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子之核心思想——中和

作者：宋立林

來源：作者授權(quán) 儒家網(wǎng) 發(fā)布

           原載于 《第二屆國際和圣柳下惠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山東友誼出版社，2011年8月

孔子二五六七歲次丙申正月初八丁卯

耶穌2016年2月15日

中國文化是崇尚“和諧”的文明體系，而深刻影響甚至塑造這一文明特征的，要數(shù)儒家與道家了，有學者稱中國文化是“儒道互補型”的文化，是有道理的。然而，如果仔細探究，我們發(fā)現(xiàn)對于型塑中國文化起到最大作用的還是儒家，盡管魯迅曾經(jīng)說過“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①]的話。而追根溯源，則在儒家的宗師孔子。我們根據(jù)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來思考先秦時期的文化和思想，會發(fā)現(xiàn)孔子處于這個“軸心時代”的“軸心地位”。我稱之為“軸心時代的軸心人物”。何以孔子能夠成為“軸心人物”？關(guān)鍵就在于其對待歷史文化遺產(chǎn)的態(tài)度。我們知道，在先秦諸子之中，只有孔子儒家對周代禮樂文明采取了積極的肯定態(tài)度，即“述而不作”的文化觀，而諸如道、法、墨等諸子都持否定的立場。唯有對歷史文化遺產(chǎn)進行繼承，才能更全面地代表這一文明的基本特征和路向。而同時，孔子又非完全接受、照搬照抄，而是運用“因革損益”的變革理念，對之前的三代文明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從而對于中國文明的進程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其在中國文化史的地位，也自然格外重要，誠如近代文化史家柳詒徵先生所云：“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鬃右郧皵?shù)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孔子以后數(shù)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②][1]正是由于孔子文化深刻契合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與性格，從而能夠在此后的兩千多年里被奉為正統(tǒng)思想，反過來，作為正統(tǒng)的儒家思想，同時又型塑了中國文化的這一性格。此即有學者所提出的“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過程。[③]經(jīng)過這一過程，可以說孔子對于中國文明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因此也非其他諸子百家思想所可以比擬的。而孔子文化對于中國文化的性格之影響，最突出地表現(xiàn)為“和諧”、“中和”。

其實，和諧與中和的思想觀念，也并非孔子的發(fā)明。這種理念可以上溯到非常遙遠的上古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文明的基因。中國文明在其發(fā)軔處，便體現(xiàn)了濃厚的“中”與“和”的智慧。比如《尚書》、《周易》等先孔子時代的元典，都十分強調(diào)這一思想。晚近剛剛公布的清華簡《保訓》[④]，其中便牽涉到“中道”的觀念，而又與儒家所推崇的圣王堯舜禹文武有關(guān)。這足以引起人們對于中道思想的關(guān)注。這種“中”的觀念，進一步凝結(jié)為“和”。從西周末年史伯論和，到子產(chǎn)、晏嬰，再到被孟子譽為“圣之和者”的賢人柳下惠，形成了一條“和諧”思想發(fā)展的清晰脈絡(luò)。春秋末期的孔子，更是在“述而不作”的文化觀指導下，全面繼承并進一步闡發(fā)了這一“中”、“和”思想，從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國文化的性格。

盡管中國的思想家沒有構(gòu)建思想體系的興趣，尤其是像孔子這樣以“救世”“務(wù)治”為信念的思想家，更是沒有自覺去建構(gòu)什么理論體系。但我們在研究孔子時，卻會發(fā)現(xiàn)，盡管看上去孔子思想十分瑣碎，而且有前后時期的不同和變化，但其中確實有“一以貫之”的東西在。有學者認為是“仁”，有學者以為是“禮”，也有學者主張是“和”。[⑤]相對來說，我覺得后者較為合理。因為“中和”才是貫穿于整個孔子思想中的東西?！爸泻汀辈粌H是一種方法、手段，而且是目標、理想所在。而“仁”也好，“禮”也罷，無不是這一“中和”思想的體現(xiàn)。因為孔子的中和思想，是貫徹于孔子的思維方式、政治觀、文化觀、修身觀等孔子思想體系的各個方面的。所以考察孔子的“中和”思想，也必須從如下幾個方面來進行。

• 一、思維方式所體現(xiàn)的“中和”觀

“中和”，或說“和諧”，經(jīng)過幾千年的傳衍，實際上已經(jīng)形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思維方式，那就是中庸之道?？鬃诱f：“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他認為中庸之道，是一種極為高深的境界，如《中庸》所說：“民鮮能久矣！”“中庸不可能也！”但是，中庸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智慧呢？

《中庸》記載孔子的話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可見，孔子所主張的中庸思想，是一種“時中”的思想。我們知道，中國古代十分重視“時”的觀念，尤其是《周易》，對于時的觀念更是格外推崇。孔子在晚年好《易》，“居則在側(cè)，行則在橐”（《帛書易傳·要》），“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并“作”《易傳》，他準確把握了《周易》“時”的智慧，從而提出“時中”的觀念。孟子贊譽孔子為“圣之時者”。所謂“時中”，就是一種靈活的處理問題的觀念，根據(jù)具體條件、時空等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應(yīng)對措施。這也是一種深刻的辯證法?？鬃訌乃缇吹南韧跄抢锇l(fā)現(xiàn)了這種高超的智慧和理念。中庸之道，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沿傳的上古文明的精髓。把握分寸，掌握火候，講究“度”，就是這一思想的本質(zhì)所在。[⑥]

孔子“時中”的思想，既然是一種思維方式，因此更全面地體現(xiàn)在孔子思想的方方面面，而孔子尤其強調(diào)“過猶不及”，主張“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允執(zhí)厥中”。這種中庸的思想，絕非折中主義、也非庸俗的和稀泥，那種思想恰恰是孔子所批評的“鄉(xiāng)愿，德之賊也”。

• 二、政治思想中的“中和”觀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黃金時代，而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除了環(huán)境相對自由的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來自現(xiàn)實社會的刺激，或說是需求。在先秦時代，涌現(xiàn)出的諸子百家，實際上大多數(shù)乃是出于應(yīng)對當時的政治和社會問題而產(chǎn)生的，正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指出的，“六家，此務(wù)為治者也?！彼麄兛紤]的都是社會和政治的治亂問題，孔子尤其如此。因此我們說，孔子首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

作為一位政治思想家，他首先確立了一種理想的社會政治圖景，為了實現(xiàn)這一美好藍圖，他又設(shè)計了諸多達致這一理想的路徑與手段。

孔子在政治上曾經(jīng)描繪了一幅“大同”理想的美好藍圖。他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禮記·禮運》）很明顯，這個“大同”社會是一種十分和諧的理想狀態(tài)?？鬃犹岢昂投煌?，那么，“大同”與“和”是什么關(guān)系呢？其實，所謂“大同”，正是一種“和”的狀態(tài)，而決不等同于“同”。我們可以從《禮運》篇孔子關(guān)于“大同”的論述中發(fā)現(xiàn)，他描述的“大同”，與其“和”的理想是一致的。

而那個“大同”時代，在孔子看來，是存在過的。那就是堯舜禹湯文武等圣王時代。他不止一次地表達了對這些圣王的仰慕之情。他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保ā墩撜Z·泰伯》）又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保ā墩撜Z·泰伯》）對文王，他更是發(fā)出了文化道統(tǒng)承繼之宏愿：“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無疑的，在孔子心目中，那個時代是“和諧”的盛世，是值得人們向往和追求的。當然，他的歷史觀并非“倒退”的，因為他清楚地意識到，歷史在向前發(fā)展，他在比較了夏商周三代之后，他聲稱：“吾從周?！保ā墩撜Z·八佾》）為什么？因為，周代之文化是在繼承和損益夏商兩代文明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他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保ā墩撜Z·為政》）

孔子強調(diào)周禮，贊賞周禮。在孔子看來，由周公開創(chuàng)的周代禮樂文明，是較為理想的文明秩序。他一生以弘揚周禮為己任?？鬃尤寮移鋵崪蚀_地把握到了禮樂文明的精髓，那就是“和”。他的學生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保ā墩撜Z·學而》）正是這一理解的最好表達。禮別異，樂和合，禮樂相互為用，才能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tài)。當然，他更關(guān)注的其實是禮樂背后的禮義精神。正是這種內(nèi)在于禮儀的精神，支撐著禮樂的運作，從而支撐著社會的有序發(fā)展。但是，禮義的失落，在孔子的時代成為突出的問題?！百栽健敝聲r有耳聞。諸如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季氏旅于泰山等，都令孔子痛心疾首。正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他認識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而只有將仁的精神與禮的精神貫通起來，才能達到禮樂文明的理想狀態(tài)。鑒于“禮樂精神”的失落，又使他不得不提出另外一個“正名”的思想，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而正名的最為關(guān)鍵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意思就是君要盡君責，臣要盡臣責，父需盡父責，子需盡子責。只有人們各盡其責，禮樂才能實現(xiàn)其理想的功用，這個社會才會和諧有序。

對于如何進行政治管理，采用什么方式方法能夠達到“和”的目標，孔子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考察歷史上的經(jīng)驗教訓，提出了“德主刑輔”的政治主張。所謂“德主刑輔”，即是說，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是一種德治觀。他認為為政者的德行表率作用，是達到國家治理、天下和平的前提。因此，他更多地是在強調(diào)為政者的個人修養(yǎng)。我們翻檢孔子的語錄，會發(fā)現(xiàn)，他提到政治思想時，基本上是針對“君子”階層而言的。他認為，政治的主體是為政者，因而責任也主要在為政者。他認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國家治理的好壞，主要責任應(yīng)由為政者來負。為政者如果德行修養(yǎng)好，那么，治理國家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保ā墩撜Z·為政》）如果為政者德行不佳，那么“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但是他卻不主張廢棄刑罰。如他贊譽子產(chǎn)論政之寬猛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左傳》昭公二十年）寬猛相濟，正是這種德主刑輔思想的另一種表達。德主刑輔，同樣是一種不走極端的中和思想是表現(xiàn)。

孔子所堅持的政治思想是改良型的。到了孟子時代，才有了贊揚湯武革命的激進思想。而孔子從來沒有表現(xiàn)出要推翻現(xiàn)存禮樂體系，而是在維護周禮的原則下，實行一定程度上的改良。他認為：“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斌w現(xiàn)了一種制度上的“因革損益”觀。他認為周公開創(chuàng)的禮樂文明是較為完美的，當下存在的問題是背離了周公禮樂精神，解決之道就在于重新喚回人們心中失落的禮樂精神：親親尊尊。當然，在一些具體的禮儀禮制禮俗上，孔子也是主張改革的。他主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孔子一方面，激烈地批評和抨擊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現(xiàn)實，一方面，努力地宣揚周代禮樂文明的先進性和合理性，希冀通過為政者的自覺，來實現(xiàn)社會和政治的有序發(fā)展。

另外，中和的思想還體現(xiàn)在“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論語·堯曰》）的政治思想中。實際上，當時是一種列國林立、諸侯分峙的情況下，孔子反對以強凌弱、以大吞小，反對極端政治，起用隱逸的賢能之人，各盡所能，這是一種“中和平衡”的狀態(tài)。另外，如“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君子周急不繼富”（《論語·雍也》）的思想，同樣體現(xiàn)了孔子為弱勢群體的一種呼吁，從而為實現(xiàn)社會和諧奠定基礎(chǔ)。

• 三、修身理念中的“中和”觀

如果從修身論的角度看，孔子儒學，是一種“為己之學”。所謂“為己之學”，就是強調(diào)個人的修身之本源價值。德行的提升，是人之為人的根本。孔子曾經(jīng)將人分為五等：庸人、士人、君子、賢人、圣人。（《孔子家語·五儀解》）與其說這里強調(diào)的是人的才能，毋寧說是人的德行的境界。因此，儒學強調(diào)“君子人格”，進而有著“希圣希賢”的理想追求。而君子與圣賢人格的一個突出特點便是“中和”氣象。比如春秋時期的柳下惠，便是這一圣賢形象的典型代表。我們都知道，作為原始儒家的代表，孔子和孟子都曾經(jīng)極力贊譽柳下惠的德行。孟子尤其對柳下惠推崇不已。和諧的人生境界，和諧的人性光輝，在柳下惠身上有突出的表現(xiàn)：“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cè)，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上》）以致“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qū)?，薄夫敦”，無怪乎孟子贊嘆道：“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保ā睹献印とf章下》）

而孔子本人身上更是處處展現(xiàn)出“中和”的光輝。根據(jù)古書記載，孔子是一位“力大”的“長人”，身體魁偉，但是正是孔子，在中國古代“士”階層從武到文的轉(zhuǎn)化中起了關(guān)鍵作用。在孔子弟子看來，“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鬃佑型赖囊幻?，他曾經(jīng)出仕魯國，做過管理刑獄的大司寇，他面對政治上的重大問題，向來是嚴肅的。他批評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齊國發(fā)生政變，他沐浴而朝，請求討伐之。但是，孔子身上體現(xiàn)的更是一種溫和氣象?！皽亓脊€讓”是其弟子對于孔子的評價和判斷，這除了天賦氣質(zhì)之外，更多的是一種文化修煉的結(jié)果。

在《論語》中，我們看到的孔子是一個感情豐富的孔子。他與弟子的教學生活充滿了和諧。即使弟子批評他，孔子也不當真地生氣；別人譏諷他，他也并不在意。這里面就是所謂“文質(zhì)彬彬”的君子風度在起作用。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保ā墩撜Z·子路》）君子應(yīng)當保持與他人的和諧關(guān)系，但不能無原則地茍同。“和”意味著差別，而不是取消差別。而要實現(xiàn)和諧，達到中和，就要靠規(guī)范的約束，也就是要講禮?！熬硬W于文，約之以禮”（《論語·雍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對待他人就要“恕”，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wèi)靈公》）。而要真正使自己身得以修，就要“克己復(fù)禮”，這樣才能達到“仁”的境地。

除了身體行為的節(jié)制之外，在言論方面也需要注意節(jié)制?？鬃颖救四軌颉敖^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他十分強調(diào)要“多聞厥疑，慎言其余”、“多見厥殆，慎行其余”（《論語·為政》）。

除了自身的修養(yǎng)極高之外，孔子還在思考更為普遍和宏闊的問題。他將目光投放到整個人類。人性問題，是中國哲學中十分重要的大問題，尤其是儒家對此更是進行了長期而深刻的探討與爭論。這一探討在孔子那里就開始了。盡管孔子沒有明確提出其人性論思想，但是他說：“性相近，習相遠?！保ā墩撜Z·陽貨》）其中其實蘊含著性善論的端倪。孔子對于性與天道的思想，在其晚年達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對人性的理解實際上來源于他對天道的認識。[⑦]當然，盡管人性來自天道，但人與人之間因為后天的環(huán)境不同，所以差別甚大。因此，他一方面強調(diào)修身，希望弟子養(yǎng)成君子人格；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從而不強求一致性，一律性。在其教化弟子的過程中，也體現(xiàn)了這一智慧。他主張“有教無類”，又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針對不同性格、氣質(zhì)的弟子進行不同方式的引導和教化。同時，他整理了六經(jīng)，用以教化。這就是孔子的“六經(jīng)之教”的思想。六經(jīng)特色不一，功用不同，因此必須參互運用，才能更為完善，效果上才能達到“博學于文”，“教化殊方”。這也是一種中和觀的體現(xiàn)。

• 四、文化觀中的“中和”思想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已是中國文明發(fā)展積累了數(shù)千年的高度文明時期。而他出生的國度又是以“周禮盡在”而聞名的魯國，他幼時便能“為兒嬉戲，陳俎豆，設(shè)禮容”（《史記·孔子世家》），在成長和學習的過程中，他轉(zhuǎn)益多師，四處求學，成就了自己的學問，也奠定了他自己對文化的理解?？鬃邮煜v史，熟悉文化的演進。在此基礎(chǔ)上，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觀”，那就是“因革損益”、“述而不作”。眾所周知，一個民族體賴以形成和發(fā)展的動力，在于其文化。文化就像基因一樣，決定著一個民族的成長。那么，如何對待歷史文化遺產(chǎn)？孔子顯示出了他的智慧來：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保ā墩撜Z·述而》）乍看起來，孔子的這種“述而不作”好像是一種過于保守，缺乏創(chuàng)新的觀念。但是，殊不知這正是孔子的高明之處。

《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奔词菍Υ俗詈玫母爬??！笆觥迸c“作”相當而言?！吨杏埂酚涀釉唬骸盁o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弊鳎瑒?chuàng)造之意。述，繼承之意。與此正同。而并非有些人們所理解的“只說不寫”?？鬃由钤谥袊拿饔辛藘汕Ф嗄臧l(fā)展的春秋時代，之前光輝燦爛的文明成果深深吸引了他。偉大的文明使孔子為之傾倒，投入了一生的精力，學習它、理解它、傳授它、弘揚它?？鬃由钤谥芏Y保存最為完整的魯國，使他有機會自幼接觸那偉大杰出的文明，從而“好古，敏以求之”（《論語·述而》），加之他四方游學，遍訪名師，以至“博學于文”，對先王之道和禮樂文明有了精深的理解。但又處于“樂壞禮崩”的春秋末期，這又激發(fā)了他“挽狂瀾于既倒”的抱負和擔當，于是他轉(zhuǎn)而以“述而不作”為志向，以保存先王之道，使天下重新恢復(fù)到禮樂和合的文明秩序。孔子的這一思想確實深深地影響了后世的儒者，也影響了整個中國文明的發(fā)展特征，形成了一種長于“保守”和“繼承”，而短于“創(chuàng)新”，同時不易“斷裂”的文明。這在近代新文化運動中遭到了猛烈的抨擊，成為儒學阻礙中國進步的第一大罪狀。然而，如果拋開暫時的利益考慮，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這一文化觀，顯示的是一種深刻的智慧。孔子“述而不作”并非純粹的“復(fù)古主義”，而是“寓作于述”、“以述為作”的辨證文化觀。而隨著現(xiàn)代社會“單線進化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愈益嚴重，“述而不作”的文化觀對于保存人類曾經(jīng)創(chuàng)造的輝煌文明成果，為所謂“創(chuàng)新”積累養(yǎng)料和淵源的重大意義將愈發(fā)突顯。

總而言之，孔子以其高超的智慧，繼承了其先民的中和思想，并予以了高度的理論闡釋和認真的生命踐履，為后世中國的各個方面留下了寶貴思想財富，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和借鑒。

注釋：

[①]魯迅：《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53頁。

[②]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231頁。

[③]干春松：《制度儒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68頁。

[④]釋文見《文物》2009年第6期。其中有四個“中”字。學者對此意見分歧甚大。但是，如果結(jié)合相關(guān)文獻，自然會發(fā)現(xiàn)其與儒家的“中道”觀念的密切聯(lián)系，同時可以發(fā)現(xiàn)所謂儒家“道統(tǒng)”之說值得信據(jù)。

[⑤]最早提出孔子思想為“和”的是我的前輩駱承烈教授，后來張立文先生對此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闡述，發(fā)展為和合學的理論。

[⑥]可參考楊朝明等著《孔子的智慧》（人民日報出版社，2004年）第三章的相關(guān)論述。

[⑦]參看徐剛：《孔子之道與論語其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宋立林，男，字逸民，號瘦竹，別署樸舒子，西歷一九七八年生，山東夏津人。歷史學博士，哲學博士后。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鬃优c中國文化研究室主任，曲阜師范大學國學院學術(shù)部副主任，濟寧周易學會副會長。曾任《孔子文化》創(chuàng)辦人、主編，《孔子文化研究》編輯，洙泗講堂召集人。主要研究領(lǐng)域為：孔子與早期儒學、儒家學術(shù)史研究、儒家哲學。致力于孔子與儒家文化的弘揚和普及，尤傾力于鄉(xiāng)村儒學運動。主要著作有：《孔子家語通解》（齊魯書社，2013年)、《孔子文化十五講》（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

值班主編：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