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久的人類文明史中，中華文明向來以獨樹一幟著稱。他的顯著特征是一脈相傳、綿延數(shù)千年，形成頗具特色的東亞文化圈，對人類文明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國文化的這種特征與其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密不可分。東亞大陸的地理位置相對封閉，明清以前對中國文化形成巨大影響的域外文化只有佛教。因此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因為缺少異質(zhì)文明的參與而顯得往復循環(huán)?！疤煜麓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huán)史觀在中國也影響深遠。

中國歷史發(fā)展的綿延性，中華文化的相對獨立性，使得“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的史學特別發(fā)達。自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記》出現(xiàn)以來，“匯通古今”的通史觀念得到張揚，但是在班固《漢書》為代表的正史系統(tǒng)中，這種通史觀念沒有得到繼承。梁朝、隋朝雖曾有志于修建一部《通史》，但是都沒有成功。唐朝時期，通史觀念在杜佑《通典》這種典制體史書中得到重新弘揚。至于宋朝，政治昌明，文教大興，“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階層開始形成，“通史”創(chuàng)作的政治和社會基礎空前優(yōu)越，碩果累累。

在宋代的通史著作中，自然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鄭樵的《通志》成就最高。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使編年體這種史學題材重新大放異彩。司馬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代表。他通過科舉進入仕途，酷愛史學，“自幼至老，嗜之不倦”。宋神宗時期，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活動，同時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因為不能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辭掉高官，以閑官退居西京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鑒》，以史學的編撰來闡發(fā)自己的政治理想。神宗去世后，年幼的哲宗即位，其祖母高太后攝政，司馬光被重新啟用，擔任宰相，不久去世。

《資治通鑒》的撰寫肇始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司馬光所寫成的八卷《通志》?！锻ㄖ尽纷嗌虾?，得到宋英宗的賞識，改名為《歷代君臣事跡》。為了便于司馬光的編撰活動，次年于崇文院設立編書局，令其挑選得力助手。國家給與司馬光大量優(yōu)越條件，他和助手可以借閱國家藏書，還可以得到英宗的大量賞賜。司馬光選用當時頗有造詣的史學家劉恕、范祖禹、劉攽為助手，三人負責搜集資料，編寫長編，最后由司馬光詳加考訂，刪繁取要，撰寫成有系統(tǒng)、有體例、有組織的史書。其中，劉攽負責周秦、兩漢，劉恕負責三國到隋，范祖禹負責唐朝及五代。這種先編草卷，集合史料，后加刪定，使之成書的修史方法，為后代所效法。

治平元年四年十月，宋神宗初登大寶，司馬光進讀其編撰的《歷代君臣事跡》，神宗認為“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賜名《資治通鑒》，并預先為之作序，同時賜予潁邸藏書兩千四百余卷。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退居洛陽，把通鑒局搬至家中，專意于著述。至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全書撰成奏上，司馬光升為資政殿學士?！顿Y治通鑒》的編撰前后歷時十九年。

誠如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所說，《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不可替代的巨著。作為貫穿一千三百多年的通史，《資治通鑒》以其內(nèi)容的豐富性、體例的科學性、編撰的嚴謹性，構成了中國文明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座不朽的豐碑。書中既有治國安邦的深謀遠慮和為政決獄的良策神斷，又有整軍作戰(zhàn)和克敵制勝的奇智大勇，將中華民族在處世哲學中表現(xiàn)出的聰明才智作了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