。因此，建國后新北京城市建設，“水鄉(xiāng)北京”的城市認同逐漸消失，而以“道路北京”為識別特征的新的城市認同更符合北京作為首都城市的地位，所以，解放后北京城市規(guī)劃所遵循的指導觀念，基本上是以“道路延伸”帶動“城市擴張”為主旨。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規(guī)劃小組提出的《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guī)劃草案的要點》出臺，提出要“把北京建設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特別要把它建設成為強大的工業(yè)基地和技術科學的中心。”“中心性”的城市定位訴求決定了建國后北京城市建設依托路網向外輻射的城市發(fā)展模式，而城市水系在城市規(guī)劃中失去了主導意義。

直到今天，北京城市建設仍延續(xù)著以路網擴張帶動城市擴張的“攤大餅”思路，其可取之處在于建成了具有中心認同的“大北京”，而其弊端則是城市生態(tài)的日益惡化。建國后北京城市建設六十年的歷程，經歷了一個從推崇“城市擴張”到反思“城市擴張”的過程，在“城市擴張”的推崇階段，“道路”是城市發(fā)展的動力；在“城市擴張”的反思時期，城市“水系”應成為尋求在城市擴張中營造城市生態(tài)，建設宜居城市的最重要載體。“水鄉(xiāng)北京”如何實現(xiàn)從人們的塵封記憶中獲得重生，實現(xiàn)城市水文化的再創(chuàng)造，這將是北京未來城市發(fā)展的核心命題。

北京城市水系文化的未來建設，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復原北京城市水文化標志，保存北京城市水鄉(xiāng)記憶。

自漢代薊城以來，北京城市發(fā)展的幾個階段都與水系格局的改變有關，金中都與永定河的改道、元大都與西山泉源的發(fā)現(xiàn)與利用、明清北京與通惠河的由盛而衰，從某種意義而言，北京城市發(fā)展史就是一部北京水系變遷史。水系變遷，創(chuàng)造了可見的城市形態(tài)，而往往又比城市形態(tài)本身更快地消失，雖然在城市中留下了大大小小的遺跡，但如缺乏及時提醒，人們要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將之遺忘是太容易了。組織專家，詳細考證，在北京按照永定河水系、昆明湖水系、高粱河水系、積水潭水系、通惠河水系、護城河水系以及城南水系，分區(qū)域確定若干在北京城市發(fā)展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城市水文化標志，設置坐標提示物，如主題博物館、城市雕塑等，標劃出北京城市水文化的空間輪廓，可以保存人們對北京城市的水鄉(xiāng)記憶。

第二、疏通北京城市的文化水脈，激活北京城市文化生態(tài)。

北京城市文化的物質載體，絕不僅限于水域，然而，臨水而生的文化創(chuàng)造卻是北京城市文化傳統(tǒng)中最富地方特色的。元代之后，北京城市中的水域日趨封閉，而城市本身因日趨嚴苛的政治高壓而日益僵化宮，于是大大小小的城內城外水域就成為城市中各個階層共在共享的文化立體空間，昆明湖、積水潭、北海、太平湖、葡萄園、菱角坑、二閘、陶然湖、金魚池、水心亭（在天橋附近）都是北京城市文化中享譽已久的文化空間，北京文化傳統(tǒng)中有許多燦爛的文化創(chuàng)造都與這些文化空間有直接的地理關聯(lián)，在此意義上，這些貫穿起無數(shù)文化創(chuàng)造動的文化空間構成了北京城市中的文化水脈。借助現(xiàn)代城市的規(guī)劃理念，疏通這些文化意蘊深厚的文化水脈，使之成為北京城市建設中的“文化濕地”，將對北京城市生態(tài)改善具有巨大意義。

第三、打造北京城市水文化景觀，樹立北京水鄉(xiāng)現(xiàn)代形象。

復原城市水文化標志、疏通城市文化水脈，是對北京城市水文化傳統(tǒng)的“用舊”；北京城市水文化的發(fā)展還不應忽略這樣一個事實，當代北京作為一座世界性城市，其城市水文化的發(fā)展是與全球城市水資源的普遍危機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北京城市水文化的發(fā)展還應當積極“出新”，適應當代城市人的文化心理，創(chuàng)意當先，以實現(xiàn)對城市水資源的最有效利用。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典范之作“水立方”，用水大做文章，但不是以耗費巨量水資源為代價，而是把握住了“水”的景觀呈現(xiàn)這一創(chuàng)意要點，使有限的水體在景觀創(chuàng)意的照耀之下煥發(fā)出無窮文化意味?！八l(xiāng)北京”在現(xiàn)實中已不可能，但在景觀創(chuàng)意中實現(xiàn)人們對北京水鄉(xiāng)的再認同，這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已發(fā)表于《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2年 第0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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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侯仁之：《北京都市發(fā)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程郁綴 龍協(xié)濤主編：《學術的風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第10頁。

[2]侯仁之：《北京都市發(fā)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程郁綴 龍協(xié)濤主編：《學術的風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第13頁。

[3]《元史·守敬傳》。

[4]《元史·地理志》。

[5]元·熊夢祥：《析津志輯軼》，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5頁。

[6]明·孫國敉：《燕都游覽志》，轉引自王偉杰 任家生等編著：《北京環(huán)境史話》，北京地址出版社1989年，第41頁。

[7]清·勞宗茂：《游二閘》，出自清·吳長元輯《宸垣識略·卷十二》。

[8]趙清閣：《騷人日記》，姜德明編《北京乎》，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704頁。

[9]老舍：《駱駝祥子》，老舍著 舒雨選編《老舍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96頁。

[10]馬芷庠：《老北京旅行指南》，吉林出版社2008年，第233-234頁。

[11]翁偶虹：《消夏四勝》，《北京憶舊》，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07月第1版，第91-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