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今晚報》 2016-01-27
文人“相輕”與“相重”
文/黃桂元 “百無一用是書生”本是調(diào)侃,卻使多少自視甚高的文人墨客氣餒,乃至氣短。而正是這些“無用”書生,又往往難以跳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怪圈,這似乎是一種悖論。其實曹丕《典論》中的這句名言并不深奧,卻因點中了文人身上一處“死穴”而意味獨具,流傳至今;還被一些人視為“國粹”之一種,認定只要有文人在場,便會演出爭吵、嘲諷、算計、攻訐的連臺好戲。魯迅認為,文人相輕不外乎三種情況:其一是自卑,其二是自高,其三是批判。不過,按錢鍾書的幽默說法,文人相輕只要無傷大雅,負面效果也有限,“文人好名,爭風吃醋,歷來傳作笑柄,只要它不發(fā)展為無情、無義、無恥的傾軋和陷害,終還算的‘人間喜劇’里一個情景輕松的場面”。 有趣的是,與“文人相輕”的說法形成對應的,居然是“武人相重”——或可這樣解釋:正因為“文無第一”,所以“文人相輕”,正因為“武無第二”,所以“武人相重”。武人要排出名次不難,設擂比武,硬碰硬就可分出高下,勝者為王,敗亦欣然,英雄相惜,不足為奇。文人的事情就沒這么簡單了,其思想千差萬別,其文章見仁見智,不免敝帚自珍,互不買賬。文人初出茅廬,童真未泯,青澀難免,還不大懂得世故和偽裝,尚能彼此欣賞,快意融融。隨著功成名就,氣象始大,逐漸形成并穩(wěn)固了座次意識,態(tài)度矜持,諱莫如深,或陰陽怪氣,顧左右而言他,越來越吝嗇于對他人的褒獎和夸贊。更有甚者,偏狹病態(tài),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唯我獨尊。
就連列夫·托爾斯泰這樣的曠世文豪,也未能免俗。高爾基對托翁的最初印象是,“他身材矮小,可是所有的人馬上變得比他更小了……倘是一尾魚,他一定是在大洋里面游泳,絕不會游進內(nèi)海,更不會游到淡水湖里”。托爾斯泰的霸氣帶有頑童特點,他對自己作品的評價自負而可愛:“關于《戰(zhàn)爭與和平》,用不著假謙虛,這是跟伊利亞特(《荷馬史詩》)一樣的東西?!焙芏嗍澜绱笪暮蓝疾蝗肫浞ㄑ?。他對但丁、莎士比亞都不屑一顧,對同時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以為然。他在夸贊契訶夫的同時,總是對比著貶低高爾基。高爾基不解,問契訶夫這是為什么?契訶夫道出其中奧妙,因為托翁是在嫉妒高爾基的文學才能。
巴爾扎克也有過被妒忌折磨的經(jīng)歷。1839年,他在巴黎《立憲報》讀到司湯達的《巴馬修道院》第一章(這部分內(nèi)容主要描寫滑鐵盧戰(zhàn)事),曾致信友人坦白了一段內(nèi)心掙扎:“我簡直起了妒忌的心思。是的,我禁不住自己一陣醋上心頭,我為《軍人生活》(我的作品最困難的部分)夢想的戰(zhàn)爭,如今人家寫得這樣高妙、真實,我是又喜,又痛苦,又迷,又絕望?!卑蜖栐水吘故前蜖栐?,他靜下來,再次讀司湯達,重新回歸陽光心態(tài),并寫出《司湯達研究》一書,完成了精神境界的自我超越。
當然,也有文人“相重”的。盛唐時,33歲的杜甫與44歲的李白初次相逢于洛陽,一見如故,同游同醉。杜甫曾寫過有關李白的詩竟達十首,贊嘆“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近現(xiàn)代國學大師之間的惺惺相惜,高山流水,更不乏其例。人類學家克羅伯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天才成群地來?20世紀初葉的中國學術(shù)大師可謂群星閃耀,胡適稱贊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傅斯年卻說“陳寅恪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有這樣一段話很有名,“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陳(寅?。┫壬黄獛装僮值恼撐摹?,其出處,有說是出自國學大師梁啟超之言,有說是出自史學大家陳垣之口。而在陳寅恪眼里,“先生(王國維)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崖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這些趣聞佳話并非個案,它們閃爍出的正是“文人相重”的異彩和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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