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亞洲文明最為典型的特點就體現在亞洲是世界宗教的搖籃，以亞洲宗教原創(chuàng)性和多樣性為代表的宗教精神探求是亞洲價值之源，亦是東方智慧的奧妙之所在。從精神意義上探索，亞洲宗教理解上接“天道”；從自然意義上體悟，亞洲宗教流傳則下連“水源”；其世界觀念且以人為本，相信上下打通、神人感應。

在亞洲各種宗教中，雖然大多涉及對“天”之仰望和對“天道”的思索，如中國儒教“敬天”所論之“上天”、“皇天上帝”，道教所言“天之神道”，印度教所信奉的宇宙本原及最高主宰“梵天”，佛教所向往的“西天凈土”等，形成“民所瞻仰”之“天”，卻沒有西方形上思維那種絕對的“二元分殊”，而主張“究天人之際”，相信有“通貫天人”之道。因此，亞洲沒有朝西方宗教哲學那種邏輯性、思辨性之“形而上學”的方向發(fā)展，但展示出其“天人合一”“梵我同一”的模糊性、神秘性的“整體哲學”，以這種獨特思維風格而與西方思想鮮明對照，各有春秋。亞洲宗教雖然意識到了終極實在“道可道，非常道”的絕對另一體之彼岸性，卻堅持“問天”“言道”，不可為而為之、不能言而試之，于是就形成了與西方思維迥異的“人道”與“天道”、“人文”與“天文”“人學”與“天學”的呼應及聯結。這種東方思想傳統的開拓及發(fā)展，遂使亞洲雖然呈現出世界其他地區(qū)無法比擬的宗教多樣性，卻仍能多元求同，保持一種難以言盡、卻可心悟的和合、統一、整體之狀。由此觀之，亞洲宗教思想的對話和溝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積極活躍，也都更有成效。各教之間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復雜關聯不能截然分離和撇清。

亞洲宗教的多樣性，對人類宗教發(fā)展起了決定性影響。在思考這種對水與文明、與宗教的關聯時，西方思想家孔漢思（Hans Küng）曾與中國哲學家秦家懿對話，由此提出了“三大宗教河系”理論，他看到了人類主要宗教的起源與流傳都與一些大河流域有著直接的關系，并從中得以體悟人類生命及靈性的意義。

在此，第一大宗教河系注重的主要是人-神關系，但其絕對一神觀最終導致了神-人分隔的彼岸意識，尤其是基督教結合古希臘思辨?zhèn)鹘y而另辟蹊徑，與其本源的亞洲傳統故而漸行漸遠，以致其成熟之體重返亞洲時被視為“西洋之教”；第二大宗教河系突出的主要是人-靈關系，大千世界乃其升華或墮落的輪回，靈與肉的糾結纏綿有其前因后果，人生故有其特殊緣起和緣分，以此則可解讀人世的陰晴圓缺、潮起潮落，其時空的整體觀念通過強調這種“永恒的輪回”而得以充分表達；第三大宗教河系則主要突出人-心關系，“頭上的星空”逐漸淡去，“心中的道德律”卻得以強化，其結果是追求神秘“天道”的“形上”之學逐漸轉為突出人格“修煉”的“心性”之學；在其塵世交往中，儒、釋、道得以通融而有“三教合一”之果，與之相關的民間信仰也是模糊其多樣性而能夠如魚得水、逢兇化吉。這種東方神秘主義與中國人道主義的奇特結合，使刻意于體系建設的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等認為中國無哲學，而只有一種理性不足的神秘感悟。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以基督教為圭臬則認為中國無宗教，儒家思想因在世俗社會的沉淀而未有旨在超越的宗教那種完美，西方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全力翻譯了《四書》《五經》，卻認為孔子儒家重人間之“誠”，而輕超然之“信”。這樣，亞洲的精神世界對西方思想家而言似隔了一層而看不透、說不明，文化差異在哲學、宗教的理解上顯露出來。

總之，這三大宗教河系產生了世界的主要宗教，提供了人類靈性精神的基本范疇和思維特征；而非常有意思的是，這三大河系都在亞洲，亞洲故而為人類文明宗教之源，此地產生了多種宗教，是世界宗教之源，而且為宗教多樣性之集大成。今天世界留存的文明宗教基本上源自這三大宗教河系，所謂“西方宗教”主要也不過是作為源自亞洲的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后期發(fā)展使然。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亞洲宗教的多樣性有其輻射性，實際上已經擴大為全球影響。但其多元有合、多樣共聚仍主要在亞洲文化傳統中保留下來，從而達致亞洲宗教的整體圓融精神，形成亞洲宗教價值觀與眾不同之處。從文明類型的宗教來看，古希臘羅馬曾有其悠久的宗教傳統，其內容豐富、特色突出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這一可以代表歐洲文明的宗教體系并沒有流傳下來，其思想內容及某些信仰特點則被來自亞洲的基督教所涵容。同樣，古埃及的宗教亦曾達到鼎盛，形成過以尼羅河三角洲為核心的非洲宗教文明，其關于死后生活的生動描述極有特色，但它仍然沒有逃掉夭折的命運。值得玩味的是，這三大河系之外的古代文明宗教都未流傳下來，歐洲、非洲的宗教發(fā)展都在歷史的進程中被中止，而與它們在歷史長河的流失相對比，亞洲三大河系的諸種宗教卻奇跡般地留存，而且迄今仍有著旺盛的生命力。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歷史真實，盡管其緣由、因果可以得到各種解釋，而事實就是這樣鮮明。人類的這一文明傳統及其精神傳承在亞洲的凸顯，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來高度評價亞洲文明對話及其價值體系的意義。

今天，我們人類有著更大的志向，正以“全球化”的共在而爭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建，而這種共建恰恰就應該是多元文化的共處。高科技處境中的“地球村”讓世界各國人民前所未有的“親近”，多元文明頻頻相遇，各種文化密切交往，不同宗教亦無法回避；但這種“親近”并不必然帶來“親密”，相反，由于曾有的距離感已不再存在，這種“親近”會使人油然而生出“擁擠感”，近距離的“交往”也容易變?yōu)椤敖讳h”，其結果可能會是“擁擠的地球村”讓人感到“恐懼”。當代政治、經濟層面的競爭與博弈，使文明對話的環(huán)境更趨復雜，但這種對話、溝通、達成和解、求得共存也更為必要。人類的共存需要我們必須具有共處的智慧，而亞洲多元共處則可先行，以此來解決當下迫切需要了斷的問題，為人類的對話共存提供成功經驗、避免文明沖突兩敗俱傷的教訓。在此，我們應積極推動亞洲文明對話，號召亞洲各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以實現亞洲的和諧及和平。

反思亞洲宗教交往與文明對話，我們有著很多的經驗教訓?；浇?、伊斯蘭教和佛教以其廣泛傳播而發(fā)展為世界性宗教，在文化交流、文明對話中起過關鍵性作用。亞洲諸多宗教并不是完全孤立、封閉的發(fā)展，而是處于不斷地相遇、碰撞、摩擦、交流、互滲之中，有著“門外青山如屋里，東家流水入西鄰”的景觀。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這三大宗教在中國社會所經歷的“中國化”發(fā)展既推動了中國文明的進步，又充實了這些宗教自身。其實，這種“中國化”代表著雙重審視，從這些世界宗教的視角乃其本土化、本色化、在地化、處境化的選擇，從中國社會的視角則是這些世界宗教融入中國、成為中國宗教一員的標志，是其中國特色的彰顯。此外，在今天許多亞洲國家中也都留下了這些宗教的文化印痕、信仰足跡。佛教從尼泊爾、印度傳往亞洲各國，形成其南傳、北傳、藏傳等模式；在中國興起的佛教各派則傳往日本、越南、朝鮮半島等地，成為這些宗派的祖庭之所在?；浇淘趤喼薷鞯貏t導致其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各派的分殊，有著其地域化、本土化、處境化的風采。伊斯蘭教則在其東傳中鑄就了許多亞洲國家及地域的民俗民風，形成對許多民族傳統及其文化意識的熏染，使今天亞洲伊斯蘭文化絢麗多姿。即使是作為民族信仰的猶太教、印度教和儒教、道教等亦超出了其本民族之限，而將其精神要素廣為傳播，如猶太文化的全球影響，印度教文化對中國的感染，以及儒教、道教給世界帶來的驚訝和吸引人的魅力，甚至古代波斯宗教的深層次影響也在許多地區(qū)今日猶存。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海上、陸上絲綢之路文化，正是對這段文明傳播歷史的回顧、總結與弘揚。

尋求亞洲文明的共享和共構，求同存異或和而不同，都要求我們盡量找出不同文明的可能共同性、即發(fā)現大家所能公認的共同點和不同文化得以匯聚的契合點，為此還需要回避矛盾、協調分歧、防止沖突的共在之智慧。對此，根深蒂固、歷史悠久的中國儒家傳統能夠提供一定的啟迪或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中國儒家文明實質上是主張有機共構、形成和諧整體的和合文明。其“天容萬物”、“海納百川”之境界源自陰陽共處的“太極”理念及其合二為一的“和合”哲學，這使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追求“一體而多元”的“中和之道”，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和合智慧”。這種觀念被視為順“天道”、有“天理”之神圣思想，而其對“多樣性中的統一”之凸顯亦為今天“全球化文明”的理念奠定了社會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上“世界大同”、“協和萬邦”之理論基礎和歷史根據。這種體現中華文明之本真的精神元素在儒家發(fā)展中得以系統化、體系化，成為中國社會維系其長久整合之普遍共識的文化基因。所以說，中華文明的發(fā)展與亞洲文明有機共構，乃其重要代表和體現。以這種儒家理念作為中華傳統核心價值觀之支撐，中華民族雖然歷經坎坷、命運多蹇、有過復雜的風云變幻、社會變遷，卻始終保持了這種多元通和、多元一統的精神傳統，堅持著其“整體性”、“內涵式”和“共構型”的文化發(fā)展，倡導并高揚這種和諧共融之文明。儒家的經學是中華古代文獻之整合，儒家的禮學是中國古代社會秩序及其規(guī)范之整合，而儒家的仁學則是其思想、道德及人倫理想之整合。代表中華民族“和合”文化的儒家以這種允許不同、包容差異、承認多樣的圓融、共構、整體之思想精神一以貫之，在宗教境界上主張“天人合一”，在哲學追求上主張“知行合一”，在人格升華上主張“心性合一”，相信在這種整體、整合之中天人感應、神俗互動，“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故而在宗教、哲學、政治、法律上并無截然之分，而有復雜串聯。其對“天”乃“信”，對“人”則“誠”，二者共構的“誠信”哲學提供了政治上必被“恭敬”或“敬畏”的“王者之道”，旨在達到“圣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的理想效果。由此而論，儒家的“天學”與“心學”乃有機共構，以此雙翼而翱翔在天上、人間，其超越境界乃宗教意蘊的，而其現實關懷又不離世俗政治。儒家作為古代中國社會的“國教”而為儒教，也正是中華整體文化中非常典型的“政教共同體”。僅此意義而言，區(qū)分儒學是宗教還是政治，并無絕對的必要。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宗教既為教、亦為政，彼此可分亦可合，其辯證意義即在于儒家乃追求超越自我的精神現象和獻身社會治理的政治現象之共構。而這在其他亞洲宗教中也可找到許多相似之處。

多元求同、多樣致和的理想境界是“人類一家”、“世界大同”，這在近現代同樣是誕生在亞洲的巴哈伊教中進而得到了集中體現。本來，巴哈伊教在中國社會處境中曾被譯為“大同教”，但因其信者發(fā)現當時許多宗教也有“大同教”之稱，如佛教、儒教、甚至相關民間宗教等，故而不得不放棄其意譯而保留其音譯?；蛟S，這就是亞洲宗教及亞洲文明所共有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當然，多元中的真正之“同”在絕對意義上可能僅為一種理想境界，讓人永遠向往和夢尋，具有其精神動力的價值。但“和”則是可以做到的，值得去努力爭取的。因此，我們應該把“同”的理想化為“和”的現實，形成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溝通和關聯。亞洲宗教文化在“多元化”、“多樣性”中對話交流，在其存在意義上爭取聚同共構，這正是人類未來共存的智慧之思、可為之舉。為此，儒家文明可以借鑒和提供參考、對照。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國人的“和合”哲學傳統及思維定式，在傳統中華思想的整合中曾起到引領作用，具有標桿意義。中華文明參與當今亞洲文明的對話，完全可以基于這種儒家思想寶庫而充實自我、厚積薄發(fā)。所以，中華民族在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的努力中，在推動多宗教、多文明積極對話的實踐中，應該奉獻并發(fā)揮這種以儒家傳統為主來實現其“和諧社會”之奧秘的“和合文化”。

（本文節(jié)選自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參加“亞洲文明交流互鑒北京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論文《亞洲宗教多樣性及其文明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