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孫子兵法》作為一部兵書，對中國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是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典范之作。孫武在軍事理論上的輝煌成就，是與他在哲學上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密切聯系的。歷久彌新的《孫子兵法》以其蘊涵獨特的軍事藝術魅力和哲學智慧的靈光而被后世奉為兵學圣典。在哲學領域內，《孫子兵法》并沒有完整的哲學體系，但是，它所反映的軍事哲學思想卻有著豐富的內容、卓越的命題。 
　　關鍵詞：孫子兵法； 哲學思想； 樸素唯物主義； 辯證法 
　　　 
　　《孫子兵法》是我國春秋末期齊國人孫武所寫的一部著名的兵家專著，這本書共分為十三篇，因此《孫子兵法》又被稱為《孫子十三篇》。它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最杰出的軍事名著，在中國軍事史上乃至世界軍事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軍事思想對中國歷代政治家和軍事理論家的影響非常深遠，素有“兵家圣典”、“東方兵學的鼻祖”之稱，又被人譽為“武學之圣典，兵家之絕唱”。《孫子兵法》是中國古典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是中國優(yōu)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容博大精深，思想深邃，邏輯縝密嚴謹?！秾O子兵法》不單是一部軍事著作，其中也蘊涵了豐富的哲學思想。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抽象思維、樸素的整體思想和辯證法思想，在這部軍事專著中都得到了集中的體現。由于孫子對戰(zhàn)爭規(guī)律進行了高度抽象的概括，因此，《孫子兵法》中提出的謀略思想，不僅可以適用于軍事活動領域，而且還可適用于政治、外交、經濟、企業(yè)等人類社會生活的其它各種領域。對于這樣一種高度概括和高度哲理化的謀略思想，我們可以稱之為謀略哲學?！秾O子兵法》所闡述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都貫穿著深刻的哲學思想?！秾O子兵法》闡述兵理極具特色，突出的特點是“舍事而言理，詞約而義豐”，具有高度的哲理性。受此影響，后世兵書很自然地形成了以哲理談兵的傳統，從而形成了中國兵書“舍事言理”或“以理系事”的創(chuàng)作風格。因此，《孫子兵法》不僅在兵家思想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而且在哲學領域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孫子兵法》在中國古典哲學領域占據重要的地位，它在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等方面都奠定了中國古典哲學的基礎，主要表現在《孫子兵法》中蘊涵了反天命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和戰(zhàn)爭觀，對中國的唯物主義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反天命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 
　　 
　　自商代以來，奴隸主階級的宗教天命論長期統治著人們的思想。商朝以卜為主，而周朝則以筮為主。商周是占卜發(fā)展的鼎盛時期，至春秋時期以占卜決定征伐之事仍屢見不鮮。春秋末期，隨著奴隸主政治統治的動搖，哲學思想上天命同反天命的對立和斗爭，宗教唯心主義同無神論的唯物主義的對立和斗爭十分激烈。伴隨著學術繁榮局面的出現，人們終于向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天命”發(fā)出了挑戰(zhàn)。老子著力于以自然之道代替神學中的天，而孔子則“不語怪、力、亂、神”等等，都對天命給予了質疑和否定。在這場反天命的斗爭中，孫武站在了時代的前列，其徹底的反天命精神是那些“坐而論道”的思想家所無法企及的。孫武的用兵思想最為可貴之處就是能夠擺脫當時的用占卜方式預測戰(zhàn)爭結果的迷信思想，而從實際出發(fā)制定戰(zhàn)爭方案。 
　　孫武的戰(zhàn)爭規(guī)律可知論的“知”建立在樸素唯物論的基礎上，反對有神論，反對用占卜等迷信方式預斷戰(zhàn)爭的兇吉和勝負，明確提出“勝可知”的思想，認為戰(zhàn)爭的勝負是可以預知的。“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見《武經七書注釋》中的《孫子兵法》，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8月版。以下引用的《孫子兵法》原文均出自本書。）孫武對于“天”作了明確的唯物論的解釋：“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這同宗教神學把“天”看作是人格化的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戰(zhàn)爭中，他竭力反對用迷信的方法預測勝負，主張“禁祥去疑”（《九地》），“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用間》），表現出徹底的無神論思想。不僅如此，孫武在徹底否定天命，擯棄占卜這一決策形式的同時，還創(chuàng)造性地實現了軍事領域由占卜決策向“知敵之情”決策的轉變。孫武認為，戰(zhàn)爭的勝負，取決于“道、天、地、將、法”五種因素，并對此作了如下解釋：“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五種因素，無論政治（道）、自然（天、地）、人與經濟（將、法）都是客觀存在的東西。孫武強調指出：“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除此之外，都是不可信的。顯然，孫武是主張從實際出發(fā)，以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去對待戰(zhàn)爭的條件和勝負，他的唯物主義立場是十分堅定和鮮明的，在決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孫武認為自然界的天是物質的，天體運動是有規(guī)律的，是可以認識和利用的。“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虛實》），都處在運動、變化之中。自然界的天時、地利，可以使之服務于軍事斗爭。他在《火攻》中對于天時的利用有許多古樸而珍貴的論述，如“晝風久，夜風止”，白天刮了一天風，夜晚風勢會減弱直至停止，因而這一夜就不宜發(fā)起火攻。他還發(fā)現“月在箕、壁、翼、軫”四個星宿位置時，必然有大風，可以采取火攻。諸如此類關于利用自然界的客觀規(guī)律為戰(zhàn)爭服務的觀點，無可辯駁地說明孫武的宇宙觀是唯物主義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世界觀方面，孫武認為世界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同時，在具體的實踐中，《孫子兵法》認為戰(zhàn)爭的勝負因素是客觀存在的，戰(zhàn)爭有它自身的規(guī)律，只要指揮官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就定能取得勝利。 
　　 
　　二、認識論上的樸素辯證法思想 
　　 
　　樸素辯證思想是《孫子兵法》最核心的部分，孫武的辯證思想涉及軍事領域中的諸多矛盾，如眾寡、強弱、攻守、進退、奇正、虛實、動靜、迂直、勇怯、治亂和勝負等一系列矛盾。分析事物矛盾強調“兩點論”，是《孫子》考慮和處理問題的指導思想，體現了《孫子兵法》的辯證思維。他說：“是故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而患可解也。”（《九變》）這是他認識和解決戰(zhàn)爭中各種矛盾的一把鑰匙。他看到，無論攻守、強弱、勞逸、奇正、虛實、遠近等戰(zhàn)爭中的對立雙方，都是互相依存的，利害相聯的，可以轉化的。比如敵人的防御由于“備前則后寡，備后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虛實》），不可能天衣無縫，總有弱點，總有疏漏。因此，如果避其實而擊其虛，敵人的主動地位就轉化為被動地位了。所以孫武肯定地說：“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虛實》）這種觸及矛盾轉化的樸素思想，對于以弱敵強，以少敵多，以小敵大的國家和軍隊，無疑是一件銳利的思想武器，有著重要的進步意義。戰(zhàn)爭是運動的，戰(zhàn)爭中的矛盾現象是發(fā)展變化的。孫武把這些變化比做“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勢篇》）。他在（《勢篇》）指出：“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與亂，勇與怯，強與弱不是固定的，而是變化的。“恃治而怠則生亂；恃勇而驕則生怯；恃強而懈則生弱”，也就是說，事物都可以向正的方向發(fā)展，也可以向反的方面轉化，為此孫武告誡將帥要勿怠、勿驕、勿懈。同時因戰(zhàn)爭是一個充滿概然性的領域，因此孫武觀察問題的方法還體現了透過現象探索本質的思維方式。他在《行軍篇》中有這樣一段論述：“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這里所說的“樹動”、“草障”、“鳥起”、“獸駭”都是戰(zhàn)場上出現的現象，而“來”、“疑”、“伏”、“覆”卻是敵情存在的本質。這透過現象，抓住本質，同樣反映了孫武的辯證思維。 
　　

在《作戰(zhàn)篇》中，孫武闡明戰(zhàn)爭是把雙刃劍，無論結果孰勝孰敗，戰(zhàn)爭的過程都需耗費雙方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戰(zhàn)爭畢竟不是做買賣，沒有雙贏的。一方取勝，另一方就必須失敗。所以，勝者可以用敵國的資源來彌補戰(zhàn)爭中本國所損耗的各種資源，并可以獲得大量的政治利益，因此就會更加強大。而敗者不僅損耗了大量的資源，還會喪失國家的領土，甚至主權等各種政治利益，因此，就會更加衰弱。所以，在戰(zhàn)略上，孫子主張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zhàn)略思想。究其實質，就是以軍事實力為后盾，通過“伐謀”、“伐交”等一系列非軍事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全勝戰(zhàn)略思想，構成中國傳統戰(zhàn)略文化的重要內容，成為后世用兵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 
　　一個國家無論進行什么樣的戰(zhàn)爭，必須“不打則已，打則必贏”，否則，國家將會面臨著覆亡的厄運。正因為戰(zhàn)爭結果如此重要，所以，在此過程中就需要講大戰(zhàn)略，也就是說不能依靠偶然的僥幸來決定彼此的命運。孫武有云：“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因此，就需要有深諳用兵之道，馭將之術，有豐富作戰(zhàn)經驗的高素質將帥來指揮戰(zhàn)爭。正如孫武所說，“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這正是孫武用兵的辯證思想。 
　　 
　　三、“奇正相生”的軍事辯證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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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武是一位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立場上的軍事家，他擁護封建制度，主張進一步實行封建制度的革命，以求富國強兵。他認為實行“富民少士”，可以富國強兵，實行這些經濟方面制度的改革，就能在政治上取得人民普遍支持。 
　　孫武認為，要取得戰(zhàn)爭的勝利，需要政治、天時、地利諸方面的條件。因此，他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條件，即“五事之計”。五事中居于第一位的“道”，就是“令民與上同意也”。這正是指政治條件。同時，他看重戰(zhàn)爭，反對輕率用兵，主張在戰(zhàn)前充分考察和估計用兵的利害；“故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對戰(zhàn)爭采取“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zhàn)”的態(tài)度。 
　　孫武這種富國強兵思想和對戰(zhàn)爭的看法，是完全符合當時新興地主階級實行兼并戰(zhàn)爭，稱霸諸侯要求的，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春秋時期，功利主義的富國強兵思想開始流行。孫武正是后來戰(zhàn)國時期兵家和法家的先驅，戰(zhàn)國中期的軍事家孫臏和法家吳起等人的思想則是孫武思想的直接繼承和發(fā)展。 
　?。ǘ?/SPAN>“不可取于鬼神”與“知己知彼”的樸素唯物主義觀 
　　孫武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首先表現在他反對相信鬼神的無神論思想，而主張從實際出發(fā)，主張“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這一科學的真理，絕不能靠祈求和相信鬼神，也不能依靠占卜和星象。孫武一面要求在戰(zhàn)爭中“知己知彼”，根據客觀的實際情況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另一方面還強調要在了解客觀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他認為全面掌握了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不論這個對比的具體情況暫時是否對我有利，都可以主動創(chuàng)造對己有利對敵不利的形勢，以取得戰(zhàn)爭的勝利。孫武說：“善戰(zhàn)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昔之善戰(zhàn)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就是要求充分做到這一點，以爭取戰(zhàn)爭的主動權，控制戰(zhàn)爭的發(fā)展趨勢。 
　　毛澤東同志一再反對軍事指揮中的形而上學的片面性，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上，對“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中蘊含的豐富的樸素唯物主義可知論和辯證法作了科學的解釋與發(fā)揮，使孫子這一樸素的軍事原則成為舉世公認的最重要的軍事原則。孫子在論述“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思想的過程中，指出“踐墨隨敵，以決戰(zhàn)事”，“知兵者，動而不速，舉而不窮”等等，從戰(zhàn)爭領域初步闡述了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論不休的知行關系問題，具有重要的認識意義。毛澤東指出：“古代中國大軍事家孫武子書上‘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這句話，是根據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fā)展規(guī)律，并按照這些規(guī)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能看輕這句話。”毛澤東高度贊揚了孫武“知戰(zhàn)結合”的可貴思想，聯系戰(zhàn)爭實踐，把“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看作是一個完整的戰(zhàn)爭認識過程，把這個命題經過深化，發(fā)展成為馬克思主義戰(zhàn)爭認識論的重要原理，從而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孫武即主張戰(zhàn)爭要從實際情況出發(fā)，又主張要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樣的唯物主義觀點在當時來說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ㄈ?/SPAN>“奇正相生”的軍事辯證思想 
　　孫武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在當時表現得極為突出，他在研究戰(zhàn)爭經驗的過程中，表現了極其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 
　　首先，他要求指導戰(zhàn)爭必須統籌兼顧，反對片面的形而上學。他主張既要了解我方，也要了解敵方，這樣才能全面看問題，才能指導戰(zhàn)爭，取得勝利。他認為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五事，即道（政治）、天（天時）、地（地利）、將（將帥）、法（法規(guī)）五個方面，從敵我雙方做詳盡的了解和分析。 
　　孫武還從一切事物的內部矛盾中，分析事物的性質和發(fā)展，爭取矛盾的轉化。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既要看到用兵的益處，也要看到用兵的危害。從利與害的矛盾中考察，就可以從有利的方面提高信心，從危害的方面采取預防措施。正因為他認識到每一事物都存在著矛盾，他研究戰(zhàn)爭的發(fā)展規(guī)律時，就能從對立的范疇，如紛亂、主客、眾寡、強弱、分合、攻守、進退、奇正、虛實、動靜、勇怯等角度出發(fā)，分析這些矛盾的性質和相互轉化的條件，建立一整套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理論。 
　　孫武軍事辯證法思想中，談矛盾轉化的問題，最突出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部分是關于戰(zhàn)勢的奇正相生，奇正轉化的問題。孫武說：“戰(zhàn)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環(huán)之無窮，孰能窮之。”這就是說，戰(zhàn)爭的態(tài)勢或奇或正，奇正相生，變化無窮，像無端的環(huán)一樣，是很難完全掌握和窮盡的。這里所謂正，即指戰(zhàn)爭態(tài)勢方面的一般的正規(guī)的形式；所謂奇，即指其多變的特殊的形式。“凡戰(zhàn)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因敵之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這就是說，要充分發(fā)揮戰(zhàn)爭指揮者的主觀能動性，利用矛盾相互轉化的原理，根據敵軍態(tài)勢的變化，隨時變更戰(zhàn)略戰(zhàn)術，以出奇制勝。 
　　 
　　四、樸素唯物論的戰(zhàn)爭觀 
　　 
　　在《孫子兵法》中，孫武在論述戰(zhàn)爭制勝的條件時，首先就闡明了政治與戰(zhàn)爭的關系。他把“道”放在“五事”之首，這足以證明他已經認識到新興地主階級要奪取戰(zhàn)爭的勝利，首要的問題就是革新政治，其目的在于“令民與上同意”。只有這樣，才能夠在戰(zhàn)爭中使民眾和士卒能“與之生，與之死”，“而不畏危也”。這就是說，只有使民眾與君主的利益、意愿相一致，才能使軍隊和睦團結，使人民安居樂業(yè)，他們才能為君主而生，為君主而死，才能使自己始終處于“未戰(zhàn)而先勝”的有利地位。孫武首先明確提出把政治作為戰(zhàn)爭的首要條件，并深刻地闡明了政治與戰(zhàn)爭的辯證關系，這在我國歷史上乃至世界軍事史上還是第一人。他比19世紀德國著名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提出的“戰(zhàn)爭是政治的繼續(xù)”的著名理論要早2000多年。這也是孫武對我國古代軍事理論的重要貢獻，也充分體現了《孫子兵法》樸素唯物論的戰(zhàn)爭觀。 
　　戰(zhàn)爭與政治是相輔相成的，從古至今，就沒有不帶政治性質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也一刻離不開政治，戰(zhàn)爭實質上是為國家和階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政治的進步往往為戰(zhàn)爭的勝利造成有利條件。春秋時期，越滅吳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強大的吳國反而被弱小的越國所滅，追其根源，與越國國君勾踐一面卑身事吳，一面反省思過，制訂休養(yǎng)生息、撫慰人民的一系列政策，如“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密切相關。同時，勾踐以復仇雪恥為號召，激發(fā)民眾積極參與滅吳戰(zhàn)爭，這正順應了越國人民要求擺脫處于吳國臣屬地位的愿望，因而獲得了越國人民的擁護，在政治上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這就是依靠政治凝聚力，為戰(zhàn)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國家的經濟實力也是取得戰(zhàn)爭勝利的堅實基礎。沒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做后盾，戰(zhàn)爭是無法取勝的。孫武還認識到，戰(zhàn)爭還會給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造成破壞，給人民增加沉重的負擔，基于這種認識，孫武提出了三個重要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