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北京工廠蝸居女工:9平米住宅直不起腰

14-10-31 13:10:21 來源：新浪  

帶著驕傲進了工廠端上了鐵飯碗，聽從師傅教誨好好工作爭得榮譽住進了媽媽宿舍，不知不覺間時代大潮卻已變更。

69戶買斷工齡的老工人，被卡在這榮譽的“蝸居”里，滿目蕭索與過往的記憶間，這差別猶如這片平房的破敗與東四環(huán)寸土寸金的繁華，雖一街之隔卻有判若云泥的遙遠。

人們在努力尋找著安慰——至少一起輝煌過，如今仍一起守望……

一屋子的人，誰都回憶不全當年那個意氣風發(fā)的年代里老廠長提出的口號了。

“一年起步，兩年趕超，五年騰飛。大概是這樣吧?”48歲的李桂紅最先提起這話題，但沒有人確定那動員口號是否就是如此。

那個年代對他們來說太過久遠了，“好像夢一場”。

當年，這一屋子四五十歲的人正值青春年少，和他們的京棉二廠一樣，躊躇滿志。

可是在2014年的深秋，屋外秋風掃落葉，房屋低矮，滿目蕭索。這里曾經有過的精氣神已經消散。他們的世界與北京東四環(huán)寸土寸金的繁華一街之隔卻判若云泥。

曾經附著在他們身上的那些的激動人心的字眼——比如光榮，比如夢想，也早已不復存在，如同他們不復存在的車間。

廠區(qū)是當做“家”的地方

這里，曾經是京棉二廠生活區(qū)的媽媽宿舍，破落衰敗得很難讓人聯(lián)想到當年的叱咤風云——在北京的工業(yè)史上，曾有著名的“一黑一白”。一“黑”指的是西邊的首鋼，而一“白”指的則是東邊慈云寺橋向東一直到十里堡的“紡織城”。

新中國成立后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決定興建棉紡織廠。當時建設的3個棉紡織廠，總投資1億3千多萬元，三廠毗鄰相連，自東至西依次為京棉一廠、京棉二廠、京棉三廠，占地總面積為93萬多平方米。從1953年京棉一廠破土動工到1957年京棉三廠正式投產，北京成為我國五大棉紡織工業(yè)基地之一。

最早的一批工人是從全國各地抽調、招聘而來的根正苗紅的技術骨干。

三個棉紡織工廠的建成，結束了北京人要想穿花布衣服，只能買“洋布”的歷史。

30余家紡織系統(tǒng)的單位也相繼建成，云集于此。

“老一輩師傅總教育我們，要愛廠如家，工人就是工廠的主人，給工廠干就是給自己干。”在京棉二廠破敗的媽媽宿舍，“買斷工齡”的女工李艷伶說，她相信說這話的前輩都是發(fā)自內心的，因為她也曾篤信這些。李艷伶是媽媽宿舍住戶之一，曾經象征榮譽的京棉二廠媽媽宿舍，如今仍是他們的“蝸居”，也是她和的鄰居們享受的京棉二廠最后的“福利”。

時光流轉，經歷過十年“文革”的低潮，工廠再一次迎來上世紀80年代的黃金時代，來自北京郊縣的農村青年李桂紅和她現(xiàn)在的68戶鄰居中的大多數(shù)，踏進了當年的“萬人大工廠”。

“我記得很清楚，招工那天，村里的大喇叭廣播，說二廠來咱村招工了。于是家家戶戶都忙活起來了，都往村大隊擠，盼著把自家的孩子送到北京當工人?！?986年，李桂紅19歲，一個鄉(xiāng)只招幾個人，報名的卻有幾百人，大隊書記讓大伙兒抓鬮，誰家孩子抓著了，誰家孩子就可以參加政審、體檢、面試。經過一路過關斬將，當年的7月18日，李桂紅正式進入京棉二廠當上了工人，端上了“鐵飯碗”。

當年，為了端上“鐵飯碗”，大家都沒少使力氣。

“80年代，誰家沒幾個孩子?待業(yè)青年多，進工廠當工人大家都羨慕?！?989年進廠的周立文說，招工時，有的家里兩三個孩子搶著要去，競爭激烈，自己當時就是哥哥托鄉(xiāng)里的關系才進來的。

周立文18歲進廠，用她自己的話說，還只是個“小姑娘”。當時只是知道當工人好，上北京、進大廠當工人更好，走在村里都能“高人一頭”。至于好在什么地方、為什么好，自己當時沒有細想過，后來沒工夫去想，再后來等有功夫想了，也沒想明白過。

一輛大客車把他們從通州拉進京棉二廠的時候，周立文決定也要像前輩那樣，“愛廠如家”。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廠里的大客車一批又一批把像周立文這樣北京郊區(qū)十七八歲的孩子從他們生活的農村拉進了北京、拉進了京棉二廠、拉進了他們決定要當做“家”的這個地方。

曾經端“鐵飯碗”“啥都不缺”

京棉二廠建廠初期，“當時對紡織一點概念都沒有，從農村來到城市工作，心里就想著要好好干?！本┟薅S第一批紡織工、老勞模的陳素芝后來這樣回憶他們當年的工作狀態(tài)。

陳素芝17歲進廠，在布機車間當擋車工，一干20年，每天不停地巡視機器、接線頭，一天要接上萬個線頭。這位老紡織女工，曾在上世紀50年代創(chuàng)立了“三姐妹工作法”，后向全國推廣。這曾一度是京棉二廠和北京紡織工業(yè)的驕傲。

周立文干著和陳素芝一樣的活，她在自己6平方米的小屋里，伸出雙手：“到現(xiàn)在，我兩只手上還都是死皮?！睆?989年進廠，到2006年被“買斷”，周立文在京棉二廠當了17年的擋車工。8年的時光，沒有抹去歲月在手掌上留下的印記，她說“手上的死皮怕是蛻不下去了”。

周立文、李桂紅、張月平、王艷花……當年這些從農村來到城市工作的小姑娘們，和陳素芝懷揣著一樣樸實的念頭：“要好好干”。

就是這么一個念頭，讓來自北京北郊密云的李桂紅從1986年的擋車工干起，干到了廠級先進，被廠里送往北戴河療養(yǎng);也是這個念頭也讓她一年中從沒有遲到早退過。工廠三班倒，人停生產不停，6點半的早班，她5點半就起，為了讓自己心里“踏實”。

“那個時代的人不覺得累，因為大伙兒精神頭好，生活有奔頭。”1984年進廠的張月平回憶說，老輩的光榮，他們這一代人也曾體驗過。

李桂紅是京郊密云人，進廠后分配的工種是擋車工。“小姑娘進了大廠，住單身宿舍，掙了工資，端上了'鐵飯碗’，特別美，感覺在都市當工人太好了?！?

其時，李桂紅一個月的工資不過50元，但她確實沒有需要花錢的地方——“廠里的福利特別好，逢年過節(jié)發(fā)東西，沒有節(jié)假日，瞅著機會就發(fā)，柴米油鹽啥都發(fā)——甚至小到女職工的衛(wèi)生用品?！?

彭玉豹和愛人是廠里的雙職工，有一年春節(jié)前，他們兩口子在行政科門前排隊領東西，老廠長恰好路過，問了一句：“怎么樣?”20來歲的彭玉豹回答得又干脆又響亮：“好!”“還需要什么嗎?”“不用了，再發(fā)就沒地兒放了!”

京棉二廠工人們的面子不僅體現(xiàn)在提回家的那些東西上，回家、上班，廠里也是車送車接。除了自己后來的出租車，屈玉杰說這輩子坐的最多的就是當年廠里的職工班車了。

屈玉杰愛交朋友，當時同學、朋友聚會，他爭著搶著買單，同學、發(fā)小也都說：“你在國家的大廠里當工人，吃的是國家的，我們沒法和你比?！蹦莻€時候，屈玉杰也是這么認為的——自己端的是國家的“鐵飯碗”。

他們回憶，那會兒二廠的工人確實“啥都不缺”。吃喝有食堂，到了年限分房。廠里甚至還有媽媽宿舍——這是為了方便家離廠遠的媽媽哺乳而建的，但只有評上先進模范的女工才有資格申請。隨著工廠效益和工齡增加，工人們的工資也從剛進廠的幾十元漲到了幾百元。所有的幸福好像從他們進廠端上“鐵飯碗”的那一刻就水到渠成了。

“一年起步，兩年趕超，五年騰飛”的口號大概就是那個時候提出的，那是一個工廠和工人的日子都過得紅紅火火的年代。每到晚霞燒得天邊通紅的時候，正值換班時間，從東往西的朝陽路把這片“紡織城”的生活區(qū)和廠房分割兩邊，路上全是紡織工人，人流好像也涌進了天邊的晚霞——許多年過去了，屈玉杰和左鄰右舍仍對當年的這一幕歷歷在目。

屈玉杰說，現(xiàn)在生活在這里的紡織工人和他們的家屬，“有個小三十萬吧”。

光榮慢慢褪色

曾經的女工們說不出來，這種光榮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慢慢褪色的。

李桂紅扳著指頭算日子：“1986年我進廠，1990年去北戴河療養(yǎng)，一年后結的婚，1992生了孩子，放在廠里的托兒所，一個月70元錢，后來又上了廠里的幼兒園，學費都是從工資里扣，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沒覺得日子過得有多緊?！?

算來算去，算不出一個確切的日子。

誰都說不出來是哪一天，京棉二廠開始走了下坡路，更說不出他們是從哪一天開始，再也不是那個“高人一頭”的紡織工人了。

這些大多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紡織女工當然無法預判當時的形勢——20世紀90年代，中國紡織業(yè)開始經歷深刻調整。紡織業(yè)的重心大轉移，由沿海和中心地區(qū)向中西部擴散和轉移。在此背景下，北京的傳統(tǒng)紡織工業(yè)也隨著北京工業(yè)布局開始調整。

李桂紅能回想起最早的年份是1997年或者1998年，有人開始待崗，但她沒想到他們這樣的技術骨干有一天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

她的推算也許不差：根據(jù)后來媒體的報道，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京棉一廠、二廠、三廠三個企業(yè)長短期費用將近10億元，光財務費用一年加起來，差不多將近9000萬元。當時，國家出臺政策鼓勵組建大集團。三廠聯(lián)合可以減員增效，還能享受相關政策。1997年，在國有企業(yè)組建集團、打造“航空母艦”的大背景下，這三個廠組建了北京京棉集團。

新集團也沒能挽救江河日下的京棉二廠和它的工人們。

進入新世紀，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待崗”的行列，車間一個接著一個地被撤銷合并，工友一個接著一個地被“下崗分流”——進廠時那些不滿20歲的姑娘小伙兒此時都步入了中年。也有人意識到了廠子“早晚要黃”，但很少有人主動離開，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在這里呆了一輩子，除了干紡織工的活，其他的都不會”。周立文說，干的時間長了，他們也都和車間的機器一樣，機器轉了，他們就轉了，機器停下了，他們也就停了。

最終，“鐵飯碗”碎于2006年。

工廠維持不下去了，以每年2100元的價格買斷了他們的工齡，與他們解除了勞動關系。從那以后，“買斷工齡”的工人們與曾經的光榮、夢想、青春、酸甜苦辣一刀兩斷。

或許是拖沓得太久，竟沒人對此耿耿于懷，大家反而很平靜——有些人再說起當年“買斷”時，甚至用“高興”來形容當時的心情。

“你不拿那幾萬元錢，早晚一樣得退?！敝芰⑽暮蛺廴耸菑S里的雙職工，工友眼中腦筋活泛的她分析起當時的形勢：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民營紡織廠，拿什么跟人家競爭?她早早計劃著拿著“買斷”工齡的錢“折騰”點自己的事情。

同齡人在學校、社會中摸爬滾打砥礪成長時，他們的青春伴隨著車間里的機器一同老去，但他們也懂得“大勢所趨”。

下崗、“買斷”是逐漸進行的，并沒有什么大的波瀾，很多人都不記得“買斷”那天有什么特別之處了——那只是他們生命中普通的一日。

沒有誰多愁善感地意識到，那是他們生命中一個時代的終結。

“被卡住了”的生活

等待在他們面前的是生活。

2006年，李桂紅40歲;周立文36歲;張月平41歲;屈玉杰37歲……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沒有時間去多愁善感，也沒有時間去胡攪蠻纏。

他們也沒有埋怨——“我們從來沒有恨過二廠，我們也沒有埋怨過國家，二廠輝煌過，也給過我們好日子，國家要向前發(fā)展，這都是大形勢，這不是幾個人能擋得住的，這些我們都懂，我們就是趕不上趟，能怨誰呢?”屈玉杰說。

張月平覺得自己尤其“趕不上趟”。

在同一批“買斷工齡”、目前同住在當年二廠母子宿舍里的69戶人家中，張月平算是資歷較老、較年長者。1984年，她從北京西郊門頭溝進廠。一步一個腳印，從擋車工干到生產組長、教練員、黨支部組織委員、車間工會主席。

當年的“四班三運轉”，早班6點半到下午2點，中班下午2點到晚上8點，夜班晚上8點到凌晨6點。張月平22年的紡織女工生活就是“中規(guī)中矩，到點吃飯，到點上班。發(fā)燒感冒都得去，沒其他的想法，就是好好干，工資自然能漲上去，到點分房、光榮退休”。

張月平到底沒有等到那一天，生活沒有按照她預想的軌跡發(fā)展，新世紀的來臨不僅沒有給他們帶來新氣象，還將上個世紀的光榮消磨殆盡。進入2000年之后，北京取消了福利分房。

現(xiàn)在，她只好和她的68戶以前的工友、現(xiàn)在的鄰居擠在每戶面積僅6平方米、曾經象征著他們榮譽的平房里。也就是這平房，是目前維系他們與京棉二廠的唯一聯(lián)系：“買斷”后，女工無處可去，廠里“默認”他們住在這里，每家每月按照每平米1元的價格繳納租金，外加2元的衛(wèi)生費，水電煤氣按照市場價上繳“京棉二廠行政科”。

這些平房就是京棉二廠的媽媽宿舍。當年，這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住進來，只有那些得過榮譽、評過先進的年輕媽媽才有資格入住。如今，家家戶戶都能拿出一摞當年的榮譽證書來：廠級先進、操作能手、各類比賽冠軍……

如果一切正常，住進“媽媽宿舍”的工人，再等幾年，就能“上樓”了。所謂的“上樓”，指的是住進生活區(qū)里為職工準備的筒子樓。再后來，他們還有機會獲得“分房”，住進大房子。

在張月平他們之前，京棉二廠媽媽宿舍里的住戶們都沿著這條軌跡，圓滿了一個農村孩子到城市工人的人生。但是正如車間里的機器，時間之輪轉到張月平這里時，便戛然而止了。

用他們自己的話說，“被卡住了”。

一戶6平方米的“蝸居”

被“卡住”的共計69戶，200余人。

“再往多里說，'紡織城’這一片，原先三個廠加起來，得有個好幾百人吧?！鼻窠苷f。

京棉二廠的生活區(qū)大院里多是四五層高的紅磚小樓，已經難尋當年輝煌的痕跡，樓面灰蒙蒙的好像覆滿煙塵，院子道路兩旁樹木的伸開枝葉遮住天空，正值深秋，落葉飄零在有些坑洼的路面。小樓住戶有的缺門少窗，有的墻面伸出一座自己搭建的陽臺、堆滿雜物。

30年前修建的平房就蜷縮在院子一角。

“蝸居”，李艷伶是這么說自己的房間的。不用心看，你看不出她不足9平方米的房間是“復式”：一樓放著一張床，一張折疊桌，“二樓”一套臥具鋪在分隔樓上樓下木板上，腰都直不起來。樓上樓下與一架小梯相連。

這是李艷玲的三口之家——她，因公負傷的丈夫和身高一米八多、體重200多斤的兒子。

李艷伶的住房條件在69戶中算好的。

大部分房間6平方米。屈玉杰說，孩子在家吃飯時，他們每人端著各自的飯碗，各找各地，從來沒在一張桌子上吃過飯。

他們住在這里的時間長度，多則30余年，短則20多年。11排工69間平房住進69戶人，外加一間10平方米、擺著8臺液化氣灶臺的公共廚房，一間5平方米的水房和兩間各6平方米的公共廁所。

曾經是作為獎勵分配給他們的宿舍，現(xiàn)在卻讓他們進退不得——經過30多年的風吹日曬，房子已經危機四伏。

69間平房的屋頂都用油氈覆蓋，李艷伶說，一到雨天，兒子睡在“樓上”，家里的盆盆罐罐就派上了用場——屋頂四處漏水。如果是晴天，又得提防失火，每到春節(jié)，別處人家放煙花，屈玉杰和他的鄰居們就得出來看管自己屋頂，飄散而來的煙花隨時都能把他們的屋頂點燃，畢竟這樣的事情不是沒有發(fā)生過。

這些用三合板分隔的房間建在防空洞上，曾經遭遇過塌陷，四處開裂的墻面，總讓他們擔心“一陣風就會把房子吹倒?！倍匣碾娋€、糟糕的衛(wèi)生狀況，讓他們日復一日地提心吊膽。

并入京棉集團之后，京棉二廠的行政科還在，不僅行政科在，還有“二實業(yè)”。在住戶眼里，行政科管理生活區(qū)房屋出租，“二實業(yè)”負責物業(yè)。他們的水電煤氣費交給行政科，“二實業(yè)”負責維修管理——屋頂?shù)挠蜌志褪恰岸崢I(yè)”鋪上去的。

這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每月1元每平方米的租金在北京已經足夠“優(yōu)惠”，但對于一家?guī)卓谌藖碚f，6平方米的“蝸居”實在又太過局促。當年的工廠“黃”了，他們又與現(xiàn)在的企業(yè)沒有關系。誰心里都明白，現(xiàn)在的企業(yè)沒有義務來解決他們的住房困難。

無奈選擇“務實”的職業(yè)

他們不是沒有嘗試過改變。

周立文差點就“發(fā)財”了，從廠里出來后，她拿著兩口子包括“買斷費”在內的8萬元積蓄，投資了電視上一個名人做廣告的“買林投資”項目，錢投進去了，對方卻連人都找不著了，幾十年的積蓄就這樣打了水漂。

這件事讓大家眼中“腦子好使”的周立文也意識到，到了這個年齡，他們再去學做生意，“太晚了”。

以此為鑒，大家都知道“要務實”。

現(xiàn)在的69戶人，基本上也都“再就業(yè)”了，都是保潔、物業(yè)工作人員、售票員、收銀員這些“務實”的職業(yè)。

“這一片的保潔、物業(yè)，都是曾經的紡織工人，一聽說哪有招聘了，大伙兒就互相提醒，去了一看，還是當年的那些人?！崩罟鸺t現(xiàn)在干著兩份工作，早上、下午分別去兩家賓館做“客房”，她的情況和別家不一樣：孩子在外地上大學，丈夫腦瘤后遺癥，喪失了勞動能力。

“現(xiàn)在的單位對我好，知道我的情況，人家也愿意讓我干兩份工作?！?9歲了，李桂紅說起這些來也好像說當年的京棉二廠。

實現(xiàn)“再就業(yè)”的人，當年的社保轉入了現(xiàn)工作單位，但像張月平這樣因為身體已經吃不消的人，連“吃低保”都困難——他們當年進廠的時候，戶口保留在了北京郊縣的老家，在京棉二廠呆了幾十年，現(xiàn)在早已“人戶分離”了。而北京市的規(guī)定則是：低保家庭需向戶口所在地申請。

“當年在單位的時候，遇到困難，我們還能有個組織可以依靠，向廠里、向工會反映?！爆F(xiàn)在，屈玉杰說，他們的那個“組織”沒有了，他們找過“二實業(yè)”，找過京棉集團，也找過相關部門，剛開始的時候，人家還會好言好語地告訴他們：你們的情況我們很同情，房屋壞了我們可以修，但其他問題我們也解決不了。后來，找的次數(shù)多了，他們的關系就好像成了“敵我關系”——“誰都不待見誰”。

毫無動靜的搬遷改造

彭玉豹和屈玉杰是一群人中“混得比較好的”，他們都是出租車師傅，一個月有四五千元的收入。但彭玉豹回答不了兒子問過的那個問題：“爸，咱家什么時候也能買房?”

當年被父母帶進這些房間的孩子還是嗷嗷待哺的嬰兒，現(xiàn)在都已經長大成人。幾十年來，這里的成員在減少：姑娘有嫁出去的，卻沒有娶進來的。

姑娘出嫁時，不敢讓男方來家里接，而是找一個酒店，從酒店把人接走。張月平的女兒讀高中的時，有一個要好的同學跟家里吵架，提出來張家住一晚。張月平收拾了一下午，到底沒有收拾出像樣的地方，女兒后來帶著同學在附近的咖啡館坐了一晚上。家長和孩子都知道，自己家“太寒磣”。

他們把改善住房條件的愿望寄托在“拆遷”上，但他們自己也明白：京棉二廠生活區(qū)，一個屋里可能存著十幾個戶口，真要拆遷，哪家開發(fā)商也承擔不起這補償費用。

2009年，京棉二廠的廠區(qū)化身為“萊錦創(chuàng)意產業(yè)園區(qū)”之后，生活區(qū)的搬遷改造迄今毫無動靜。廠區(qū)的改造保留了蘇式工業(yè)建筑的風格，入駐了大量的文化創(chuàng)意企業(yè)，媒體形容，已經實現(xiàn)了“鳳凰涅槃”，園區(qū)2011年9月正式開園，開園4個月入住率達到了100%，當時預計年產值超百億。雖然仍與生活區(qū)一街之隔，但因為“買斷”工齡之后，勞動合同解除，“人家現(xiàn)在只管自己的職工”。

他們考慮過廉租房，申請廉租房需要“二實業(yè)”蓋章，前提是搬離現(xiàn)住地。沒有人搬出去，人們怕搬出去之后，有朝一日真要拆遷，自己還會“趕不上趟”。

于是，69戶、200余人仍在京棉二廠生活區(qū)大院一角的媽媽宿舍里過著另一種集體生活。

如果不說起現(xiàn)實的煩惱，這里是一個融洽的大家庭：晚飯時候，幾十戶人排隊在公共廚房做飯，張家做了好吃的，叫上李家的孩子吃上一口;李家遇到麻煩了，王家趕緊過來搭把手。周立文說，日子雖然過得不如別人寬敞，但這里的人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真情。

“幾十年的關系了，從毛頭小伙兒、小姑娘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不容易?！痹谶@里，他們能體會到“工廠不在了，工友還在”的那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