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1898—1948）是現(xiàn)代著名的詩人和散文家，又是在古典文學領域廣泛涉獵、治學嚴謹?shù)膶W者，同時還是把畢生心血無私地奉獻給萬千莘莘學子的語文教育家。

朱氏自1920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yè)以后，直到1925年暑假，曾先后在杭州第一師范（1920）、揚州第八中學（1921）、吳淞中國公學（1921）、臺州浙江第六師范（1922）、溫州浙江第十中學（1923）、寧波浙江第四中學（1924）、浙江白馬湖春暉中學（1924、1925）等校從事中學國文教學工作長達5年之久。在這從教的5年間，朱氏不但與同事舒新城、俞平伯、夏丐`尊、葉圣陶等人朝夕切磋語文教育問題，而且廣泛研讀國內學者的論著，并結合自身的實踐加以思考和抉擇。他在1925年發(fā)表的第一篇語文教育研究論文《中等學校國文教學的幾個問題》，就是在分析研究當時胡適、穆濟波、孫工、歐濟甫、夏丐尊等人的各種理論觀點的基礎上，對中學國文教學問題所作的系統(tǒng)的總結。

作為一位蜚聲文壇的著名作家和大學教授，朱氏的難能可貴之處就在于他始終把語文普及工作和提高青年語文素養(yǎng)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1925年暑假以后，朱氏赴北京任清華大學教授。他初進清華園，除了開設“古今詩選”“中國新文學研究”“歌謠”等專門課程外，還主講“普通國文”；后來擔任了國文系主任，他仍然親自擔任“大一國文”課程，并對這門課程的教學目的、教材編選以及講授方法等等方面進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梢赃@樣說，我國高等學校自開設“大一國文”課程以來，朱氏是主講這門課程時間最長、在學科建設上貢獻最大的著名教授之一。由于長期主講“大一國文”，朱氏對中小學生的國文程度和中小學的國文教學自然是倍加關切。在抗日戰(zhàn)爭的艱苦歲月里，他在后方西南聯(lián)大師范部國文系主持教務，倡議創(chuàng)辦《國文月刊》，為研究中等學校的語文教育開辟了一個陣地，吸引諸多學者悉心探討，同時親自撰寫論文，為推動語文教育研究竭盡心力。他曾與葉圣陶合著《國文教學》《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又為開明書店編纂國文教科書，為改進中學國文的教材教法作出了貢獻。直到1948年，貧與病已經耗盡了他的全部精力，可他還在為中學的師生演講，為開明的國文教本作選注。朱氏關心語文教育，可謂矢志不渝。

關于現(xiàn)代教育的宗旨，早在19世紀末，王國維就根據(jù)當時西方先進教育學說提出過施行德育、智育、體育“三育并重”的主張。辛亥以后，蔡元培又把這“三育”理論發(fā)展為“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德育主義、世界觀、美育主義”的所謂“五主義”教育方針。要而言之，這些近現(xiàn)代著名教育家都把教育的宗旨確認為“造就完美的人格”。這對我國封建傳統(tǒng)教育意在培養(yǎng)官僚和奴仆的宗旨是一個猛烈的沖擊和徹底的否定。朱自清在從事語文教育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的過程中，始終把語文教育看作是整個教育事業(y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的人格得到完美的訓練。

語文科是整個學校教育中的一門具體學科。人們在研究這門學科的教學規(guī)律的時候，多半著眼在學科本身的教材和教法上面。朱氏卻在20年代就深刻意識到，語文教學要求得理想的效果，就決不能把眼光僅僅注視在課堂里面，僅僅注視在教材教法上面，而應當牢牢抓住“訓育”這個環(huán)節(jié)，注意整個學校對于學生的“人格影響”。否則，“教而不育”，一切都將落空。他在《中等學校國文教學的幾個問題》中精辟地論述了“教學與訓育”的關系，指出“訓育”是學校各科教學的“聯(lián)絡中心”，失去了這個“聯(lián)絡中心”，各科教學勢難收到圓滿的效果。他在文章中向國文教師嚴峻地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你上課時，個個學生是注意聽講么?有人談話么?有人在桌子底下偷看別的書么?最要緊的，你能斷定沒有一個人想著別的事么?──今日講的，他們曾如你所囑地預習過了么?昨日講的，他們上自修班時曾復習過了么?”朱氏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如何，“固然要看你的教法如何，但更要看你的人格影響如何，更要看你的校長和同事們的人格影響如何；換言之，你們平日怎樣實施你們的教育宗旨，怎樣實施訓育，上課時便是怎樣的氣象”（《教育雜志》第17卷第7期）。這里朱氏接觸到了教育工作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即教育者對于受教育者如何施加人格影響，從而使受教育者的品行得以端正、人格得以發(fā)展。這是各科教學──包括語文教學──能否收到實效的關鍵。這種人格影響，當然不僅體現(xiàn)在上課的幾小時內，更重要的是體現(xiàn)在平時與學生的交往接觸之中，體現(xiàn)在整個學校所形成的環(huán)境和校風之中。

朱氏從發(fā)展學生完美人格出發(fā)，強調語文教育要重視文藝教育。他在《中學生與文藝》一文中指出：“文藝增進對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讀者漸漸悟得做人的道理。這就是教育上的價值。文藝又是精選的語言，讀者可以學習怎樣運用語言來表現(xiàn)和批評人生。國文科是語文教學，目的在培養(yǎng)和增進了解、欣賞與表現(xiàn)的能力，文藝是主要的教材?！保ā吨袑W生》第187期）朱氏重視文藝教育，是因為在他看來語言文字只是一種了解和表現(xiàn)人生的工具和媒介，學生接受語文教育同時也是在接受生活的教育、接受做人的教育。語文教育與做人教育之間，文藝起著最好的溝通作用。他十分重視詩歌教學，認為詩歌不僅有優(yōu)美的意境，而且“詩里含著高尚的感情”，它往往能夠“暗示人生”，具有深刻的“言外之意”，吟誦優(yōu)秀的古今詩篇，人的精神世界可以得到美化和凈化（見《怎樣學習國文》，載《國文雜志》1944年第3卷第3期）。他也十分重視小說教學，認為“小說增加人的經驗，提示種種生活的樣式，又有趣味，最是文學入門的捷徑”（見《論中國文學選本與專籍》，載《中學生》1930年第10號）。他在30年代還專門為朱文叔所編初中國文讀本（中華版）撰寫了散文《春》，文中名句：“春天像落地的娃娃，從頭到腳都是新的，它生長著。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著，走著。春天像健壯的青年，有鐵一般的胳膊和腰腳，領著我們上前去?！痹浗o廣大青少年以無窮的希望和力量。

朱氏從發(fā)展學生完美人格出發(fā)，還強調語文教育要重視經典訓練。在五四以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對于文言文的學習，尤其是對于古代經典的學習，曾是教育界反復爭論的熱門話題，許多激進人士反對封建主義，同時也反對那通行于封建時代的文言文，更反對現(xiàn)代人去接觸反映封建時代社會風貌、倫理觀念等等的古代典籍。朱氏對此卻別有見解。他說：“由于文言文在日常應用上漸漸的失去效用，我們對于過去用文言文寫的典籍，便漠不關心，這是錯誤的思想。因為我們過去的典籍，我們閱讀它，研究它，可以得到古代的學術思想，了解古代的生活狀況，這便是中國人對于中國歷史認識的任務?！保ā对鯓訉W習國文》）所以他主張：“中學生應該誦讀相當分量的文言文，特別是所謂古文，乃至古書。這是古典的訓練，文化的教育。一個受教育的中國人，至少必得經過這種古典的訓練，才成其為一個受教育的中國人?！保ㄒ姟对僬撝袑W生的國文程度》，載《國文教學》）由此可見，朱氏強調的經典訓練與那些封建復古派的鼓吹“讀經”是有本質區(qū)別的。這種區(qū)別主要表現(xiàn)在“讀經派”旨在通過讀經向青年灌輸封建倫理思想和封建道德觀念，朱氏的經典訓練則旨在進行文化教育，使受教育的中國人真正能認識中國的歷史；“讀經派”旨在宣揚古代經典中一切有利于維護封建倫常的東西，朱氏的經典訓練則旨在“培養(yǎng)欣賞力”，同時也“培養(yǎng)批判力”，即“知己知彼”“批判的接受”（見《古文學的欣賞》，載《文學雜志》 1947年復刊號）。為了實踐自己的主張，朱氏在40年代編撰了一部《經典常談》，共13篇，以《說文解字》起首，對周易、尚書、詩經、三禮、春秋三傳、四書、戰(zhàn)國策、史記、漢書、諸子、辭賦、詩、文等若干種古書和古文體作了精要的分析講解。

從發(fā)展學生完美的人格出發(fā)，朱氏還強調語文教育要重視表情達意的“至誠”。朱氏在《說話》一文中說：“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用不著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只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見《說話》，載《語文影及其他》，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5年版）語文教育當然要教會學生說話和作文，但說話和作文應當說的是至誠的話，作的是至誠的文，這就關涉到做人的態(tài)度問題，關涉到人格了。1933年清華大學舉行入學考試，作文試卷出題為“苦熱”“曉行”“夜”“燈”“路”等五題，考生中選“苦熱”“曉行”“夜”等題者為多。出題人的用意原在測查考生們觀察和描寫的能力，誰知閱卷時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考生“自己似乎并沒有說話”，只是發(fā)一通“恨富憐窮”的議論，說大篇流行的、時髦的套話。朱氏對此深感憂慮。他認為這種一味“追時代潮流”的門面話，其實本非考生們的真實思想，他們不過是從報章雜志上撿來這些套話，搬到自己筆下而已。朱氏因此感慨說，對于實際的生活，“看起來大部分的考生似乎是既不自己張開眼看，也不自己按下心想的。而他們都是高中畢業(yè)生。因此我們不能不疑惑高中的教師真?zhèn)€盡了他們的責任”。那么怎樣才算是盡了責任呢?朱氏認為：“理想的教師不但想到學生的耳朵，還想到他們的腦子”，“教學生能自己觀察，自己思想”，“養(yǎng)成他們自己的判斷力”；只有這樣，學生才不致于言不由衷，滿足于“追時代潮流”，寫“洋八股”的文章（見《高中畢業(yè)生國文程度的一斑》，載《獨立評論》 1933年第65號）。

總之，在朱氏看來，語文教育的成敗得失固然與教材教法有關，但更為重要的是與執(zhí)教者能否重視學生的人格培養(yǎng)有關。從事語文教育的人，不獨要為“經師”，更要為“人師”，且所謂“人師”，“用不著滿口仁義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著一手攤經，一手握劍，只要認真而親切的服務，就是人師”（見《論青年》，載《語文影及其他》）。

在舊中國制定的國文課程標準里，總記載著這樣的條文：“養(yǎng)成閱讀書籍之習慣與欣賞文藝之興趣”（初中），“培養(yǎng)學生讀解古書，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高中）等等。在閱讀方面，無論初中還是高中，課程標準中都離不開“欣賞”二字。至于這“欣賞”，實際指的是什么；這種“欣賞”能力的養(yǎng)成得靠怎樣的功夫、得有怎樣的基礎，許多人往往不去深入理會。朱自清卻憑著自己對語文教育性質的深刻理解和對閱讀欣賞規(guī)律的實際體驗，在“欣賞”問題上提出了許多切中肯綮的觀點，形成了他對閱讀教學的一系列精辟見解。

朱氏首先確認培養(yǎng)和增進學生的欣賞能力是語文教學的重要目的之一。而所謂“欣賞”，對作者而言，關鍵在于能夠“設身處地”，明白作者為什么這樣寫，體會作者為什么只能這樣寫；對作品而言，關鍵在于能夠“感情移入”，能夠深入作品創(chuàng)設的情景，深入作品內在的思路，從而產生感情上的共鳴（見《古文學的欣賞》）。這種欣賞能力，靠擺弄一些抽象的、多義的形容性詞語，是無法真正顯示出來的。朱氏說：“欣賞并不是給課文加上‘好’‘美’‘雅’‘神妙’‘精致’‘豪放’‘婉約’‘溫柔敦厚’‘典麗皇’一類抽象的、多義的評語，就算數(shù)的；得從詞匯和比喻的選擇，章句和全篇的組織，以及作者著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創(chuàng)新的或變古的，獨特的東西，去體會，去領會，才是切實的受用?！保ㄒ姟对僬撝袑W生的國文程度》）這就涉及欣賞與了解之間的關系了。許多人常把欣賞和了解誤認為是兩件事：說“了解”，仿佛是低層次的；說“欣賞”，則是高層次的。其實，欣賞和了解是緊密聯(lián)系著的，欣賞是透徹的了解，了解是切實的欣賞。

這“透徹的了解”，就需憑藉對語言文字的分析工夫。語文課上讀講課文，其主要工作就在于對語言文字的分析咀嚼。朱氏反對“好讀書，不求甚解”，反對一般學生讀書抱“大而化之”的態(tài)度，他主張教師和學生都要在語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多下苦功。他在議論詩歌欣賞的時候曾說：“詩是精粹的語言。因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許多人覺得詩難懂，便是為此。但詩究竟是‘語言’，并沒有真的神秘；語言，包括說的和寫的，是可以分析的；詩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徹的了解；散文如此，詩也如此?！保ㄒ姟豆旁娛攀揍屒把浴?，載《國文雜志》1941年第1卷第6期）從語文教育的立場上看，對于一切文藝作品的閱讀欣賞都必須取分析的態(tài)度，否則混同于一般人完全為消遣、為自娛而閱讀，就失去了語文教育的意義和價值；又必須把分析咀嚼的工夫花在語言文字上，否則混同于一般評論家只是按照文藝批評原理粗線條地勾勒作品大意，也就失去了語文教育的意義和價值。

既然語文教學要注重語言文字的分析工夫，那就不能籠統(tǒng)地反對教師的“講解”。在這個問題上，朱氏的觀點是辯證的。他認為教師的“講解”如果用力在語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那就不該反對，因為正是這種示范性的分析會給學生以了解與欣賞的門徑，會改變學生“不求甚解”的態(tài)度。但是僅憑教師的“講解”又是不夠的，語文教學還必須讓學生接受充分的訓練，因此他說：“多講閑話少講課文的教師，固然不稱職；就是孜孜兀兀的預備課文，詳詳細細的演釋課文的，也還不算好教師。中學生需要充分的練習?！保ㄒ姟对僬撝袑W生的國文程度》）這樣就形成了朱氏所一貫堅持并身體力行的閱讀教學模式。在20年代，他就設計了這樣的“五步教學法”：（1）課前學生預習；（2）課上學生報告預習結果；（3）令學生分述各段大意及全篇大意；（4）師生共同研究篇中的情思與文筆；（5）一篇教完，行口問或筆試。教師的必要的講解，貫串在課堂上的幾個環(huán)節(jié)之中，或詳或略，相機處理（見《中等學校國文教學的幾個問題》）。到40年代，他把這一模式簡化為三步，即預習、討論、復習。在“討論”這個環(huán)節(jié)中，朱氏認為教師的工作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幫助學生解決已經發(fā)現(xiàn)卻不能自行解決的問題；二是提供學生所沒有注意到的重要問題，引起討論；三是提出可資比較的材料，引起討論的興趣，推動討論的深入。而在所有這些環(huán)節(jié)中，既給予學生以充分的訓練，又始終穿插著教師示范性的啟發(fā)講解，形成了師生共同研究、玩味語言文字的氛圍，從而達到對課文語言文字的透徹的了解和切實的欣賞（見《再論中學生的國文程度》）。

對于語言文字的分析咀嚼是重要的，但這種分析咀嚼往往側重在意蘊上、理念上；而語言文字本身還具有聲調、節(jié)奏乃至韻律，因此要達到“透徹的了解”，還必須注重誦讀。朱氏把一般的誦讀法，細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吟”。對于古代的詩文，朱氏主張要“吟”。五四以來，新派人物都嘲笑那些“迷戀骸骨”者搖頭擺尾地吟誦古詩文的丑態(tài)，致使一般青年國文教師都不敢或不愿再講究吟誦。朱氏認為“這也是教學上一個大損失”，因為“古文和舊詩、詞等都不是自然的語言，非看不能知道它們的意義，非吟不能體會它們的口氣──不像白話詩文有時只聽人家讀或說就能了解欣賞，用不著看。吟好像電影里的‘慢鏡頭’，將那些不自然的語言的口氣慢慢顯示出來，讓人們好捉摸著”（見《論朗讀》，載《國文教學》）。尤其是古典詩詞，只有按平仄、韻律反復地吟，才能領略其聲調的好處，才能熟悉其用句、句法、章法，才能揣摩其表現(xiàn)的技巧。至于古文，朱氏認為桐城派的“因聲求氣說”有一定的道理，因此，盡管當今的中學生不必寫作文言，但為了要真正透徹地了解古文，真正切實地欣賞古文，還是非學會“吟”不可。第二類是“讀”，對于某些應用的文言和一般白話詩文，朱氏主張用“讀”法。朱氏認為，某些應用的文言固然與常人說話不一致，就是一般的白話詩文，盡管本于口語，但畢竟與口語不能完全一致，何況其中還往往夾入歐化的成分，所以適宜用“讀”，用“從前宣讀詔書，現(xiàn)在法庭里宣讀判詞”的這種腔調“讀”。朱氏說：“讀注重意義，注重清楚，要如朱子所謂‘舒緩不迫，字字分明’。不管文言、白話，都用差不多的腔調。這里面也有抑揚頓挫，也有口氣，但不顯著，每字都該給予相當分量，不宜滑過去。整個的效果是鄭重，是平靜?！钡谌愂恰罢f”，對于用純粹口語來寫的作品，朱氏主張用“說”的方法正確地傳達出語言中的情味來。例如老舍的一些作品，朱氏認為“富于幽默的成分?！f’起來極有趣味”。朱氏自己曾經作過幾回試驗，一次是在清華大學的某個集會上，他用“說”的口氣說完渾家先生的《奉勸大爺》；一次是在清華誦讀會上“說”自己的作品《給亡婦》。前者幽默，后者凝重，都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在這三類讀法中，朱氏說：“讀的用處最大，語文教學上應該特別注重它?！敝劣趶男W、中學、大學分別列論，朱氏主張：“小學的國語教學應該廢誦重讀，兼學吟和說；大中學也該重讀，恢復吟，兼學說。”（見《論朗讀》）

朱氏竭力主張誦讀，除了因為誦讀有助于人們對文章的了解和欣賞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誦讀有助于學生理順自己的“語脈”，并進而推動“文學的國語”的形成。黎錦熙曾經指出：“現(xiàn)在中學生作文與說話失去了聯(lián)系，文字和語言脫了節(jié)。文字本來是統(tǒng)一的，語言一向是紛歧的。拿紛歧的語言來寫統(tǒng)一的文字，自然發(fā)生這種畸形的病象。因此訓練白話文的基本技術，應有統(tǒng)一的語言，使紛歧的個別的語言先加以統(tǒng)一的技術訓練。”因此他強調要重視“誦讀教學”。朱氏認為黎氏的這個觀點很值得人們注意，因為學生作文往往一味地依照自己的“紛歧的個別的語言”，而不顧到“統(tǒng)一的文字”，因此“語脈”總是不清不順。朱氏說：“這些學生該讓他們多多用心誦讀各家各派的文字，獲得那‘統(tǒng)一的文字’的調子或語脈──，叫文脈也成?！保ㄒ姟墩b讀教學》，載北平1946年12月2日《新生報?語言與文學》）此外，歐化成分的滲入，使許多人感到不順口，不上口。其實，朱氏認為：“從語言的成長而論，尤其從我們的‘文學的國語’的成長而論，這個‘上口’或‘順口’的標準卻應該活用；有些新的詞匯新的語式得給予時間讓它們或教它們上口。這些新的詞匯和語式，給予了充足的時間，自然就會上口；可是如果加以誦讀教學的幫助，需要的時間會少些，也許會少得多?！保ㄒ姟墩b讀教學與“文學的國語”》，載北平1946年12月16日《新生報?語言與文學》）青年學生閱讀那些夾入歐化成分的白話文，看得多了，筆底自然也就受到影響；如果再加上誦讀，他們的“文學的國語”將自然地活躍到口頭；這樣，“文學的國語”就首先在學生的筆底和口頭生了根，從而也就必然影響并擴大到社會。這意義就十分深遠的了。

朱自清對于寫作教學的見解，更多的是著眼于應用。他說：“中學生作文課，該以廣義的應用文為主，因為作文課主要是技能的訓練，藝術自當居次位”，因為“中學生如果只愛文藝，閱讀的是它，練習的是它，卻又沒有明銳的辨別力，就很容易濫用文藝的筆調。他們不能清楚的辨別文藝和普通文字（就是廣義的應用文）的不同，他們只會那一套。因此寫起普通文字來，浮文多，要緊話少，而那幾句要緊話又說不透。這就不能應用?！保ㄒ姟吨袑W生與文藝》）

寫作訓練著眼于應用，這就勢必要推導出另一個問題，即訓練方法如何切近“應用”。在過去封建科舉時代，學文是為了寫文，寫文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以便進學或中舉。當時讀書人練習寫文章，眼前懸著個明確的目標，心目中也有個“假想的讀者”，這“讀者”就是各級考官。五四以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學生練習作文，又多半以“創(chuàng)作”為目標，這些學生心目中也或隱或顯地有個“假想的讀者”，那就是社會上的一般知識階層。在校學生對教師布置的作文題，如果不帶點創(chuàng)作意味，就不感興趣；于是在課外自找題目去寫詩，寫散文，寫小說。其中終于也涌現(xiàn)出了相當一批文才頗為可觀的人物。由此可見，在寫作訓練中給學生懸出一個明確的目標，并讓學生在提筆作文時心目中有個“假想的讀者”，這是使訓練切近“應用”，并進而激發(fā)興趣的重要方法。朱氏說：“寫作練習大部分是拿假想的讀者作對象，并非拿實際的讀者作對象……假想的讀者除了父兄，教師，親近的同學或朋友外，還有全體同學，全體中學生，一般青年人，本地人士，各社團，政府，政府領袖，一般社會，以及其他沒數(shù)到的。”（見《論教本與寫作》）著眼于“應用”的寫作練習就該以社會各個方面的人作為“假想的讀者”。只有經過這樣的多角度的訓練，學生將來無論升入高一級學?；虿饺肷鐣⒓訉嶋H工作，就能運用文字工具來應付各種生活需要和社會需要。因為在實際生活中，寫作總是“有所為”的，因而也總是有實際的讀者對象的。在校期間，就應該培養(yǎng)學生按照實際需要，針對一定的讀者對象來進行寫作的能力和習慣。

以這樣廣泛的“假想的讀者”作對象來進行寫作訓練，應該給學生懸一個怎樣的目標呢?朱氏的設想是拿“報刊文字”作為目標。他認為拿創(chuàng)作做寫作目標，假想的讀者是一般社會，但是只知道一種假想的讀者而不知道此外的種種，還是不能有辨別力，一旦需要實際應用，寫出文章來往往還是不合式。所以他說：“我覺得現(xiàn)在的中學生的寫作訓練該拿報紙上和一般雜志上的文字作切近的目標，特別是報紙上的文字。報紙上的文字不但指報紙本身的新聞和評論，并包括報紙上登載的一切文件──連廣告在內──而言。”這樣做，朱氏認為有三種好處：“第一，切用，而且有發(fā)展；第二，應用的文字差不多各體都有；第三，容易意識到各種文字的各種讀者?！驗閳蠹埳系禽d著各方面的文件，對象或寬或窄，各有不同，口氣和體裁也不一樣，學生常常比較著看，便容易見出讀者和文字的關系是很大的，他們寫作時也便漸漸會留心他們的假想的讀者?！保ㄒ姟墩摻瘫九c寫作》）

為了貫徹上述主張，朱氏提倡辦班級壁報。他說：“說起壁報，那倒是鼓勵學生寫作的一個好法子。因為只指出假想的讀者的存在，而實際的讀者老是那幾個人，好像支票不能兌現(xiàn)，也還是不大成。總得多來些實際的讀者才好，從前我教中學國文，有時選些學生的文課張貼在教室墻壁上，似乎很能引起全班的注意，他們都去讀一下，壁報的辦法自然更有效力，門類多，回數(shù)多。寫作者有了較廣大的讀者群，閱讀者也可以時常觀摩。一面又可以使一般學生對于拿報紙上和一般雜志上文字做寫作目標有更親切的印象。這是一個值得采取的寫作設計?！保ㄒ姟墩摻瘫九c寫作》）學生在學校中練習寫作，無論從需要和場合看，還是從讀者的對象看，多半都帶有“假定性”，從“假定性”到“現(xiàn)實性”，中間需要架設一條橋梁，辦壁報之類，就是具有這種性質的“橋梁”。

朱自清先生在從教的最初年代，就竭力主張任何教育教學理論都應當切合實際，經得起實踐的檢驗。他在20年代遍讀了當時許多語文教育研究論文以后，曾感慨地說：“照他們的論文所說，真是條理井然，圓滿而且周到，真是理想的好系統(tǒng)!而事實卻總是參差錯綜，決沒有那樣整齊，……那些論文里的詳明的計劃，到了教室里，至少要打個五折!……這可見理論與實際相差之遠了!”（見《中等學校國文教學的幾個問題》）在40年代，他更明確地指出：“我們現(xiàn)在所需要的，是切實的，有恒的施行；理論無論如何好，不施行總還是個白費!”（見《再論中學生的國文程度》）所以，朱氏既十分著重理論，更十分強調“切實的，有恒的施行”。他在中學教過5年國文，試行各種教法，雖調遷數(shù)校，所到各校，都受到學生的歡迎和敬重。擔任大學國文教授后，堅持主講大一國文；與葉圣陶合著《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獨自編寫《古詩十九首釋》等，給國文教師和一般中學生具體指示讀詩讀文的方法；又為《國文月刊》寫專欄文章《文病類例》，詳明地評析學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種種“文病”；完成專著《經典常談》，給中學生切實進行經典訓練指示門徑；親自參加編纂大一國文教材和中學國文教材，努力把自己在國文教材建設方面的種種設想付諸實施，作出實績。朱氏這種不尚空言、事事躬行的嚴謹踏實的治學態(tài)度，足以為一切語文教育研究工作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