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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進步性和著了魔的顛倒性 ——資本價值在市場經濟中的運動和作用（133） 從此篇開始到139篇是《資本論》第三卷第七篇第48章到第51章的內容。我認為，這些內容是《資本論》一二三卷的總結。是把資本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和分配過程總和起來的闡述。從這些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資本論》中的資本主義到底是個什么樣子。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一般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歷史規(guī)定的形式。而社會生產過程既是人類生活的物質生存條件的生產過程，又是一個在歷史上經濟上獨特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過程，是生產和再生產著這些生產關系本身，因而生產和再生產著這個過程的承擔者、他們的物質生存條件和他們的互相關系即他們的一定的社會經濟形式的過程。因為，這種生產的承擔者對自然的關系以及他們互相之間的關系，他們借以進行生產的各種關系的總和，就是從社會經濟結構方面來看的社會。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象它以前的所有生產過程一樣，也是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下進行的，但是，這些物質條件同時也是個人在他們的生命的再生產過程中所處的一定的社會關系的承擔者。這些物質條件，和這些社會關系一樣，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結果和創(chuàng)造物；它們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生產和再生產的。我們還看到，資本——而資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在生產過程中只是作為資本的承擔者執(zhí)行職能——會在與它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過程中，從直接生產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勞動，這種剩余勞動是資本未付等價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質來說，總是強制勞動，盡管它看起來非常象是自由協商同意的結果。這種剩余勞動體現為剩余價值，而這個剩余價值存在于剩余產品中。一般剩余勞動，作為超過一定的需要量的勞動，必須始終存在。只不過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象在奴隸制度等等下一樣，具有對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閑作為補充。為了對偶然事故提供保險，為了保證必要的、同需要的發(fā)展以及人口的增長相適應的累進的擴大再生產（從資本主義觀點來說叫作積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勞動。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fā)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fā)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tài)的各種要素的創(chuàng)造。因此，資本一方面會導致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社會上的一部分人靠犧牲另一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fā)展（包括這種發(fā)展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現象將會消滅；另一方面，這個階段又會為這樣一些關系創(chuàng)造出物質手段和萌芽，這些關系在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形態(tài)內，使這種剩余勞動能夠同一般物質勞動所占用的時間的較顯著的縮短結合在一起。 由此可見，在一定時間內，從而在一定的剩余勞動時間內，究竟能生產多少使用價值，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說，社會的現實財富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斷擴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決于剩余勞動時間的長短，而是取決于剩余勞動的生產率和這種剩余勞動借以完成的優(yōu)劣程度不等的生產條件。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guī)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象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斗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態(tài)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fā)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jié)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fā)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個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如果我們把分配上的偶然變動撇開不說，只考察分配的調節(jié)規(guī)律，分配的正常界限——是作為一份份的股息，按照社會資本中每個資本應得的份額的比例，在資本家之間進行分配的。在這個形態(tài)上，剩余價值表現為資本應得的平均利潤。這個平均利潤又分為企業(yè)主收入和利息，并在這兩個范疇下分歸各種不同的資本家所有。但資本對于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這種占有和分配，受到了土地所有權方面的限制。正象職能資本家從工人身上吸取剩余勞動，從而在利潤的形式上吸取剩余價值和剩余產品一樣，土地所有者也要在地租的形式上，按照以前已經說明的規(guī)律，再從資本家那里吸取這個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一部分。 因此，當我們在這里說利潤是歸資本所有的那部分剩余價值時，我們所指的是平均利潤（等于企業(yè)主收入加上利息），它已經由于從總利潤（在數量上和總剩余價值相等）中扣除地租而受到限制；地租的扣除是前提。因此，資本利潤（企業(yè)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不過是剩余價值的兩個特殊組成部分，不過是剩余價值因屬于資本或屬于土地所有權而區(qū)別開來的兩個范疇，兩個項目。它們絲毫也不會改變剩余價值的本質。它們加起來，就形成社會剩余價值的總和。資本直接從工人身上吸取體現為剩余價值和剩余產品的剩余勞動。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資本可以被看作剩余價值的生產者。土地所有權卻和現實的生產過程無關。它的作用只限于把已經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從資本的口袋里轉移到它自己的口袋里。不過，土地所有者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起作用，不僅因為他會對資本施加壓力，也不僅因為大土地所有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和條件（因為大土地所有制是對勞動者的勞動條件進行剝奪的前提和條件），而且特別因為土地所有者表現為最重要的生產條件之一的人格化。 最后，工人作為他個人的勞動力的所有者和出售者，在工資的名義下得到一部分產品。這部分產品體現著他的勞動中被我們叫作必要勞動的那個部分，也就是維持和再生產這個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部分，而不管這種維持和再生產的條件是較貧乏的還是較富裕的，是較有利的還是較不利的。 不管這些關系在其他方面看起來多么不一致，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資本逐年為資本家提供利潤，土地逐年為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勞動力——在正常條件下，并且在它仍然是可以使用的勞動力的時期內——逐年為工人提供工資。每年生產的總價值中的這三個價值部分，以及每年生產的總產品中和它們相適應的部分，——在這里我們先撇開積累不說，——可以每年由它們各自的所有者消費掉，而不致造成它們的再生產源泉的枯竭。它們好象是一棵長生樹上或者不如說三棵長生樹上的每年供人消費的果實，它們形成三個階級即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的常年收入。這些收入，是由職能資本家作為剩余勞動的直接吸取者和一般勞動的使用者來進行分配的。因此，資本家的資本，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工人的勞動力或者不如說他的勞動本身（因為他實際出售的只是外部表現出來的勞動力，而且象以前所說的那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勞動力的價格必然會對他表現為勞動的價格），對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來說，表現為他們各自特有的收入（利潤、地租和工資）的三個不同的源泉。它們從下述意義上講確實是收入的源泉：對資本家來說，資本是一臺永久的吸取剩余勞動的抽水機；對土地所有者來說，土地是一塊永久的磁石，它會把資本所吸取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吸引過來；最后，勞動則是一個不斷更新的條件和不斷更新的手段，使工人在工資的名義下取得他所創(chuàng)造的一部分價值，從而取得由這部分價值來計量的一部分社會產品，即必要生活資料。其次，它們從下述意義上講是收入的源泉：資本會把價值的一部分，從而把年勞動產品的一部分固定在利潤的形式上，土地所有權會把另一部分固定在地租的形式上，雇傭勞動會把第三部分固定在工資的形式上，并且正是由于這種轉化，使它們變成了資本家的收入、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但是并沒有創(chuàng)造轉化為這幾個不同范疇的實體本身。相反，這種分配是以這種實體已經存在為前提的，也就是說，是以年產品的總價值為前提的，而這個總價值不外就是物化的社會勞動。但在生產當事人看來，在生產過程的不同職能的承擔者看來，事情卻不是以這種形式表現出來，而是相反地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為什么會這樣呢，在研究的進程中，我們將進一步說明。在那些生產當事人看來，資本、土地所有權和勞動，是三個不同的、獨立的源泉，每年生產的價值——從而這個價值借以存在的產品——的三個不同的組成部分，就是從這些源泉本身產生出來的；因此，不僅這個價值作為收入分歸社會生產過程的各個特殊因素時所采取的不同形式，是從這些源泉產生出來的，而且這個價值本身，從而這些收入形式的實體，也是從這些源泉產生出來的。 勞動本身，就它作為有目的的生產活動這個簡單的規(guī)定性而言，不是同具有社會形式規(guī)定性的生產資料發(fā)生關系，而是同作為物質實體、作為勞動材料和勞動資料的生產資料發(fā)生關系。這些生產資料也只是在物質方面，作為各種使用價值來互相區(qū)別：土地不是生產出來的勞動資料，其余的東西是生產出來的勞動資料。因此，如果勞動和雇傭勞動合而為一，那種使勞動條件和勞動對立的一定的社會形式也就會和勞動條件的物質存在合而為一。這樣，勞動資料本身就是資本，土地本身也就是土地所有權了。這些勞動條件在勞動面前所顯示出來的形式上的獨立，它們在雇傭勞動面前所具有的這種獨立化的特殊形式，也就成了它們作為物，作為物質生產條件所具有的不可分離的屬性，成了它們作為生產要素必然會有的、內在地固有的性質了。它們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獲得的、為一定的歷史時代所決定的社會性質，也就成了它們自然的、可以說是永恒的、作為生產過程的要素天生就有的物質性質了。因此，土地作為勞動的原始活動場所，作為自然力的王國，作為一切勞動對象的現成的武庫在一般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工具、原料等等）在一般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似乎必然表現在它們作為資本和土地所有權各自應得的份額上，也就是表現在它們的社會代表在利潤（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應得的份額上，就象工人的勞動在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會以工資的形式表現在工人應得的份額上一樣。因此地租、利潤、工資，好象是由土地、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在簡單勞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產生的；甚至在我們把這個勞動過程看作只是人和自然之間發(fā)生的過程，并把一切歷史規(guī)定性都撇開不說的時候，也是這樣。如果說體現雇傭工人為自己完成的勞動的產品，即體現他的收益，體現他的收入的產品，只是工資，只是價值（因而是用這個價值來計量的社會產品）中代表他的工資的部分，那末，這又只是在另一種形式上說的同一件事情。因此，如果雇傭勞動和一般勞動合而為一，工資也就會和勞動的產品合而為一，工資所代表的價值部分也就會和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一般價值合而為一。但是這樣一來，其他的價值部分，即利潤和地租，也就會同工資相獨立；它們必須由它們自己的、和勞動根本不同并且不以勞動為轉移的源泉產生；它們必須由那些共同起作用的生產要素產生，而它們就是屬于那些生產要素的所有者的；這樣，利潤就是由生產資料，即資本的物質要素產生的，地租就是由土地所有者所代表的土地或自然產生的 因此，土地所有權、資本和雇傭勞動，就從下述意義上的收入源泉，即資本以利潤的形式使資本家吸取他從勞動中榨取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土地的壟斷以地租的形式使土地所有者吸取剩余價值的另一部分，勞動以工資的形式使工人取得最后一個可供支配的價值部分這種意義上的源泉，也就是從這種作為媒介使價值的一部分轉化為利潤形式，第二部分轉化為地租形式，第三部分轉化為工資形式的源泉，轉化成了真正的源泉，這個源泉本身產生出這幾個價值部分和這幾個價值部分借以存在或可以轉化成的那些有關產品部分，因而是產生出產品價值本身的最后源泉。 在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甚至商品生產的最簡單的范疇時，在論述商品和貨幣時，我們已經指出了一種神秘性質，它把在生產中以財富的各種物質要素作為承擔者的社會關系，變成這些物本身的屬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當地把生產關系本身變成物（貨幣）。一切已經有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的社會形態(tài)，都有這種顛倒。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和在資本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占統治的范疇、起決定作用的生產關系下，這種著了魔的顛倒的世界就會更厲害得多地發(fā)展起來。如果我們首先在直接生產過程中考察資本，把它看作是剩余勞動的吸取者，那末，這種關系還是非常簡單的，實際的聯系會強使這個過程的承擔者即資本家本身接受，并且還被他們意識到。為了工作日的界限而進行的激烈斗爭，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甚至在這個沒有中介的領域內，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直接過程的領域內，事情也不會如此簡單。隨著相對剩余價值在真正的獨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發(fā)展，——與此同時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也發(fā)展了，——這些生產力以及勞動在直接勞動過程中的社會聯系，都好象由勞動轉移到資本身上了。因此，資本已經變成了一種非常神秘的東西，因為勞動的一切社會生產力，都好象不為勞動本身所有，而為資本所有，都好象是從資本自身生長出來的力量。然后流通過程插進來了。資本甚至農業(yè)資本的一切部分，都會隨著這種獨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fā)展，被卷入流通過程的物質變換和形式變換中去。這是原始的價值生產的關系完全退居次要地位的一個領域。早在直接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就已經同時作為商品生產者，作為商品生產的指揮者進行活動。因此，對他來說，這個生產過程決不單純表現為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但是，不管資本在直接生產過程中吸取了多少剩余價值并把它體現在商品中，商品中包含的價值和剩余價值都必須在流通過程中才能得到實現。于是，生產上預付的價值的收回，特別是商品中包含的剩余價值，似乎不是單純在流通中實現，而是從流通中產生出來的；這個假象特別由于以下兩個情況而更加令人迷惑：首先是讓渡時的利潤，這種利潤取決于欺詐、狡猾、熟知內情、隨機應變和千萬種市場狀況；其次是這樣一個情況，即除了勞動時間以外，在這里又出現了第二個決定的要素，即流通時間。流通時間雖然只是對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形成起消極限制的作用，但是它具有一種假象，好象它和勞動本身一樣是一個積極的原因，好象它會帶來一個從資本的本性中產生的、不以勞動為轉移的規(guī)定。在第二卷中，我們對于這個流通領域當然只能就它所產生的各種形式規(guī)定進行說明，論證資本的形態(tài)在流通領域內的繼續(xù)發(fā)展。但是事實上，這個領域是一個競爭的領域，就每一個別情況來看，這個領域是偶然性占統治地位的。因此，在這個領域中，通過這些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并調節(jié)著這些偶然性的內部規(guī)律，只有在對這些偶然性進行大量概括的基礎上才能看到。因此，對單個的生產當事人本身來說，這種內部規(guī)律仍然是看不出來，不能理解的。此外，現實的生產過程，作為直接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又產生出種種新的形式，在這些形式中，內部聯系的線索越來越消失，各種生產關系越來越互相獨立，各種價值組成部分越來越硬化為互相獨立的形式。 我們已經看到，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既是由生產過程決定的，也同樣是由流通過程決定的。利潤形式的剩余價值，不再和它得以產生的投在勞動上的資本部分相比，而是和總資本相比。利潤率受它本身的各種規(guī)律調節(jié)；這些規(guī)律，在剩余價值率不變時，允許利潤率發(fā)生變化，甚至決定著利潤率的變化。這一切使剩余價值的真正性質越來越隱蔽，從而也使資本的實際機構越來越隱蔽。由于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轉化為起調節(jié)作用的平均市場價格，情況就更是這樣了。在這里，一個復雜的社會過程插進來了。這就是資本的平均化過程。這個過程使商品的相對平均價格同它們的價值相分離，使不同生產部門（完全撇開每個特殊生產部門內的單個投資不說）的平均利潤同特殊資本對勞動的實際剝削相分離。在這里，不僅看起來是這樣，而且事實上商品的平均價格不同于商品的價值，因而不同于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特殊資本的平均利潤不同于這個資本從它所雇用的工人身上榨取出來的剩余價值。商品的價值只是直接地表現在這件事情上：變化的勞動生產力，對生產價格的漲落，對生產價格的運動產生影響，而不是對生產價格的最后界限產生影響。既然對勞動的直接剝削，允許資本家按照似乎和這種剝削無關但起著調節(jié)作用的市場價格來實現一個和平均利潤相偏離的利潤，那末利潤好象只是附帶地由對勞動的直接剝削決定的。正常的平均利潤本身好象是資本所固有的，同剝削無關；過度的剝削，或者，甚至特別有利條件下的平均剝削，好象只是決定同平均利潤的偏離，而不是決定平均利潤本身。利潤分割為企業(yè)主收入和利息（更不用說這中間還要插進商業(yè)利潤和貨幣經營業(yè)利潤了，這兩種利潤都是以流通為基礎，好象完全是從流通中產生的，而不是從生產過程本身中產生的），就完成了剩余價值形式的獨立化，完成了它的形式對于它的實體，對于它的本質的硬化。利潤的一部分與它的另一部分相反，完全從資本關系本身中分離出來，并且好象它不是來自剝削雇傭勞動的職能，而是來自資本家本身從事的雇傭勞動。與此相反，利息則好象和工人的雇傭勞動無關，也和資本家自己的勞動無關，而是來自作為它本身的獨立源泉的資本。如果說資本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現為資本拜物教，表現為創(chuàng)造價值的價值，那末，現在它又在生息資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最異化最特別的形式。由于這個原因，“資本—利息”這個公式，作為“土地—地租”和“勞動—工資”的第三個環(huán)節(jié)，也就比“資本—利潤”這個公式徹底得多了，因為在利潤的場合，我們總會想起它的起源；而在利息的場合，不僅想不到它的起源，而且想到和這個起源完全相反的形式上去了。 最后，同作為剩余價值的獨立源泉的資本相并列的，是土地所有權，它所起的作用是限制平均利潤，并把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轉移到這樣一個階級手里，這個階級既不親自勞動，又不直接剝削工人，也不象生息資本那樣可以找到一些在道義上寬慰自己的理由，比如說，貸放資本要冒風險和作出犧牲。在這里，因為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好象不是直接和社會關系聯系在一起，而是直接和一個自然要素（土地）聯系在一起，所以剩余價值的不同部分互相異化和硬化的形式就完成了，內部聯系就最終割斷了，剩余價值的源泉就完全被掩蓋起來了，而這正是由于和生產過程的不同物質要素結合在一起的生產關系已經互相獨立化了。 在資本—利潤（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中，在這個表示價值和一般財富的各個組成部分同財富的各種源泉的聯系的經濟三位一體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系的物化，物質生產關系和它的歷史社會規(guī)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現象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資本先生 在描述生產關系的物化和生產關系對生產當事人的獨立化時，我們沒有談到，這些聯系由于世界市場，世界市場行情，市場價格的變動，信用的期限，工商業(yè)的周期，繁榮和危機的交替，會按怎樣的方式對生產當事人表現為不可抗拒的、自發(fā)地統治著他們的自然規(guī)律，并且作為盲目的必然性對他們發(fā)生作用。我們沒有談到這些問題，是因為競爭的實際運動不在我們的研究計劃之內，我們只需要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組織，在它的可說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現出來。 勞動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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