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堅《行書世說新語軸》紙本行書 135.2×29cm 天津博物館藏 釋文: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婁堅。 鈐?。鹤尤?、婁堅之印。 附錄:明代婁堅行書《世說新語》條幅賞析 文:柳國良 明人婁堅雖無東坡之才,用功卻勝過東坡。婁堅一生的平淡注定了他書法的清新品格,但也注定了其書法難以有東坡的悲興神妙之筆。古有“書同其人” 之說,當然不假;然最近有學者提出“書異其人”,那是沒有讀懂人生閱歷的分量,無疑有書呆子之氣。歷代文人不乏書呆子,歷代混入文人群體的也不乏江湖騙子,光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自然成為書呆子;光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極有可能成為江湖騙子。閱讀婁堅,我們特別訝異他波瀾不驚的人生中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愛、對古賢的追隨、對黎民的垂憂、對詩書的摯愛。從他對東坡書法的追隨中,我們看出了他的豁達和執(zhí)著。 婁堅追慕古文大家歸有光,跟從時俊王世貞,用功甚勤,眼力甚高,且作為“嘉定四先生”之一,獨出一格,低調(diào)、恬淡、自適。這種境界無疑對其書法的取向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步蹈東坡亦在情理之中。北宋的尚意書風創(chuàng)造了一個書法的新時代,趙孟頫的“結(jié)字因時相傳”也不愧為真知灼見;但時過境遷,幾百年后明代書法發(fā)生了劇烈的轉(zhuǎn)變,蘇黃之風早已被掩蓋,就連趙董時風也敗下陣來,被晚明浪漫書風所取代。因此,“以不變應萬變”成為了我們審視婁堅的唯一理由。師法東坡是一個很艱難的選擇。東坡喜用濃墨,運筆沉厚,字勢扁平,以現(xiàn)代的視覺角度來看,東坡書法不存在絲毫的“形式構(gòu)成”,完全靠書法本身所具備的內(nèi)涵取勝,這些因素恰與晚明浪漫書風的用墨、運筆等方式存在偌大的鴻溝。歷來師法東坡的文人多數(shù)以失敗告終,而婁堅卻算得上首屈一指的成功繼承者,這當然需要與眾不同的才智。 婁堅的這幅行書軸《世說新語》,縱135.2厘米,橫29厘米,紙本,現(xiàn)藏于天津博物館。作品內(nèi)容取自《世說新語·德行》:“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款署“婁堅”二字,分別鈐蓋“子柔”“婁堅之印”兩印。此作僅兩行,屬于大字行書作品,從創(chuàng)作角度而言極有難度。如果處理不佳,則容易造成字勢雷同和布局小氣的毛病。對一般的書法家而言自然難以勝任,而婁堅的高明在于對兩行字勢的把握特別精彩。從作品來看,他采取了三種方式進行微處理:首先,采取縮小字間距的方式來解決作品字數(shù)少容易造成不緊湊的問題,當然這是大多數(shù)書家的不二選擇,也是作品增強連貫性的基本要求。其次,通過擴大行間距的方式與字間距的對比來彌補行數(shù)太少的問題。當然,我們退一步推測,如果作品有三行或者多行,行間距的處理效果肯定并非如此。這種大膽的做法當然只有婁堅這種淡定和從容之人才能信手拈來。最后,他有意拉大了字與字之間的大小對比度,作品中的“王”“至”“玄”“未”“否”等較小的字在大字中間進行穿插,錯落有致;也正是采取了這樣的處理方式,才讓第一行與第二行的字也形成了錯落。 書法創(chuàng)作離不開一定的形式,但絕不能完全依靠形式。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與古人的真正差別并不在于我們的形式手段比古人高明,而在于我們的形式內(nèi)涵達不到古人信手拈來的效果。大膽試想一下,如果書法完全依賴于形式,當形式的變化手段到了技窮的地步時,我們又該何去何從?從婁堅此幅作品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jié)論:書法的形式內(nèi)涵比形式手段更重要。當然,婁堅的創(chuàng)作并非如此隨意,他對環(huán)境的要求也非??量?。清代學者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介紹婁堅時說:“書法妙天下。風日晴美,筆墨精良,方欣然染翰,不受促迫?!币苍S這種記載更像是文人掌故的形式,當有夸張的成分,但也說明了婁堅平淡從容中的高傲和不馴,這也許就是古時文人的真正品格。 婁堅《草書梅花小徑七言詩軸》草書 235×61cm 嘉定博物館藏 釋文:梅花小徑擬登臨,因訪幽人話素心。帆底厭聽三日雨,湖邊空憶萬株陰。*題舊草仍留篋,飛盡繁英阻入林。惆悵遠懷*無寄,可憐光景又春深。婁堅。 婁堅(1554-1631),字子柔,一字歇庵。祖籍長洲,徙江東,后徙嘉定城南。年五十,貢于春官,不仕而歸。經(jīng)明行修,擅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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