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湯姆遜從1868年開始了他的中國之旅，記錄了當時福建、浙江、北京等地的風景、肖像、城市街頭的生活。在即將舉辦的約翰·湯姆遜的攝影展前，我們有幸在第一時間拿到了這些珍貴的作品，從150多張作品中精選了最有代表性的官員、女性、市井人物的肖像和生活照，并特邀攝影評論家鮑昆對這些影像進行分析解讀，希望這些照片能給讀者們提供一個側面去回顧中國的歷史。

北京清漪園之大報恩延壽寺遺址 (1871-1872年)

大報恩延壽寺在萬壽山前建筑的中心部位，原是乾隆為他母親60壽辰而建，1860年被英法聯(lián)軍焚毀。從此照片中還依稀可以看出當年的原貌。1888年慈禧重建時改為排云殿，是慈禧在園內居住和過生日時接受朝拜的地方，現(xiàn)在這組建筑是頤和園最為壯觀的建筑群體。

北京大清官員董恂 (1871-1872年)

董恂（1810-1892年），初名醇，后避同治帝諱改恂，字忱甫，號韞卿，江都縣邵伯鎮(zhèn)人。時任戶部尚書。1840年（道光二十年）成為進士后踏上仕宦之途，至1882年（光緒八年）正月，以76歲高齡退休罷職，先后歷事道光、咸豐、同治、光緒4朝，歷任戶部主事、湖南儲運道、直隸清河道、順天府尹、都察院左都御史及兵、戶兩部侍郎、尚書。其中戶部尚書任期最長，自同治八年六月至光緒八年正月，達12年之久。在此期間曾充殿試讀卷、會試正副主考官，以及文宗、穆宗二帝實錄館總裁，又曾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作為全權大臣，奉派與比利時、英國、俄國、 美國等國簽訂通商條約。為維護國家利益，據理力爭，不辱使命。

北京總理衙門三滿族大臣 (1871-1872年)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中國晚清主管外交事務、派出駐外國使節(jié)，并兼管通商、海防、關稅、路礦、郵電、軍工、同文館、派遣留學生等事務的中央機構。初稱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總署或譯署。三人從左往右依次為成林、寶、文祥。成林當時還不到45歲，是當時總理衙門最年輕的官員。寶字佩蘅，滿洲鑲白旗人，當時還任總管內務府大臣，65歲。文祥，字博川， 號文山，盛京正紅旗人，1861年任總理衙門大臣，后升為協(xié)辦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等職。

北京滿族新娘 (1871-1872年)

湯姆遜拍攝了大量身著盛裝的滿族新娘的照片，但他對這些新娘的未來生活并不樂觀，甚至和奴隸制相比：富人的孩子一般比窮人的孩子結婚早，但滿族少女只有到了十四歲才能訂婚。一般來說，人們會雇用媒婆來提早安排一樁婚事，但未來的主婦必需符合四個標準：一是要和藹，二要文靜，三要勤快，四要好看。對比這個新娘的盛裝，她憂郁的眼神也許正是攝影師想表達的。

廣東女童 (1869-1870年)

在湯姆遜的中國之行中，拍攝孩子的肖像是最困難的。因為本身很多中國人覺得外國人的照相機是很神秘和危險的設備，尤其對孩子們而言。在這張照片中，女孩表情自然，沒有任何害怕的表情，從她的頭飾和裝束看，肯定是來自富裕的家庭。根據湯姆遜的描述，這個女孩的光彩很快將會泯滅，因為她不能上學，清秀的臉龐未來將會被厚厚的化妝所覆蓋。

北京買頭飾的滿族婦女 (1871-1872年)

北京的滿族婦女十分重視頭飾。頭飾作為首飾戴在頭上，不僅起到美飾發(fā)髻的作用，還有托物寄情、表達心聲意愿的美好追求。從照片中滿族女子的穿著來看，應當是富貴人家的婦女，而販賣頭飾在當時的北京一定是個很賺錢的行當。

北京正在用餐的滿族婦女 (1871-1872年)

湯姆遜認為：總體上說，在西方人的眼里，滿族婦女顯得更加美麗和優(yōu)雅。因為滿族婦女有更大的自由度，從不裹腳，是自然的小腳。另外，她們的服飾也更加雅致。照片上六位正在用餐的滿族婦女興致各異，但站立的一老一小兩個仆人則面無表情。

廈門被絞掉拇指的竊賊 （1871年）

根據湯姆遜的描述，中國清代的法庭充滿了腐敗和不公。不能賄賂法官的窮苦人就得忍受肉體的懲罰，比如毒打，甚至被剁掉手指。這個廈門的竊賊被抓后，拇指被吊了起來直至爛掉。他其實只是個小小偷，他偷的東西不足以來賄賂查案的人，所以不得不付出拇指的代價。

北京觀看西洋景 （1871-1872年）

西洋景又稱“拉洋片”，是清末北京街頭很受歡迎的一種娛樂方式。在電影尚未傳入中國的年代，西洋景是一種代替電影的娛樂方式。 藝人將各種圖畫裝入特制的大木箱中，箱子外壁設若干小孔，孔中裝凸鏡，觀看者通過凸鏡往箱內觀看。表演者邊拉放畫片，邊根據畫面內容配以唱詞和鑼鼓。

北京景泰藍制作 （1871-1872年）

這是湯姆遜拍攝的北京制作景泰藍的畫面，湯姆遜了解到了景泰藍的制作過程，并詳細地記錄下來。這家作坊的老板是滿族人，位于東交民巷法國使館的不遠處。整個畫面構圖并不飽滿，很有可能是當時的藝人為了保密，并沒有給湯姆遜更多的拍攝機會的緣故。

北京出殯旗手 （1871-1872年）

滿族葬禮過程經過精心設計，有的棺材是六十四人所抬。湯姆遜從一個傳教士那里了解到了葬禮的過程，照片上的人都是參加葬禮的旗手：他們都是被臨時雇用的乞丐，滿族人和漢人葬禮的所用旗幟和用具有很大的差別。每一個滿族旗人的葬禮都會從政府那里得到些補貼來彌補葬禮的花費。

北京賣水果的商販(1871-1872年)

這是當時老北京走街串巷賣時令水果的商販，湯姆遜說：他把商店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會在狹窄的胡同里，挨家挨戶地推銷他上等的葡萄。攝影師拍攝的是他叫賣時的精彩一瞬，一個孩子低頭看著垂涎欲滴的葡萄,令畫面平添幾分生動。

北京修腳師 (1871-1872年)

這些修腳師不單單可以提供剪趾甲等簡單的服務，同時他們還是一個流動的腳醫(yī)，可以根治雞眼等各種腳病。整個畫面生動有趣，把修腳師的認真、顧客的信任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尤其是從破敗的門窗上伸出頭的老者，口含大煙斗，平靜地欣賞修腳師的技藝，為整幅照片增加了幾絲情趣。

北京的更夫 (1871-1872年)

打更在中國是一門古老的職業(yè)。更夫每天夜里敲竹梆子或鑼，提醒人們現(xiàn)在是什么時候（時間），也有提醒人們防火、防盜的功能。

這位姓王的旗人身穿破羊皮襖，手持竹梆，張大嘴巴估計在喊：關好門窗，小心火燭！他是北京一所法國旅館的更夫。

約翰·湯姆遜（1837-1921年）

生于英國愛丁堡。1862年啟程前往新加坡，在當地開辦了一家照相館，成為一名專業(yè)人像攝影師。隨后湯姆遜到馬來亞和蘇門答臘拍攝風光與人物照。1866年遷居曼谷，首次前往柬埔寨和印度支那（越地）拍攝。1868－1872年他在中國拍攝那些以街頭和社會為背景照片時所積累的攝影經驗和技術為他五年后創(chuàng)作《倫敦市井圖》奠定了基礎，使湯姆遜成為了紀實攝影的先驅。

他為我們留下了歷史—看約翰·湯姆遜的早期中國影像。

我們辨認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時，需要憑借各種各樣的文化旁證——語言、歷史典籍、器物、建筑以及生活方式，這些共同構成了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文化身份，是區(qū)別于我們和其他文化族群的基本標志。

1839年攝影術出現(xiàn)后，影像直接見證歷史。它以豐富真實的形象更為鮮活地為人類留下了自己在時間中的身影，讓歷史從語言的敘事想象和畫家的模仿現(xiàn)實變成視覺的真實直觀。這樣的歷史文本在攝影的那一瞬間基本可以保留鏡頭所涵蓋的一切細節(jié)，這是任何其它歷史記錄媒介所無法比擬的。

攝影技術發(fā)明29年后的1868年，一位來自蘇格蘭的探險家和攝影家來到了中國，開始了他長達四年對中國的采訪攝影。這個人就是約翰·湯姆遜。湯姆遜在中國各地旅行，足跡從香港、廣東，到北京和上海，以及北方的長城和華中的中原地區(qū)。從1870年至1871年，他訪問了福州地區(qū)，與美國新教傳教士牧師賈斯特斯·杜利特爾乘船旅行了閩江，然后到了廈門和汕頭。1871年4月初，他與傳教士詹姆斯·萊德勞·馬克斯韋爾博士在高雄登陸，考察了臺灣島。離開臺灣后，湯姆遜又返回大陸，在接下來的3個月旅行長江，到過湖北和四川，直到1872年返回英國。

湯姆遜在中國的旅行，是很艱難的，因為他都是深入內陸幾乎無人居住的遙遠地區(qū)。他遇到的大多數人，從未見過西方人和照相機。他的探險也特別具有挑戰(zhàn)性，因為他必須攜帶龐大的木制相機，和許多大而且脆弱的玻璃器皿與具有潛在爆炸性的化學藥品。他拍攝的對象極其復雜，底片都是臨時制作，而且往往不得不湊合，因為化學品很難獲得。他的題材多樣而且寬泛：從卑微的乞丐到街頭的游民到皇家貴胄；從偏遠的寺廟到帝王的宮殿；從純樸的農村到壯麗的風景。

在今天我們閱覽這些寶貴的影像，可以看出湯姆遜高超的攝影技藝和相機取景框后面他那雙充滿感覺的眼睛。湯姆遜當時肯定為了生計也拍攝那些地標性的文化景觀，比如人人都會感興趣的樓閣廟宇，甚至在西方人看起來非常奇怪的貞節(jié)牌坊，但他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攝影師，他具有非常寬廣的其它學科視野。在他的中國照片中，最為珍貴的還是那些記錄普通民眾生活的場景和人物。他對婦女和街頭引車賣漿者的偏愛，說明他具有文化人類學的眼光。我們在這些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清同治年間中國社會的生活形態(tài)，那些服飾、器物、居所，甚至人的表情。比如在一些照片中，我們可以知道那時殷實人家已經安裝玻璃窗門，讓我們對那時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一個真切直觀的了解。因為這樣的生活變化很可能不會在文獻中記錄。那些寺廟中面龐豐腴的僧侶，讓我們知道宗教在當時非常發(fā)達，能讓出家人遠離“苦行”的折磨，甚至可能是一個肥美的“職業(yè)”。湯姆遜對街頭人物活動的拍攝，顯示了他深受歐洲風俗繪畫的影響，這些照片近乎完美，像在庭院中小販賣水果和手藝人為人修腳的情節(jié)，都說明他在理解和掌控攝影瞬間方面的高超水平。他沒有像一般西方人到中國后將主要的視覺興趣點局限在淺薄的獵奇上，在他的中國攝影中，很少出現(xiàn)那些砍頭酷刑類的血腥鏡頭，絕大多數都輕輕傳達著他對世俗生活溫情善意的眼光，說明他對他所見到的中國懷有敬意。湯姆遜大部分的照片按現(xiàn)在的劃分都屬于“大畫幅”，所以也決定了他在拍攝和觀察之時的細致和安靜。有趣的是，他那時好像已經使用立體照相機，因為一些并置的同瞬間場景照片有著明顯的位差。這說明他的許多工作其實是商業(yè)性的，雖然在他所著作的書中并未有相關的記述。他對王公貴族們的攝影基本都是商業(yè)肖像的套路，也說明他當時可能會以此獲取他在中國游歷的費用。他在后來的回憶中明確說中國人喜歡自己的肖像是端正和光線均勻的，可見他對中國人文化心理理解的深度。

湯姆遜在他的著作中，對他的攝影照片背景都進行了嚴格說是游記性質的較為詳細的介紹，文筆也非常細膩和生動，對晚清年間的中國社會有著非常全面和較客觀的描述，是我們今天解讀他的照片和自己歷史的重要依據。他在中國的時期，正是中國開始接觸現(xiàn)代化的初始時期，而他則能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幾個方面都進行了觀察和剖析，讓他的視覺影像有了非常堅實的說服力。由于我們在那個時代還沒有能力記錄自己，所以我們今天對約翰·湯姆遜不但應該感謝，而且應該心存一份敬意。不管他在當時做這項工作時是否還有其他的動機，但重要的是他為我們留下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