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讀：熟讀中醫(yī)經(jīng)典，方能入杏林！

一

    “重陰必陽，重陽必陰”，就是物極必反。重，讀平聲，有積累的意思。陰逐漸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轉(zhuǎn)化為陽；反之亦然。如夏至一陰生，天時漸短，是重陽必陰；冬至一陽生，日晷漸長，是重陰必陽?！端貑枴り庩枒?yīng)象大論》云：“冬傷于寒，春必溫病。”“冬傷于寒”是積陰，“春必溫病”是轉(zhuǎn)陽，是重陰必陽之理；“春傷于風(fēng)，夏生飧泄”，風(fēng)是陽邪，飧泄屬陰癥，乃是重陽必陰之理；“夏傷于暑，秋必痎瘧；秋傷于濕，冬生咳嗽”，其理相類。

    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是指病理而言。中醫(yī)的病理，是從“病能”反映的。病能即疾病之外候，與四時相應(yīng)，內(nèi)外一致。北京的氣候并非《內(nèi)經(jīng)》所言之氣候，北京偏寒?！秲?nèi)經(jīng)》上的氣候是指中州（今洛陽）一帶的氣候。所以學(xué)習(xí)古籍應(yīng)結(jié)合當時當?shù)氐默F(xiàn)實。氣候可以影響病人，壯人可以適應(yīng)氣候，而病人則適應(yīng)力差。慢性病患者之病情常隨氣候而變化，尤其是“二分二至”的時節(jié)。

二

    《傷寒論》之傷寒是廣義的，包括急性熱病和急性傳染病。如何審證，如何施治，仲景《傷寒論》言證候不言病理，證候是客觀存在，至今已一千五百多年，證候不變；出方劑而不言藥性，由實踐而來，有是證，用是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解決；萬古常新。治病分三陰、三陽，病在表，治應(yīng)表散，祛邪外出用苦寒之品則不適宜，雖有發(fā)熱，要用辛溫。蓋表證之發(fā)熱，是抵抗力的一種表現(xiàn)，不是里熱，故辛溫以汗解之。中醫(yī)治病是因勢利導(dǎo)，為其妙處。半表半里則不可汗、吐、下，而取“和法”，故予柴胡劑。再入里，在經(jīng)則用白虎，在腑則用三承氣。三陽證總是“實”。病實，則“治病留人”，此時機體抗病力強，故可用汗、下、和?；蝽樈?jīng)傳，或越經(jīng)傳，或合病，或并病。三陰總的是“虛”，方取“溫”。與四逆湯、理中湯、烏梅湯（肝膽為寒熱臟，故寒熱雜投）之類。所以三陰證的治療是“留人治病”，先將病人保住，待正氣轉(zhuǎn)復(fù)，再行攻邪。《傷寒論》中論證甚眾，方劑之化裁亦多，但終不離此原則。

    溫病學(xué)說是對傷寒的補充、發(fā)展。吳鞠通的三焦辨證不如葉天士之衛(wèi)氣營血辨證。衛(wèi)在表，宜治表；邪在氣分，則宜治氣分；營在里，須用清熱解毒，透營轉(zhuǎn)氣；血分最深，常用“涼血散血”之品；所謂十救一二。瘟疫也是傳染病，但屬毒最盛者。

現(xiàn)在流行一種說法，石斛中醫(yī)能治慢性病，不能治急性病，這是不對的。我曾在某醫(yī)院會診一病人，高熱七八日，持續(xù)38℃～40℃之間，雖用各種西藥均不降。與白虎湯，投石膏60克，知母12克，甘草、粳米，再加蘆根30克（王孟英用白虎湯加蘆根），日進二劑。次日熱退至37℃多。第三劑原方石膏減為45克，三日而瘥。對《傷寒論》要精讀，還要記熟，至少要背誦有證有方的條文。治慢性病更應(yīng)讀書，《金匱要略》是治雜病、慢性病的。專病有專方、專藥。如稀痰用半夏，膠痰用皂角等，此外熱痰用天竺黃，頑痰用青礞石。果類停食非草果、麝香不去；谷類停食非麥芽、神曲不消；肉類停食用山楂可解。治瘧疾要用常山、草果。當然這還不夠，若有寒熱往來則用柴胡劑。曾見一間日瘧患者，寒少熱多，用奎寧無效，與柴胡劑亦無轉(zhuǎn)機。余診，見汗出熱多，乃白虎湯證，投桂枝白虎湯而愈。虛瘧用何人飲（何首烏、人參等，張景岳方）；惡性瘧之貧血用信石。什么病都要掌握虛實兩套方子，可根據(jù)具體情況加減，記不住方，則無從言辨證論治。曾診一例慢性闌尾炎，手起皮厚（肌膚甲錯），予服薏苡附子敗醬散，一月愈。急性的有大黃牡丹皮湯可用。

方之損益化裁：仲景的方子，還是按他的加減。小柴胡湯、真武湯均有加減，桂枝湯復(fù)方更多，三承氣也是加減。這個經(jīng)驗是來自實踐。早年診一婦女，患慢性腎盂腎炎，尿頻、血尿，用豬苓湯原方三劑愈；20日后病又發(fā)，因見脈虛加入山藥一味，病情反重，再用豬苓湯原方又效。后病再發(fā)又來診，思加入海金沙似無不可，竟又不效，再用豬苓湯原方而愈，后連續(xù)觀察二個月未復(fù)發(fā)。可見仲景方配伍精當嚴整。不僅方藥宜守愿意，即用藥分量比例亦應(yīng)注意。中藥研究所曾對五苓散之利尿作用進行研究，按仲景方劑量，利尿效果最佳，若各藥等量投與，利尿效果則明顯減低。黃連苦寒，治實火，仲景三瀉心湯中黃連，量小，意在開味健胃；而葛根芩連湯中黃連量大，用其清瀉實火也。過去有謂“中醫(yī)不傳之秘在量上”，由上可見一斑。仲景方中用石膏，凡與知母合用時，石膏用一斤；而與麻黃合用，石膏只用半斤。其他，如傅青主，配方用量權(quán)衡甚精。李東垣用量亦頗講究。再如異功散，陳皮量要小，意在推動藥力，若也用大量則抵消了參、術(shù)之功。

炙甘草湯是治“脈結(jié)代、心動悸”的方子。原方炙甘草四兩，麥冬半升，大棗三十枚，生地一斤，另有人參、阿膠，多屬益陰之品，分量多較重；而生姜、桂枝、酒是陽藥，分量較輕，是為陰藥而設(shè)，重在滋陰，以陽藥推動陰藥。一醫(yī)者治一脈結(jié)代、心動悸患者，與炙甘草，未宗仲景藥量，而是任予6克、9克，雖服良久，無效。問于吾，囑按仲景原方藥量在服（古今衡量不一），四劑而瘥。我在山東時治一男子臟躁，曾二次住院無效來診，用甘麥大棗湯原方原量治愈。雖為常食慣用之品，但配伍或分量不同，作用亦異，如桂枝湯倍芍加飴，就不屬于解表劑了。可見仲景方不可任意增減，讀《傷寒論》《金匱要略》不僅誦證記方，于用量上尚應(yīng)注意。（本文原載于《岳美中論醫(yī)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