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分正邪，官有好壞。宋神宗朝的鄧綰，官癮甚大，官秩頗高，以官痞絕學(xué)貽笑于世。

　　科舉得中“禮部第一”的鄧綰，熙寧三年冬出任甘肅寧州通判，地位僅次于知州。此人“極其佞諛”，好抱權(quán)力大腿。彼時王安石執(zhí)宰、推行變法，鄧綰就上書言事、大拍馬屁：“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表炆褡跒樯虦?、武王般圣君，捧王安石為伊尹、呂尚式賢相，把熙寧新政吹上了天。

　　王安石很是賞識，視鄧綰為知音同道，力薦給神宗。經(jīng)當(dāng)面召對，執(zhí)政大臣會商，決定要他回知寧州。鄧綰知道后悶悶不樂，嘖有怨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他想做京官，說當(dāng)個御史什么的綽綽有余。果然，他改任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圓了京官夢。在開封的成都同鄉(xiāng)對他的討官要官極為不屑，“皆笑且罵”，指斥連連;鄧綰聽了，留下句厚黑經(jīng)典——

　　“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

　　旁人笑罵由它去，只要我有高官做就行!此等無恥為官之道，可謂官痞絕學(xué)矣。可這寡廉鮮恥的家伙居然官運亨通，一路升遷，從同知諫院、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nóng)寺，直做到御史中丞、龍圖閣待制、翰林學(xué)士。手握大權(quán)的鄧綰，充當(dāng)施行免役、青苗諸法的急先鋒，對抵制新政的富弼、李瑜等官員，中傷、彈劾，撤職、罷官，還將前御史中丞呂公著任用的推直官、主簿，一律罷免，再引薦蔡確、唐垌等為御史，拉幫結(jié)派，劣跡斑斑。

　　倘說市井地痞的生存邏輯為有奶便是娘，那么政界官痞的晉身之階就是有權(quán)即為爹。熙寧七年，王安石罷相，鄧綰見風(fēng)轉(zhuǎn)舵，攀附上與王安石分裂的呂惠卿;兩年后安石復(fù)相、再度出山，鄧綰又掉換槍口，告發(fā)呂惠卿在華亭奪人田產(chǎn)，致呂被逐出京師，外放陳州。呂惠卿之弟呂和卿早先創(chuàng)制“手實法”，令民戶自報田地、財產(chǎn)，以作征稅依據(jù)，尺椽寸土、雞豚家畜等均須陳報，如有隱匿，一經(jīng)查實即于重罰。民、商人人自危，苦不堪言。此時鄧綰就上奏書，控訴“手實法”之害，表明與呂氏兄弟劃清界線、勢不兩立，以媚安石。如此官痞，實乃反復(fù)無常、投機鉆營的宵小之徒，除了爭寵固位、升官發(fā)財，別無其他。

　　精于算計的鄧綰，也有弄巧成拙、自食其果的時候。王安石二度為相后，鄧綰生怕隨著王安石的去留而“失勢”，就預(yù)做權(quán)力安排。他上書建議神宗，要重用王安石的兒子和女婿;一旦王安石致仕，仍賜第京城居住，別讓他歸金陵。皇帝把這些告訴王安石，王安石十分生氣：“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dāng)黜?！编嚲U又舉薦名聲很壞的人做御史，王安石更是不悅，便“自劾失舉”，向神宗檢討自己錯看、錯用鄧綰。神宗即以“操心頗僻，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之罪，將鄧綰外放虢州。官痞總算受到小小的懲罰。

　　鄧綰的品行卑劣，“俯仰隨時”，好比站在井欄圈上打水，“求其立朝不撓，不可得己”。但鄧綰之類官痞的出現(xiàn)，似不能過多責(zé)怪其官德敗壞;根本問題，還在那個選人用人的體制機制存有弊端。只要選人用人總在小圈子里，由少數(shù)人在少數(shù)人中挑選、提拔，排斥公開、透明的陽光，那就跳不出伯樂相馬的窠臼，搞來搞去，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中有人好做官的路數(shù)。無論什么時代都會有小人、流氓，就看能不能設(shè)置制度防線，把他們擋在官場外;或者即有混入，也不致其坐大為患。熙寧新政失敗的一大原因，不就在王安石舉人不賢，重用了呂惠卿、鄧綰、李定等佞人么?

　　放眼于今，官痞絕學(xué)，后繼無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