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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鐘山記 蘇軾 【賞析】 蘇軾的《石鐘山記》寫于元豐七年(1084)。在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今湖北黃岡)，四年后又被量移汝州(今河南臨汝)，官銜仍是“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烏臺詩案”中所蒙受的冤屈、凌辱，貶謫黃州時生活上的艱辛、困頓，精神上的苦悶、空虛，他是從來沒有淡忘的。雖然想“歸誠佛僧，求一洗亡”(《黃州安國寺記》)，雖然以老莊思想自我寬慰，但終究是解脫不了的。所以蘇軾移官汝州時仍是懷著沉重的心理負(fù)擔(dān)上路的，并不是因內(nèi)遷而輕松愉快。我想是應(yīng)該這樣把握蘇軾寫作《石鐘山記》的心態(tài)的。 蘇軾離開黃州去汝州上任，并不是走陸路直接北上，而是先向東南，順江舟行，計劃，“沿流入淮，溯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與王文甫書》)。蘇軾這樣舍近求遠(yuǎn)是有自己的幾點考慮的：一是考慮到經(jīng)濟條件。乘船而行，可以省下車輛、坐騎和旅店住宿的花費；二是親自送長子蘇邁赴德興縣任縣尉。這時，蘇邁已經(jīng)26歲，開始登上仕途；三是蘇軾要去筠州看望在那里監(jiān)酒稅、分別了四年的弟弟蘇轍。他繞道舟行，實在是一舉三得的辦法。 在“烏臺詩案”后，蘇軾的親朋好友中許多人都受到株連，或被貶官，或被罰金。為避嫌遠(yuǎn)禍，蘇軾不得不杜門簡出，息交絕游。其實他心里卻是更加珍視骨肉、手足之情，更加渴望友誼了。他對長子和弟弟尤其有特殊的情感。雖然移官汝州，吉兇莫卜，并不值得慶幸，但能送子會弟，對蘇軾來說則是很大的安慰了，正因此他才有心思去順路登臨廬山，尋訪石鐘山。蘇軾這次游賞石鐘山并不是“內(nèi)遷”帶給了他什么好的心緒，而是送子晤弟這兩件事提高了他的興致。 蘇軾在元豐七年正月受汝州之職，四月離開齊安(今湖北黃岡)舟行至九江，先游廬山，后去筠州。在筠州逗留了十天，這一年的端午節(jié)就是在那里度過的?！妒娚接洝窐?biāo)明“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九日)，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依時間順序看，蘇軾與蘇邁是四月底一同游了廬山，又去筠州，然后回九江，再從九江至湖口，同游了石鐘山之后才分手，蘇邁去德興上任，蘇軾又乘舟向東北行，直到金陵。這里要附帶說明的是有些專著和選本對于蘇軾游石鐘山前后的行蹤沒有弄清楚或言之不詳，如：有的說蘇軾是先游石鐘山后去高安晤別子由，顯然有時間的謬誤；有的說蘇軾是“順道”送長子赴任。于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語文課本第一冊中便錯把“臨汝”注成了“江西省臨汝”，誤認(rèn)為蘇軾也去江西赴任，途經(jīng)湖口，所以“順道”送子赴任。歷史上的江西確曾有一個臨汝，故城在今臨川西南。東漢置臨汝縣，隋改曰臨川。北宋時因隋舊制，劃入撫州，已不再有臨汝之稱了。蘇軾此次移官汝州，郡治在今河南的臨汝，因為要走水路，繞道而行，所以才經(jīng)過九江和湖口的。文中說“自齊安舟行適臨汝”，送長子邁至湖口，省略了游廬山、去筠州等許多細(xì)節(jié)，那是為了使文章簡潔，只交代送子，而無需還寫晤弟。 蘇軾讀書是個有心人。讀書時他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石鐘山得名的原因前人做過不同的解釋，對這些解釋他都經(jīng)過了自己的思考。如北魏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以為“下臨深潭，微風(fēng)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這個說法，“人常疑之”，蘇軾也不信，理由是鐘磬置水中尚不能鳴，何況是石頭?唐李渤的《辨石鐘山記》中說他親自尋訪，“遇雙石欹枕潭間，扣而聆之，南音函胡，北音清越”。蘇軾更加懷疑，因為所有石頭都能敲打出聲，為什么單這里叫石鐘呢?這次來到湖口正好趁機考察石鐘山，以解開自己多年來的疑惑。這種讀書善于思考，有機會便進(jìn)行調(diào)查研究的求知精神確實是很可貴的。蘇軾不輕信，勤于思考，不滿足在石鐘山上聽小童持斧“于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他頗富有冒險精神、求實精神，堅持要自己去做實地考察。在月明之夜，他“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他看到了側(cè)立千尺的巨石形狀，聽到了云霄間驚鶻的鳴叫和山谷中鸛鶴的啼聲，發(fā)現(xiàn)了石穴間風(fēng)水吞吐時的音響。文章真實、具體地記錄了作者在船上的感受，當(dāng)聽到山鳥亂鳴時他慌恐不安，“心動欲還”；當(dāng)聽到水石相擊“如樂作焉”時，他“笑謂邁日：‘古之人不余欺也’”，那洋洋自得的神態(tài)躍然紙上。他遺憾酈道元的見聞?wù)_卻說得不詳細(xì)，譏笑士大夫不肯像他這樣探險求知，也感嘆漁人船夫雖然了解實際情況卻不能作文傳世，更嘲笑那種以斧斤敲擊聽聲的做法。蘇軾認(rèn)為自己與“酈元之簡”、“李渤之陋”不同，他可以盡道其詳，正確地解釋石鐘山命名之根據(jù)，一種自信、自得的心情充分地表露了出來。蘇軾的文學(xué)是個性的文學(xué)，在寫景、敘事、議論之同時，他個人的心理活動、精神狀態(tài)都自然而然地流于字里行間。 《石鐘山記》不是單純記石鐘山之行的游記，它還具有一定的考察報告性質(zhì)。蘇軾是帶著石鐘山“獨以鐘名，何哉”的疑問去游山觀水的。他經(jīng)過實地考查，最后得出“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的議論。這一議論具有很深的哲理性，它是認(rèn)識論范疇內(nèi)的一個基本命題，所以很有思想價值。蘇軾的思想能達(dá)到這樣一個高度，這和他的政治遭遇、生活處境是有關(guān)系的。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開始變法，蘇軾因意見不合，于熙寧四年乞補外任，先后通判杭州，又知密州、徐州。蘇轍在給蘇軾寫的《墓志銘》中說：蘇軾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于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懶以少安”。說明蘇軾不但執(zhí)行新法，而且在執(zhí)行過程中發(fā)現(xiàn)它確有可以便民之處。以至元豐八年上書哲宗，在《論給田募役狀》中說：“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可見，蘇軾并非一概反對新法，而是經(jīng)過目見耳聞，了解到了新法的得失?？梢哉f《石鐘山記》中所說的“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的議論是有著作者個人切身的體會的。正由于蘇軾能夠通過實踐明白了新法的利弊，所以后來他才又反對全部廢除新法，而主張“較量利害，參用所長”(《辨試館職策問札子》之二)。另外，也正由于蘇軾在外任上執(zhí)行新法的過程中，看到了新法有利有害，對于新法之利，他可以“因法以便民”，同時“見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欒城集墓志銘》)。但是，舒亶、李定等人卻不論是非真?zhèn)?，不分輕重主次，硬給他加上了“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的罪名，下了御史臺獄，受盡折磨。從皇帝到群臣的逮捕、審詢、貶謫蘇軾的做法，不就是不顧事實的“臆斷”嗎?所以說《石鐘山記》中主張凡事要“目見耳聞”，不可“臆斷其有無”，還是以作者的實際政治遭遇為思想根據(jù)的?？傊?，《石鐘山記》不單單是一篇兼有科學(xué)考察性質(zhì)的游記，它也論證了一個哲理，而這個哲理正是作者生活經(jīng)歷、政治遭遇的一種折光的反映。 蘇軾的文章總是有個人充沛的情感和性格在其中。他對酈、李的二種說法的懷疑振振有辭，對小童扣石的做法“笑而不信”，始終充滿自信。舟回兩山間時聽到鐘鼓齊鳴之聲，他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鐺鞳者，魏莊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更進(jìn)一步表示堅信自己見解之正確。尤其最后一段，說酈道元之缺點在于“言之不詳”；士大夫不肯乘舟夜泊絕壁，“故莫知之”，“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即不能著書立說傳之于后世，唯獨自己既敢冒險做實地考察，也能原原本本地作文以記之，所以他嘆酈元笑李渤，那種躊躇滿志，洋洋自得之情溢于紙上，使我們不難想象到當(dāng)年東坡捋須而笑的神態(tài)。 文章的寫景部分是最精采的。作者用了許多逼真的象聲詞和形象的比喻，來描繪訪石鐘的經(jīng)過和所見所聞。如，寫泊舟絕壁之下所看到的巨石有千尺之高，形狀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大石大得“可坐百人”。如，寫云霄間的“磔磔”聲是棲鶻的驚啼，山谷中“若老人咳且笑”的可能是鸛鶴的叫聲。水上發(fā)出的“噌吰”聲如“鐘鼓不絕”，又與“窾坎鐺鞳之聲”相應(yīng)和，“如樂作焉”。寫形狀寫音響都非常形象，使讀者讀其文猶如身臨其境，親見其形，親聞其聲。作為語言文字藝術(shù)，能達(dá)到這樣的效果是同作者巧妙地運用了象聲詞和比喻手法分不開的。 蘇軾的文章即便是小處也處理得十分周密。前面已經(jīng)談到他對酈道元、李渤說法之疑在表達(dá)上有所不同，以示其懷疑程度之區(qū)別。還有中間一段寫棲鶻與鸛鶴也是有差異的，前人也曾注意到了這一點，說：“驚起者，可以望見，則直言棲鶻；欬笑者之為鸛鶴，未必果確，故偕‘或曰’二字寫出，何等活動。”(《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七引西仲語)這正和蘇軾的詞《念奴嬌·赤壁懷古》的處理方法相似，因黃州赤鼻磯不一定是三國周瑜破曹處，所以他說“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這正是人們所贊揚的“一字不輕下”。 湖口縣本有兩個鐘山：城西濱鄱陽湖的叫做上鐘山，城東臨大江的叫做下鐘山。蘇軾所尋訪的是下鐘山，并且是在水位升高的六月里去的，所以受到了客觀條件的限制。據(jù)說每到冬季水位下降后，山下的洞口便露出來，人們可以進(jìn)到山洞中去。進(jìn)去的人認(rèn)為石鐘山確是“全山皆空，如鐘覆地”(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七)。所以蘇軾的所見并非石鐘山的全部真相，因此他得出的結(jié)論也并非完全正確。但《石鐘山記》畢竟不是科學(xué)考察報告，它的價值并不在于作者科學(xué)地解釋了石鐘山命名的由來，而是在于蘇軾在文中談到了一種“讀書觀理之法”，啟發(fā)人們讀書要勤于思考，對待任何事物都不要“臆斷其有無”。另外，《石鐘山記》風(fēng)格的浩瀚恣肆、語言的形象生動、手法的細(xì)密巧妙都是很突出的。正如劉克莊在《坡公石鐘山記》一文中所說：“坡公此記，議論，天下之名言也；筆力，天下之至文也?！彼_實是一篇杰出的文章。 《水經(jīng)》上說：“鄱陽湖口有座石鐘山?！?/FONT>酈道元認(rèn)為，這山下面臨深潭，微風(fēng)掀起波浪時，水和石互相撞擊，發(fā)出的聲音象大鐘一樣。這種說法，人們常常懷疑它?，F(xiàn)在把鐘和磬放在水里，即使大風(fēng)浪也不能使它發(fā)出聲音，何況石頭呢。到了唐代，李渤才尋訪了它的遺跡，在潭邊上找到兩座山石，敲著聽聽它的聲音，南邊的山石聲音重濁而模糊，北邊的山石聲音清脆而響亮。鼓槌的敲擊停止以后，聲音還在傳播，余音慢慢消失。他自己認(rèn)為找到了石鐘山命名的原因了。然而這種說法，我更加懷疑。能敲得發(fā)出鏗鏘作響的山石。到處都有，可是唯獨這座山用鐘來命名，這是為什么呢？ 附： 蘇東坡認(rèn)為，人生賞心樂事很多，主有十六件： 清溪淺水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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