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易學研究概論第四輯

由《左傳》《國語》所載筮例考之，春秋人解《易》非常簡約概括，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等，皆以一字斷卦義。漢初人田何傳《易》，可能仍秉春秋遺風，如他的弟子丁寬，“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誼而已”（《漢書·儒林傳·丁寬傳》）。

然而自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起，至平帝時止，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時間，即出現(xiàn)了“一經(jīng)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的局面（《漢書·儒林傳·贊》）。至東漢，據(jù)《后漢書·儒林列傳·張興傳》載，張興講梁丘《易》，弟子達萬人，在當時那種提倡煩瑣訓釋的學術(shù)空氣下，張興講梁丘《易》，大概也絕不會只講“三萬言”了。

于是，這部唯一未遭秦火的《周易》，漢初僅為田何一人所傳，結(jié)果百余年后，今文之外又出古文，師法之外又出家法，家法之下又分顓家，結(jié)果出現(xiàn)了經(jīng)有數(shù)家，家有數(shù)說……學徒勞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也”的情況（《后漢書·鄭玄傳》），故后人有一種看法，認為漢人治經(jīng)“遞稟師傳，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四庫全書總目·經(jīng)部總述》）?？磥?，這種觀點并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而是“如于分枝，枝又分枝，枝葉繁滋，浸失其本”（清人皮錫瑞《經(jīng)學歷史》語）。由于《易》學的雪球越滾越大，象數(shù)愈演愈繁，最后崩散，勢在必然。故西漢人今文之《易》入東漢而衰，東漢古文之《易》入唐而大部分消亡，追究起來，漢人《易》文象數(shù)的煩瑣零碎，不能不是主要原因之一。

正是在此形勢之下，王弼之《易》得以脫穎而出。《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微指略例》等，他看到當時漢人講《易》，依象解辭, 句句都要附會《易》象。而八卦之取象，除《說卦》所載之外，漢人又補充了很多“逸象”，僅就我們所知，即有荀氏九家“逸象”三十一種（見《經(jīng)典釋文》），并被朱熹采入《周易本義》，虞氏五世家傳孟氏《易》學，其八卦取象更十倍于荀氏九家之《易》，八卦共有三百三十一種取象，由其中的一些取象看，其義較古，不像虞翻自造?？梢韵胍?，漢人當初取象之多，恐怕更倍于虞氏之存。以此煩瑣眾多的取象，一一比附《易》文而解之，遂置《周易》于絕境了。

有鑒于此，王弼注《周易》時，一掃漢人象數(shù)之說，主張言《易》最重得“意”，提出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新觀點。他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保ā吨芤茁岳っ飨笃罚?/p>

在這里，王弼很清楚地說出了他對《易》“象”的認識：“象”，只是用來存“意”的一種方式和手段。憑借“象”，可以使人得到《周易》的“意思”，即思想內(nèi)容。在得到了“意”之后，作為該卦的“象”，即得“意”的手段，可以“忘”－－即不必拘泥、執(zhí)著。為此，他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這點：“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币簿褪恰傲⑾笠员M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以上所引，皆見《周易略例·明象》）

所以，王弼這里的“忘象”，并不是不要“象”，而是在得“意”時，人們盡可不必執(zhí)著于具體的“象”而受其拘泥。他針對漢人解釋《周易》經(jīng)文每一句話，都要一一以具體卦“象”比附的毛病，批判道：“義茍在健，何必馬乎？類茍在順，何必牛乎？爻茍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茍應(yīng)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于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源，巧愈彌甚。從復或值，而義無所取。”王弼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皆因“存象忘意之由也”。在此基礎(chǔ)上，他使自己對“象”的認識，又升入一個新的高度：“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同上）

初看，王弼對《易》象的認識，由“盡意莫若象”“故可尋象以觀意”到“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似乎前后矛盾。其實，如前所述，王弼所說的“意”，是指他所認識的《周易》六十四卦每卦的思想內(nèi)容，而“義”，則是同類卦象所內(nèi)涵精神實質(zhì)的升華、概括。也就是王弼所說的“義茍在健，何必馬乎”？“義茍應(yīng)健，何必乾乃為馬”的“義”。是對眾多同類取象的抽象。對于“義”來說，它既可以用多種同類取象來表達，反過來，這多種同類取象，又可以綜合驗證這一個“義”，也就是王弼說的“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同上）。這樣，王弼對卦“象”的認識，又提高了一步：在求意時，若執(zhí)著于那些具體的卦“象”，即便是解通了，也不能算是得到了“象”的核心實質(zhì)，即“從復或值，而義無所取”（同上），只有不執(zhí)著那些具體的卦“象”（即“忘象”），才能便于緊緊把握同類卦象的核心實質(zhì),即“義”。與漢人相比，王弼這種對《易》“象”認識的升華，也給后人對《周易》的附會打開了方便之門，特別為宋人的以“理”說《易》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故王弼對《易》象的新認識，雖在批判漢人以瑣碎《易》象比附經(jīng)文上有一定進步意義，卻也與《系辭》之“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又有不符。故從“尋象以觀意”到“忘象以求意”，王弼把對《周易》六十四卦的注釋，還是納入了他的玄學唯心主義的軌道，并隨意以老、莊之意附會六十四卦的經(jīng)文與傳文，將此視作得“義”。盡管如此，他的《周易注》一反漢人瑣碎，以簡潔的文字注釋六十四卦，給《周易》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仍不愧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著作。如他講《乾》卦九二爻“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姶笕恕ǘ?、五焉！”講《乾》卦九四爻：“或躍在淵，無咎?！痹唬骸叭ハ麦w之極，居上體之下，乾道革之時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剛之險而無定位，所處斯誠進退無常之時也。近乎尊位，欲進其道，迫乎在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用心存公，進不在私，疑以為慮，不謬于果，故無咎也。”

其文字簡略易懂，深合《文言》之旨，大有漢初“訓詁舉大誼”之風！因此，《周易注》行世之后，流傳很快，給予漢《易》以沉重打擊，故宋人趙師秀說：“輔嗣《易》行非漢學”（《清苑齋集補遺》），當然也即刻遭到了人們的反對，如《隋書·經(jīng)籍志》卷一《易》類載有“《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晉揚州刺史顧夷等撰”即其證。直至唐初定王氏之注為《正義》，據(jù)《唐書·藝文志》記載，當時尚有陰弘道《周易新傳疏》十卷，薛仁貴《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宣聘《通易象論》一卷，東鄉(xiāng)助《周易物象釋疑》一卷。發(fā)揮其說者， 亦有人在。如崔良佐有《易忘象》，自晉代起，至清代止，歷代《易》學研究者對他或褒或貶。特別到了唐朝，太宗修《五經(jīng)正義》，《周易》采用王弼注本，于是自唐至宋，王弼注本成了官方取士的標準本。因而對后人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這更使王弼成為我國《易》學研究中的重要人物。

我們認為：漢初，人們解《易》簡樸，多得春秋戰(zhàn)國人正脈。后來越講越繁?！盎ンw”“卦變”之后，京房又出“納甲”“八宮”，以“五行”“世”“應(yīng)”等附于《周易》六十四卦，又有“爻辰”“卦氣”諸說。特別是“納甲”“五行”“八宮”“世”“應(yīng)”等，王弼若因未見于春秋古筮法，棄之尚可。至于“互體”，案之《左傳》實有所據(jù)，而“卦變”之說，于《彖》《系辭》亦有所述，這些恐怕皆非漢人所造，一律棄之不用，未免有偏激之處。況且，王弼雖棄象數(shù)不用，但若究其源，王弼之《易》本于費直，費《易》今雖亡佚不傳，但由前面所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費氏《易》的內(nèi)容考之，費《易》中顯然有象數(shù)之說，另外，由荀爽《易》注可窺費《易》之一斑。由我們前面對荀氏的介紹，及前文《關(guān)于卦變》中對荀氏卦變思想的探討來看，荀氏注《易》，講究爻位上、下，以陰陽“升”“降”交通解《易》，重卦德剛?cè)?，又主“卦變”“消”“息”及“卦氣”之說，由此可以推斷，費氏《易》中定有象數(shù)之說，況案之王弼所撰《周易注》，如《復》卦卦辭之“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一句，王弼注曰：“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薄吨芤渍x》孔疏謂：“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但于文省略不復具言?！比粽嫒缈资杷?，則既用漢《易》象數(shù)之說，卻又“于文省略不復具言”！再如我們前面所舉王弼注《泰》卦六四爻辭，曰“乾樂上復，坤樂下復”，亦取荀氏陰陽“升”“降”交通之說。故王弼對漢人的“象數(shù)”之說，實非全部排斥不用。同時，他出字吐語，最重每卦陰陽與爻位，也可知他心中嚴格掌握著卦象，并敢隨意解說。只因他常常雜入老、莊之學，故后人又每每批評王弼“以《易》言理”，其實，“以《易》言理”不見得不對。而且并非始于王弼，《說卦》即說過“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致于命”，而《文言》幾乎皆言人事之理。漢初丁寬注《易》，“訓詁舉大誼而已”（見前）?！芭e大誼”即有言理的成份。王弼不妥之處在于以老、莊之學比附《周易》，借注《易》談玄理，如他注《彖》《乾》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tǒng)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一句，曰“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夫形也者，物之累也 ”。用這種明顯打著老、莊印記的話語解《彖》，顯然與《彖》文本義不合，因而是不足取的。

總起來看，王弼治《易》有得有失，且得大于失。應(yīng)該予以肯定。

入南北朝，經(jīng)學亦有“南學”“北學”之分?！澳蠈W”治《易》取王弼，“北學”治《易》取鄭玄。當然，也有二者皆取的：“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齊代唯傳鄭義?！保ā端鍟そ?jīng)籍志》易類）

至隋，天下統(tǒng)一，“南學”興起而“北學”衰亡。當時，《周易》的研究隨了“南學”的興盛，出現(xiàn)“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的局面（同上）?？梢娔菚r王弼注本已經(jīng)占據(jù)主導地位，而鄭玄《易》已“浸微”衰敗。

到了唐朝，唐太宗命孔穎達撰《五經(jīng)正義》，于是有《周易正義》（以下簡稱《正義》）之作?！墩x》采用魏人王弼、晉人韓康伯注本，由孔穎達作疏。由于自唐至宋，讀書人求取功名皆以此本為標準本，因此，《正義》對唐宋儒生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正義》書前有一篇《周易正義卷首》，這大概是目前我們所能見到較早的一篇《周易》概論了。它論述了當時有關(guān)《周易》研究的八個問題：第一論《易》之三名；第二論重卦之人；第三論三代《易》名；第四論卦爻辭誰作；第五論分上下篇；第六論夫子十翼；第七論傳《易》之人；第八論誰加“經(jīng)”字。

由孔穎達對這八個問題的論述看，他基本上還是傳統(tǒng)的觀點。如關(guān)于“卦辭爻辭誰作”的問題，他認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并同此說，今依而用之?！痹偃缬嘘P(guān)“十翼”的作者問題，他說：“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故今依之。”有關(guān)傳《易》之人，他也認為“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

但在《周易》釋名上，他不同意漢朝人的說法，提出了自己“《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的觀點，認為《周易》的“周”字系“題‘周’以別于陰”。

然而，最應(yīng)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它第一部分，即“論《易》之三名”?？追f達引《易緯·乾鑿度》論《易》一名而含三義（即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之后，他又發(fā)揮《乾鑿度》的“夫有形者生于無形”說：“蓋《易》之三義，唯在于有，然有從無出，理則包無?！辈⒁肚彾取罚M一步將《易》解為“渾沌”“渾沌者，言萬物相渾沌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同時，在孔穎達的眼中，《周易》又被分成了“備包有無”的《易》理和“唯在于有”的《易》象這樣兩部分：“《易》理備包有無，而《易》唯在于有者，蓋圣人作《易》本以垂教，教之所備，本備于有?！彼断缔o》為據(jù)，說：“‘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即無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有也。故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孔穎達在這里歪曲了《系辭》的原意，本想以此證明其“‘道即無也”，而正是《系辭》反駁了他所謂《周易》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渾沌”的錯誤論點?！断缔o》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們：“《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币簿褪钦f，《易》是孔穎達所謂“唯在于有”的《易》象。至于其“‘道’即無也”的論點，《系辭》也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倍鬃臃f達則承認陰陽是“氣”。他說：“以氣言之，存乎陰陽。”（同上）這樣，“道”既然是體現(xiàn)“氣”的，也仍然是“有”而非“無”。

然而，孔穎達以《易緯》為據(jù)在這里解《易》為看不見，摸不著，“理則包無”的“渾沌”，把一部《周易》整個納入了王弼“以無為本”的唯心主義本體論，其對后人產(chǎn)生的消極影響，卻是深遠的，同時，也啟發(fā)我們認識到：王弼的貴“無”論，可能有很多地方也從《易緯》中吸收過思想營養(yǎng)。正是這些“有從無出，理則包無”“《易》理備包有無”的話，在很大程度上啟發(fā)了宋人，使他們據(jù)此又創(chuàng)造出以“理”談《易》的新說。為此，朱熹與陸九淵還展開過辯論。因此，《周易正義卷首》作為一篇較早的《周易》概論來說，對以后治《易》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正義》在對《周易》經(jīng)文的疏釋上，雖以王弼注本為主，但亦往往取漢人《易緯》《子夏傳》及其它前人之說，且多有考證。也能發(fā)揮王弼注本中有積極作用的一面。如注《乾》卦“元亨利貞”時，《正義》明確地指出：“物有萬象，人有萬事，若執(zhí)一事不可包萬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總?cè)f有之事。故名有隱顯，辭有踳駁，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類取之。故《系辭》云‘上下無常，剛?cè)嵯嘁?，不可為典要’韓康伯注云‘不可立定準也’?！边@段注文充分表達了王弼注《易》，主張“得意忘象”的積極正確的一面。批判了漢人對《周易》每句經(jīng)文都要以卦象比附的不妥。同時，它提出了“象”是“比喻”的說法：“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義者，若《乾》之‘潛龍’‘見龍’《坤》之‘履霜堅冰’‘龍戰(zhàn)’之屬是也?；蛉∪f物雜象以明義者，若《屯》之六三‘即鹿無虞’，六四‘乘馬班如’之屬是也。如此之類，《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義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之例是也。圣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則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則取人事也?！保@些見解，在當時都是很可貴的。

《正義》也有不足之處，如它雖能兼取前人之說，但又囿于“疏不破注”，時時以王弼注本衛(wèi)道士的面貌出現(xiàn)，似乎非王弼之說不能立。如《蠱》卦卦辭“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墩x》疏曰：“其褚氏、何氏、周氏等并同鄭義，以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后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今案輔嗣注‘甲者，創(chuàng)制之令’不云‘創(chuàng)制之日’，又《巽》卦九五‘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輔嗣注‘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則輔嗣不以甲為創(chuàng)制之日，而諸儒不顧輔嗣注旨，妄作異端，非也?！?/p>

由這段簡短的疏語可以看出：唐初雖由皇帝定下《易》取王弼一家之言，但還有“褚氏、何氏、周氏等并同鄭義”?？梢姖h人鄭玄《易》說在當時仍有影響。然而注《易》只要“不顧輔嗣注旨”就要被孔穎達扣上“妄作異端”的帽子，而定為“非也”，似亦使人從另一個面上悟到鄭《易》至唐而亡的根本原因。再如《說卦》之“帝出乎震，齊乎巽”一段，韓康伯本來無注文，但孔穎達卻將王弼注《益》卦六二爻“王用亨于帝”的話，引來疏釋一番，并說“則輔嗣之意以此帝為天帝也”，使人感到極為牽強附會，以致引起后人譏笑。

盡管有此不足，但《正義》作為一部唐人《易》著來看，對研究前人《易》學，特別是魏、晉《易》學，仍有很高的學術(shù)價值。

另有陸德明著《經(jīng)典釋文》，其卷二為《周易音義》。《釋文》雖是注的王弼本，但由《釋文敘錄》看，晉以前的名家《易》著，當時尚存二十多家，《釋文》博采眾家之說，可惜引文過于簡短，但正是憑了這些簡短引文，使《釋文》成為今天我們研究漢人《易》學的寶貴資料。

作為盛唐來說，當時大多數(shù)讀書人都歸于佛，《易》學無所發(fā)。流傳至今較有價值的《易》學著作，除《正義》《釋文》之外，還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史徵的《周易口訣義》及郭京的《周易舉正》等。

在這里，我們應(yīng)該特別指出其價值的，是李鼎祚的《周易集解》。

李鼎祚生平不詳，他于寶應(yīng)元年（公元762年）完成《周易集解》，集當時所能見到的名家《易》著，自序稱該書“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所采用前人者，有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 、張璠、向秀、侯果、蜀才……等，共計三十五家之多。今天，我們所以能對漢《易》作出研究，絕大部分得于此書。故《四庫全書總目．經(jīng)部．易類一》評價《周易集解》的價值說：“蓋王學既盛，漢《易》遂亡，千百年后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賴此書之存耳，是真可寶之古笈也?！?/p>

漢人之《易》，五代之季已經(jīng)衰微，至唐則無人問津，幸虧陸德明、李鼎祚在當時所見漢人《易》說中，摘錄了其中的一部分－－而這一點，在今天看來，正是唐人對于《易》學研究的重大貢獻了。微信yjsswx88或者whbzyh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