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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命婦墓中的青銅禮器 種類繁多的隨葬器物特別是青銅禮器顯示了貴族婦女的家庭和社會地位。本節(jié)將分析隨葬青銅禮器的類別、容量、重量、設(shè)計、來源及其稀罕程度，所屬群體和器類組合，以了解本文中四位女性與商王的關(guān)系、娘家的背景、自身在宮廷中的地位，及其生時所擁有的權(quán)勢。一些銅器明確地顯示出對女性的尊重。如著名的司母戊方鼎，現(xiàn)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盜掘于84WBM260婦井墓，通高1.3米，重近一噸，飾一寬饕餮紋飾帶。 迄今為止，無論發(fā)掘或傳世品，司母戊方鼎均為商代所見之最大最重的青銅禮器。它大于傳世或出土的王墓隨葬物這一事實，顯示了商代王室女性享有某種男性成員不曾享有的特殊榮譽。器物上的銘文司母戊(或司戊母)明確記載了物主的性別，這一點將在下文討論。 青銅禮器在商代墓中常有發(fā)現(xiàn)，但只有高等王室成員才有專門為他們鑄造的大型方鼎 (張1983，郭 1977﹕1)。這些方鼎的銘文記錄了制器者或使用者。小屯5號墓即婦好墓，藏有468件青銅禮器，其中的大型方鼎上銘文為司母辛，其字序與司母戊方鼎銘文一致，形制設(shè)計也一致，顯然與司母戊方鼎為同一禮制體系的器物。司母辛方鼎小于司母戊方鼎。 如果說容量和重量是由禮制所決定的，那么司母戊方鼎的主人妣戊(婦井)的社會地位當高于司母辛方鼎的擁有者。婦井墓中所余隨葬品的種類和質(zhì)量也顯示其地位高于婦好，盡管婦井墓遭到過盜掘，仍然有名目繁多的器類和大量的余存，其類別竟超過保存完好的婦好墓。例如，婦井墓余有七種骨雕器物，而婦好墓僅有五種；婦井墓有251顆骨質(zhì)箭頭，而以軍事才能聞名的婦好僅有29顆；婦井墓余38位人牲，婦好墓只有16人。雖然婦井墓的青銅器大多去向不明，但上述差異及其墓葬形制、容積、墓道及區(qū)域的差別，都證明婦井墓的地位高于婦好墓。因此可以認為同為武丁命婦，婦井在宮廷生活中的地位高于婦好。 無論如何，婦好墓畢竟是至今為止發(fā)掘的隨葬品最豐富的墓葬。大量罕見的物品不僅標志她在商王朝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明確顯示了她身為女性的特點。墓中有些青銅容禮器為商代僅見的孤例，如三聯(lián)甗和甑形器等。類似的器物不見于男性墓葬。這提示我們有些青銅器在為不同性別的王室成員設(shè)計時已經(jīng)考慮了性別的差異。婦好器物的銘文不僅注明了婦好的性別，也記錄了她的成熟狀態(tài)，生與死。 婦好銅器中數(shù)量最多的一組銘文為“婦好”和“好”，包括109件青銅容禮器和兩件象征權(quán)威的大型銅鉞 (林1965)?！皨D好”和“好”均為其私名(郭1933﹕3)。以私名為名告訴我們這些器物是她在世時所鑄 (張1986)。這些器物是成套而非單個設(shè)計的；金相成份相似，表明鑄造于同一作坊，并大約同時，這為我們了解武丁時期器物的配套使用提供了依據(jù)。這組器物的設(shè)計氣勢磅礴，母題包括虎、梟等鮮見于女性墓的題材，“造型優(yōu)異，莊嚴典重，非其它各組銅器所能比擬；同時，它們的紋飾也極精致繁縟，尤其是梟紋和虎紋，均為其它各組所無，顯示出作器者的地位和性格”(考古所1980﹕95)。 另一組銘文為“司母辛”，包括一對大方鼎，一對四足觥，一方形深圈足器及石牛。其設(shè)計同樣雄渾有力，莊重典雅。婦好的廟號“辛”見于周祭。司辛標志著這組器物是獻給王之配偶辛的。這組器物顯然是在她去世后所鑄。母字在現(xiàn)代漢語中代表母親，但在商代未必如此。王國維認為母字是女性的代稱，正如父字代表男性一樣，常見于周代銘文。這類名稱只代表性別而非婚姻或生育狀況 (王1959a﹔郭 1957﹕卷8-17﹔考古所1980﹕96)。 婦好確實有一組標志她婚姻狀況和家庭背景的銅器，證明她來自于“正確”的族系和顯貴家庭。這組銘為“司（巧）母”的器物是送給私名為“靈巧的小姑娘”的婦好的，顯然是她未婚時所鑄，或為陪嫁之物(考古所1980﹕97)，共26件。包括幾組成對的大型酒器﹕尊、方壺、斝和十一件觚。毫無疑問只有顯貴之家才能給女兒訂制這樣的銅器。 婦好出嫁之后在商王朝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這一點可從她墓中的方國貢品來證實。一組銅器銘文“亞弜”的大圓鼎和一對鐃，為亞弜獻給商朝的貢物。亞弜大約位于今河南省西部(陳1956﹕298)或陜甘之間(曹定云1983)。婦好墓中的一件朱文玉戈貢品，記述了盧方進貢五件戈給商王朝(考古所1980﹕97)。另一組器物銘文“亞其”也應屬方國貢物。亞其大約在今山東省(王獻唐1960)或山東與河北省之間(曹定云1983)。 卜辭記載了婦好作為軍事領(lǐng)導人的杰出成就，她曾率領(lǐng)軍隊攻克土方，羌方和兒方(胡1970；李1977；王宇信、張永山1977；考古所1980﹕226-227；郭1965﹕59、660、1226、1229、1230片)。無論這些貢品來自她自己的戰(zhàn)爭勝利品或為王所贈，國家貢物作為隨葬品出現(xiàn)，證實了婦好在王朝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告訴我們對商代女性在歷史中的作用需要作具體分析?？梢姵錾盹@貴并成為王的法定配偶的婦好，是靠自己的才能和成就，贏得了5號墓所體現(xiàn)的榮耀的。 靠近小屯婦好墓，有兩座已經(jīng)發(fā)掘的墓葬17，18 號墓。這三座墓結(jié)構(gòu)，容積相似，且位于同一墓區(qū)，并均未經(jīng)擾動，但后兩座墓的隨葬物卻無法與婦好墓相提并論。因此，本文將再次論證墓葬位置，結(jié)構(gòu)及隨葬品的性質(zhì)是由死者的貴族等級地位所決定，而隨葬品的多寡則依其生時所有的權(quán)勢而布置。婦好墓共出隨葬器物1928件(不包括小銅泡和小圓玉片)，有468件青銅禮器，755件玉器，500余件骨雕，47件半寶石和6800余枚海貝，螺，綬貝等。18號墓共有隨葬品90件，在安陽墓葬中也算是收藏豐富的，不過比起婦好墓來差別是顯然的：43件銅器，四件陶器，十一件玉器，28件骨器和四只海貝。銅器包括禮器和兵器，16件容禮器鑄造優(yōu)良。一件銘“子漁”的尊和一件銘“侯”的簋尤其精致。同墓所出白玉戈有毛筆朱書文字，記述了商在對的戰(zhàn)爭中獲勝的事跡。子漁之名和婦好一起常見于賓組卜辭，顯系宮廷重要人物 (考古所1980﹕222；1981)。卜辭記錄了子漁參與對直系先王的祭祀，如祖乙，祖丁，和父乙(考古所1987b)。這三王均為大宗之王，標志著子漁在商王朝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性。另一組卜辭記載“子漁登于大示”，大示即大宗，說明子漁出自大宗無疑，他有可能就是武丁太子，周祭中死于登基之前的孝己(楊1989﹕305-314)。 墓18的主人肯定和子漁有聯(lián)系，但又不像子漁本人。作為進入周祭與王共享供奉的商朝太子，18號墓似乎太簡陋了。不僅隨葬品遠遜于婦好，屬于銘文“子漁”組的銅器也只有兩件。而且，其它器物質(zhì)量都不及這兩件。反之，一件銘“子母”的銅爵暗示這件器物為一女性所作。據(jù)發(fā)掘報告，這只爵設(shè)計風格細膩，似屬女性 (考古所1981)。我們雖然不能依據(jù)風格斷定墓主人的性別，但報告中對人骨的鑒定也傾向于女性。弄清墓主人的性別，我們須將各類材料視作一個整體來看。在隨葬品中，18號墓的一組頭飾為我們提供了與其他墓葬出土物進行比較的材料。 這組頭飾是在18號墓的棺頂上墓主人頭部上方發(fā)現(xiàn)的﹕兩枝玉笄和25 枝骨笄成扇狀排開，笄頂飾夔紋和鳥紋；玉笄位于中央。這樣成組扇狀陳放的頭飾在安陽并不罕見，侯家莊HPKM1550墓內(nèi)的一位女殉人1550-49有一套同樣形式但更加繁麗的發(fā)飾。這位殉人和另外五位女殉人一起成行葬在各自的漆棺中，并有少量隨葬品。1550-49不僅有小型玉器，還有青銅禮器：圓鼎一，觚一，爵一。在她頭骨上方有130余枝骨雕發(fā)笄成三排擺放，玉柄形飾和玉笄插在中央，如孔雀開屏一般華麗無比。這是至今為止在商代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位于原處的、最引人注目的頭飾。它和墓18的發(fā)現(xiàn)形式相同，擺放方式相同，骨笄雕刻風格也相同。雖然商代無論男女都使用發(fā)笄，但形式完全一致的發(fā)式應屬于同一性別。18號墓的骨骸遺存，青銅銘文和頭飾均暗示墓主人為女性，因此不可能是子漁之墓。她可能和子漁有親屬關(guān)系，顯然有明確的貴族地位但遜于婦好，約為公主一類的王室成員。子漁和諸王一道受祭，其墓應地處侯家莊并具有類似于武官大墓的規(guī)模。武官大墓位于王陵區(qū)卻小于王墓，且只有兩條墓道(郭1951)。此墓面積為165平方米，有木制槨室，盜掘后仍留下了數(shù)量驚人的隨葬品和犧牲：79殉人，28匹殉馬，三只猴，一只鹿，15只其它動物。殉人之數(shù)量兩倍于婦井墓。剩余器物包括刻虎紋的大型白石磬、玉器和大批白陶等只有高等王室成員才享有的器物。假設(shè)商代喪葬禮制系統(tǒng)在安陽二期定形，那么這座二墓道的位于侯家莊的墓葬不可能是王的，而有可能是這位早逝的太子的。 對上述三種女性墓的比較可知，葬于同一墓區(qū)的王室成員在世時的社會地位并不是平等的。17、18號和5號墓雖在同一墓區(qū)，形式規(guī)模相同，但17、18 號墓的內(nèi)容和性質(zhì)不能和婦好墓相比，其墓主人生前不具有婦好的地位和權(quán)勢。至于西北岡1550-49雖有銅禮器卻無銘文和特殊設(shè)計，大概沒有強有力的娘家支持，顯然也沒有顯貴的地位。那組繁華得驚人的頭飾是她受寵于王的見證。缺少貴族等級又受到商王的寵愛，大概是她葬身王墓的原因。由此可見，女性貴族在宮中的地位和死后的喪葬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具體了解她們之間的關(guān)系，需要參考卜辭記載。 周祭所見的等級關(guān)系 在多妻制的商代，盡管武丁有眾多妻妾，但進入周祭系統(tǒng)為商王室世代供奉的只有三人。這三人應為武丁的法定配偶即王后。她們的墓葬及在周祭中的位置都是有區(qū)別的。周祭是商人的宗教歷法，在歲祭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完善，記錄了王和后受祭的順序。關(guān)于這一復雜的歷法已有深入的研究，本文依照的主要是常玉芝的研究成果。各王的受祭順序依其為王的順序，包括立為太子而無緣為王者(陳1956﹕380﹔Keightley 2000)。王的配偶是不能自動進入周祭的。只有那些出自大宗的王和其法定配偶才受享于周祭，小宗之王的法定配偶是不能入祭的。周祭記載的是祖母一輩而不是母親一輩的王后(常1987﹕104)，它只是諸多祭祀的一種。許多命婦受享于其他的祭祀系統(tǒng)，但只有入周祭的才被視為“國祖母”世代受祭。 周祭之王始于上甲。但他和后世三王(報乙、報丙、報丁)的配偶都沒有記錄。對王后之祭始于示壬之后妣庚。妣庚之旬為王后之祭之始。對后的祭祀基于王的順序 (常1987﹕91)。后之旬始于對其夫之祭的二十天之后，其間有一旬的空缺。這表明對后的祭祀永遠在王之下。換句話說，后不能在其夫之前受享。 武丁的三位見于周祭的配偶是妣戊、妣辛和妣癸。妣戊的祭日在戊日，妣癸在癸日，妣辛在辛日。妣辛的私名是婦好，其墓即小屯5號墓。關(guān)于5號墓的歸屬，近年來有些美國學者又提出異議，或認為在武丁之前，或認為在商末。事實上，無論考古材料還是周祭材料都可以準確地判斷5號墓的婦好是武丁之配婦好。武丁早于康丁。周祭中早逝之王在后逝之王前面受祭。妣辛的祭日緊隨小乙，因此她只能是武丁而非康丁之后(常1987﹕227-305﹔Keightley 2000﹕ 132-146﹔張1980﹕167-168﹔陳1956﹕386-391)。她既不可能是康丁婦好，也不可能在武丁之前。王與后的祭祀順序是一致的，屬同一系統(tǒng)。大多數(shù)王只有一妃入祭，但仲丁、祖乙有兩妃，武丁有三。后的廟號，即天干日名，是依其死日所定。早逝的王后會受到更多的祭祀。周祭中，妣辛和妣癸是在第八旬中辛日和癸日受祭的，而妣戊是在第九旬的戊日。在一個多妻制的社會組織中，是什么決定哪一位配偶入周祭，哪位不能？這種禮制是根據(jù)什么原則確定的？有些學者認為入祭者必有男性子嗣繼承王位(高1987﹕376)。然而，仲丁的法定配偶妣己、妣癸均入周祭，只有一位有可能是下一任王的生母。也沒有材料證明武丁的三位法定配偶是其繼承人祖己、祖庚、祖甲之生母。 正如婦好墓所透露的，成為王的法定配偶首先要來自高等貴族之家。其子的地位與前途是由母親的族系和地位所決定。出自低等妃嬪或?qū)m女的王子是不能繼承王位的。據(jù)《史記·殷本記》，帝乙長子微子啟的母親出身低微，因此啟不能繼位，正后所出的幼子遂立為王。這一記載告訴我們，母親的家系決定了孩子的前途，而非母由子貴。因此，武丁三后的法定身份不可能是由其子所決定的。相反，是王后的身份決定了其子繼位的可能性。如果帝乙的例子在武丁時也成立，那么武丁的三位王后應不是同時，而是有先后順序的。 在商代這個多妻的社會里只有那些進入周祭的才被后世所祭，其他先妣可被她自己的后代所祭。這種祭祀與周祭不同，往往只傳幾代。武丁的三位王后有兩位的墓已經(jīng)發(fā)掘(84WBM260 和5號墓)。周祭和墓葬材料都證明她們的身份并不相同，而且高于其他嬪妃和小宗之王的配偶。 彼岸的唯美世界 如上所述，在安陽的殉人中，有位女性的頭飾美艷華麗超過公主級別的貴族墓主。是什么動力讓商代女性在死時打扮得如此美倫艷麗？正如那些享有自己的單獨墓葬又埋在顯貴墓區(qū)的貴族們享有王族的地位，這位女殉人在沒有尊貴地位的情況下正是以她的美艷來贏得王的青睞。 成組使用的骨雕發(fā)笄只見于貴族墓。HPKM1550-49女殉人有130枝骨雕發(fā)笄和兩枝玉柄形飾。18號墓的“公主”有25枝骨雕發(fā)笄和兩枝玉笄與一枝玉柄形飾成組擺放。婦好墓中在棺之上的土層中有一只木匣，其中盛有499枝骨雕發(fā)笄，又在棺中發(fā)現(xiàn)了28枝玉制發(fā)笄，33枝玉柄形飾和18只玉鐲。想必婦好入葬時也是遍體珠玉，骨雕玉飾滿頭。婦好墓隨葬有700余件玉器，1550-49只有六件。玉器多寡明顯地表現(xiàn)了這兩位女性地位的懸殊。這兩座墓的材料證明玉器和銅器一樣是識別貴族級別的素材，而骨雕發(fā)笄只證明擁有者是宮廷成員。 婦好墓中的玉人(371)刻畫了一位身著綢緞的貴婦形像，也許代表了婦好(考古所1980﹕151-152，鄭，陳1981)。厚重的倚紋敞膝自腰際垂下，標志著她的尊貴，玉器的紋飾表現(xiàn)了柔軟并有花紋的絲織物。商代有不少絲麻織物保存了下來，婦好墓中的銅器至少有50余件出土時裹有絲織品(考古所1980﹕17-18)。因此可以斷定婦好在世時是著絲綢的。她入葬時也很可能穿著絲綢衣服，頭上插滿骨玉裝飾，手戴玉鐲和臂鐲，其高貴豪華為女殉人望塵莫及。 服飾在商代性別化的禮制系統(tǒng)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玉飾多少，衣裙設(shè)計，頭飾形像，如同青銅器的種類與墓地的形式和區(qū)域一樣，是不能隨意跨越的。武丁的王后婦井的墓(經(jīng)盜掘)中只有一枝發(fā)笄。如果這不是盜掘所致而是她原有的發(fā)笄數(shù)目的話，那么唯一的解釋是作為位居首位的一國之后，她無需借助裝飾品來強調(diào)她的地位。比較上述女性的裝飾，可以復原一幅生動的圖畫：武丁朝中形形色色的婦女，無論生時死后都繼續(xù)著她們唯美的歷程。 結(jié) 論 本文提出安陽的空間布局和具體的區(qū)域以及墓葬的結(jié)構(gòu)形式是考慮到性別因素的。上述材料和討論使本文作者相信，商晚期的安陽文化不僅是性別化的，也是嚴格階級化、制度化的。銅器銘文記錄了女性擁有者的性別、婚姻，甚至生育情況和家世。銅器的銘文、風格、容積、重量等為進一步研究命婦的生活提供了依據(jù)。卜辭和周祭的記載不僅告訴我們商人對自然和時間的價值觀念，也告訴我們王后在禮制中的地位在其夫之后；王后的地位是十分不同的，不僅取決于王的宗屬，還有首席與次席之分。宮廷婦女的地位更是相差懸殊，從獨自為尊的王后、公主，到殺殉的犧牲。一些女性擁有極高的權(quán)勢和重要的使命，如主持祭祀，安排收割，參與戰(zhàn)事。她們的等級身份依據(jù)其家庭背景、能力、財富和美貌來決定。這一切因素不僅生時顯示于人，死后亦然。然而，女性在祭祀系統(tǒng)中卻是從屬的，在空間使用和墓葬安排上也是第二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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