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大型紀錄片《1937南京記憶》于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之際在央視一套、十套等聯(lián)合播出。 為了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zhàn)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中國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zhàn)爭罪行，牢記侵略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中央電視臺與江蘇省廣播電視總臺全力打造、精心制作了這部經(jīng)典力作。 這部歷時兩年策劃、拍攝的紀錄片，共分五集，以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為載體，以中國、日本、西方世界對南京大屠殺的時代記憶與反思為素材，片中聚焦了分別來自美國、中國、日本的多個主要人物，以他們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過程為線索，折射出當今世界對“二戰(zhàn)”、對發(fā)生在中國的這場大屠殺的歷史認識。通過一個個特定的透視點，打開一扇扇歷史認知的窗口，使全人類共同反思戰(zhàn)爭責任。 今日本報選登其中兩集臺本片斷，以饗讀者。 【第一集】 張純如發(fā)現(xiàn)拉貝日記 【畫面】美國相關圖書館、檔案館鏡頭一組。 其實在張純如來南京實地調查前，她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檔案館，還有許多大學的圖書館已經(jīng)翻閱查找了很多關于當年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書籍、文件。 在耶魯大學，張純如查到了很多珍貴的史料，其中包括在南京安全區(qū)救助難民的西方人士的原始記錄。 【張純如書信摘錄】 我在耶魯大學查閱到的資料包括與這些人有關的文件：約翰·馬吉，一位牧師，曾用一臺攝影機拍下種種暴行；羅伯特·威爾遜，南京鼓樓醫(yī)院的醫(yī)生；斯邁思，芝加哥大學的前社會學教授，曾在金陵大學執(zhí)教；魏特琳，曾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書，設立了中國婦女難民營。這些只是一少部分當時身在南京的外國人，他們的日記和信件最終保存在了耶魯大學。 在去耶魯大學前，張純如就聽到過約翰·拉貝這個名字。 【采訪】張純如母親張盈盈：在1995年1月，純如到耶魯大學的神學院圖書館，就去查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她發(fā)現(xiàn)了很多當時在南京的安全區(qū)的外籍傳教士的日記與他們的信件，在他們這些日記和信件中，經(jīng)常提到一個人，就是拉貝，因此她就對拉貝這個人發(fā)生了極大的興趣。 約翰·拉貝，德國人，當年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主席。在南京淪陷的最初日子，他幫助過成千上萬的中國難民。張純如希望順著拉貝這條線索，能找到更多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史料。 【字幕】德國慕尼黑。 張純如先是寫信給德國西門子公司總部，拉貝曾經(jīng)是該公司的員工。但遺憾的是毫無結果。不過，有一個文件顯示，在1900年至1903年間，拉貝曾經(jīng)在漢堡的一位商人那里當學徒。張純如開始嘗試從那里找起。她認為，拉貝或許與漢堡有某些瓜葛。 【采訪】約翰拉貝之孫托馬斯·拉貝：這對于張純如女士來說是一個艱難的故事,在慕尼黑有一個協(xié)會,專門關注東南亞地區(qū)的歷史。這個在一個牧師領導下的協(xié)會,將所有去過東南亞的德國人的文件，全部收集編纂,通過這個協(xié)會,張純如女士取得了聯(lián)系并且認識了在柏林的賴因哈特夫人。 1996年，張純如經(jīng)過多方輾轉找到了曾任德國中學教師的賴因哈特夫人。 賴因哈特夫人正是約翰·拉貝的外孫女。 【張純如書信摘錄】 我了解到，賴因哈特夫人出生在中國，小時候甚至在南京淪陷前幾個月還去過這座城市，她是拉貝最喜愛的外孫女。令我感激的是，賴因哈特夫人對我的研究助益良多，她給我寫了許多長信。通過許多手稿、圖片和新聞報道，還提供了拉貝生前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jié)。 【采訪】張純如母親張盈盈：1996年5月，純如打電話來非常興奮，她告訴我說，賴因哈特夫人告訴她拉貝有一個日記，而且那個日記是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記錄的，所以他有在那一段時間的日記，我們聽到了也非常地興奮，純如那個興奮的聲音我至今還都不能忘記。 在張純如的促成下，1996年12月13日，賴因哈特夫人在美國首次向世界公布了拉貝日記，引起全世界的轟動。隨后，她將拉貝日記捐贈給了美國耶魯大學，供世人觀看。 約翰·拉貝寫下的日記，其中就包含了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見聞。 【字幕】1937年12月16日，拉貝日記 留在南京的27名西方人士以及中國民眾都對你們士兵在14日所進行的大規(guī)模搶劫、強奸和殺戮感到震驚不已！ 【字幕】1937年12月18日，拉貝日記 昨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神學院有數(shù)名婦女就在一擠滿男人、婦女和兒童的大房間的中央被強奸！ 我們22名西方人士無法養(yǎng)活20萬中國平民，并且日夜保護他們。這是日本當局的責任。 【字幕】南京拉貝故居。 拉貝當年的住所就在南京的小粉橋1號，緊挨著南京大學，而張純如在南京調研采訪的住地距拉貝故居僅一個校園之隔。 正是張純如的不懈努力，讓塵封半個多世紀的拉貝日記展示在世人面前，它揭示了日軍的血腥與殘暴，同時也體現(xiàn)了人類的正義和良知。 【畫面】1937年南京淪陷后難民逃難的歷史影像。 在恐怖的氣氛中，拉貝努力讓安全區(qū)的難民保持對未來的希望。南京的中國難民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之情。對這些難民來說，拉貝是拯救女兒免于淪為性奴隸、兒子免遭日軍屠殺的大救星。他的勇氣與慷慨贏得了安全區(qū)所有國際委員和人們的尊敬。 【采訪】約翰·拉貝之孫托馬斯·拉貝：我的祖父是在1938年的2月乘船返回德國，由于發(fā)表了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演講，被德國當時的特務機關蓋世太保逮捕。他被審問了兩天，然后被釋放，但是當時他在柏林放映的馬吉先生的錄影被蓋世太保沒收了。他被允許保留他的日記，但是他必須簽字保證，之后不能再發(fā)表任何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演講，或者參與任何相關活動。 二戰(zhàn)結束后不久，因為拉貝曾是納粹黨員，無法領取就業(yè)許可證，為了生存，他變賣了珍愛的中國文物，以及所有的家當，到最后全家只能靠喝湯度日。 1947年3月，拉貝的處境傳到了中國。當南京市政府告知南京市民拉貝需要幫助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采訪】南京市檔案館研究館員夏蓓：這份檔案就是有關人員奉命調查拉貝行蹤的一份文書。1947年，南京人民得知拉貝在德國生活窮困潦倒，一心想幫助他，想資助他，在南京就發(fā)起了一個捐助拉貝的活動，那些曾經(jīng)被拉貝救助過的人們，都紛紛地慷慨解囊，為他買來食品、奶粉、香腸，通過其他的途徑送到拉貝的手里。 【采訪】約翰·拉貝之孫托馬斯·拉貝：他們共捐贈了2000美元，在當時這是一個很大的數(shù)字，而且他們還組織收集了許多生活用品寄到柏林，因為戰(zhàn)后柏林無法購買生活用品。我們對幫助過我祖父的人們非常感激！ 在那些艱難的日子里，這些包裹對拉貝全家來說猶如天賜之物，南京市民的行為更堅定了他們對生活的信念。 【張純如與日本駐美大使的電視辯論】 1998年5月，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召開新聞發(fā)布會，指責張純如書中的內容并不真實，是“非常錯誤的描寫”，而且“曲解了日本”。他稱日本已經(jīng)道過歉，教科書中也有相關內容。 1998年12月，美國公共電視臺主持人吉姆·萊赫說動了齊藤邦彥，與張純如一起參加了晚上6點鐘的《新聞時間》節(jié)目。齊藤在華盛頓，張純如在加州，由電視臺做畫面切換。 伊麗莎白：張純如女士，您在書中提到了很多和經(jīng)歷過南京暴行的人一起工作的經(jīng)歷，他們是怎么說的呢？ 張純如：首先，日本要承認自己在這場暴行中犯下罪惡的基本事實，不能再像現(xiàn)在這樣修改歷史。而且，必須要做出書面道歉，對受害者進行懺悔，包括對于戰(zhàn)爭時期的侵略和現(xiàn)在日本課本歪曲歷史的道歉，我好奇的是日本大使本人…… 在節(jié)目中，張純如對齊藤發(fā)出挑戰(zhàn)，要求他以日本駐美大使的身份，當場在全美國人的面前道歉。 齊藤邦彥：對于“南京事件”來說，我們認識到發(fā)生了很不幸的事，日本軍隊犯下了暴行。 張純如：他說的并不完全正確。 伊麗莎白：那您聽到道歉了嗎？ 張純如：道歉？ 伊麗莎白：您聽到他道歉了嗎？ 張純如：我并沒有聽到“道歉”的字眼。如果他真心地說，我個人為日本軍隊二戰(zhàn)期間的行為感到抱歉，我會考慮這是道歉。但是又一次，我們聽到了“后悔”、“遺憾”、“發(fā)生了不幸的事”這些詞。 【采訪】美國公共電視臺主持人吉姆·萊赫：我內心確實有些期望，我期望大使說：“是的，這確實發(fā)生了，我感到非常非常抱歉。我代表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為所發(fā)生的恐怖的事實向中國人民道歉。”但他沒有做這么明確的道歉。 《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后，張純如受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抗議和威脅，他們甚至以撤銷在美國《新聞周刊》上的廣告，要挾雜志社不能發(fā)表張純如的任何文章。 【采訪】張純如大學同學、作家保拉·卡曼：我覺得任何人站在張純如的立場，都會覺得《新聞周刊》受到了日方的壓力，他們很奇怪地拖延發(fā)表張純如的文章，等他們最后發(fā)表她的文章時，雜志上根本沒有日本公司的廣告，日本右翼勢力確實打電話威脅過她，真的特別恐怖。 【采訪】歷史學家、普利策獎獲得者、《致命的盛宴》作者理查德·羅德斯：確實，她感到被那些對她的作品尤其是《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不滿的人的挑戰(zhàn)甚至是威脅。 張純如從來不公開自己的住址，她收到過恐嚇信，不過這些并非她精神崩潰的原因。由于長期接觸一份份血腥殘暴的記錄，使得張純如的內心受盡煎熬。同時，為了收集資料，她工作異常地投入，在缺乏睡眠及體力透支的情況下，得了嚴重的抑郁癥。 2004年11月9日，張純如自殺了。時年36歲。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張純如給家人留下的字條中這樣寫道，希望他們要記住那個沒生病前的張純如，那個曾全心投入生活的張純如，那個為事業(yè)、寫作和家人獻身的張純如。 【第四集】 南京審判和東京審判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會中、美、蘇、英四國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次日，天皇裕仁向日本國民發(fā)布投降詔書。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宣告了日本侵略者的徹底失敗和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9月9日，中國戰(zhàn)區(qū)日本投降儀式在南京舉行。 11月6日，中國政府處理日本戰(zhàn)犯的最高機構——戰(zhàn)爭罪犯處理委員會在重慶成立。 日本投降后，盟軍最高統(tǒng)帥部連續(xù)發(fā)出4批逮捕令，將100多名前日本軍政要員列為嫌疑戰(zhàn)犯。 【畫面】嫌疑戰(zhàn)犯被逮捕影像資料。 【字幕】甲級嫌疑戰(zhàn)犯、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乙級嫌疑戰(zhàn)犯、侵華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1945年9月19日，南京大屠殺的直接指揮者松井石根作為甲級嫌疑戰(zhàn)犯被逮捕，隨后，參與制造南京大屠殺的乙級嫌疑主犯谷壽夫也被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甲級戰(zhàn)犯是指犯有“破壞和平、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戰(zhàn)犯。乙級戰(zhàn)犯是指犯有“戰(zhàn)爭罪行”的戰(zhàn)犯，丙級戰(zhàn)犯是指犯有“違反人道罪行”的戰(zhàn)犯。 1945年12月中旬，中國政府分別在南京、沈陽、廣州等地組建了10個軍事法庭，審判日本乙級和丙級戰(zhàn)犯。 1946年1月，遠東最高盟國統(tǒng)帥部根據(jù)同盟國授權，公布《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宣布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戰(zhàn)犯。 【采訪】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辛崇陽：作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它是依據(jù)當時的遠東盟軍最高統(tǒng)帥部發(fā)布的特別通知以及建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憲章，作為它的一個法律依據(jù)。再靠前追溯的話，有波茨坦公告，有莫斯科宣言，這些國際法文件當中都規(guī)定了對日本戰(zhàn)犯要進行懲處的問題，構成了它的一個法理基礎。而與這個相對，在同盟國反法西斯國家的國內，也設立了相應的一些法庭，對這些法庭的設立以及法庭的一些程序及適用的法律，分別都做出了規(guī)定，構成了這些法庭對日本戰(zhàn)犯進行審判的一個法律依據(jù)。 針對南京大屠殺事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設立了一個獨立的單元進行法庭調查。 【采訪】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副館長、研究館員李宗遠：南京大屠殺發(fā)生期間，包括之后，日本政府和日本軍方企圖掩蓋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但是一些幸存者和大量的目擊證人揭露了大屠殺的冰山一角。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之所以將南京大屠殺作為一個單元來單獨審判日本的甲級戰(zhàn)犯，就是為了揭示真相，要讓所有的人知道日本軍隊在南京究竟干了什么，所以法庭通過大量的證據(jù)揭示了真相，將南京大屠殺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畫面】金陵大學醫(yī)院的慘狀、影像資料、證人圖片、檢察官圖片。 【字幕】金陵大學醫(yī)院（鼓樓醫(yī)院）醫(yī)生羅伯特·威爾遜。 【金陵大學醫(yī)院（鼓樓醫(yī)院）】 1946年9月，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第一個出庭作證的，是當時在金陵大學醫(yī)院工作的美籍醫(yī)生羅伯特·威爾遜。他目擊了日本軍人在南京的血腥屠殺，在他的醫(yī)院里，不斷有被日本兵刺傷、砍傷、燒傷、強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來。 【字幕】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委員、牧師約翰·馬吉。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還得到了一份十分珍貴的影像資料，它被檢察方面作為物證當庭放映，拍攝這些畫面的人，就是曾經(jīng)擔任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委員的美國牧師約翰·馬吉。 【字幕】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 【同期聲翻譯】 法官：你叫什么？ 約翰·馬吉：約翰·馬吉。 法官：你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期間在南京嗎？ 約翰·馬吉：是的。 法官：日軍1937年12月占領南京后，他們是怎樣對待中國平民的？ 約翰·馬吉：日軍占領南京后就立即開始了屠殺，有好多種方式，經(jīng)常是幾個日本兵或30多個士兵一起行動，每個人似乎都有生殺大權。不久，就開始了有組織的大規(guī)模屠殺，主要是來福槍和機槍掃射。還有我們所知的幾百人被一起活埋。一個婦女告訴我，她丈夫雙手被綁起來丟進池塘里，就在她面前，她卻不能救他，眼睜睜地看著他被淹死。 馬吉牧師的證言和他所出示的影片資料，讓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十分驚愕。法庭調查揭露出的血腥罪證，同樣讓日本國民深感震驚。 法庭在審理南京大屠殺事件時，還接受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作證文件，那就是納粹德國駐南京大使館拍發(fā)給德國外交部的一封秘密電報。 電報描述了日軍在南京殺人如麻以及強奸、放火、搶劫的普遍情況之后，結尾這樣寫道：“犯罪的不是這個日本人，或者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的日本皇軍。它是一部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 【字幕】乙級嫌疑戰(zhàn)犯、侵華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 參與制造南京大屠殺慘案的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沒有被定為甲級戰(zhàn)犯，被排除在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之外。但是中國國防部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根據(jù)現(xiàn)場調查和民眾的控告信，向盟軍總部提出，要求將他引渡到中國，接受審判。 【字幕】日本東京巢鴨監(jiān)獄，乙級嫌疑戰(zhàn)犯谷壽夫被押送至南京。 1946年8月1日，關押在日本巢鴨監(jiān)獄的谷壽夫被押送至中國南京。南京審判的第一個焦點就集中在了谷壽夫身上。 在法庭正式開庭審判的3個月準備期間，中國法官傳訊了數(shù)以千計的中外證人，用強有力的證據(jù)起草了法庭起訴書。 這本相冊是國防部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的“京字第一號”證據(jù)，其中的3張照片記錄了南京大屠殺的慘狀。沖洗這些照片的是當年在南京金陵照相館當學徒的羅瑾。 【字幕】南京金陵照相館學徒羅瑾。 【羅瑾，同期聲】1938年1月，有一個少尉日本軍官，抓著一個戰(zhàn)刀進來了，拿著兩卷膠卷讓我們沖，叫我們每樣洗一張…… 沖洗出來后，羅瑾一看，非常憤怒，照片上竟然都是這些內容…… 【字幕】南京金陵照相館學徒羅瑾。 【羅瑾，同期聲】我到里邊去的時候，匆匆忙忙，心驚肉跳，這一卷凡是殺中國人頭的和強奸的，我都把它每樣多印了一張出來。 【畫面】南京法庭審判谷壽夫。 【字幕】國防部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舊址。 1947年2月6日，國防部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就在這里對谷壽夫進行了開庭公審。 1947年3月10日，國防部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對當年入侵南京的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進行最后一次公審，并下達了判決書。 法庭當庭宣判：谷壽夫在作戰(zhàn)期間，共同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zhàn)斗人員，并強奸、搶劫、破壞財產，判處死刑。 【字幕】1947年4月26日中午，谷壽夫被押往雨花臺刑場，執(zhí)行槍決。 1948年12月22日，在東京，松井石根和其他6名日本甲級戰(zhàn)犯相繼被執(zhí)行絞刑。 【采訪】清華大學教授劉江永：無論是東京審判還是南京審判,都是世界愛好和平正義力量對法西斯勢力、軍國主義和戰(zhàn)爭罪犯的正義審判，日本右翼勢力企圖給歷史翻案，我認為是不得人心的，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是不容篡改、美化的，鐵證如山，案不容翻。 （本版圖片由央視網(wǎng)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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