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少年班神童的命運

他們是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驕子,其中3位是當年被譽為家喻戶曉的“神童”,26年之后他們大部分人聚在了一起,但命運卻發(fā)生了令人深思的變化……

7月1日上午,中國科技大學1978級少年班成員分別26年之后的首次班級聚會。他們中有一半以上來自國外,卻仍對這所學校頗感自豪,渴望著能為它做點兒什么。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為校友基金會捐上幾筆款項,開辦幾場講座,以及為自己的班級樹立一塊價值10萬元的紀念雕塑。雕塑將刻有每個成員的名字,包括張亞勤,也包括寧鉑、謝彥波和干政。

不過,在他們身后的校史館里,關于這個班級的陳列卻沒有這么一視同仁。作為微軟亞洲研究院首席科學家,張亞勤的名字在陳列柜中非常醒目。與此不同的是,在幾張有寧鉑、謝彥波和干政出現的圖片下面,他們僅僅被寫作了“少年班同學”。

這3位當年被家喻戶曉的“神童”的命運,發(fā)人深思。

“那是寧鉑和謝彥波的時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國際投資公司董事長張樹新回憶說,“那時他們在整個國家都是絕對的明星。”

1978年,整個中國的報紙、雜志、電視都在報道寧鉑。

據當時的報道,寧鉑2歲半時已經能夠背誦30多首***詩詞,3歲時能數100個數,4歲學會400多個漢字,5歲上學,6歲開始學習《中醫(yī)學概論》和使用中草藥,8歲能下圍棋并熟讀《水滸傳》。幾乎一夜之間,這個戴眼鏡的神奇少年為整個國家所熟知。

受寧鉑影響最深的是當時的孩子們。這個超乎尋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龍的家長們,促使他們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壓力。

1977年,寧鉑父親的好友、江西冶金學院教師倪霖,致信當時兼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副總理***,舉薦這位江西贛州八中高二級的少年天才。當時,中國百廢待興,舉賢正是要務。當年11月3日,***副總理批示當時為中科院下屬單位的中國科技大學:“如屬實,應破格收入大學學習。”

中國科技大學派人到贛州考察寧鉑,準備進行“破格”的教育,接著又為此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大學少年班。

從舉薦信發(fā)出的那一刻起,這命運就注定無法逆轉。1978年3月,寧鉑和謝彥波由此來到了中國科技大學。而其后25年中寧鉑不斷想要離開,卻始終沒有成功。

1978年春天的一個早上,后來成為微軟亞洲研究院首席科學家的張亞勤在《光明日報》上讀到一篇報告文學?？赐曛笏恿苏惶?SPAN lang=EN-US>,然后又整晚沒有睡覺。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寧鉑的事跡。幾天之后,張亞勤跳了級。6個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這一年最吸引讀者的新聞是13歲的寧鉑與***副總理下了兩盤圍棋并獲全勝。報刊上發(fā)表了寧鉑在中科大校園葡萄架下讀書的照片,這個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來客必須參觀的地方。

人們對寧鉑的興趣之濃厚,已使報紙的傳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了手抄本的題材。

在這一年,就讀于安徽省廬江中學的干政看到了這些手抄本中的一份。在考入少年班之后,干政告訴老師,他是受寧鉑的影響才來到這里的。他記得那份手抄本被太多的人傳閱,紙張又破又舊,邊卷了起來。

同樣,謝彥波也被“選中”了。“宣傳寧鉑是因為他最有名,”一位當年的少年班校友說,“宣傳謝彥波則是因為他年齡最小。”

很快,謝彥波天真的微笑、算術板書的背影,也出現在了媒體刊登的照片上。其后幾年中,中國科技大學的招生廣告上都有他的身影。盡管他還系著紅領巾,又是一個畏懼與人交往的孩子,還是被安排經常參與各種各樣的“活動”。

許久之后接受媒體采訪時,寧鉑曾經說,自己是時代需要的產物。如今,謝彥波也持相似的觀點。

他們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來,他們決不會再讀少年班。

個中原因,正是多年以來甚少公開過的事實:在那寧鉑與謝彥波的時代,兩個主人公自己卻忍受著苦悶的煎熬。

25年中寧鉑不斷想要離開,卻始終沒有成功。

直到畢業(yè)之后很久,寧鉑還在不斷地回憶自己赴中科大報到前一天的那個上午。那天他被倪霖叫到了家里———一切因倪霖的舉薦信而起。倪霖說,自己對他有兩點擔心。這兩點是:

1.寧鉑被捧得太高,如在天上,希望他自己能夠清醒認識;2.跟別的孩子不同,寧鉑早熟,早戀傾向嚴重,盡管他的父母都還沒覺察到這一點。倪霖警告說,如果寧鉑去招惹女孩子的話,那么最終受害的將是他自己。

寧鉑在1994年說:“遺憾的是,那些年我?guī)缀醢堰@些話給忘了。”

在寧鉑自己看來,青春期是把雙刃劍。比當時大多數孩子早得多,寧鉑11歲就進入了青春期。這使得他相對成熟,在學習時擁有比同齡人更強的自控能力。不過發(fā)育與年齡之間的落差,似乎又讓他備嘗苦悶的滋味。

他多才多藝,興趣廣泛,不僅擅長圍棋、中醫(yī),還是張樹新組織的“星期天”詩社的成員。盡管如此,以當時中科大11∶1的男女生比例,以及他的比別人更小的年紀,實現浪漫憧憬的機會還是相當渺茫。另外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是,他身材矮小,在女生面前的魅力值并不高。

真正的苦惱大約出現在16歲左右。“當時明顯地看得出來,他對女孩子感興趣,”張樹新回憶說,“但是他就那樣———我是寧鉑啊———不說,繃著。”

入學一年后,少年班學生開始選系。寧鉑告訴汪惠迪老師,“科大的系沒有我喜歡的。”汪惠迪幫寧鉑打了一份報告,請求調到南京大學去學天文。這是他第一次試圖離開科大,也是失敗得最干脆的一次。“因為科大不愿意放走這個名人。”如今汪惠迪說。

她把報告交給了教務處長,報告立刻就被駁回了,原話是“既來之,則安之。”

對天文學的愛好受阻之后,寧鉑把它轉向了對神秘主義“星象學”的研究。在中科大內部,寧鉑的“怪異”名聲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此。彭興覺得,寧鉑后來對宗教和氣功的執(zhí)著似乎與這一時期的愛好也有關系,“當時他就神神道道的。”

離開少年班16年后,寧鉑曾私下回憶說,自己當時的痛苦主要還是來自于輿論的過分渲染。

“在很多場合,人們要求我七步成詩。”他說,“那時我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孩,長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順從、克己復禮,因此痛苦充溢著我的內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壓抑自己的個性中度過的。‘神童’剝奪了我許多應該享有的生活和娛樂的權利。”

本科畢業(yè)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歲成為全國最年輕的講師。不過,這已經是他能創(chuàng)造的最后一個記錄了。

1982年他第一次報考研究生,但報名之后就放棄了***。第二次,他前進了一步,完成了體檢,然后放棄了。第3次,他又進一步,已經領取了準考證,但是在走進考場的前一刻又退縮了。后來他對別人解釋說,他是想證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樣才是真正的神童。不過汪惠迪以及身邊的很多人卻認為,他只是過分地恐懼失敗。

在第3次退縮時,學校的一位老師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聲稱,再逼的話他就逃跑。

寧鉑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學科的研究,卻把大量時間用于圍棋、哲學和宗教。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在科大天體物理系的課堂上,他開始向學生詢問托福***的情況。1989年、1990年、1991年,他連考3次托福,均未過關。

1988年結婚之后,他練習氣功,吃素,與常見的生活習慣漸行漸遠。1993年,因為與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門,四處游蕩了半個多月。這之后兩年間,他一度下海,最遠跑到了海南,最終卻不得不回到中科大。

1998年,寧鉑參與了一次央視《實話實說》節(jié)目,探討“神童教育”。當年的一則報道說:“節(jié)目錄制期間,寧鉑頻繁搶過話筒發(fā)言,語速很快,情緒激烈,猛烈抨擊‘神童教育’。周圍觀眾不時發(fā)出笑聲,很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寧鉑。”“第一神童”的傾訴已經無人傾聽,屬于他的時代徹底煙消云散了。

2002年,寧鉑前往五臺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敗。

在朋友們面前,謝彥波健談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與決定其命運的人相處。

彭興生于1963年1月,入學時16歲,是少數的幾個超過15歲年齡限制的學生之一。入學之后他接受的任務之一就是“看著”謝彥波。

謝彥波年齡小,自理能力差,自視甚高,尤其不懂如何與人交往。入學時他剛剛11歲,此前只有小學5年級的人生經驗。在中國科技大學流傳甚廣的一個傳說是謝第一次走進校門時,還在滾動一只鐵環(huán)。

“人際關系這一課,心理健康這一課,整個班級的孩子都落下了,謝彥波的問題尤其嚴重。”汪惠迪老師說,“他們在上學時沒能養(yǎng)成好的心態(tài),沒有平常心。這種缺陷不是一時的,而是終生的。”

在朋友們面前,謝彥波健談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與決定其命運的人相處。1982年,謝彥波提前一年大學畢業(yè),15歲在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跟隨于淥院士讀碩士,18歲又跟隨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院士讀博士,被看好在20歲前獲得博士學位。不過,這段最為春風得意的時光,卻成為他人生轉折的開始。

“他沒能處理好和導師的關系,博士拿不下來,”汪惠迪說,“于是轉而去美國讀博士。”

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謝彥波可謂因禍得福,得以跟隨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學習,后者在1976年因為在凝聚態(tài)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在沃德羅普的著作《復雜》中,這位教授被描述為一個深邃而傲氣的人。

對安德森來說,謝彥波的性格中有著令人無法容忍之處,那就是比他本人還要傲氣。

“我的論文不討他的喜歡,”謝彥波說,“寫的是他的理論的不對。”

在普林斯頓的中國同學圈子里,謝彥波與導師不睦,漸漸成為公開的秘密。

本來,事情并非毫無轉機,可是恰在這時,發(fā)生了轟動一時的北大留學生殺死美國教授事件。當人們意識到應該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fā)生時,謝彥波被懷疑為有潛在的危險。中國科技大學的一位副校長決定讓謝彥波回國。

同樣鎩羽而歸的還有干政。他與謝彥波的軌跡驚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頓,都是學理論物理,都是與導師關系緊張。

回國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師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讀博士。令大家驚訝的是,干政拒絕了。幾年之后,在家賦閑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這一次科大沒有同意,當時科大聘用教師已有新規(guī)定,博士文憑是必要條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師還勸干政再去讀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讀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時間還找不到一份工作。

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為了泡影。在此期間,他的精神疾病時好時壞。最終,干政被自己禁錮在了與母親共同居住的房間里。

相比之下,謝彥波的“運氣”要好一些。他以碩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師的工作。很快他結了婚,沒有什么積蓄,分到了一套樓下總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續(xù)不斷的煩惱中,用了將近10年的時間,“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才結束了往日的夢想。

寧鉑的夢想之一就是做個“普通人”。如今看上去,這一夢想已經難以實現。

多年以后,每當談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張亞勤,以證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學彭興認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當年的默默無聞。

“其實他和謝彥波的情況差不多,剛來的時候年紀都小,基礎都不行,跟著課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較好。”他說,“他們倆的差別,就在于謝彥波被宣傳得太多,心理壓力大,人也容易張狂。張亞勤受到的宣傳就很少。”

對于3位“神童”的人生路,當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難過,但是并不覺得意外。“當時各個方面的因素,宣傳、壓力、體制、教育方式,都對這幾個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說,“可是,我們眼看著一切發(fā)生卻無能為力。”當時她不希望這幾個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報道,也一再告誡他們一定要把自己當做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