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8日，上海的龍美術館舉辦文物大展，這個展覽中有我的藏品，主辦方邀請我去參加開幕式。我以自己固有的慣性，借此提前出行，籌劃了幾程尋訪之旅，8月13日到達了第一站南京。在朋友的安排下，南京的尋訪過程進行得很是順利，然而在第二天中午，我卻收到了一條意外的短信：“聽說楊成凱老師去世了？”我的第一反應是這怎么可能？！因為三天前我還跟楊先生通過電話，那通電話我們聊的時間并不短，盡管他說話的語氣已經(jīng)沒有了以往的那種中氣，但依然口齒清晰，邏輯縝密，我不相信音容笑貌仍在眼前的楊先生，就此遽然而逝。

幾個月前，濟南的周晶先生將自己珍藏多年的善本中所有關于山東的文獻，一并轉(zhuǎn)給了山東省圖書館，省圖專門為此給周晶先生出了一本紀念圖錄。李勇慧館長給我來短信說，周先生想把我寫他的那篇訪談作為序言，問我是否同意，我說只要覺得能用，當然沒問題。前不久，我收到了這本圖錄。周晶先生來信讓我把其中一本轉(zhuǎn)給楊成凱先生，我立即將圖錄快遞了過去，第二天就收到了楊先生的短信，說書收到了，為此表謝意。

近幾年楊先生的身體狀況一直不是太好，以朋友們的看法，總認為他其實沒有大病，但是他心事重，把這個事情看得很嚴重，為此常常休息不好。在楊先生生病前的十幾年，他應該是與我通話最多的人。我說的這個“多”，不單純指頻率，有時候一通電話能聊上兩三個小時。他生病之后，我就不敢再影響他休息，漸漸改為短信。今年的上半年，我把《芷蘭齋書跋》四集趕寫了出來，四集的主題是古代的詞集，而詞集正是楊先生的拿手專藏。幾十年來，他的藏書雖然也很多樣，但始終以詞別集作為最重要的專藏。去年，楊先生收到我的書跋三集時，曾在電話里告訴我，此集中所收的某篇關于詞集的文章，有個說法并不必然，因此他命我今后再寫到詞集時，可先給他過目，再行發(fā)表。四集寫完后，我當然還記著楊先生的囑咐，但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猶豫了幾次，沒好意思張口。上個月他給我打來電話說起某件事，我馬上借此機會斗膽提出，能否幫我審核一下書跋四集。然而我在電話里明顯地感覺到，他在語氣上有所猶豫。我開始后悔提出這個不情之請，果真楊先生說，他曾答應幫我審核詞集，但是現(xiàn)在確實難有這個精力。僅在今年，他已經(jīng)在醫(yī)院里三進三出，幾天前剛剛從協(xié)和醫(yī)院出院回家，但是狀況仍然不好，回來后持續(xù)低燒。他說現(xiàn)在難以坐在寫字臺前看電腦，但又覺得，經(jīng)過這一段的治療，雖然病因并未確定，但總體感覺腿已經(jīng)不再那么疼痛。他的語氣中透露出了少有的輕松，這讓我的惴惴不安也稀釋了很多。

正因如此，我不能相信這幾天的巨變。于是，我反問這位上海朋友，他從哪里聽到這個消息。朋友告訴我，他是偶然聽到其他人在跟陳先行先生說話時講到這件事。陳先生跟楊先生是交往多年的諍友，我認識陳先行也是楊先生介紹的，我覺得找他證實這個消息應當最為確切。本來，楊成凱先生的夫人陳老師我也認識許多年，但我無論如何也不敢給她打這個電話，萬一不是這么回事，我豈不成了喪門星。于是去電給陳先行先生。他沉吟了一下告訴我，情況確實如此，自己也是剛剛得到的消息，楊先生在當天凌晨去世了。他準備趕到北京去看看情形，但北京方面告訴他，有可能在本月的19日或20日舉辦追悼會，讓陳老師等到追悼會時再來。

得到這個確切消息，我的心情瞬間大壞。近幾年也許是自己馬齒徒長，幾乎每年都聽到書界的朋友棄世而去。本來這個不大的圈子，因為這種凋零，而變得愈發(fā)寂寥。這種局面讓我漸漸懂得了珍惜，祈盼著每一位朋友都能長命百歲地活下去。老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越是擔心的事情越會發(fā)生。楊先生這幾年雖然常跑醫(yī)院，但總的來說，大家對他的情況還都是很樂觀。每次跟楊先生通電話的時候，雖然他的語態(tài)中始終有著若有若無的擔心，可是他每次電話里都會過問書界的動向，于是我漸漸地能夠感覺到，他的樂觀是隱藏在他的擔憂之下。

我跟楊成凱先生交往的時間不長，大約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如此算來，也就二十余年時間，然而，他對我的藏書觀念卻產(chǎn)生過重大的影響。我能結(jié)識楊先生，是范景中先生之介。當時我買到了一部批校本，但不敢確定書中墨跡的真?zhèn)?，于是去電范老師。那時候范老師已經(jīng)離開天津，到杭州去任教，而那個年代，電腦與網(wǎng)絡還不普及，無法發(fā)書影給他，于是范老師建議我去找他在北京的朋友楊成凱先生。我記得自己帶上書，就在某個飯店的門口第一次見到了楊先生。我喜歡他身上那種恂恂儒者之風，他說話的姿態(tài)，從無急促語，每次在說話之前都要沉吟一下，以便組織成有著嚴密邏輯關系的句子。因為他的這種謹嚴，使我二十余年來從未敢跟他開一句玩笑，每次見到他，都會瞬間產(chǎn)生發(fā)自內(nèi)心的敬畏。認識他十幾年后，某次在琉璃廠看書時與他相遇，我忘記是怎樣的一個語序，總之，有幾個朋友開起玩笑來，讓我拜楊先生為師。我馬上借朋友的話題說，自己早就跟楊先生提出過這個申請。而楊先生卻立刻正色地說，都是朋友，這可不敢當。但無論如何，其實我早已在心里把他作為師長看待。

那個時候，古籍已走入拍場，書界的格局為之大變。這種轉(zhuǎn)變讓有著傳統(tǒng)情結(jié)的前輩十分排斥，我所聽到的知識分子言論，大多是一片罵聲，認為古書走入拍場，是把文化知識當古董來販賣，使知識分子更難讀到想看的書。這種言論正確與否我不想評論，在之后的年月中，事實證明以這種眼光來看待古書走入拍場，確實是帶有感情色彩的偏見。然而楊先生卻始終沒有這種情結(jié)，從嘉德的第一場古籍拍場會開始，他只要有時間，就會到拍場上去現(xiàn)場參與。雖然囿于財力，有些他想要的書并不能拍到手，但從沒有痛失后的怨恨。他一直告訴我，即使到今天，書價也沒有漲到與其價值相匹配的應有價位。這種與時俱進的開明觀念，讓他在書圈受到很多愛書人的贊賞。

古籍拍賣興起的前十年，其實發(fā)展速度并不快，當時舉辦古籍專場的拍賣公司僅有北京兩家和上海兩家。因此，京滬兩地也就成為愛書人南來北往的要點。但不知什么原因，楊先生只參與北京的古籍拍賣會，從未到上海來參加過。但他仍然對此很是關心，每次收到拍場圖錄后，我們都有長時間的通話，當然主要是我向他請教應該買哪些書，哪些書應該舉到什么價位。而楊先生也會讓我到預展現(xiàn)場去幫他查看他所感興趣的拍品，當然這些拍品主要是詞集。我每次在現(xiàn)場看書時，會給他撥通電話，他在電話里會指揮我翻到第幾頁，看看這一頁有什么印跡，或是讓我查看某頁第幾行第幾個字是什么寫法。他對古代詞集的熟識程度讓我極為佩服。有時候我在某處遇到某書時，也會給他打電話，在電話里他沒有查任何資料，就能告訴我，某書的某個版本有哪個特殊的標記。如果有這個標記，應該多少錢買；如果沒有這個標記，則要查看另外一個特殊點，然后再說出另外一個價位來。在我的交往中，對版本的關注度之深、了解之詳，對市場把握之準確，這幾項的綜合得分，我認為沒人能夠超過楊先生。

我跟楊先生的交往，不僅在版本知識方面受益，跟書圈的交往中，楊先生也給我做了很多的友情鋪墊。例如，那個時候我想拜識書界耆宿潘景鄭老先生，楊先生馬上跟上海的陳先行先生聯(lián)系，然后把聯(lián)系電話告訴了我。陳先生告訴了我潘老的情況，并稱潘老近日微恙臥床休息，希望我過一段再去拜訪。然而這一過，就變成了永別，沒能在潘老生前向他老人家請益。每每想到此事，都覺得是一個大遺憾。但因這件事，我卻結(jié)識了陳先行先生，在今后多年的交往中，跟陳先生變成了亦師亦友的關系。后來，上海圖書館舉辦了三十多年的“上圖大講堂”也想搞一期關于目錄版本方面的專題，為此請了李致忠先生、楊成凱先生、陳先行先生和我四人，他們?nèi)欢际菄壹壍膶＜?，唯有我是個玩票的，為此我一直感念陳先行先生的厚愛。而每當這時，我也會想起楊先生，為了能夠讓我開眼界、長見識，給我介紹了一系列老師。

江澄波先生和黃裳先生也是楊成凱先生介紹我相識者。我記得某年自己又到南方來參加拍賣會，同時已經(jīng)開始了我第一次的古代藏書樓尋訪。記得當時前來蘇州時，我希望得到江澄波老先生的指導，因為讀過江老的一些著作，知道他熟于掌故，肯定知道許多藏書樓的舊址。楊先生很支持我的尋訪計劃，于是他給江老和黃老分別修書一封，并且把信拿給我，讓我?guī)е湃ヒ娝麄?。這樣的老禮兒，今天似乎很少被人使用了。我在蘇州見到了江老，江老接信之后，很高興地向我講解楊先生前來他的店里看書時的情形，大夸楊先生眼力很好。而接下來的幾天，江老帶著我走街串巷，尋訪古代藏書樓，一路上給我講當年他跟著祖父一起與藏書家交往的故事，這些故事我從未在其他的書中讀到過。后來在上海，到黃裳先生家拜訪。黃裳先生以訥于言聞名于書圈，然而見到了楊先生的介紹函，他立刻熱情了許多，向我詢問楊先生的近況，同時給我拿出來了二十余部善本，讓我欣賞。正因為楊先生的介紹，使我跟黃裳先生相識后的幾年，每到上海，大多都會到他家里去看書。而黃裳先生的藏書故事，楊先生也給我講過許多。這些書界的八卦，讓我眼中的黃裳先生變成了一位表面嚴肅、內(nèi)心有趣的好玩兒老頭。

周晶先生在齊魯書社當總編輯時，因為他個人的愛好，再加上社里的出版方向，由此辦起了《藏書家》。正是楊成凱先生的介紹，使我的書樓尋蹤開始在《藏書家》上連載。其實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一組文章寫得很差勁，無非是尋找過程，加一些我抄來的資料。但楊先生卻特別鼓勵我，他說這種文章看似簡單，卻沒人肯下工夫去做，因為這種尋訪不只是要付出金錢和辛苦，確定地址的查找過程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他說這樣的書今后一定要結(jié)集出版，因為這種書的價值今后人們才能意識到。正是他的鼓勵，我的第一輪尋訪藏書樓陸陸續(xù)續(xù)跑了五年，后來續(xù)集出版后，趕快奉送給楊先生。他看后高興地說，這樣的書他愿意收藏著。正因為他的鼓勵，近些年我又開始了新的一輪尋訪，這次的尋訪比以往擴大了范圍。雖然這些書還沒有寫出來，但我每每想到自己的這個小小成果，就會想起楊先生對我的鼓勵。

雖然我知道楊先生的學業(yè)專攻是在語言學方面，但我跟他的交往始終側(cè)重的是目錄版本。他為什么對版本有那么好的眼力，關于這一點有不少的朋友問過我，其實我也不知詳情。我只知道，他自小就喜歡藏書。他是天津人，而范景中先生也是天津人，我也在天津生活過一些年。正因為這層關系，天津古籍書店的老員工時常跟我提到他們兩位，這讓我多多少少耳聞了一些傳說。比如有人告訴我，楊先生的父輩就曾經(jīng)經(jīng)營過古書，再加上他自己的學術素養(yǎng)，這兩項加在一起，就成了超過常人的鑒定眼光。他在琉璃廠也時常買書，我所知道的他買書最多的一次是2003年的文化遺產(chǎn)書店開業(yè)。文化遺產(chǎn)書店開業(yè)，是書界的一件大事，它對藏書界的影響至今還沒有顯現(xiàn)出來。因為按照老的傳統(tǒng)，中國書店都會把最好的版本賣給公共圖書館。有那么些年，私人藏書者從舊書店里買不到像樣的善本，偶爾買到也只是因為對方?jīng)]有看好撿個漏，這就如同中獎，并非常態(tài)。而文化遺產(chǎn)書店的開業(yè)，則是專門把善本庫中一大批書拿出來供應市場。這種情形，書友的激動可想而知。楊先生當然知道這是個機會，他跟我直說，現(xiàn)在手里沒有那么多錢，讓我先把一些詞集買下。于是我把架子上的詞集目錄全部發(fā)給他，他畫勾之后由我付款，將其買下。當時得到的幾十部詞集，楊先生說只有一部他畫勾者我沒能買到，他知道是被誰買走了。楊先生認為這是被人掐了尖兒，于是有些不高興。當時我還不太能理解，認為已經(jīng)買到了幾十部，為什么要在乎其中一部沒有到手的。后來楊先生才詳細地給我講解了那部書的價值所在。

那批詞集買下后，我全部送到了楊先生家里。為了避嫌，我跟楊先生講，既然他喜歡藏詞集，那么遺產(chǎn)書店所有的詞集我一部也不要，并且向他保證，今后在拍場會上遇到的詞集，只要他提出來要，就一律歸他，除非他不想要者，我再去買。這個承諾我一直堅持到他去世的這一天。遺產(chǎn)書店的那批詞集拿到他家里，他說看后有一些自己也并不想要，于是過了一些年，他不要的那些詞集全部歸了我。我說詞集您喜歡留的都可以留下，但有一個要求，您要告訴我為什么哪些詞集您留下了，而哪些不想再留。他笑著跟我說：我全都想留下，但沒有那么多錢呀。

在目錄版本方面，其實楊成凱先生的眼界很寬，人們總因為他喜歡藏詞集，就認定他只對詞集熟悉，其實他在目錄版本方面的學問要遠遠超過詞集的范疇。2002年初，國家圖書館舉辦了一次文化收藏系列講座，當時請了多位大家來主講，我最熟識者當然就是楊成凱先生和黃永年先生。楊先生當時的主講內(nèi)容是“明代刻書鑒賞”，我特別欣賞楊先生的講課風度。他不拿講稿，而是寫幾張小紙片，隨時換下一張捏在手里，然后站在黑板前，不看聽眾，自己在那里縝密地講述著。至今我還保留著當時的聽講筆記，因為楊先生講課不是講大套路和大道理，而是很實際地講出哪些書的哪些版本最為難得。比如，他講到明代《唐人詩集》很稀見，且版本甚好，因為該書的底本出自宋刻。他又講到《顧氏文房小說四十種》，明吳元恭所刻《爾雅》單注本，講到黃省曾刻的《楚辭》的價值，也講了張之象刻的《史通》、涂楨刻的《鹽鐵論》等，使我知道這些書在明刻本中的珍罕，也讓我在后來買書過程中撿到了他所講到的大多珍罕之本。大約十五年前，上海的某拍場上出現(xiàn)了一部張之象本的《史通》，楊先生命我必須拿下。然而這部書在現(xiàn)場拍賣時因遠遠高過了我的估價，最終被他人拍得。楊先生在電話里居然跟我急了，他說這么好的書都讓你放過了，你還想藏怎樣的版本呢？這是我跟他這些年的交往中，唯一一次讓他發(fā)脾氣。但事后我也明白，他真是希望我能得到更多的好書，而讓自己的收藏體系更加完整。以這種姿態(tài)對待書友者，在我的經(jīng)歷中似乎是極少的事例。

這么多年來，其實跟楊先生交往中發(fā)生了太多的事，但面對他突然離世，讓我語無倫次，不知道說些什么。在旅行途中聽到這個消息，我一夜未曾睡好。第二天中午在南京火車站候車室收到了陸灝先生的短信，命我寫一篇跟楊先生交往的紀念文章。于是在車站里就開始拉雜地寫了起來，直到下火車也沒能理出來一個完整的思路。但無論怎樣，我所寫的也不能真實地表達出我對楊先生的懷念之情。這是何等的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待我平靜下來之后，再仔細地回憶楊老師給予我的教誨吧。 ■

2015年8月15日草于南京至無錫的高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