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侯施瑯

一、人物簡介

      瑯，原名施郎，字尊侯，號琢公，明末清初泉州府晉江縣衙口人。

      泉州郡城有施瑯故居，即今釋雅山公園。清?道光《晉江縣志?卷12?古跡志坊宅附?城中宅?國朝宅》：“靖海侯施瑯宅：在妙華鋪?！?

      墓在惠安縣黃塘虎窟口。清?道光《晉江縣志?卷68?冢墓志》：“靖海侯施瑯墓：在四十一都天花山?！?

      《潯海施氏族譜》、《晉江縣志》、《泉州府志》、《福建通志》、《清史稿》等均有施瑯的記載。

      施瑯出生于農(nóng)民家庭。“有識度，膂力絕人”，因家貧，幼時棄文習武，一邊幫助父親務農(nóng)以補家計，一邊從師“習距陣擊刺諸技，于兵法無不兼精，遂智勇為萬人敵”。史書上說他精習兵法，但為人偏狹。

二、人物生平綜述

1、抗清

      崇禎十年（1637年），十七歲的施瑯便加入鄭芝龍的軍伍，任千夫長。（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鄭芝龍》）

      《清史稿?列傳47?施瑯》曰：“（施瑯）初為明?總兵鄭芝龍部下左沖鋒?！?

      后剿捕泉州山賊有功，明廷特授游擊將軍，曾隨黃道周出關抗清。

2、從芝龍降清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曰：“順治三年（1646年），師定福建（福建的南明王朝被清軍打垮，鄭芝龍降清），瑯從芝龍降。從征廣東，戡定順德、東莞、三水、新寧諸縣。”

      順治三年（1646年），鄭芝龍降清。博洛回京之前，利用鄭芝龍的聲望招降其舊部，奉芝龍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濟伯鄭芝豹和部下總兵十員，兵將十一萬三千（《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四）。

      鄭芝龍被博洛挾持北上后，施瑯與五百名隨行者一起被留下來，強制分配到各軍營（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

      當李成棟由吳淞總兵奉調(diào)由浙江、福建入廣東時，清方不僅利用了鄭芝龍“平國公”的牌劄招撫了白沙、甲子等廣東東部沿海地帶，而且原屬鄭芝龍部下的總兵施郎（施瑯）、梁立、黃廷、成升、洪習山還由武毅伯施福帶領率兵馬五千名跟隨佟養(yǎng)甲、李成棟進軍廣東，在撲滅順德縣“?？堋焙玩?zhèn)壓東莞、增城地區(qū)的張家玉抗清義師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清世祖實錄?卷34》）。

      直到順治五年（永歷二年，1648年）三月，在李成棟指揮下一直攻入廣西東部。魯可藻《嶺表紀年》載：“□（虜）鎮(zhèn)撫施福、耿獻忠大小船數(shù)百號上梧州。”

3、投入鄭成功部下

      由于提督總兵官李成棟對南方兵將存在歧視心理，李成棟系統(tǒng)的將領同隨成棟入粵的福建將領之間存在很深的隔閡。他們對鄭芝龍的舊部施福、施郎、洪習山、黃廷等人，既利用他們沖鋒陷陣，又在給清廷的奏疏里把他們貶得一錢不值。如順治四年（1647年）五月二十五日李成棟奏疏中說，從福建帶來的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無資戰(zhàn)守”（《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甚至伺機剪滅和解散。

      施福、施郎、黃廷、洪習山等人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忍氣吞聲，大有懷才不遇、有功不賞之感。施福曾給清廷上疏奏報“剿撫粵寇之績”，自稱“總督廣東陸師原武毅伯施?！保俊安槭└Ｔ地昧_王（博洛）發(fā)與佟養(yǎng)甲、李成棟酌用。今據(jù)自稱總督，且廣東經(jīng)制久行佟養(yǎng)甲議定未到，應令將施福并議于經(jīng)制之內(nèi)，報部覆可也。”（順治五年閏四月兵部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八冊》）。從這件奏疏里也可以看出施福等人對自己功績、地位的評價和清廷的冷遇。

      順治五年（1648年），李成棟反清復明。李成棟反正以后，意氣發(fā)舒，把廣東看成自己的勢力范圍，奏請永歷帝核準把施福等福建兵將遣送回籍。魯可藻《嶺表紀年?卷2》載，八月，永歷朝廷“改封施福延平伯，楊（敕）仍回閩恢剿。”

      閩系將領跟隨李成棟反正，不僅沒有像成棟嫡系那樣因反正有功加官晉爵，反而在遣回福建途中遭到李部將領暗算，企圖加以火并收編。施德馨《襄壯公傳》（施瑯《靖海紀事》）載，施郎所部“自南雄抵潮郡。適潮將郝尚久（李成棟部將，潮州總兵）者，粵師將也。陽犒師牛酒，而包藏禍心，召諸部陰為圖公（施郎）。公偵知其事，急拔眾走饒平，踞守閱月突圍出，且戰(zhàn)且行，連日夜間關險阻，從弟肇璉、肇序皆隨歿軍中”，勉強拖到粵閩交界的黃岡鎮(zhèn)才得以脫身。

      順治六年（1649年），閩系將領收到鄭成功從廈門鼓浪嶼發(fā)來的邀請，決定擺脫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鄭成功。

4、再次投清

      關于施瑯投清公案，《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曰：“芝龍歸京師，其子成功竄踞海島（以金門、廈門為根據(jù)地，到處招兵買馬），招瑯，不從。成功執(zhí)瑯，并縶其家屬?，樢杂嫷妹?，父大宣、弟顯及子侄皆為成功所殺?！?

《清史稿》的記述并不準確。

      鄭成功禮遇甚渥

      清?順治六年（1649年），施瑯與其弟施顯應鄭成功邀請，到安平（今安海）加入鄭成功的隊伍，受鄭成功的器重，任左先鋒職，為鄭成功部下最為年少、知兵、善戰(zhàn)的得力驍將。（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鄭成功》）

      鄭成功待他甚好，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得力助手，禮遇甚渥，軍儲卒伍及機密大事悉與謀。

      施瑯也一心一意為鄭成功效勞，鄭軍自樓艦、旗幟、伍陣相應之法，均是施瑯傳授的。施瑯還率鄭軍攻漳浦、征揭陽，抗擊清軍，戰(zhàn)績輝煌。

      鄭、施關系惡化

      據(jù)《先王實錄》(亦稱《從征實錄》）、《賜姓始末》等書的記載，施瑯甚有才干，但“行事微覺好勝”、“度量褊淺，恃功驕縱”（《康熙起居注?第二冊》，中華書局，1984年），屢忤成功，引起鄭成功的惱怒。鄭成功不能任人器使，不能容忍下級對他的不尊重。因此，施瑯在鄭軍中沒有受到充分重視。

      清?順治七年（1650年）十月，清軍攻占廣州，南明?永歷政權危在旦夕，詔成功援廣州。同時，由于兵員激增，糧餉的來源成了鄭成功面臨的首要問題。他的叔父定國公鄭鴻逵在潮州地區(qū)籌集糧餉由于賦額太重，引起百姓反抗，又受到優(yōu)勢清軍壓力，也陷入困境。鄭成功決定親自帶領主力前往潮州，留堂叔鄭芝莞率領阮引、何德部水師、藍登部陸師守御廈門。

      清?順治八年（南明?永歷五年，1651年）正月，鄭成功軍到達廣東南澳，鄭鴻逵由揭陽引兵來會。兩人商議后決定鴻逵回廈門，部眾交成功統(tǒng)一指揮攻取潮、惠。施瑯任左先鋒。此時發(fā)生兩件事，造成鄭成功對施瑯日益反感及不滿。

      一是鄭軍嚴重缺餉，基本上依靠擄掠，其對象說是土豪，但實際上包括了廣大老百姓。更為嚴重的是搶掠婦女，以鼓用兵。施瑯強烈反對，拒不執(zhí)行，還多次對鄭成功正言勸阻。

      二是當時清?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藩下的軍隊已基本上控制廣東局勢，鄭成功的舟師雖可以稱雄海上，但陸戰(zhàn)較弱，征取糧餉必需占領較大的地方，而且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實現(xiàn)。施瑯認為，廈門初定，主力遠征清方兵力較強的地方，有可能變生意外。他知道鄭成功性格剛強，不敢直說鄭軍同閩、粵兩省清軍相比兵力處于劣勢，更不便以疏間親地說鄭成功的叔父未必能保住廈門，于是，他面見成功時假托自己頭天夜間做了一個夢，預示出師前景不利，請鄭成功慎重考慮。鄭成功并沒有聽出施瑯弦外之音，認為他白日說夢，心存膽怯，阻礙自己的戰(zhàn)略部署。

      鄭成功當即下令，把施瑯的左先鋒印和部下兵將移交副將蘇茂掌管，讓施瑯隨定國公鄭鴻逵一道回廈門。

      矛盾激化

      順治八年（南明?永歷五年，1651年）閏二月二十七日，清?福建巡撫張學圣、巡道黃澍、福建右路總兵馬得功獲悉鄭成功主力南下廣東，廈門守兵單薄，調(diào)集軍隊乘坐小船渡海偷襲廈門。鄭芝莞驚惶失措，乘船逃跑。

      在清軍登上廈門島形勢極為嚴峻的時候，施瑯曾經(jīng)率領部卒數(shù)十人奮力作戰(zhàn)。施瑯滿以為鄭成功班師歸來將恢復自己的左先鋒職務，但鄭成功回到廈門，對施瑯的傲慢跋扈卻懷有戒心，盡管肯定施瑯在廈門迎戰(zhàn)清軍的功績，獎給白銀二百兩，并“未還其兵權”。左先鋒仍由蘇茂擔任，且提升施瑯的副將萬禮為鎮(zhèn)將（即總兵），施瑯依舊落職閑住。

      施瑯大為不滿，向成功報告自己心灰意懶，想去當和尚，借以探測成功對他的態(tài)度。成功不為所動，叫他另行募兵組建前鋒鎮(zhèn)。施瑯見難以挽回，一氣之下剃光頭發(fā)，不再參見鄭成功。這時，施瑯的弟弟施顯任援剿左鎮(zhèn)，也對成功的處置不滿，雙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施瑯與鄭成功的個性都是沖動、爆燥的，施瑯與陳斌以及右先鋒黃廷發(fā)生過嚴重的沖突，令鄭成功對施瑯的印象更為惡劣，但因平時軍事斗爭緊張，鄭成功無暇顧及解決私人矛盾問題，積怨日深，終有一天爆發(fā)了。

      曾德事件

      導致鄭、施公開決裂的是曾德事件。

      曾德原先是鄭彩部下將領，隆武年間隨鄭彩、張家玉入贛，兵敗后改守仙霞嶺（邵廷寀《東南紀事?卷1》）。隆武二年（順治三年，1646年）六月，因巡按御史尹民興劾奏他“淫縱多端”，一度解職回京（福京，即福州），以都督楊耿接替。不久，應鄭芝龍的請求仍派曾德回守仙霞嶺（《思文大紀?卷8》）。

      鄭芝龍降清后，曾德似乎不大得志，在鄭成功軍中受施瑯節(jié)制。施瑯既被削去兵權，曾德為求出頭之日，利用過去在鄭氏家族軍隊中的關系投入成功營中充當親隨，即所謂“恃鄭氏親昵，逃于鄭所”（《靖海紀事?施德馨“襄壯公傳”》）。

      施瑯聽到消息后，大為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斬首。鄭成功“馳令勿殺”，施瑯悍然不顧，“促令殺之”（江日升《臺灣外紀》）。

      許多史籍都說曾德是施瑯的“親丁”、“標兵”、“標弁”或“從將”、“逃將”，并且說他是犯了法逃往鄭成功處，看來是不了解曾德原在鄭軍中地位較高。曾德雖一度隸屬于施瑯部下，無論犯法與否，也無論施瑯是否已經(jīng)解除兵權，施瑯都無權擅自將他處斬。

劇變投清

      明?永歷五年(順治八年，1651年)五月二十日，鄭成功見施瑯違令擅殺鄭氏舊將，斷定他反形已露，密令援剿右鎮(zhèn)黃山以商量出軍機宜為名逮捕施瑯之弟施顯，同時命右先鋒黃廷帶領兵丁包圍施瑯住宅，拘捕施瑯和他的父親施大宣。

      施瑯被捕后，交由忠定伯洪習山縛于一船中。在一些親信部將和當?shù)鼐用竦难谧o和幫助下，用計逃脫，匿藏于副將蘇茂家中，鄭成功下令搜查不可得，最后竟然奇跡般逃到大陸。施瑯《都閫安侯施公行述》（莊為璣、王連茂編《閩臺關系族譜資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云：“亡何，余以舊將蘇茂仗義相周旋，因集眾揚飄宵遁，賴族父武毅伯（施福）潛駕舟接□（至）安平內(nèi)陸?！?

      施瑯出逃后，“去安平投施天福（施福）依芝豹（鄭成功的叔父），求為排解”(江日升《臺灣外紀》)。鄭成功獲悉施瑯已逃入安平（安海，時為清方管轄區(qū)）后，非但不接受調(diào)解，還派部下吳豐秘密去刺殺他。因施瑯先已獲得情報，吳豐刺殺失敗。

      鄭成功怒不可遏，在七月間竟將施瑯的父親施大宣、弟弟施顯處斬，致使施瑯對鄭成功恨之入骨，鄭、施關系不可挽回。

      至此，施瑯既不能回歸鄭軍，也不能久匿民間，被逼于順治八年（1651年）7月投清，與鄭成功對抗。

5、綜述點評

      施瑯的一生，證明他不愧是一位智勇雙全的將領，雖不能說他缺乏政治主見，但他忽明忽清表明他總是以個人的立功揚名置于一姓王朝利益之上，也許可以說“士為知己者用”是他信奉的行為準則。恃才傲物是他性格上的弱點，無論在明朝還是在清朝，他都表現(xiàn)出得意時躊躇滿志，失意時口吐不滿。然而，卻從來沒有看到他有非分之想的政治野心。對于這樣一個人物，完全在于駕馭得當，用其所長，制其所短。后來康熙皇帝對施瑯就是恩威并用，深得御將之道。

      鄭成功一直堅持抗清，這同施瑯在政治上的反復無常有很大的區(qū)別。但他少年得志，性格剛毅，遇事容易沖動，往往憑一時的好惡不計后果地處理問題，缺乏作為統(tǒng)帥人物必需的全局觀念。鄭成功率軍統(tǒng)屬經(jīng)大小戰(zhàn)役百余次。在斗爭中，雖然每多用表揚獎勵來鼓舞斗志，但其“用法嚴峻，果于誅殺”，常以殺立威。被鄭成功誅殺的部將，單在《先王實錄》中記有姓名的多達七十余員，有的還殺及妻兒并全家的。被誅殺者，除了有幾起定為貪污罪外，其他多是戰(zhàn)場上“怕死不前”者，有的不殺會影響軍心，可也有的則是不該殺的，冤案、錯案絕非僅有。施瑯叛逃之后，又株連到他的父親和兄弟，很難說是明智之舉，是鄭成功一生中最大的錯殺案。

      鄭氏家族靠的是海上活動起家，清軍不習海戰(zhàn)，這是鄭軍能夠長期活躍于東南沿海的重要原因。鄭成功處置失當，導致施瑯這樣一位杰出的海軍將領投入清方懷抱，使清廷能夠建立一支足以同鄭軍相抗衡的水師，這對后來局勢的發(fā)展關系匪淺。

同安副將、同安總兵到福建水師提督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順治）十三年（1656年），從定遠大將軍世子濟度擊敗成功於福州（施瑯隨征，攻克閩安鎮(zhèn)、羅星塔），授同安副將（統(tǒng)兵駐扎同安）。（順治）十六年（1659年），成功據(jù)臺灣，就擢瑯同安總兵?！?

      清?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歷十五年，1661年），鄭成功收復臺灣。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二十七日），遷（福建）水師提督。”

三、主要功績

1、統(tǒng)一臺灣

1）首征失利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時成功已死，其子錦（鄭經(jīng)）率眾欲犯海澄，瑯遣守備汪明等率舟師御之海門，斬其將林維，獲戰(zhàn)船、軍械。未幾，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等攻克廈門，敵驚潰，瑯募荷蘭國水兵，以夾板船要擊，斬級千馀，乘勝取浯嶼、金門二島。敘功，加右都督?！保▍⒁娙輾v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鄭經(jīng)》）

      和談失敗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鄭成功在臺灣去逝，鄭氏集團遂發(fā)生分裂。在臺灣的鄭軍將領擁鄭成功之五弟鄭襲繼位，而在廈門的將領卻推鄭成功之長子鄭經(jīng)繼位，雙方兵戎相見，內(nèi)部陷于混亂，“每聞風聲，慌亂不堪”。

      清王朝認為有機可乘，曾多次派員到廈門招撫鄭經(jīng)。鄭經(jīng)為了減輕壓力，以便集中力量解決內(nèi)部問題，遂派人與清朝談判，交出南明皇帝賜給的敕書、印璽，作出愿意歸順清朝的姿態(tài)，清庭則要求臺灣人眾遷回內(nèi)陸，剃發(fā)易服。

      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鄭氏集團內(nèi)變平息，鄭經(jīng)謀求割據(jù)一方，回師金、廈，率眾窺視福建，便以種種理由，拒絕履行和談條件，和談宣告失敗。

在統(tǒng)一和分裂的大是大非面前，施瑯最先疾呼：只要鄭經(jīng)不肯接受招撫，就應用武力平臺，迅速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

      寓剿于撫

      康熙的政策是“寓剿于撫”?？滴醵?1663年)十月，清?靖南王耿繼茂、福建總督李率泰發(fā)兵攻金、廈兩島。由馬得功、鄭鳴駿軍隊及荷蘭船隊出泉州港向金門進攻，施瑯、黃梧率隊出海澄港攻廈門。鄭經(jīng)部隊寡不敵眾，金、廈失守，退守銅山（今東山）。

      清政(蟹)府乘機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招降活動。在高官厚祿的引誘下，鄭軍人心浮動?？滴跞辏?664年），鄭軍自承天府南北總督周全斌、前提督黃廷、水師統(tǒng)帥忠靖伯陳輝以下數(shù)十員鎮(zhèn)將、總兵、都督共文武官員3985人降清。鄭軍損失兵力10余萬人，大小戰(zhàn)船900余艘，宿將精銳十去七八。面對全軍即將瓦解的嚴重局面，鄭經(jīng)萬般無奈，只得放棄沿海島嶼，退出廈門，率殘部逃往臺灣。

      施瑯建議，乘他率兵攻取金廈新勝，“進攻澎湖，直搗臺灣”，使“四海歸一，邊民無患”。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十日），加靖海將軍?！币灾苋蟆罡粸楦睅?，率領原鄭軍水師部隊進征臺灣。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間，施瑯選擇冬天偏北風的季節(jié)，首次率領舟師起航攻打臺灣，不料船隊航行到洋面上遇上颶風，無法行進，只得返回，連敵人的面也沒有見到。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施瑯選擇春季第二次發(fā)兵臺灣，自銅山（東山）啟航。史料記載：“乃于本月二十六日會同眾伯、總兵官等，率領所有舟師開駕，駛?cè)胪庋?。時因風輕浪平，駛行三晝夜，尚難于前行。二十八日，暫且依山泊船汲水。二十九日，再行開駕，又通東風迎面撲來，迫于無奈，返回菲羅?！?

      這次出航的前3天雖然沒有碰到風浪，但是風力太小或無風，致使以風帆為動力的艦隊行進速度緩慢，進展很不順利，只得找地方拋錨休息與補充淡水，第4天船隊開拔后，氣象條件又發(fā)生變化，遇到了偏東迎面的逆風無法行進，只得折回。

      此后的半個月里，天氣一直不好，休整一周后，施瑯率領船隊又啟程了。施瑯在給皇帝的奏折中稱：“本月十六日，天時晴究，臣又會同眾伯、總兵官等，率領舟師開駕，進發(fā)臺灣。十七日午時，臣等駛?cè)肱旌?，驟遇狂風大作，暴雨傾注，波濤洶涌，白霧茫茫，眼前一片迷漫?！?

      這次出征后的天氣更加糟糕，航行中突然遭遇到如此惡劣的風暴，致使“我舟師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擊，人仰船傾，悲號之聲，猶如水中發(fā)出，情勢十分危急。”風暴把清軍船只的桅桿刮斷裂，篷帆被風撕破，船槳折斷，船艙漏水，船隊只能隨風飄蕩。所幸颶風只是把船隊吹散了，有少數(shù)小船被風浪掀翻，失蹤人員不多，損失不是很大，連施瑯自己的指揮船也被吹到了南邊的廣東省潮州地界，直到二十六日才返回廈門。

      鄭氏拒撫

      當時兩岸雖武裝對峙，但又都有一定的和平愿望。清王朝三藩未除，經(jīng)濟不穩(wěn)，無力用兵海上。而臺灣鄭氏，土地初辟，人口甚少，生產(chǎn)落后，經(jīng)濟困難，急需大陸的糧食和物資供應。且鄭部大多是福建人，離家日久，思戀鄉(xiāng)土，私下渡海來歸者絡繹不絕。

      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派總兵孔元章赴臺灣議撫，答應鄭經(jīng)如歸順，可封“八閩王”，鄭經(jīng)猶豫不決，后以“和議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墜”（《海紀輯要》），拒絕清朝的招撫。

2）停議征臺

      《邊患宜靖疏》

      康熙六年（1667年）孔元章議撫失敗后，施瑯親赴京師面陳攻取臺灣之計，上《邊患宜靖疏》，指出：“堂堂天朝，萬國賓服，豈容此余灰以滋蔓患日?！?

      《盡陳所見疏》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康熙）七年（1668年），瑯密陳錦負嵎海上，宜急攻之。”

      “密陳”一事，指康熙七年（1668年）施瑯又上了《盡陳所見疏》（王鐸全校注《靖海紀事?卷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施瑯《盡陳所見疏》指出：“伏思天下一統(tǒng)，胡為一鄭經(jīng)殘?zhí)Y盤踞絕島，而拆五省邊海之地方，畫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復割棄？”“臺灣平，則邊疆寧靖。防兵可減，百姓得享升平，國家獲增餉稅，沿邊文武將吏得安心供職，可無意外罪累?！?

      施瑯認為，對鄭氏“遣官前往招撫，未見實意歸誠”，強調(diào)“從來順撫逆剿，大關國體”，對臺灣問題提出“因剿寓撫之法”，主張征臺宜早不宜遲，以免“養(yǎng)癰為患”。如“折五省邊海地方劃為界外”，這些地方皆“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chǎn)魚鹽，最為財賦之藪，可資中國之潤，不可以西北長城、塞外風土為比。”且五省沿海長期劃為禁界，將“錢糧動費加倍，輸外省有限之餉，年年協(xié)濟兵食，何所底止?！弊詈髮⒃斐伞百x稅缺減、民困日蹙”。只有迅速討平臺灣，以裁防兵，益廣地方，增加賦稅，俾“民生得寧，邊疆永安”。

      奏疏提醒康熙帝，倘若繼續(xù)招撫，將拖延時日，讓鄭經(jīng)有機會重整旗鼓，組織其眾，“連結(jié)外島，聯(lián)絡土番，羽翼復張，終為后患”。那時，清軍“水師雖布設周密”，亦“僅能自守”而已。

      施瑯分析鄭氏之兵力，認為有三大弱點：

      一是兵力嚴重不足。“故明時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臺灣者有二、三萬，俱系耕漁為生。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親帶去水陸偽官兵并眷口，共計三萬有奇，為伍操戈者不滿二萬。又康熙三年，鄭經(jīng)復帶去偽官兵并眷口，約有六、七千，為伍操戈者不過四千?！倍嗄陙怼安环敛」始皞稣呶?、六千”，被清軍俘虜者數(shù)千，投誠者數(shù)百人。鄭氏在臺灣“雖稱三十余鎮(zhèn)”，但“兵不滿二萬之眾，船大小不上二百號”。

      二是兵力嚴重分散。奏疏指出，鄭軍“散在南北二路，墾耕而食，上下相去千有余里……又且不相浹洽?！徸越o，失于操練”。

      三是軍心不穩(wěn)。軍中“無家口者十有五六，豈甘作一世鰥獨，寧無故土之思？”且鄭軍“多系閩地之人，其間縱使有心投誠者，既無陸路可通，又乏舟楫可渡，故不得不相依為命”。

      施瑯總結(jié)指出，“鄭經(jīng)得馭數(shù)萬之眾，非有威德制服，實賴汪洋大海為之禁錮”。在此征臺有利條件下，倘若仍然“差官往招，則操縱之權在乎鄭經(jīng)一人，恐無率眾歸誠之日”！反之，“若用大師壓境，則去就之機在乎賊眾，鄭經(jīng)安能自主？”

      而當時福建清軍“水師官兵共有一萬有奇，經(jīng)制陸師及投誠官兵為數(shù)不少”，只要從中挑選勁旅二萬，“大師進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足平臺灣。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召詣京師，上詢方略，瑯言：‘賊兵不滿數(shù)萬，戰(zhàn)船不過數(shù)百，錦智勇俱無。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賊勢立絀；倘復負固，則重師泊臺灣港口，而別以奇兵分襲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賊分則力薄，合則勢蹙，臺灣計日可平?！孪虏孔h，寢其奏。因裁水師提督，授瑯內(nèi)大臣，隸鑲黃旗漢軍?！?

      在朝野主撫派一片雀噪聲中，康熙在看到施瑯的奏疏之后，以“渡海進剿臺灣逆賊，關系重大，不便遙定”為名，召施瑯“從速來京，面行奏明所見，以使定奪”。

      康熙七年（1668年）四月，施瑯進京，歸入鑲黃旗漢軍。王源《姚少保啟圣傳》記：施瑯“初以為水師提督，疑其貳，召入京，罷水師提督?！保ā肚宕畟魅?卷15?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康熙撤掉施瑯的福建水師提督職務，任他為內(nèi)大臣，不再議武力征臺之事。清王朝還懷疑這些鄭氏降將暗通鄭氏集團，下令裁撤福建水師，將所有投清的原鄭成功、鄭經(jīng)的官兵，調(diào)至北京歸旗或分散到各省屯墾，戰(zhàn)船全部焚棄。

      康熙這樣做，主要是迫于形勢。表面上看，停議征臺，對施瑯是貶，但實際上施瑯從福建水師提督調(diào)任從一品的內(nèi)大臣則貶中有褒。因為主撫派在當時占了上峰，以鰲拜為首的中央保守勢力以“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馳驅(qū)制勝，計難萬全”為借口，把他的建議壓下來。而且部分朝臣對施瑯不信任。

      當時對施瑯的不利因素比較多：他不僅是明鄭的降將，而且在1664年前后兩次率兵征臺未果，損失兵丁，而當時清統(tǒng)治集團對明鄭降將又多不信任，曾下令把這些降清士兵官員遷往內(nèi)陸各省安插，對施瑯當然也不可能例外。這種不信任當然也包括康熙在內(nèi)。當13年后李光地（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李光地》）向他推薦施瑯為水師提督時，康熙還問李：“汝能保其無他乎？”而清政(蟹)府當時又要集中力量解決其他國內(nèi)大事，所以康熙也只好下令撤兵。

      投閑十三年

      康熙八年（1669年）十一月甲午，兵部議：“福建水師提督施瑯自海上投誠，授為右都督，今已歸入鑲黃旗，應照例改為精奇尼哈番（滿語jingkinihafan，漢譯子爵）。但施瑯投誠后，勞績甚多，請加伯銜?！睆闹?。（《清圣祖實錄?31》）

      施瑯雖被任為內(nèi)大臣并加“伯爵”銜，但“名為內(nèi)大臣而困苦不堪”（李光地《榕村續(xù)語錄?卷11》，中華書局，1995年）。

      李光地《皇清誥封正一品夫人施母六十一齡懿莊張?zhí)蛉四怪俱憽份d，入旗之初的施瑯，“宦橐素薄”，致副室張氏“鬻簪珥，親女紅，以佐家，使公無入室憂。”（康熙五十四年《潯海施氏族譜》元本，引自《施瑯年譜考略》）

      更難過的是，施瑯受到朝廷上下的輕視和漠視。正如康熙皇帝在13年后決定派施瑯征臺時間所說的：“爾前為內(nèi)大臣十有三年，當時因爾系閩人，尚并輕爾者?！保ā犊滴跗鹁幼ⅰ返?冊，第1785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當然，對比被編入旗下受到嚴密監(jiān)視乃至羅織罪名被殺掉的河南地方武裝領袖李際遇、原明東平侯劉澤清、投降之際討價還價、不安其位的總兵高進忠，施瑯的境遇還算是好的。閑置是降清明將的普遍境遇。

      任內(nèi)大臣的十三年中，施瑯的苦心議諫被束之高閣，無所事事，但他仍然矢志復臺。施瑯認為平臺是閩海第一要務，而且必須以剿逼和，是一個堅決的主剿派，不輕易放棄自己的主張。

      在京之日，他密切注視福建沿海動向，悉心研究風潮信候，認真總結(jié)兩次進征臺灣未果的教訓，“日夜磨心熟籌”。

      同時，施瑯千方百計尋找同盟軍，四處拜訪在京任職的福建籍官員，闡述其主張，以俟起用。

      《靖海紀事?曾炳（晉江人）“序”》記載，康熙十六年（1677年）“吾閩先生人士在都者，群詣”施瑯家，向他請教“平海方略”。

      李光地《榕村語錄?續(xù)集?卷11》記載說：康熙十九年（1680年）七月李光地返至京城、始實授內(nèi)閣學士之職時，“予初補官，渠（指施瑯）時在京，……使人致意云，君來，上問將，千萬為渠留意?！薄啊灿琛澈蠡鼐?，施將軍時來說他的本事海上可平?！崩罟獾赝ㄟ^與施瑯接觸、交談，也終于改變以往認為施瑯“驕狂，未必能成事”的看法，而知他“必非尋?！?、“大服其智略?！保▍⒁娙輾v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李光地》）

      他“嘗于朝退休閑，翻閱歷代二十一史，鑒古今成敗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諸胸中”，以致朝中同僚刮目相看，譽之“儒將”。

3）復臺謀略

      談判破裂

      康熙親政后，刑部尚書明珠奉旨入福建，主持和議，派知府慕天顏入臺，宣示招撫之意。清廷做了重大讓步，允許鄭氏封藩，世守臺灣。鄭經(jīng)則提出：“茍能照朝鮮事例，不薙發(fā)，稱臣納貢，尊事大之意，則可矣”（江日升《臺灣外記》）。

      康熙則認為，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不能與藩屬朝鮮相提并論，答復：“若鄭經(jīng)留戀臺灣，不思拋棄，亦可任從其便。至于比朝鮮不剃發(fā)，愿進貢投誠之說，不便允從。朝鮮系從未所有之外國，鄭經(jīng)乃中國之人”（《明清史料丁編》第三本）?？滴醪辉概_灣成為獨立于中國之外的國家，故談判破裂。

      三藩叛亂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平西王吳三桂據(jù)云南叛清。十三年（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州，不久，定南王尚之信也在廣東反清，史稱“三藩叛亂”，中原戰(zhàn)火彌漫。

      遠在臺灣的鄭經(jīng)趁“三藩”亂起之機，與吳三桂、耿精忠勾結(jié)，從康熙十三年（1674年）起西渡入閩、粵作戰(zhàn)，縱橫于東南沿海達６年之久。鄭軍不斷騷擾廣東、福建沿海地區(qū)，占領廈門與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各地，此后即以海澄、金門、廈門為據(jù)點，與清軍隔海對峙，清朝曾四次派員勸說鄭經(jīng)退回臺灣，均未奏效。（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鄭經(jīng)》）

      東南沿海百姓深受其害。

      一是鄭軍的籌餉?？滴醯塾诳滴跏辏?677年）二月十四日諭戶部說：“閩地經(jīng)海孽擾害，又遭逆賊暴征橫斂，民困已極”（《清圣祖實錄?卷65》）。

      二是清軍的索餉征役。清政(蟹)府為進攻鄭軍，向福建等地派駐了大批的滿漢官兵，他們索餉征役，“盤踞民房”，將弁和地方官吏趁機對百姓進行敲詐勒索，對此，康熙帝也是承認的。他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談到料理福建回京官兵船只事時即指出：“朕聞往來官兵，所用船只人夫，皆借端勒索，恣意騷擾，往往額外多派，折價入己，沿途生事，毒害地方。又輒將纖夫肆行鞭撻，小民深以為苦。各該籃將軍不加禁制，任其妄行。地方官復行苛斂，希圖分取，互相隱飾。種種私弊，甚為可惡。”（《康熙起居注?十九年七月十七日》）

      三是再度遷界海禁。鄭軍卷土重來，迫使清政(蟹)府再度實行遷界海禁政策。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清廷決定在廣東“仍照原界嚴行禁止”通海（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編《康熙統(tǒng)一臺灣檔案史料選輯?福全等題復尚之信請申海禁事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五個月后，康熙帝又指示議政王大臣等：“海寇盤踞廈門諸處，勾連山賊，煽惑地方，皆由閩地瀕海居民為之藉也。應如順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將界外百姓遷移內(nèi)陸，仍申嚴海禁，絕其交通”（《清圣祖實錄?卷72》），對鄭軍實行全面封鎖。遷界使沿海人民流離失所，生活無著。對此，康熙帝同樣是了解的，他指出：“貧苦之民，一旦遷徙，必棄田舍，難以為生，殊可憫惻”（《清圣祖實錄?卷72》）。（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清初遷界》、《海絲之路沒落篇?清?遷界》

      康熙深知平臺不是一件易事?？滴跏吣?1678年），他就要姚啟圣等遴選福建水師提督，條件“非才略優(yōu)長，諳練軍事不可?！笨滴跏四辏?679年）七月間，姚啟圣曾先后兩次上疏，保舉施瑯為福建水師提督、靖海將軍，但清廷都以“萬正色效力茂著、特揀補福建水師提督”為由，駁回他的題請（《康熙統(tǒng)一臺灣檔案史料選輯?議政王等題復姚啟圣疏請施瑯以將軍總統(tǒng)水師事務本》）。萬正色則加緊建造戰(zhàn)船，編練水師，準備進攻金、廈。（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萬正色》）

      招降活動也從未停止，而且規(guī)模更大，條件更加優(yōu)厚，如對投誠的官員保留原職或按原銜補官，士兵賞銀20—50兩不等。由于清朝的封鎖和誘降，鄭軍土地日蹙，財源枯竭，士氣低落，人心渙散，先后又有5陸鎮(zhèn)、5水鎮(zhèn)官兵共10余萬人降清。

      鄭氏退守臺灣

      轉(zhuǎn)戰(zhàn)數(shù)年，吳三桂失敗，鄭經(jīng)孤軍難支。康熙十九年(1680年)，鄭經(jīng)在金門、廈門被閩浙總督姚啟圣擊??；二月，萬正色率水師攻下海壇，并乘勝南下廈門；海澄、丙州守將相繼投降。鄭軍水師著名將領朱天貴也率官員600余人，兵2萬余名，艦船300余艘獻銅山降清。鄭經(jīng)在大陸的最后一塊地盤失守，僅領千人逃回臺灣，沿海島嶼悉為清軍占領。

      從此，鄭經(jīng)沉湎于酒色，不問政事，令長子鄭克臧為監(jiān)國主政。

      清廷首議用兵臺灣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蕃之亂基本平定，西北噶爾丹叛亂也暫告平息，社會生產(chǎn)有了一定恢復和發(fā)展，沉默多年的主張以武力進取臺灣的意見，又逐漸抬頭。姚啟圣在清軍攻取廈、金等島后，就奏請由他統(tǒng)兵進征澎、臺。這是施瑯入為內(nèi)大臣后，在清政(蟹)府內(nèi)部首次提出的用兵臺灣的意見。

      清廷討論如何解決臺灣問題，反對武力攻取臺灣的人很多，如兵部侍郎溫代、刑部尚書介山、戶部尚書梁清標，水師提督萬正色更是竭力反對進攻臺灣，因而引起姚、萬之間的爭論。（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萬正色》）

      《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卷2》載：

      “及提督萬正色等進兵克海壇、廈門、金門，啟圣復奏請身往澎湖、臺灣攻取。上命與巡撫、提督等詳議具奏。

      正色因奏言：‘澎湖遠懸外洋，僅有三澳可泊，且港口迫狹，不能聯(lián)舟而進。臺灣及外國荒遠之區(qū)，其隘口淺狹，僅可方舟，一人守險，萬夫莫開。卒遇風濤，駐泊無所，糧運不繼，將為大憂。今逆賊鄭錦等竄處臺灣，分遣偽鎮(zhèn)，已扼澎湖之險。并力窮追，或成困斗，徐行招納，必自歸誠。況閩海殘黎既遭饑饉，又苦借派，息兵休民，猶恐未靖，勞師動眾，將何以安？臣愚，竊謂今日之計，宜沿海設戍，以固疆隅，不可輕議進兵，以滋勞擾?！?

啟圣又奏：‘鄭錦不滅，則廣東、浙江、福建山海之寇終難殄絕。臣愿親督水師進取臺灣?！?

      上諭：‘臺灣應否進取，令侍郎溫代會同尚書介山、侍郎吳努春、總督姚啟圣，巡撫吳興祚、提督楊捷、萬正色等速行確議以聞。’

      至是，溫代等奏復：‘宜如正色言?！?

      福建的封疆大吏對這個問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時兵部侍郎溫代、刑部尚書介山、禮部侍郎吳努春恰在福建，所以康熙帝即令他們和福建的督、撫、提一起討論這個問題。從討論的結(jié)果看，是萬正色的主張占了上風，所謂“宜如正色言”。

姚啟圣并不氣餒，是年八月又上疏稱：“臺灣斷須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揚。此款在臣必欲親率舟師剿滅臺灣，永除后患?！保ā犊滴踅y(tǒng)一臺灣擋案史料選輯?姚啟圣題為詳議平海善后條款事本》）

      當時大學士明珠也是反對馬上用兵臺灣的。他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初四日奏稱：“閩疆新定，逋逃殘寇姑徐俟其歸命，再若?；?，進剿未晚?！保ā犊滴跗鹁幼?十九年八月初四日》）

      最后，康熙帝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初五日諭兵部：“臺灣、澎湖暫停進兵，令總督、巡撫等招撫賊寇。如有進取機宜，仍令明晰具奏”（《清圣祖實錄?卷91》）?？滴醯鄣膽B(tài)度是做兩手準備：先行招撫，若不能奏效，就遣師攻取，把“剿”擺到議事日程了。

      這主要是因為：

      一、清軍剛剛奪取廈門、金門等島嶼，他希冀利用戰(zhàn)勝的余威，以收招撫之效。

      二、進攻臺灣必須依靠福建水師，而水師提督萬正色則堅決反對武力進取，他的意見還取得了兵部侍郎溫代等人的支持。對大學士明珠的態(tài)度康熙帝也不能不予注意的。

      三、康熙帝不熟悉海戰(zhàn)，而進攻鄭氏必須遠渡臺灣海峽，對此，他始終持謹慎態(tài)度。后來在施瑯復任水師提督進取臺灣前后，康熙帝還談到“朕向于陸地用兵之處，籌算可以周悉，今海上情形難于遙度”（《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海上風濤不測，涉險可虞，是以朕不強之使進”（《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閏六月二十六日》）。

      四、清廷長期以來招撫鄭成功、鄭經(jīng)均遭失敗，不能寄托太大希望，所以康熙帝又必須諭命尋找戰(zhàn)機，準備攻臺。

      以撫為善之方略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二十年，錦死，子克塽幼，諸將劉國軒、馮錫范用事。”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鄭經(jīng)病死，他的兩個兒子為爭奪權位而自相殘殺。二月，鄭克塽（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鄭克塽》）的岳父、權臣馮錫范與鄭經(jīng)弟鄭聰?shù)裙仓\，殺死鄭經(jīng)長子鄭克臧，擁立年僅12歲的鄭經(jīng)次子鄭克塽嗣位。實際上，權力全掌握在馮錫范手中，形成“文武解體，主幼國疑”的混亂局面。鄭氏集團已成為一個割據(jù)政權，喪失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軍事上，為了防御清軍進攻臺灣，鄭軍加緊修理戰(zhàn)船，增強防御部署。以中提督武平侯劉國軒為總督守澎湖，在澎湖修筑營壘炮臺。以左武衛(wèi)何祜為臺灣北路總督，守雞籠(今基隆市)、淡水，重修西班牙人遺留下來的城堡。由于兵力不足，只得征集鄉(xiāng)兵分守要口，百姓怨聲載道，變亂時有發(fā)生。

      康熙帝得到姚啟圣關于臺灣內(nèi)部情況的密報，覺得收復臺灣的時機已到?？滴跖懦吮姸喾磳σ庖姡瑳Q定采取“剿撫并用”的方針，“底定海疆”。

      康熙面對臺灣海峽和鄭軍現(xiàn)狀（約有四、五萬軍隊）以及滿清入關后連年征戰(zhàn)，國力不強的情況，根據(jù)賴塔、施瑯和姚啟圣的意見，決定：“恤兵養(yǎng)民，與天下休息”，“以撫為善之方略”，“亦因剿寓撫之指針，可先撫后剿，先禮后兵”。

      關于“以撫為善之方略”是指：“不登岸受制，不剃發(fā)易俗，不改換衣冠的優(yōu)厚條件下稱臣歸來”。這是康熙歷次招撫最優(yōu)厚的政策。

      當時，在鄭氏政權中有主戰(zhàn)和主合兩種勢力：主戰(zhàn)派是侍衛(wèi)大臣馮錫范為代表，他積極勾結(jié)日本對抗統(tǒng)一，企圖成立臺灣國；主合派是以諮參軍陳永華和監(jiān)國的鄭克臧為代表，主張接受康熙提出臺灣高度自治的“三不”方案。然而，鄭氏政權卻拒絕這個方案，把自己推向滅亡。

      施瑯受命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內(nèi)閣學士李光地奏臺灣可取狀，因薦瑯習海上事，上復授瑯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諭相機進取?，樦淋?，疏言：‘賊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際，颶風時發(fā)，我舟驟難過洋。臣今練習水師，又遣間諜通臣舊時部曲，使為內(nèi)應。俟風便，可獲全勝?！?

      《清圣祖實錄?卷96》亦載，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廷再次任命施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師提督，總兵官，加太子少?！?。

      康熙此次重新起用施瑯“謀劃進取臺灣事宜”，與施瑯的同鄉(xiāng)大學士李光地很有關系。

據(jù)《清史稿》有關記載，康熙曾先后兩次就福建水師提督人選事征求過李光地的意見。第一次李答以施瑯“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詳細，海賊甚畏之”。第二次康熙就“命將”問題又一次征求他的意見，他認為“計量起來還是施瑯”。理由是施瑯是“海上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其人還有謀略，為海上所畏”。（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李光地》）

      康熙贊揚施瑯熟悉彼處地形、?？芮樾?，要“克期統(tǒng)領舟師進取澎湖、臺灣”。并認為如果不派遣施瑯去，“臺灣所不能定”。施瑯離京赴任前，康熙又語重心長地說：“爾至地方當與文武各官同心協(xié)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則民生一日不寧。爾當相機進取，以副朕委任至意?！?

      施瑯受命返回福建，相機進取臺灣。

      詔許專征（《密陳專征疏》）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康熙）二十一年，給事中孫蕙疏言宜緩征臺灣。七月，彗星見，戶部尚書梁清標復以為言，詔暫緩進剿?，樖柩裕骸家押喫畮熅f、戰(zhàn)船三百，足破滅海賊。請趣督撫治糧餉，但遇風利，即可進行，并請調(diào)陸路官兵協(xié)剿?！t從之?！?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一月，施瑯上《密陳專征疏》（《靖海紀事?卷上》）要求專征臺灣，即軍事指揮由他獨自決策。

      疏中，施瑯分析：“澎湖一得……我?guī)煏和团旌?，扼其吭，拊其背，逼近巢穴，使其不?zhàn)自潰，內(nèi)謀自應。不然，俟十月小陽春時候，大舉進剿，立見蕩平?！?

      進而就氣候與風向問題，提出乘夏季南風東征臺灣的主張，指出“春夏之交，東北風為多，我船盡是頂風頂流，斷難道進……莫如就夏至南風成信，連旬盛發(fā)，從銅山開駕，順風坐浪，船得聯(lián)綜齊行，兵無暈眩之患，深有得于天時、地利、人和之全備”，鄭軍斯時“反居下風下流”，“進不得戰(zhàn)，退不能守”。

      但朝廷內(nèi)部不斷有人上疏反對說：“天下太平，凡事不宜開端，當以靜為主?！?

      康熙帝以“海外一隅，尚賴王化”為理由進行廷議時，大多廷臣都認為“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長驅(qū)制勝，難計萬全?！保滴酢队莆囊患?卷14》）

      在其意見被否決后，施瑯又執(zhí)意堅持，九月再次上書，力主出兵。

      康熙帝雖然認為人臣不該有這樣的“妄奏”，但他還是網(wǎng)開一面，把施瑯的意見交大臣討論。大學士明珠贊成施瑯的意見，認為“若以一人領兵進剿，可得行其志，兩人同往則未免彼此掣肘”，主張“著施瑯一人進兵似乎可行”。

      有明珠的附和，康熙帝立即破例表示同意明珠意見。福建總督姚啟圣只管后勤供應，與施瑯和衷共濟，保證施瑯出征的糧食和物資供應。

      康熙批準“專征”之后，施瑯大受鼓舞，“日以繼夜，廢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練兵，兼工制造器械，躬親挑選整搠”，歷時數(shù)月，使原來“全無頭緒”的水師“船堅兵練，事事全備”。

4）戰(zhàn)略抉擇

      先澎湖后臺灣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一月，施瑯《密陳專征疏》一方面提出專征臺灣，另方面提出在南風盛發(fā)的五、六月出兵，首先攻取澎湖的作戰(zhàn)方案。

      可是，在乘冬季北風或乘夏季南風東征臺灣的問題上，清廷有不同意見?？偠揭⑹?、巡撫吳興祚等堅持九、十月北風起時兩路出擊或先攻臺灣，后攻澎湖。他們認為東北風迅猛，清軍可占上風、上流之勢。

      兩派意見相反，相持不下，結(jié)果給反對進兵臺灣論者提供借口，上疏康熙帝要求“暫停臺灣進剿”?？滴醯壅髋_決心沒有動搖，但卻同意了乘冬季東北風進軍臺灣的主張。

      十月，康熙帝諭施瑯負專征臺灣之職。施瑯修改了分兩路進攻澎湖和上淡水的作戰(zhàn)方案，決定集中兵力進剿澎湖，爾后下臺灣。

      這是因為：

      第一，“澎湖是臺灣四達的咽喉，外衛(wèi)之藩屏，先取澎湖，勝勢已居其半”(施瑯《邊患宜靖疏》）；“我軍暫屯澎湖，扼其吭，射其背，逼其巢穴，使其不戰(zhàn)自潰，內(nèi)謀自應”（《康檔?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一日?施瑯題為鄭克塽專差赍書求托事本》）。

      第二，鄭軍的主力集中在澎湖，又是由鄭軍中威望最高的大將劉國軒指揮，如果將其全殲，則“臺灣可不戰(zhàn)而下”(李光地：《施將軍逸事》)。

      第三，施瑯認為臺灣海峽的東北風季勢雖猛，卻驟發(fā)驟息，戰(zhàn)船在海上不僅容易被吹散，而且不能拋錨定泊，再加此如果從金門直接攻臺灣，有二百多公里，從澎湖到臺灣僅五十多公里，后援線太長，如果迂到守軍頑抗，進攻就難以持久。攻臺應當采取突然偷襲，并且是穩(wěn)打穩(wěn)扎，逐步推進的辦法。

      乘南風進兵（《舟師北上疏》）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施瑯奉命率領舟師二萬一千多人，由廈門移師北上。據(jù)施瑯《舟師北上疏》（《靖海紀事?卷上》）云，十一月初三日，大軍“抵興化平海衛(wèi)澳”。十二月二十三日放洋，駛往澎湖，不料海上“忽轉(zhuǎn)東風，乃止”。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軍自平海衛(wèi)開駕，“又轉(zhuǎn)東南頂頭，再收平?！薄?

      兩次實踐證明，乘東北季風東征臺灣，貌似合理，但實際上是難以成功的。

      鑒于以往的教訓，施瑯把選擇出兵的季節(jié)、時間、風等條件作為一件大事，派專人查閱氣候資料并進行了實地海情和風的觀測，基本熟悉和掌握了海峽地區(qū)的氣象情況，得出夏季臺灣地區(qū)高溫高溫多雨，能見度較好，特別是在偏南風向下，風速和緩順暢，得出了有利于舟師上橫渡海峽的氣象條件和結(jié)論。

      戰(zhàn)前清軍將領們制定了比較周密的作戰(zhàn)計劃并做了充分準備。但對于選擇北風還是南風的風向出兵這樣一個關鍵問題，當時軍內(nèi)也存在不同意見，眾將領之間還發(fā)生過激烈爭論。

      對“總督、提督稱南風不如北風”的爭執(zhí)，施瑯批駁說：“夫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暈眩之患，且居上風上流，勢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全勝?！?

      面對有的將領主張采用北風進兵，他多次向皇帝上書陳述自己的意見，就南風和北風對航海軍事的影響優(yōu)劣做了比較。他說：“乘夏至南風成信，當即進發(fā)搗巢。蓋北風剛硬，驟發(fā)驟息，非常不準，難以預料；南風柔和，波浪頗恬，故用南風破賊，甚為穩(wěn)當?！边@在當時世界氣象科技尚不發(fā)達的17世紀是十分難得的，最終他說服了其他將領。

      施瑯經(jīng)過了長期對氣象和氣候規(guī)律的觀察摸索，了解和認識到夏季里海峽洋面上臺風發(fā)生率雖高，但是并不是天天都刮狂風，只要能夠避開臺風等惡劣天氣的襲擊，就可以挑選出一段良好天氣順利出航進行作戰(zhàn)。

      鑒于以往遇到大風浪的失敗教訓，他在挑選出兵季節(jié)上反復斟酌，最終重新提出于夏季農(nóng)歷六月份出洋，乘南風進兵的主張。由于有十二月兩次乘東北風的失敗，持東北風論者也就沒有什么理由反對施瑯的持南風論了。因此，乘南風進兵的方案得到清廷批準。

      可是，施瑯的乘南風攻取澎湖的決策，仍然處處受制?？滴醵辏?683年）四月，施瑯完成征臺的一切準備工作，寧海將軍喇哈達、侍郎吳努春，“會同督臣姚啟圣，統(tǒng)率舟師開駕至銅山，以俟夏至后南風成信，聯(lián)舡進發(fā)”。可是，姚啟圣突然以“進剿海賊，關系重大之旨”為由，“隨轉(zhuǎn)意不前，而三軍側(cè)聽，一盡解體”。

      此時，寧海將軍喇哈達、侍郎吳努春二人卻密陳兵部，顛倒黑白誣告施瑯“稱南風不如北風”，欲陷施瑯于欺君之罪的境地。

5）澎湖之戰(zhàn)

      鄭軍陣勢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劉國軒得知清軍即將進攻臺灣，乃進一步加強防御。以忠誠伯馮錫范為左提督，守鹿耳門。

      五月，劉國軒再增兵澎湖，總兵力達2萬余人，并有大小炮船、鳥船，趕繒船、洋船、雙帆船船等戰(zhàn)船近200艘，分戍澎湖各要地。

      此外，在娘媽宮、風柜尾、雞籠山、四角山、內(nèi)外塹、西嶼頭、牛心灣和醵嶼等處，均添筑炮城十四座。在便于登陸的地段，還筑造了二十多里的女墻壕溝短墻，派兵把守。

戰(zhàn)略決戰(zhàn)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月，康熙帝見招撫不能成功，遂命施瑯進兵。

六月，在清收復臺灣之戰(zhàn)中，福建水師提督施瑯率水師于澎湖與鄭經(jīng)水師進行戰(zhàn)略決戰(zhàn)。

關于這場決戰(zhàn)，《清史稿?列傳47?施瑯》的記載是：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瑯自桐山攻克花嶼、貓嶼、草嶼，乘南風進泊八罩。國軒踞澎湖，緣岸筑短墻，置腰銃，環(huán)二十馀里為壁壘。瑯遣游擊藍理以鳥船進攻，敵舟乘潮四合?，槼藰谴蝗胭\陣，流矢傷目，血溢於帕，督戰(zhàn)不少卻，總兵吳英繼之，斬級三千，克虎井、桶盤二嶼。旋以百船分列東西，遣總兵陳蟒、魏明、董義、康玉率兵東指雞籠峪、四角山，西指牛心灣，分賊勢。瑯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隊，以八十船繼后，揚帆直進。敵悉眾拒戰(zhàn)，總兵林賢、朱天貴先入陣，天貴戰(zhàn)死。將士奮勇沖擊，自辰至申，焚敵艦百馀，溺死無算，遂取澎湖，國軒遁歸臺灣?？藟u大驚，遣使詣軍前乞降，瑯疏陳，上許之?！?

      銅山誓師出兵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晨，在姚啟圣準備了充足餉需的支持下，已經(jīng)63歲高齡的施瑯在福建銅山（今東山）誓師，率領大型戰(zhàn)船300余艘、中小戰(zhàn)船230余艘，以提標署右營游擊藍理（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藍理》）為先鋒，在夏至前后的西南風風輕浪平時出發(fā)，二萬多水師分三路向澎湖進擊。

      軍抵西嶼

      經(jīng)過一天一夜航行，六月十五日，清軍到了澎湖的第二大島西嶼（今漁翁島）的西南邊的貓嶼、花嶼和草嶼等島嶼，夜泊澎湖南大門八罩島。

      在海上巡邏的鄭軍哨船發(fā)現(xiàn)后，即報知劉國軒，劉國軒聞訊，急命鎮(zhèn)守獅嶼頭、風柜尾、雞籠山、四角山、內(nèi)塹、外塹、東峙、牛心灣等各要點之將領，把大炮移到海岸，以防清軍寄泊，傳令各水師將領駕駛大煩船、鳥船、趕繒船，環(huán)泊于娘媽宮前和內(nèi)塹、外塹、東峙、西峙各要口，準備迎戰(zhàn)。

      宣毅左鎮(zhèn)請求乘清軍遠航疲憊，立足未穩(wěn)之機主動出擊，遭到拒絕。劉國軒認為炮城嚴密，清船無處可泊，只待風暴突起，將不戰(zhàn)而潰。時值天晚，清軍戰(zhàn)船灣泊八罩以西的水墳澳。邱輝又欲進攻，劉國軒仍堅信日內(nèi)必有大風，按兵不動。

      澎湖初戰(zhàn)

      十六日晨，施瑯直取澎湖本島，兩軍在澎湖海面初戰(zhàn)。清先鋒藍理率7船沖陣，擊沉和焚毀鄭船數(shù)艘。標右營千總鄧高勻等駕船5艘，又擊沉鄭船3艘。

      時值南潮初發(fā)，清軍數(shù)船爭先，未能保持好戰(zhàn)斗隊形，互相沖撞，不成行列。有幾艘船被潮水沖近炮城，鄭軍乘機齊出包圍，右武衛(wèi)林升率船隊奮勇沖殺，清軍稍卻。施瑯親督諸船沖入敵陣，與興化鎮(zhèn)吳英前后夾攻，救出數(shù)船，力戰(zhàn)得脫。

      因天色將晚，清軍水師收攏后，在西嶼頭洋中錨泊。邱輝又建議乘勝連夜出擊，劉國軒寄希望于臺風，坐失戰(zhàn)機，不敢乘勝追擊。

      經(jīng)一天激戰(zhàn)，鄭軍損失兵將2000余、船只16艘，清軍損失小于鄭軍，施瑯右眼負傷。當晚，施瑯率舟師泊于西嶼頭。

      十七日晨，施瑯率舟師駛回八罩水垵澳灣泊，嚴申軍令，查定功罪，賞罰官兵；并議每鎮(zhèn)督大鳥船6只，各配精兵，于十九日再戰(zhàn)。

      十八日，施瑯率師出戰(zhàn)，總兵吳英進取虎井、桶盤二嶼。

      十九日，施瑯率羅士珍、張勝、何應元、劉沛、曾成等坐小趕繒船，深入鄭軍腹地內(nèi)塹、外塹偵察。

      二十日，施瑯遣使招降劉國軒，被拒絕。

      二十日、二十一日，用趕繒、雙帆艍船分作兩股，佯攻內(nèi)塹、外塹，以分敵勢，麻痹鄭軍。

      在十六至二十一日6天的戰(zhàn)斗里，多數(shù)時間內(nèi)都刮著柔和的偏南風，使處于上風方向的清軍可以趁風勢揚起風帆快速前進沖擊敵人。起初戰(zhàn)斗雙方互有勝負，但鄭軍始終處于逆風被動不利的態(tài)勢，具備了與守御澎湖的鄭氏集團主將劉國軒決戰(zhàn)的條件。

      總攻決戰(zhàn)

      清軍經(jīng)過3天的休整和準備之后，于六月二十二日（1683年7月16日）發(fā)起總攻。

      戰(zhàn)斗打響后，清軍得用西南風優(yōu)勢，分前、中、后三路進攻守軍。隨征都督陳蟒、魏明、副將鄭元堂等領趕繒、雙帆艍船共50艘，由東畔直入雞籠嶼、四角山，為奇兵夾攻；以隨征總兵董義、康玉、外委守備洪天錫領趕繒、雙帆艍船共50艘，由西畔內(nèi)塹直入牛心灣，作疑兵牽制；施瑯與朱天貴、吳英等率船56艘，分作8股，每股7船，各作3迭，居中主攻。

對中路主力船隊，施瑯周密部署。將其分為8股，每股7艘戰(zhàn)船，又各分作3疊。施瑯居中率一股，興化鎮(zhèn)吳英領一股居左，平陽鎮(zhèn)朱天貴、前營游擊何應元合領一股居右，金門鎮(zhèn)陳龍領一股在次左，署中營參將羅士珍、署右營游擊藍理、署后營游擊曾成合領一股在次右之右，署銅山鎮(zhèn)陳昌領一股在次左之左，海壇鎮(zhèn)林賢領一股在末右，廈門鎮(zhèn)楊嘉瑞領一股在末左。以上三路清軍船隊同時向守島鄭軍發(fā)起總攻，直搗娘媽宮。另有80余只戰(zhàn)船留為后援。

      第二次大會戰(zhàn)開始。此時，劉國軒聞外塹山頂嘹望炮連發(fā)，卻一反常態(tài)，立即指揮各船齊起帆碇，從娘媽宮出而迎戰(zhàn)。當時澎湖守軍數(shù)量略少于進攻方，但鄭軍占據(jù)澎湖各要點，雖占有優(yōu)勢卻處于逆風逆水地位。

      鄭軍戰(zhàn)船分為炮船、鳥船、趕繒等數(shù)種，其中炮船安設紅衣大炮1位，重三四千斤，船頭兩邊安設發(fā)煩20余門、鹿銃一二百門，有很強的攻擊力。但清軍士氣高昂，按照施瑯制定的作戰(zhàn)方針，迅速變換成“五點梅花陣”陣法，以5艘戰(zhàn)船攻敵船一艘，集中兵力各自為戰(zhàn)?！八瓤?，南風大發(fā)，南流涌起，(施瑯)遂下令揚帆聯(lián)進。風利舟快，瞬息飛駛，居上流上風之勢，壓攻擠擊，一可當百；又多用火器、火船，乘風縱發(fā)，煙焰彌天”(阮曼錫《海上見聞錄》)。

      兩軍酣戰(zhàn)竟日，聲聞數(shù)百里。從早晨到下午“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點，煙焰蔽天，除尺莫辨?！?

      劉國軒見清軍各用命爭先，便令劉明督其右鎮(zhèn)尤俊、龍驤左鎮(zhèn)莊用、侍衛(wèi)中鎮(zhèn)黃德、右鎮(zhèn)蔡智、驍翊協(xié)蔡添、領旗鎮(zhèn)林亮、勇衛(wèi)前鎮(zhèn)曾遂、中提督總理陳國俊、右武衛(wèi)隨征二營梁麟、水師二鎮(zhèn)前鋒鎮(zhèn)營李富、左營張欽、水師三鎮(zhèn)右營許瑞、水師四鎮(zhèn)右營林耀、折沖左鎮(zhèn)左營陳勇、右提督后鎮(zhèn)左營王受等，乘鳥船、炮船、趕繒船、雙帆艍船，合艅齊擊。

      鄭軍以數(shù)船圍一，接連擊沉邱輝、曾瑞、黃德、吳遜、吳福、王受等船。劉國軒發(fā)火箭噴筒，毒焰沖天。激戰(zhàn)中，清總兵朱天貴戰(zhàn)死，林賢前來援救，被困于下風，清軍數(shù)只戰(zhàn)船齊來，與林賢內(nèi)外夾攻，擊沉擊傷鄭船2艘，鄭軍退。游擊蘭理中炮“腹破腸流出，為掬而納諸腹，持匹練縛其創(chuàng)。理呼殺賊，麾兵進”（《清史稿?卷261?蘭理傳》）。

      施瑯督清軍拚死力戰(zhàn)，東西兩翼清軍戰(zhàn)船亦至，施瑯命3路齊進，以眾擊潰，用火船乘風縱發(fā)。

      當天，共焚毀、擊沉和俘獲鄭軍大小戰(zhàn)船近200艘（其中大貢船三十七艘，大烏船五十二艘，其他船一百零七艘），鄭軍死傷各級將領300多名，殲滅鄭軍主力12000多人，繳獲許多船只和武器裝備，很快攻克澎湖列島。澎湖陸上守備將領果毅中鎮(zhèn)楊德等165人、士兵4853人投誠。清軍官兵陣亡329人，負傷1800余人，船只無損失，可謂大獲全勝。

      劉國軒慘敗，浮尸遍海。吼門水淺，清軍未加堵御。劉國軒見諸軍已喪沒大半，恰遇水漲風順，只是因地形熟悉，劉國軒才率領小炮船3艘、小鳥船2艘、趕繒及雙帆船26艘和幾百名將士從水淺礁險的吼門島嶼遁逃回臺灣。施瑯令陳蟒率快哨追擒。陳蟒港路不熟，未及。時至黃昏，施瑯鳴金收軍，打旗招降。

      勝敗分析

      此戰(zhàn)，交戰(zhàn)雙方的兵力大體相當，鄭軍經(jīng)營澎湖多年，設防據(jù)守，以逸待勞；清軍渡海作戰(zhàn)，遠來疲憊。鄭軍處于有利態(tài)勢，而結(jié)果卻一敗涂地，全軍覆沒。除政治腐敗，士氣不高以外，指揮上的失著應是一個重要原因。

      首先，是防御部署上的錯誤。鄭軍只注意防守八罩水道以北的北大山、西嶼、北山等大島，而忽視了在八罩水道以南的八罩、虎井、桶盤、花嶼、貓嶼等諸小嶼設防，使南來的清軍水師得以乘虛入據(jù)，成了清軍駐泊、休整和出擊的前進基地。

其次，是消極防御，貽誤戰(zhàn)機。

      當清軍水師經(jīng)過30多小時的航行，抵近澎湖時，鄭軍宣毅左鎮(zhèn)邱輝對劉國軒說：“乘彼船初到，安澳未定，兵心尚搖，輝愿領煩船十只，同左虎衛(wèi)江勝貫陣卻之?！苯ㄍ墟?zhèn)黃良驥也說：“先發(fā)制人，半渡而擊，正合兵法?！眲巺s說：“炮臺處處謹守，彼何處灣泊?當此六月時候，一旦風起，則彼何所容身?此乃以逸待勞，不戰(zhàn)可收全功也?！彼彀幢粍?，使清軍水師得以順利到達澎湖，環(huán)泊花、貓二嶼。

      邱輝又建議“乘夜潮落，沖舟宗擊之”，又遭拒絕。

      十六日，清軍出戰(zhàn)不利，千帥受傷。邱輝建議乘勝夜襲，劉國軒仍以等待颶風使彼自覆為由未予采納。邱輝說：“兵法有云：半渡可擊，立營未定可擊，乘虛可擊；今敵患三者，而不乘其勢，若早晚無風，合萬人為一心而死戰(zhàn)，將奈何?”

      劉國軒不聽部屬的合理建議，三次放棄殲敵的有利戰(zhàn)機，把取勝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可期而不可必的風暴上，結(jié)果是風未至而兵已敗。《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及戰(zhàn)，云起東南，國軒望見，謂颶作，喜甚。俄，雷聲殷殷，國軒推案起曰：‘天命矣！今且敗?！?

      第三，是冒險決戰(zhàn)，全軍覆沒。鄭軍的作戰(zhàn)方針本來是以澎湖為重點設防固守，劉國軒本人也不愿主動出擊，而是指望海上風暴會使清軍不戰(zhàn)而敗。既然如此，那末就應該充分利用防御工事，保存有生力量，避免與清軍決戰(zhàn)。劉國軒見不及此，當施瑯發(fā)起總攻時，亦率全部海上兵力迎戰(zhàn)，終于全軍覆沒。

      清軍之所以取勝，除戰(zhàn)船裝備精良，將士作戰(zhàn)勇敢之外，也是與作戰(zhàn)指揮的正確分不開的?！肚迨犯?列傳47?施瑯》載：“瑯治軍嚴整，通陣法。尤善水戰(zhàn)，諳海中風候?！痹谥笓]上有許多獨到之處。

      在渡海時間上，他一反在東北風季節(jié)渡海的傳統(tǒng)，選在西南風始發(fā)的六月中旬。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將出師，值光地請急歸，問瑯曰：‘眾皆言南風不利，今乃刻六月出師，何也？’瑯曰：‘北風日夜猛。今攻澎湖，未能一戰(zhàn)克。風起舟散，將何以戰(zhàn)？夏至前后二十馀日，風微，夜尤靜，可聚泊大洋。觀釁而動，不過七日，舉之必矣。即偶有颶風，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鄭氏將劉國軒最驍，以他將守澎湖，雖敗，彼必再戰(zhàn)。今以國軒守，敗則膽落，臺灣可不戰(zhàn)而下?！?

      這種選擇曾經(jīng)遭到姚啟圣等人的強烈反對，但施瑯始終不為所動。實戰(zhàn)證明，這一選擇是正確的，它保障了清軍水師在發(fā)起總攻前的安全錨泊。

      在渡海航路上，以往從大陸到臺灣，都從金、廈出航，而施瑯一反慣例，把出航點選在靠南的銅山島。因為水師從銅山出航后可利用西南風，直取澎湖以南鄭軍未設防的諸島嶼，以作為前進基地，然后向北轉(zhuǎn)入澎湖海域，這樣便始終處于順風順流的有利陣位。實戰(zhàn)證明，這種選擇是正確的，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在戰(zhàn)術上，集中兵力，速戰(zhàn)速決。澎湖海域六月多風，深諳海情的施瑯是知道的，在初戰(zhàn)小挫之后，便立即抓緊再戰(zhàn)準備，并不失時機地發(fā)起總攻。施瑯除分兵二路，從東、西兩個方向進行佯動和箝制以外，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了56艘主力戰(zhàn)船，并以五船合攻一船，逐次殲滅了鄭軍主力，而清軍水師卻無一船損失，這在海戰(zhàn)史上是不多見的。

      政治爭取

      此后，施瑯又一面加緊軍事行動，一面對鄭氏集團施以大義，進行招撫。

      澎湖戰(zhàn)敗，鄭軍幾乎全軍覆沒，鄭克塽等極為恐慌。施瑯進行政治爭取工作，澎湖海戰(zhàn)結(jié)束后，有人向施瑯進言：“公與鄭氏三世仇，今鄭氏釜中魚、籠中鳥也，何不急撲滅以雪前冤？”施瑯卻說：“吾此行上為國，下為民耳。若其銜璧來歸，當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與有？”還與將士“焚香戒約，一不妄殺”。（施瑯《靖海紀事?富鴻基序》）

      他還向鄭氏手下聲明“斷不報仇！當日殺吾父者已死，與他人不相干。不特臺灣人不殺，即鄭家肯降，吾亦不殺。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報私怨乎？”（李光地《榕村語錄?續(xù)集?卷11?本朝時事》）

      他對鄭軍官兵無論是歸順的，還是被俘的，一律采取優(yōu)待安撫政策?！八@敵卒，悉放歸弗殺；帶傷者濟以醫(yī)藥，給以口糧”（施瑯《靖海紀事?富鴻基序》），有欲歸見妻子者派小船送至臺灣。800名傷殘者醫(yī)治之后，釋放回臺，令他們宣示招撫之意。對澎湖居民，除多方撫慰之外，還宣告免除3年徭稅差役，以利休養(yǎng)生息。所有這些，對安定臺灣的民心士氣，起了重要的作用，臺灣民眾“莫不解體歸心，唯恐王師之不早來”（《海上見聞錄》）。

      施瑯以澎湖為據(jù)點，整船治軍，擬于八月或十月，乘北風進軍臺灣。臺灣聞鄭軍在澎湖慘敗，人心惶惶，兵無斗志。此后，清廷對臺灣加緊招撫，對臺灣鄭氏集團的上層人物，開展了政治攻勢，把重點放在鄭軍的統(tǒng)帥劉國軒身上。

      施瑯對殺他子侄的劉國軒，施瑯在俘虜中找到劉國軒的親信，對他說：“我決不與為仇，他肯降，吾必保奏而封之公侯，前此各為其主，忠臣也。彼故無罪，吾必與之結(jié)姻親，以其為好漢也?！鄙踔吝€當場“折箭立誓”（李光地《榕村語錄?續(xù)集?卷11?本朝時事》）。促使劉國軒極力主降，并派兵監(jiān)視鄭氏子孫。

6）鄭氏納降

      在施瑯大軍壓境之下，鄭氏已無抵抗能力，臺灣出現(xiàn)“眾志瓦解，守也難，不如舉全地板圖以降”（江日昇《臺灣外紀?卷6》），于7月5日遣使到施瑯軍中奉表納降。駐守上淡水的虎衛(wèi)鎮(zhèn)何義也向施瑯投降。

      康熙帝接到奏報，召集百官商議，有大臣建議誅滅臺灣鄭氏九族，以報鄭成功舉兵抗清之仇?？滴醯蹏绤柍庳煹溃骸熬右缘聢笤梗豢晒⒐⒂趹延谂f隙。臺灣兵民同為炎黃子孫，理應共樂升平?！庇谑莻髦际┈槪骸芭旌芽?，臺灣蕩平似秋風之掃落葉。如能誠心歸降，則既往不咎，可將前罪盡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務令所得。”

      七月十九日，施瑯派人到東寧出示軍民髡發(fā)及各項投降清單。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瑯統(tǒng)兵入鹿耳門，至臺灣?？藟u率屬薙發(fā)，迎於水次，繳延平王金印?！?

      八月十一日，施瑯留水陸官兵3000名、大小戰(zhàn)船30艘守澎湖，親率舟師開往臺灣。

八月十三日，施瑯率領舟師進入臺灣，到達臺灣鹿耳門港（今臺南市西北），登陸臺灣。劉國軒等帶領文武官員軍前迎接，各鄉(xiāng)社百姓亦沿途“壺漿迎師”。十五日，舉行受降儀式，鄭克塽率領已經(jīng)髡發(fā)的東寧王國文武百官投降。二十三日，施瑯率吳英、劉國軒等巡視臺灣南北兩路。

      施瑯攻取臺灣之后，疏請朝廷禮待投降的鄭氏幼主及其將帥。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初六，施瑯派船遣送鄭克塽、馮錫范、劉國軒等并眷屬由臺灣至泉州，并把他們送往北京。

      十一月二十二日，清軍班師至澎湖。二十七日返抵廈門，臺灣遂告統(tǒng)一。

7）報捷

      施瑯從1662年上疏議請復臺，至1683年統(tǒng)一臺灣，20余年百折不撓，終酬夙愿，卒成大業(yè)?？滴醢雅_灣的歸附看成是施瑯為清朝“掃數(shù)十年不庭之巨寇，擴數(shù)千里未辟之遐封?！?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臺灣平，自海道報捷。疏至，正中秋，上賦詩旌瑯功，復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賜御用袍及諸服物?，樖柁o侯封，乞得如內(nèi)大臣例賜花翎，部議謂非例，上命毋辭，并如其請賜花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初十日，康熙晉封施瑯為靖海侯，世襲罔替，令其永鎮(zhèn)福建水師，“鎖鑰天南”。

      他在施瑯封侯的“制誥”中，對施瑯大加表彰，指出：“以爾忠勇性成，韜鈐夙裕，兼能洞悉海外形勢，特簡為福建水師提督，前往相度機宜，整兵征進（臺灣）……”“（臺灣）自明朝以來，逋誅積寇，始克殄除。海外遐陬，歷代未錄疆索。自今初辟，悉入版圖。此皆爾矢心報國，大展壯猷，籌劃周詳，布置允當，建茲偉伐，宜沛殊恩?！睖试S在澎湖大山嶼媽宮城內(nèi)及臺南城內(nèi)樣仔林街建生祠，稱為“施將軍祠”，並賜以在臺灣廣大的勛業(yè)地稱為“施侯租田園”、“施侯大租”的收納統(tǒng)歸清朝在臺衙門代行，並保送至北京轉(zhuǎn)交施瑯世襲業(yè)主。

      臺南縣的將軍鄉(xiāng)即因施瑯將軍而得名。

2、臺灣棄留之爭

      廷外的爭論

      施瑯征臺之前，清廷早有臺灣棄留之爭。清廷多北方人，對臺灣的歷史、地理、物產(chǎn)全然不了解，更不知臺灣在國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憚于海上艱險。清廷所以要略取臺灣，其根本原因在于要消滅鄭氏政權，以杜絕后患。

      鄭氏政權滅亡、臺灣剛統(tǒng)一的那年，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年底，朝廷內(nèi)外便發(fā)生了一場關于臺灣棄留的大爭論。

      廷外的爭論，發(fā)生在福建?！肚迨犯?列傳47?施瑯》載：“遣侍郎蘇拜至福建，與督撫及瑯議善后事。有言宜遷其人、棄其地者?！?

      《恭陳臺灣棄留疏》

      在臺灣尚未統(tǒng)一、時機還不成熟的時候。施瑯對臺灣棄留問題只表示“但二穴克掃之后，或去或留，臣不敢自?！保ā毒负＜o事?卷上?飛報澎湖大捷疏》）。

      但是，鄭克塽投降、臺灣回歸后，面對蘇拜等人放棄臺灣的主張，施瑯堅決反對，力排眾議，力陳留臺的重要性，堅持保有臺灣。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施瑯呈《恭陳臺灣棄留疏》（全文見《靖海紀事?卷下》，《清史稿?列傳47?施瑯》有摘要），全文如下：

      “太子少保、靖海將軍、靖海侯、兼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務、臣施瑯謹題。為恭陳臺灣棄留之利害、祈睿裁事：

      竊照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shù)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離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余遙。查明季設水澎標于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余遙。

      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于其間者，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為?？軙r，以為巢穴。及崇禎元年，鄭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lián)絡土番，招納內(nèi)陸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為海逆鄭成功所攻破，盤踞其地，糾集亡命，挾誘土番，荼毒海疆，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六十余年，無時不仰廑宸衷。

      臣奉旨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chǎn)利薄，耕桑并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茲則木棉盛出，經(jīng)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qū)，險阻之域。逆孽乃一旦凜天威，懷圣德，納士歸命；此誠天以未辟之方輿，資皇上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

      夫地方既入版圖，土番、人民，均屬赤子。善后之計，尤宜周詳。

      此地若棄為荒陬，復置度外，則今臺灣人居稠密，戶口繁息，農(nóng)工商賈，各遂其生，一行徙棄，安土重遷，失業(yè)流離，殊費經(jīng)營，實非長策。況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shù)年難以報竣。使渡載不盡，茍且塞責，則該地之深山窮谷，竄伏潛匿者，實繁有徒，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內(nèi)陸之逃軍閃民，急則走險，糾黨為祟，造船制器，剽掠濱海；此所謂藉寇兵而赍盜糧，固昭然較著者。

      甚至此地原為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善能鼓惑人心。重以夾板船只，精壯堅大，從來乃海外所不敵。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無伎倆；若以此既得數(shù)千里之膏腴復付依泊，必合黨伙竊窺邊場，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后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慮。至時復動師遠征，兩涉大洋，波濤不測，恐未易再建成效。

      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界于臺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臺灣則所以固澎湖。臺灣、澎湖，一守兼之。沿邊水師，汛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況昔日鄭逆所以得負抗逋誅者，以臺灣為老窠，以澎湖為門戶，四通八達，游移肆虐，任其所之。我之舟師，往來有阻。今地方既為我得，在在官兵，星羅棋布，風期順利，片帆可至，雖有奸萌，不敢復發(fā)。

      臣業(yè)與部臣蘇拜、撫臣金鋐等會議之中。部臣、撫臣未履其地，去留未敢進決；臣閱歷周詳，不敢遽議輕棄者也。

      伏思皇上建極以來，仁風遐揚，宜聲遠播，四海賓貢，萬國咸寧；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臣服。以斯方拓之土，奚難設守，以為東南數(shù)省之藩籬？

      且海氛既靖，內(nèi)陸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xù)汰減，以之分防臺灣、澎湖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共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參、游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zhuǎn)升內(nèi)陸，無致久任，永為成例。在我皇上優(yōu)爵重祿，推心置腹，大小將弁，誰不勉勵竭忠？然當此地方初辟，該地正賦、雜餉，殊宜蠲豁。見在一萬之兵食，權行全給。三年后開征，可以佐需。抑亦寓兵于農(nóng)，亦能濟用，可以減省，無庸盡資內(nèi)陸之轉(zhuǎn)輸也。

      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一地，雖屬多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勿謂被中耕種，猶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即為不毛荒壤，必藉內(nèi)陸挽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惟去留之際，利害攸系，恐有知而不言。如我朝兵力，比于前代，何等強盛，當時封疆大臣，無經(jīng)國遠猷，矢志圖賊，狃于目前茍安為計，劃遷五省邊地以避寇患，致賊勢愈熾而民生顛沛。往事不臧，禍延及今，重遺朝廷宵旰之憂。

      臣仰荷洪恩，天高地厚，行年六十有余，衰老浮生，頻慮報稱末由。熟審該地形勢，而不敢不言。蓋臣今日知而不言，至于后來，萬或滋蔓難圖，竊恐皇上責臣以緘默之罪，又焉所自逭？故當此地方削平，定計去留，莫敢擔承，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

      會議之際，臣雖諄諄極道，難盡其詞。在部臣、撫臣等耳目未經(jīng)，又不能盡悉其概，是以臣于會議具疏之外，不避冒瀆，以其利害自行詳細披陳。但事關朝廷封疆重大，棄留出自干斷外，臺灣地圖一張，附馬塘遞進御覽。緣系條議臺灣去留事宜，貼黃難盡，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朝庭內(nèi)的爭論

      朝中也出現(xiàn)了關于臺灣棄留問題的激烈爭論?！肚迨犯?列傳47?施瑯》載：“疏（施瑯《恭陳臺灣棄留疏》）入，下議政王大臣等議，仍未決?！?

      廷議大多傾向“棄臺”，認為“此一塊荒壤無用之地耳，去之可也”（《靖海紀事?卷下?恭陳臺灣棄留疏?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人不足以臣?！薄肮聭液Ｍ?，易藪賊，欲棄之”。連康熙帝也一度認為：“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清圣祖實錄?卷112》)。

      甚至極力支持施瑯統(tǒng)一臺灣的內(nèi)閣大學士李光地也認為“應棄”，“臺灣隔在大洋以外，聲息皆不相通”，可以“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納款通貢，即為賀蘭(荷蘭)所有亦聽之”(《榕村語錄?續(xù)集?卷11》)。

      臺灣被納入中國版圖

      在施瑯等人的力爭下，康熙權衡利害關系，最后贊同施瑯的意見，決定留住臺灣，說：“臺灣棄取，所關甚大。棄而不守，尤為不可”（《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清廷經(jīng)過八個月對臺灣棄留之爭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二十一日，“福建提督施瑯請于臺灣設總兵一員，副將一員，參將二員，兵八千；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鎮(zhèn)守其地?！苯?jīng)過大臣們的商議，認為臺灣應當設兵守衛(wèi)為宜。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上召詢廷臣，大學士李霨奏應如瑯請。尋蘇拜等疏亦用瑯議，并設縣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臺灣第一次被納入中國版圖，設臺灣府與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屬福建省，設官治理，與廈門合設道官1員。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瑯又疏請克塽納土歸誠，應攜族屬與劉國軒、馮錫范及明裔朱桓等俱詣京師，詔授克塽公銜，國軒、錫范伯銜，俱隸上三旗，馀職官及桓等於近省安插墾荒。復疏請申嚴海禁，稽核貿(mào)易商船，命如所議?！?

      康熙優(yōu)待鄭氏，稱：“爾等從前抗違之罪，全行赦免。仍從優(yōu)敘錄?！保ā肚迨プ鎸嶄?卷111》）。鄭克塽受封正黃旗漢軍公，劉國軒授天津衛(wèi)左都督總兵。

3、治臺

    《祭鄭成功文》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廿二，施瑯特地備辦祭品，親自廟祭鄭成功，“親為文，祭成功，語簡要，得大體，而微寓其不仇故主之意”(《靖海紀事?施襄壯受降辯》)，留下有名的《祭鄭成功文》。文曰：

      “自南安侯（鄭芝龍）入臺，臺地始有居民（大量泉、漳移民)。逮賜姓（鄭成功）啟土，世為巖疆，莫可誰何！今瑯賴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應為“父弟”）之職也。但瑯起卒伍，于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瑯與賜姓，剪為仇敵，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是而已！”

      祭文短小精悍，情深意摯，坦率表白施瑯的三點態(tài)度：（一）肯定鄭成功三代開基、光復、建設，臺灣才成“巖疆”，誰也無法否定。（二）說明自己擔當風險，不怕失利滅家之誅，專征臺灣，是要效忠朝廷，并雪父弟之仇。仰賴康熙領導，將士用命，才獲全勝。（三）敘述自己與鄭成功原有“魚水之歡”，雖因“中間微嫌”，“釀成大戾”，“剪為仇敵”，但“情猶臣主”。殺降報仇，江湖之士“義所不為”。不殺鄭氏子孫，使其歸順清朝，服從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是存“公義”與報“私恩”，也只能這樣做。

      祭文表現(xiàn)了施瑯坦蕩的胸懷，產(chǎn)生極大的政治影響，使臺灣人心安定，迅速統(tǒng)一，得到康熙好評。

      《收用人才疏》

      臺灣初定，對鄭氏遺留人員，清政(蟹)府曾下一道“一刀切”的命令，規(guī)定“康熙十三年（1674年）以后，凡投誠功未至八等者，追札歸農(nóng)”。為此，施瑯上《收用人才疏》（《靖海紀事》），力陳此非用人之道。

      施瑯提出：“善用人之道，用之不可以拘例，棄之尤不可以驟促?！薄叭粢怨ξ粗涟说?，循例而棄之，已至八等循例而用之，是徒循資格以待人”?！拔粗涟说日?，其才略未必皆遜于已八等之員；已至八等者，其才略未必能勝于未至八等之員?！?

      施瑯提出用人之道必須是“唯擇其精練勇敢者而蓄之”。

      施瑯又指出，倘若按未至八等者棄之，那么“于臺灣新附人員，亦有勇敢、歷練者。一旦棄之，未免屈其已效之力，而辜其已歸命之心”，是不利于臺灣社會穩(wěn)定的。

      是故，施瑯建議由督撫、提將在閩省“親行考驗”，擇優(yōu)錄用，“洪開格外隆恩”，充分發(fā)掘人才，以人盡其用，“于國家未必無少裨也”。況乎前者“鄭克塽現(xiàn)蒙優(yōu)加公爵，馮錫范、劉國軒現(xiàn)授伯爵，國軒更叨天津總兵之任”。

      加意撫綏

    施瑯率師到臺灣后，在《祭臺灣山川后土文》中說：“（臺灣）幅員既入輿圖兮，版籍已登廟堂?！痹凇吨I臺灣安民生示》說：“念（臺灣）土地既入版圖，則人民旨屬赤子，◇保撫綏，倍常加意?！币?guī)定“官兵不許占住民居，弁目不許包鄉(xiāng)社”，“市肆買辦，照依民價無虧”，“斷不允供稱官辦應用，一絲一毫侵取民間”。并發(fā)布《嚴禁犒師示》等三個告示，嚴申紀律，嚴禁騷擾，嚴禁犒師，買賣公平，減租四成。

      對鄭氏遺留的士卒，依其“系外省者，分發(fā)外省各府縣原籍安插；系本省者，即交各府縣原籍安插”；“愿歸農(nóng)者，則聽其歸農(nóng)；愿逐伍者，則暫撥在從征各鎮(zhèn)營農(nóng)伍。”

      同時，“以臺地肥沃，土曠人稀，奏設官莊，召民開墾，按其所入，以助經(jīng)費?！保ㄟB橫《臺灣通史?卷8?田賦志?官莊》，商務印書館，1983年10月）

      通過這些措施，深得臺灣人民（尤其擁鄭臣民）和原住民的歡迎，對安定民心起了良好的作用。因此，“市肆不驚，耕耘如故，士民壺漿簞食以迎”（《靖海紀事?襄壯公傳》）；“各鄉(xiāng)社百姓，以及土番，壺漿迎師，接踵而至……咸皆欣欣踴躍?！?

      力請蠲減租賦（《壤地初辟疏》）

    臺灣統(tǒng)一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七、八月間，即令福建當局議定臺灣錢糧數(shù)額，大多認為“其地沃饒，賦宜厚。”工部侍郎蘇拜等也堅持“所議錢糧數(shù)目，較偽藩鄭克塽所報之額，相去不遠。”

      為此，施瑯上《壤地初辟疏》（《靖海紀事?卷下》），主張“輕賦薄斂”，核減數(shù)目。

      施瑯據(jù)實指出，臺灣初定，鄭氏的“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人去業(yè)荒”。

      他堅決否定工部侍郎蘇拜等的意見，認為“在鄭逆當日，偽稱一國，自為一國之用度，因其人地，取其餉賦，未免重科?！?

      對于蘇拜提出興販東洋之臺灣白糖一事，施瑯指出，臺灣興販東洋白糖一項，歲定額二萬石，“不足之數(shù)，聽其在本省(福建)之內(nèi)采買”，運抵臺灣，再由臺灣興販東洋?！昂伪臼?福建)而不可興販(東洋)，必借臺灣之名，買白糖赴彼(東洋)興販？”施瑯直接點破，此皆蘇拜等“慮彼(臺灣)中之錢糧不敷，婉為籌度湊足良法”。由此可見，臺灣“錢糧一時未能裕足故也”。

      施瑯認為，臺灣初定，即加重賦稅是行不通的。現(xiàn)在如若重征賦稅，則“道府責成所系，必奉行催科”，兼以鄭氏時所征“乃時銀，我之所定者乃紋銀，紋之與時，更有加等”，其結(jié)果終難“保無釀成地方之禍”。因此力主“海邦新造，正宜輕稅斂，以示國恩?！?

      最后，施瑯指出，他所以議守臺灣，“非以因其地而可以加賦也”，守臺灣實屬“關系數(shù)省地方安?！?。目前對臺灣的“留心安集撫綏，俾回民樂業(yè)，億兆歡戴”，正是為了“數(shù)年后，人戶盛繁，田疇悉易，賦稅自爾充溢，斯時有增無減，豈待按數(shù)而征哉”!

      由于施瑯極力堅持，康熙帝不但批準裁減臺灣當年應納稅谷十分之四，而且次年又減賦額十分之四。從而使臺灣賦稅較鄭氏時期幾乎下降百分之六十（山田伸吾《臺北縣下農(nóng)家經(jīng)濟調(diào)查書》）。從而使臺灣人民得以休養(yǎng)生息，有力地刺激了當?shù)厝嗣竦纳a(chǎn)積極性，促使臺灣經(jīng)濟迅速復蘇。

      通商興販

      臺灣統(tǒng)一后，隨著海疆的開發(fā)，人口的增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臺灣商貿(mào)活動也日益興盛，紛紛出海貿(mào)易。“臺灣商船皆漳、泉富民所造，渡海貿(mào)易，以博贏利，一時商務繁盛”（連橫《臺灣通志?卷20?糧運志》）。臺灣大商人“人置漁舟，家有商舶”（徐懷祖《臺灣隨筆》，載《水方壺齋輿地叢書》）。

      當時臺灣頗負盛名的“三郊”、“郊商”，“各擁巨資，以操勝算?！薄澳现聊涎?，北及天津、牛莊、煙臺、上海，舶艫相望，絡繹于途，皆以安平為往來之港?！保ㄟB橫《臺灣通志?卷25?商務志》

      反對“遷界”

      施瑯一向關心沿海百姓的安寧，一開始就堅決反對“遷界”。他說：“自古帝王致漢，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復割棄？”可惜，他的這一高見，一直到1683年他率兵統(tǒng)一臺灣后再“請于朝”，沿海遷民才“悉復其業(yè)”。

      于是被棄的民田“漸次墾辟”，從福建到廣東，沿?！昂帖湣?，“一望良疇”。

民眾無限感激，稱：“臺灣未平，此皆界外荒區(qū)。平后，而荒煙野草復為綠畦黃茂，圮墻頹垣復為華堂雕桷。微將軍（施瑯）平海，吾等無以安全于永久也?！?

      立嚴規(guī)以限開海（《論開海禁疏》、《海疆底定疏》）

      在海禁問題上，施瑯先是他主張開海禁，海禁既開，又要求嚴加限制。連橫《臺灣通史?卷7?產(chǎn)役志》（商務印書館，1983年10月）記：“克臺之歲，旨下福建督撫，凡渡臺者禁帶家眷，而瑯亦請申海禁，不許惠、潮之人入臺，故多漳、泉人?！?

施瑯“請申海禁”，見之施瑯上康熙帝的《論開海禁疏》和《海疆底定疏》（《靖海紀事》）。

      施瑯《論開海禁疏》認為，“安不忘危，利當思害，茍視為已安已治，無事防范，竊恐前此海疆之患，復見不遠。”“臺灣、澎湖新辟，遠隔汪洋，設有藏機叵測，生心突犯，雖有鎮(zhèn)營官兵汛守，間或阻截往來，聲息難通，為患抑又不可言矣！至時必有以禁止貿(mào)捕之議復行?！币虼私ㄗh對出海貿(mào)捕相應進行必要的管理與限制。

      在《海疆底定疏》里，施瑯一方面肯定“深念海宇既清，生靈涂炭多年，故大開四省海禁，特設官差定稅，聽商民貿(mào)捕，群生感沛之均沾”。另方面卻主張立嚴規(guī)以限開海，即所謂“展禁開海，固以恤民裕課，尤須審弊立規(guī)”。

      其理由如下：

      其一，防止鄭氏殘余勢力與沿海商民勾結(jié)卷土重來。

      施瑯說，“海禁既展，沿海內(nèi)外多造船只，飄洋貿(mào)易、捕采，紛紛往來，難以計算，水師汛防無從稽察?！碧貏e是鄭氏殘余勢力尚存，如“南之柬埔寨，尚有偽鎮(zhèn)楊彥迪下余孽黃進，聚艘百余號；北之浙江烏洋，尚有房錫鵬殘黨及撫而復叛之劉會，集艘數(shù)十只”。

      施瑯認為海禁既開，“內(nèi)陸人民、奸徒、貧乏不少”，若隨意赴海外，則內(nèi)陸人口“漸見日稀”。因此提出，“赴南北各省貿(mào)易并采捕漁船”，要由督、撫、提“畫定互察牽制良規(guī)，以杜泛逸海外滋奸”。施瑯且以“前此海疆之患，復見不遠”為警語，提醒康熙帝重視。

      康熙帝接受施瑯的奏請，如連橫《臺灣通史》所云的“旨下福建督撫，凡渡臺者禁帶家眷”；“不許惠、潮之人入臺”；入臺人員需經(jīng)廈、臺的海防同治批準、給照。

      這種消極政策，皆源于預防大陸人民與鄭氏殘余勢力的勾結(jié)。開始時，主觀上以為單身渡臺人民“皆無妻孥……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萌異念”。但是時間一長，弊端也就出來了，所謂“客莊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shù)十萬之傾……無室家宗族之系累，欲其無不逞也難矣。婦女渡臺之禁既嚴，又不能驅(qū)之使去，可為隱憂”。（蔣炳釗、田鈿點校：藍鼎元《鹿洲全集?卷11?粵中風聞臺灣事論》，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

      因此后來，藍鼎元吁請“凡民人欲赴臺耕種者，必帶有眷口，方許給照載渡，編甲安插”。（蔣炳釗、田鈿點校：藍鼎元《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

      其二，關于商民出國貿(mào)易問題。

      施瑯提出必須壓制中小商民自由進行海外貿(mào)易。

      施瑯說，海禁既開，“販洋貿(mào)易船只，無分大小，絡繹而發(fā)，只數(shù)繁多，資本有限，餉稅無幾。不惟取厭外域，輕慢我非大國之風；且借公行私，多載人民，深有可慮?！奔瓷堂褡杂沙龊ＹQ(mào)易是有傷國體，特別是怕商民與鄭氏殘余勢力勾結(jié)。

      施瑯認為，“臺灣難民，尚荷皇上德意，移入內(nèi)陸安插。今內(nèi)陸之人，反聽其相引而之外國，殊非善固邦本之法”。再三強調(diào)“雖許其貿(mào)易，亦須有制，不可過縱”。

最后，以警言上康熙帝：“我朝御極以來，凡有?；?，精騎一到，率土咸服；獨此海氛，積年負抗，調(diào)撥勞費，動關億萬，未獲削平”，所以應該“思患預防，不可一日廢弛。”

      穩(wěn)定臺局

      施瑯的父親和弟弟為鄭成功所殺，其后，在鄭經(jīng)時代，他的家族又有70余人死于鄭氏之后。但施瑯不修舊怨，正確對待鄭氏后裔和部屬，從未對鄭成功的后代采用過任何的報復手段，不殺鄭氏一人，鄭氏人眾俱得妥善安置，穩(wěn)定臺灣的社會和經(jīng)濟秩序。

      《清史稿?列傳47?施瑯》也記載：“人謂瑯必報父仇，將致毒於鄭氏?，樤唬骸^島新附，一有誅戮，恐人情反側(cè)。吾所以銜恤茹痛者，為國事重，不敢顧私也。'”

      入臺后，施瑯果不食言。不僅不殺鄭家一人，見到降清的鄭克塽等人時，與之“握手開誠，矢不宿怨?！睂⑧嵖藟u、劉國軒和馮錫范等鄭氏重要官員，以及晚明宗室，一并載入內(nèi)陸，送督撫妥善安排。對劉國軒等有功人員授予爵秩，予以重用。“禮待優(yōu)厚，出鄭氏望外”（《靖海紀事?施德馨“襄壯公傳?施襄壯公受降辯”》）。

4、駐防廈門

      在福建水師提督任上，施瑯先后兩次向康熙提出年老退休要求，康熙兩次挽留。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入覲，溫旨慰勞，賞賚優(yōu)渥。上諭瑯曰：‘爾前為內(nèi)大臣十有三年，當時尚有輕爾者。惟朕深知爾，待爾甚厚。后三逆平定，惟?？軡摀?jù)臺灣為福建害，欲除此寇，非爾不可。朕特加擢用，爾能不負任使，舉六十年難靖之寇，殄滅無馀?；蛴醒誀柺压︱湴?，朕令爾來京。又有言當留勿遣者，朕思寇亂之際，尚用爾勿疑，況天下已平，反疑而勿遣耶？今命爾復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樧嘀x，言：‘臣年力已衰，懼勿勝封疆之重。’上曰：‘將尚智不尚力。朕用爾亦智耳，豈在手足之力哉？’命還任?！?

      施瑯不但善于征戰(zhàn)，而且高度重視建設，駐防廈門時，創(chuàng)下不少業(yè)績。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軍占領廈門，總督李率泰令墮島城，廈門一片荒涼?？滴醵辏?683年）臺灣統(tǒng)一后，施瑯除上表《恭陳臺灣棄留疏》籌措開發(fā)臺灣外，還及時上表奏請重建廈門城、開通海禁開展海上貿(mào)易，為把廈門建成為通商口岸作出貢獻。

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683—1685年），施瑯重建并拓展廈門城，恢復廈門的生產(chǎn)秩序，使廈門“圮墻險垣復為華堂雕桷”。該城于1919年拆除，現(xiàn)在工人文化宮后尚存城垣一堵。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施瑯在鷺江海濱辟建海關大館，在原塔仔街辟建廈門海關監(jiān)督署，俗稱戶部衙門，占地數(shù)千平方，依山而筑，規(guī)模宏偉，高處可以觀海。民國初年由末料武狀元黃培松（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黃培松》）改建為江夏總堂。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施瑯除在島上部署兵營外，又在城中心建成福建水師提督署，還配建有“足觀堂、澄心堂、八風亭、方池怪石”諸景觀，署前巨榕成蔭，無數(shù)白鷺巢棲其上，是廈門稱為“鷺島”的標志。

      施瑯還在提督署后“鑿海筑提，引流入池”，“因地高下，為齋為亭……”，辟建了一座“各極幽曠”的大型賓館“來同別墅”。從當時鄭纟贊祖的《來同別墅記》，可以看出施瑯又是一個園林設計師。來同別墅除接待往來官員外，同時接待“外國之梯航來此者”，可謂廈門最早的國際賓館。現(xiàn)在廈門的新華路與大同路交界處的民巷中，仍可找到來同別墅的斷柱殘礎。

      施瑯還是廈門各重要旅游景觀的保護者和建設者。據(jù)《廈門志》載，廈門南普陀，“初名泗洲，宋?治平（1064一1067年)間改普照院，元?至正間廢，明?洪武間毀于兵……國朝康熙間，靖海將軍施瑯重建，改名南普陀，左右有鼓山鐘山，有洞名‘六月寒洞’；左有云巢，又有石筧以引水。”可見施瑯當時重建南普陀已初具規(guī)模。

      廈門萬石植物公園最重要的景觀，即萬石巖，“國朝康熙間，施瑯建寺”，即今之萬石蓮寺。

      施瑯平臺凱旋后，在廈門城西建朝天宮崇祀媽祖，原址已毀。（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媽祖》）

      施瑯晚年致力于公益事業(yè)，還于晉江、泉州、廈門等地修橋造路，興辦學校。他在廈門今將軍祠路興建施氏宗祠和施氏家塾——鷺津書院，在家鄉(xiāng)興建施氏大宗祠（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祠堂?衙口施氏宗祠》）等。

四、身后評價

      《清史稿?列傳47?施瑯》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一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農(nóng)歷三月二十一），卒於官（廈門任上），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傅，賜祭葬，謚襄壯（命官3次諭祭，并于泉州府學前建祠祀之）。子世綸、世驃，自有傳；世范，襲爵?！保▍⒁娙輾v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施世綸、施世驃》）

      康熙帝在三次諭祭中，分別評價施瑯為“忠勇性成”；“果毅有謀，沉雄善斷”；“材武性成，謀猷夙?！?。（《靖海紀事?卷下?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三次諭祭文”》）

      施瑯葬在惠安黃塘虎窟口（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古墓?施瑯墓》）。

      其時，“兩島八閩皆頃德”，紛紛為之樹碑揚譽。泉州府城陽義鋪立康熙制詩句“上將能宣力，南紀盡風【蟹】流”坊，石獅“南邦寄重”坊，廈門今將軍祠路“勛高大樹，愛永甘棠”坊（已圮），廈門鎮(zhèn)南關“功敷海表，澤普天南”坊（已圮），同安“績光銅柱”坊等，表彰施瑯的豐功偉績。他的后人把他戎馬生涯中的奏折文章輯成《靖海紀事》一書傳世。（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碑坊》）

      楊海英《施瑯史事探微》（《清史論叢》2006年號）對施瑯的評價是：“施瑯一生中最大的業(yè)績是爭取臺灣。當他奉命出征時，是在清朝入關三十多年、明鄭政權進入后期，鄭經(jīng)‘已無復西征之意’，抗清復明目標消失，陷入‘封建割據(jù)’。清朝則不僅消滅了大陸上的南明政權，而且也基本平定三藩，人心向往和平安定，發(fā)展成為當時歷史的主旋律。施瑯的舉動順應了歷史潮流，他在清朝的建樹與洪承疇（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泉州人名錄?洪承疇》）在清朝的作為，并非五十步效百步，兩者不能同日而語?！?

      許在全《如何正確評價施瑯》〔泉州社科規(guī)劃資助課題〕認為：“從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觀點評價施瑯，施瑯的最主要歷史功績，是他堅持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持國家的統(tǒng)一。他為中華民族爭取到212年的時間，即從1683年統(tǒng)一臺灣，至1895年不平等的“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在這二百多年的時間內(nèi)，臺灣人口從20萬人增至320多萬人；行政區(qū)域從一府三縣，增至一省、三府、一州、十六縣和六廳。施瑯為多民族統(tǒng)一的封建國家的建立，為臺灣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和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百度爭議

反方觀點：

      施瑯是明之貳臣而非英雄。就當時情勢論，明是夏清是夷，明是中國正朔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瑯降清于文化上是棄夏歸夷，于政治上是明正統(tǒng)之叛臣，施瑯與鄭氏恩怨不能成為其降清托詞。施瑯大節(jié)既虧，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后有何功績，士大夫名節(jié)已壞，余事皆不足論。儒家不以成敗論英雄，若施瑯是英雄，其如蕺山一堂師友自裁殉國何？夫子不與以德報怨，其理正與此同。至于施瑯統(tǒng)一臺灣，實與文不與而如其仁。雖然，又豈可因之而洗卻貳臣污名耶！

正方觀點：

      （一）氣節(jié)道德。明之貳臣，雖然可以說氣節(jié)有虧，談不上不光彩，但是，因此就不對其一生行事做具體分析而全盤否定其人，不能說是歷史主義。毛(蟹)澤(蟹)東說自己一生干了打敗蔣介石、發(fā)動文化大革（蟹）命兩件事，后人以三七開論功過?！笆看蠓蛎?jié)已壞，余事皆不足論”不僅是理論上的極端道德主義，也是方法論上粗暴的簡單化。在此基礎上引出“蕺山一堂師友自裁殉國”并立為圭臬，更是脫離實際。蕺山固然可贊可嘆，但用來作為一般標準，則不免陳義過高，責人太苛。即以明末三大儒論，船山隱逸，自不能比；默許學生子弟入朝為官修史的顧、黃更是污名難洗。以信仰審判歷史，結(jié)果只會導致歷史虛無主義――“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沒有一日得行天地之間”的歷史，豈非萬古長夜？實事求是的說，施瑯不會因收復臺灣的功業(yè)而成為道德上的圣賢，也不應因降清（且不說背景復雜）的品格污點而動搖其作為國家功臣的地位。

      （二）再說夷夏之辨。首先是語境不同。在我看來，滿漢之爭跟歷史上的“中原逐鹿”一樣，是權力之爭，文化的意義倒在其次，這在后來的有關政策中表現(xiàn)得十分清楚。眾所周知，孔子的理想是王道和禮治。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以社會秩序代政(蟹)府秩序，以文化組織代政治組織。由于其思想體系中沒有也不可能有近代國家概念，強調(diào)突出文化的邊界意義是自然的、必要的。但是，我們所處的今日中國，是一個在世界近代史進程確立的多元一體之“五族共和”的政治架構(gòu)。如果無視這一基本事實，株執(zhí)夷夏之辨的文化中心主義，將民族文化的差異可以放大凸顯，只會是仇者快而親者痛。如果真有什么“政治不正確”，應該就是指這種情況吧？各部族之間的征戰(zhàn)自然會產(chǎn)生各民族的英雄傳奇，它的歷史意義是不朽的，其精神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義。但是，作為居于主干地位的漢族，在處理這些歷史人物時顯然需要更多的細心和謹慎；具體到在面對施瑯平臺這一個案的時候，顯然更應該把版圖、利益這樣的概念放在思考的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