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國藩與李鴻章的微妙情誼 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在江寧兩江總督官署病故，時年61歲。李鴻章得此噩耗即致書曾國藩的兩位公子曾紀澤、曾紀鴻，痛表哀悼。在給他人的信中，李鴻章的悲哀之情也流露無余。他在挽聯(lián)中痛悼：“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筑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nèi)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彼陌礋o疑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因為曾國藩對他確有“知遇之恩”。但曾、李關(guān)系卻并非如此簡單，而是極其復(fù)雜：由師生、主賓變?yōu)樯舷?、同級，可謂多重。儒家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師生之倫”，他們都以儒學(xué)正統(tǒng)自居，自然要踐行“師生之倫”；但后來又是官場中的上下級乃至平行同級的官員，各有各的利益需要維護，不免也有矛盾。如何處理師生倫理與現(xiàn)實的官場邏輯，頗為微妙。當(dāng)然，作為洋務(wù)派的領(lǐng)袖，他們在維護洋務(wù)派和“地方”利益方面，與頑固派的斗爭中、與“中央”的博弈中更多地是互相支持，配合不錯。 進入曾幕 曾、李關(guān)系可追溯到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與曾國藩的交往。李文安與曾國藩同是戊戌年（1838）進士，因此有“同年”之誼。李鴻章在未中進士之前，與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曾國藩門下，拜曾為師，學(xué)習(xí)八股文、試帖詩和“義理經(jīng)世之學(xué)”。1845年李鴻章參加恩科會試，曾國藩出任本科會試同考官。李鴻章雖然沒有考中，但詩文卻得到曾的賞識，他就感到李鴻章“其才可大用”。后來李鴻章在翰林院學(xué)習(xí)任職期間仍常向曾請教。1853年，李鴻章之兄李瀚章進入曾國藩幕府，襄辦湘軍糧臺，而李鴻章則回到安徽老家?guī)娃k團練，鎮(zhèn)壓太平軍。 幾年下來，本想大有一番作為的李鴻章卻被太平軍打得一敗涂地，落魄潦倒之際以“書劍飄零舊酒徒”自嘲，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于1858年年底來到江西曾國藩大營，想入曾幕。對李鴻章的才識，曾早有所知，但認為他性情不穩(wěn)，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見他。一個多月后，李鴻章又托人說情，曾國藩說道：李鴻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這里局面窄狹、只是一條淺溝，容不下他這條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職？經(jīng)反復(fù)說情，李鴻章終在1859年1月入曾國藩幕，成為曾的幕賓。其實，曾國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氣，讓他更加內(nèi)斂沉穩(wěn)。 在曾國藩幕，李鴻章辦理行文、批閱公文，起草書牘、奏章。曾國藩最負盛名的參折《參翁同書片》，即出自李鴻章之手。任安徽巡撫的翁同書是咸豐皇帝和恭親王的老師，歷任工部、戶部尚書翁心存長子。這道參折指責(zé)翁同書舉措不當(dāng)、守城不力、棄城而逃，應(yīng)予嚴懲。以翁家的權(quán)勢，要將其扳倒談何容易，所以曾國藩極其重視，要文案房多擬幾份草稿備選。在好幾份草稿中，他選中李鴻章稿。如此重要之折，卻只區(qū)區(qū)不到六百字，可謂字字千鈞，句句見血。此折歷數(shù)翁同書忠奸不辨、誤用歹人、措置失當(dāng)、貪生怕死、連失兩城的罪狀，然后指出翁的幾道奏折的自相矛盾之處，反駁他的種種自辯，令其無繼續(xù)辯解的任何余地。此折最后寫道：翁同書有如此行為“豈宜逍遙法外？應(yīng)請旨即將翁同書革職拿問，以肅軍紀而昭炯戒。臣職分所在，例應(yīng)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一句“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即將朝廷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本想“瞻顧遷就”從輕發(fā)落的“后路”封死，委實老辣。朝廷只得并不情愿地按規(guī)定將翁同書判“擬斬監(jiān)候”。所以曾國藩稱贊說：“少荃天資于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于藍，亦未可知?！?/div> 曾國藩生活極有規(guī)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營，然后在黎明時分與幕僚共進早餐，或談一天工作安排或隨意談天說地。初到曾國藩幕時，比較懶散的李鴻章很不適應(yīng)這種規(guī)律、刻板的生活，深以為苦。一天早晨，他以頭痛為名想多睡一會兒，但曾國藩知道他是裝病多睡，所以幾次派人請李鴻章起來一起吃飯，最后告李必須所有幕僚全都到齊才開飯，李鴻章匆忙披衣“踉蹌前往”。曾國藩吃飯時一言不發(fā)，飯后嚴肅地教訓(xùn)他說：“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唯一‘誠’字而已?！闭f罷生氣地拂袖而去，李鴻章“為之悚然”。曾國藩素知李鴻章“才氣不羈”，故對他要求格外嚴格，盡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養(yǎng)其道德。許多年后，李鴻章對人回憶說：“在營中時，我老師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后，即圍坐談?wù)?，證經(jīng)論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學(xué)問經(jīng)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div> 負氣出走 在曾幕，李鴻章不僅僅是起草文牘，而是參與重要軍機。如1860年9月，英法聯(lián)軍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豐皇帝在逃往熱河途中命孤駐祁門的曾國藩派湘軍精銳鮑超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后，曾國藩左右為難，舉棋不定。北上“勤王”責(zé)無旁貸，如不北上護主，將被責(zé)為天下罪人；但此時正是剿殺太平軍的關(guān)鍵時刻，一旦抽掉精銳，于戰(zhàn)局大有影響，而且這時正值徽州失守、祁門危急之時。曾國藩急得幾個晚上不能入眠，于是令下屬每人提一方案，結(jié)果幾乎都主張北上“勤王”，但只有李鴻章力排眾議，不同意調(diào)兵北上。李鴻章認為英法聯(lián)軍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調(diào)兵北上保衛(wèi)京城已毫無意義；而且英法聯(lián)軍侵略最終將“金帛議和”了事，真正威脅清王朝的還是太平軍。李鴻章比清廷更早看出這一點，眼光確非尋常。他進一步論述湘軍鎮(zhèn)壓太平軍是關(guān)系“天下安危”之事，對北上駛援應(yīng)“按兵請旨”，靜觀局勢變化。經(jīng)過仔細權(quán)衡，曾認為李說確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議。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接到“和議”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此事使曾對李更加器重。 李鴻章對曾雖以師相待，但他畢竟是極有主見之人，經(jīng)常因固執(zhí)己見而時有沖突，曾有幾次想離曾而去。1860年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并決定將大營遷往安徽祁門時，李鴻章認為祁門地勢如同“釜底”，沒有進退余地，從戰(zhàn)略上看移營至此十分危險。在太平軍攻擊下，的確險情不斷，李鴻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師他處。而曾國藩堅持己見，甚至對李鴻章等人說：“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不久，雙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銳，終導(dǎo)致李鴻章負氣出走。 早在1853年曾國藩籌建湘軍時，正在湖南做教諭的李元度就入曾幕，參贊軍務(wù)。在湘軍最初屢打敗仗的艱苦歲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當(dāng)年湘軍在江西戰(zhàn)場數(shù)度為太平軍大敗，曾國藩兩次想跳水自殺，李元度將其勸阻，可謂曾的恩人。在曾國藩的舉薦下，李元度升任徽寧池太廣道，駐防徽州。但由于他不聽曾國藩的命令，打了敗仗，徽州城為太平軍所克，祁門更加危險。李元度亂中逃生，在浙贛邊界游蕩一段時間后又回到曾幕，但并不束身待罪，而是不久又徑自離去。凡此種種，曾國藩決定具疏彈劾，以申軍紀。李鴻章卻率眾人堅決反對，認為李元度在曾國藩最困難時期有恩于曾，這些年不少人借故離去，但李元度對曾的支持和忠誠始終不渝，因此指責(zé)曾國藩現(xiàn)在是忘恩負義。曾國藩則認為私情不能代替軍紀，堅持彈劾。最后，李鴻章坦率對曾國藩說：“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痹鴩卮鹫f：“我自屬稿?！崩铠櫿卤硎荆骸叭舸耍瑒t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待矣?！痹鴩鷼獾卣f：“聽君之便?！庇谑抢铠櫿?lián)P長而去，離開曾幕，前往江西準備獨自闖蕩一番。 再回曾幕 此事使曾大為惱火，認為李鴻章不明大義，不達事理，在自己困難時借故離去，得出“此君難與共患難”之結(jié)論。此事也使李鴻章憤怒異常，他對人說自己原認為曾國藩為豪杰之士，能容納不同意見、各種人物，“今乃知非也”。李鴻章在江西并不順利，而經(jīng)過胡林翼、沈葆楨等人的調(diào)和，曾國藩還是聽從了李鴻章的建議離開祁門移師東流。李鴻章其實也想再回曾國藩幕，在曾國藩進攻安慶連獲勝仗后，便寫信致賀。以曾的歷練，一眼便知此是回心轉(zhuǎn)意的試探，便捐棄前嫌，寫信邀其回營。李鴻章在江西混了七八個月后，這匹“好馬”也吃“回頭草”，再回曾幕。 事實證明，對李鴻章而言再回曾幕絕對正確?；貭I不久，曾就派他回家鄉(xiāng)組建淮軍、駛援上海，稍后又任江蘇巡撫，開始了他的“一生事業(yè)”。江蘇巡撫是兩江總督曾國藩的部下，但在事關(guān)自己重大利益時李則并不完全服從、相讓。如1862年無為等地吃緊，曾國藩扣留了淮軍新建的九個營增強防衛(wèi)，但李鴻章卻再三堅持要將這九營送到上海。最后曾國藩只得同意，并寫信給李希望他能諒解。 當(dāng)然，在許多方面李也對曾有體諒。如1863年年底李鴻章的淮軍攻克蘇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國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鴻章卻一直以種種理由遷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嚴責(zé)。倒是曾國藩理解李鴻章的用心，他為之辯護說：“李鴻章平日任事最勇，進兵最速，此次會攻金陵，稍涉遲滯，蓋絕無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讓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币驗橄孳娨褜ⅰ疤炀眻F團圍住，曾國荃獨占全功之心又切，不愿讓他人分功。而曾國藩頗有為難之處，作為兩江總督的他有責(zé)任命李鴻章速往，但如此一來又使胞弟大不滿意。李鴻章深諒曾國藩的困難，所以甘冒被朝廷責(zé)備之險而一再拖延，不使曾為難。 從很多地方也可看出，雖然在有關(guān)自己的切身利益時李更注重維護自己的利益，但曾、李關(guān)系大體不錯，特別是在與朝廷爭地方利益、與頑固派斗爭時總能互相配合。甚至在李鴻章的晚年，曾國藩逝世已久，李仍十分敬佩地對人談起曾國藩：“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的功業(yè)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wù)老師還不如我內(nèi)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指示之力?！痹鴩@一“言”即與洋人打交道的關(guān)節(jié)就在一“誠”字。原來，在李鴻章接替曾做直隸總督、將要參與外交時，他曾向曾國藩請教，沒想到曾國藩先問他有什么主意，他只好回答說：“門生也沒有打什么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國藩沉默良久，很久才盯著李鴻章教訓(xùn)他說就是一個“誠”字。李鴻章接著坦率地對人說：“我碰了這釘子，受了這一番教訓(xùn)，臉上著實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應(yīng)曰：‘是！是！門生準奉老師訓(xùn)示辦理?！?/div> 不論曾國藩所說與外國打交道只用一“誠”字對不對，也不管李鴻章是否真的按曾氏所說行事，以李此時的地位之高與他人談起曾來仍一口一個“我老師”、并毫不諱言曾對自己的批評，足見他對曾的敬重。曾、李的密切關(guān)系，其實也從一個方面反映出晚清權(quán)力開始“下移”，地方開始“做大”。 （據(jù)《光明日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