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遺址雙鳥紋象牙蝶形器

睫毛上的風塵 2014-04-18

展開全文

河姆渡遺址雙鳥紋象牙蝶形器
裘埩（浙江省博物館）
【摘要】河姆渡文化的遺址中歷年來出土了數(shù)十件蝶形器，質地有木、石、骨（包括象牙等）之分，既有素面，也有刻劃紋飾圖案的。浙江省博物館收藏的河姆渡遺址出土的 T226（3B）：79 雙鳥紋象牙蝶形器，是所有類器物中最精美的一件。
【關鍵詞】河姆渡遺址? 蝶形器?
浙江省博物館藏有一件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紋象牙蝶形器殘件，編號 T226(3B) ：79（圖一）。蝶形器在河姆渡文化遺址時有發(fā)現(xiàn)。

（圖1）

一? 概? 況
河姆渡文化分布于姚江兩岸的寧紹平原地區(qū) , 鯔山、慈湖、名后山、鲞架山、傅家山、田螺山等 30余處遺址進行過考古發(fā)掘，但到目前為止，蝶形器僅出土于河姆渡遺址和與之較近的田螺山遺址，而象牙質蝶形器僅見于河姆渡遺址。
1．河姆渡遺址
河姆渡遺址兩次發(fā)掘共出土蝶形器（包括殘件）35 件，有石質、骨質、木質三類。其中第四文化層出土蝶形器石質 2 件、骨質 11 件、木質 13 件。第三文化層出土骨質蝶形器 8 件，其中象牙質蝶形器 6 件。第二文化層出土石質蝶形器 1 件［1］。“器形基本類似，其共同特征是，外形似蝴蝶，兩翼展開，上端較平，下緣圓弧，正面微微凸，錯磨平整，光滑，背面中部有二道平行的縱向突脊，兩脊之間形成一道上端不通的凹槽，脊上部往往有鉆孔，兩翼上端亦常有橫脊或鉆孔”［2］。宋兆麟先生將其分成立鳥形和飛鳥形兩種［3］。仔細觀察發(fā)掘出土的蝶形器，不難發(fā)現(xiàn)，除質地不同外，蝶形器的大小、形狀、加工精細程度等也均有不同。木質蝶形器僅見于第四文化層，器形相對較大，制作較粗糙，均素面無紋?？煞譃閮?/span>型，A 型以兩翼寬而對稱呈飛鳥形和有槽形突脊為特征，中間突脊均較寬，正面平整而背面挖成凹形淺槽，如 T17（4）：37（圖二）和 T226（4）B ：160。B 型以兩翼不對稱呈飛鳥形為特征，如 T17（4）：91（圖三）和 T17（4）：52。石質蝶形器在河姆渡遺址第四和第二文化層中均有出土。如第四文化層出土的 T28（4）：41（圖四）和第二文化層出土的 T234（2B）：13 ，器形均較為簡潔。骨質蝶形器在河姆渡遺址第四和第三文化層中大量出土。以象牙質居多。這類蝶形器是河姆渡文化蝶形器中制作工藝最精細的，正面通常刻有繁縟的紋飾，可惜出土時均非完整器，如 T224(3B) ：8和T211(3C：91。T226（3B）：79 象牙蝶形器出土于第三文化層，是河姆渡文化蝶形器中選料最講究、制作最精美、紋飾最詳盡的一件。長 16.6、殘寬 5.9、厚 1.2 厘米。上下部已殘損，兩角圓弧。正面磨光后陰刻圖案一組。中心鉆小圓窩一個為圓心，外刻同心圓紋五周，圓外上半部刻“火焰”紋，似象征烈日火焰，兩側各刻對稱的回頭望顧的鷹嘴形鳥各一。鳥頭中心鉆有小圓窩為眼睛，鳥頭上部兩側各鉆有不等距的小圓孔兩個，下側各鉆有小圓孔一個，圓孔間以弦線間以斜線組成的連弧紋圖案。背面制作較粗糙［4］。

（圖2、圖4-1、圖4-2）

（圖3）

2．田螺山遺址
田螺山遺址發(fā)掘共出土木質蝶形器 4 件，均素面無紋，正面有漆繪痕跡，形制與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蝶形器大體相似。
二? 工? 藝
T226（3B）：79 象牙蝶形器中間一組由五個大小不等的同心圓構成的太陽紋，外圈上端刻出以象征著太陽光芒的熾烈的火焰狀紋，兩側作圓眼、鉤喙、伸脖昂首相望之態(tài)的雙鳥紋，器的邊緣用以襯托的線條洗練簡潔的狀紋，均以陰線形式雕刻。鳥的眼和太陽紋中心均以圓錐淺鉆而成。在圖像兩側以捆綁或懸掛的 6 個小圓孔均為對稱鉆而成。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珍品是河姆渡人精湛雕刻工藝的體現(xiàn)。當時往往先在截取好的象牙材料上錯磨出器物的雛形，然后用鯊魚牙、石英刻刀等堅硬的材料進一步加工雕刻而成。以平面線刻居多，兼及圓雕、淺浮雕和錯磨等手法，刻工精細，刀法嫻熟。
三? 紋? 飾
以河姆渡文化 T226（3B）：79 象牙蝶形器為例，蝶形器上的刻劃紋飾主要是圈紋和鳥形圖案外加一些短斜線或弧線裝飾。
1．關于圈紋
學術界主要有三種意見：一是“蛋卵說”，代表學者宋兆麟。他認為兩鳥之間的圓圈是“鳥生之卵，正是鳥卵才引出生殖和繁衍 ”［5］。二是“水渦紋說”，代表學者蔣衛(wèi)東。他把河姆渡文化早期器物上的渦紋劃分為三種形態(tài) ：單圓形渦紋、同心圓圈紋和重螺旋紋，并認為這三種渦紋雖然形態(tài)不同，但都形象地表現(xiàn)了遺址周圍的沼澤環(huán)境，是河姆渡人對自然對象——水渦的臨摹。這種水渦紋之所以成為河姆渡器物上重要的裝飾紋樣并且在整體圖案中常居重要位置，其原因就在于河姆渡文化早期，人們對沼澤的膜拜是非常虔誠的。這不僅因為沼澤環(huán)境為河姆渡先民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且也是他們認識自然、認識世界的重要窗口［6］。三是太陽紋，發(fā)掘者率先將其辨認為太陽紋［7］。此后，王士倫、劉軍、姚仲源、陳忠來、董楚平、牟永抗、陳勤建、李修松、唐德中等眾多學者紛紛著文同意了這一觀點［8］。此說的主要論據(jù)有三點：第一，太陽和鳥一起出現(xiàn)是中國古代藝術上一個非常流行的圖式，無論史前期還是后世都有大量的發(fā)現(xiàn)。第二，太陽鳥以及十日傳說是中國古代神話十分流行的內(nèi)容，而且在這些神話中鳥能與太陽相互置換。第三，以 T226（3B）：79“雙鳥朝陽”紋象牙蝶形器為例，中間的圈紋上方刻有象征太陽光芒的火焰紋。毫無疑問，“太陽說”更具有說服力。
2．關于鳥紋
T226（3B）：79 象牙蝶形器正面中心圈紋的左右兩側各刻有一只鳥形圖案，故在河姆渡遺址第二次發(fā)掘中，此圖案就被定名為“雙鳥朝陽”［9］。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他偏離了河姆渡原始先民的創(chuàng)作意圖。陳忠來先生認為從畫面構成觀察，處于太陽兩邊相同的兩只巨鳥是緊貼著太陽的，昂起之首稍高于太陽，其胸膈幾乎和太陽連成一體，畫面展示的姿態(tài)顯然不是“朝見”或“朝拜”，而是呈現(xiàn)出“拱護”、“舉”、 “抬”的形狀。畫中的雙鳥與太陽應是一個整體，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在這一特定的構圖中，太陽是作為發(fā)光發(fā)熱的球體，而雙鳥是太陽賴以飛升天穹的
運載工具。因此，他認為這幅圖案應命名為“雙鳥舁日”，意指雙鳥擎日飛行［10］。李修松先生則認為這圖案所表示的是“雙鳥負日”形象，在河姆渡人心目中， “太陽之所以早晨從大地（大海）上升起，傍晚從天空落下，是因為兩只鳥共同負日飛升飛落的緣故”［11］。無論哪種觀點，都無法否認 T226（3B）：79 象牙蝶形器上的鳥紋和圈紋（即太陽紋）是一個整體，是一副連在一起的圖案，反映的是河姆渡先民對自然界的一種原始認識，以及對太陽及鳥的崇敬之意。
四? 用? 途
蝶形器的用途一直是猜測和爭論的話題。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王仁湘先生的“定向器”說：以白令海峽兩岸的阿拉斯加和楚科奇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古代愛斯基摩人制作的“有翼形骨器”做參考，認為兩者有異曲同工之意，蝶形器亦應是用于鏢槍飛行過程中的定向和平衡，借以提高對目標的命中率［12］。宋兆麟先生的“房屋鳥型器”說：以高山族
房脊上的鳥形器為佐證，認為河姆渡鳥形器，不僅安有柄，這種木柄比較粗壯，它與某些民族住宅的鳥形圖騰柱一樣，也是當時干欄建筑頂部的一種建筑裝飾［13］。此外還有汪寧生先生的“投槍器上的附件”說［14］，萬斗云先生的“鶚鷹原形”說［15］，王士倫先生的“神秘動物”說［16］等，至今均未有定論。但就前文所述，石質蝶形器、木質蝶形器和骨質蝶形器因其形制、大小、加工精細程度的不同，應該有不同的用途。石質蝶形器因其質地堅固，鉆孔孔壁上又發(fā)現(xiàn)有繩索勒磨的痕跡，當屬于實用工具。而制作精良的骨質蝶形器應該是有著更重要的地位。就 T226（3B）：79 象牙蝶形器左右各 3 個鉆孔來看，應該是用于懸掛，而因其精美的雕刻，筆者更傾向于它是在祭祀或膜拜等原始先民活動時使用的，而不屬于日常生活用品。無論哪種觀點都只是現(xiàn)代人的推測，缺乏一錘定音的力度，還是需要等待新的發(fā)掘資料來幫助我們繼續(xù)認識。但無論如何，精美的雕刻紋飾，獨特的文化特點，別具匠心的取材，使得 T226（3B）：79 雙鳥紋象牙蝶形器成為了河姆渡文化的標志性器物，當屬原始藝術中的精品。
注釋：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3 年。
［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 年第 1 期。
［3［］13］宋兆麟：《河姆渡遺址出土蝶形器研究》，《原始文化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5］宋兆麟：《河姆渡骨匕對鳥圖案試析》，《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 年第 1 期。
［6］蔣衛(wèi)東：《渦紋 · 湖沼崇拜 · 鳥形器》，《河姆渡文化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年。
［7［］9］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fā)掘的主要收獲》，《文物》1980 年第 5 期。
［8］a. 王士倫：《越國鳥圖騰和鳥崇拜的若干問題》，《浙江學刊》1990 年第 6 期。b . 陳忠來：《太陽神的故鄉(xiāng)——河姆渡文化新探》，寧波出版社，2000 年。c. 李修松：《上古時期中國東南地區(qū)的太陽崇拜》，《歷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d . 董楚平：《東西方太陽神形象比較研究》，《河姆渡文化新論 —— 海峽兩岸河姆渡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海洋出版社，2002
年。e . 牟永抗：《東方史前時期太陽崇拜的考古學觀察》，《故宮學術季刊》第 12 卷第 4 期。f. 陳勤建《：中國鳥信仰——關于鳥化宇宙觀的思考》，學苑出版社，2003 年。g. 唐德中、徐翔：《華夏和合為文化的原始雛形——河姆渡先民連體雙鳥圖騰新探》，《河姆渡文化新論——海峽兩岸河姆渡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海洋出版社，2002 年。
［10］同［8］b。
［11］同［8］c。
［12］王仁湘、袁靖《：河姆渡“蝶形器”的用途和名稱》，《考古與文物》1984 年第 5 期。
［14］汪寧生：《民族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15］萬斗云：《河姆渡文化與鳳鳥的關系》，杭州國際百越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1990 年。
［16］同［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