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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國的千古漣漪
伴隨著粽子的香味，端午節(jié)飄然而至。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那種神秘感一點點被思想的沉重所取代。每年的這個日子，我心靈的原野上總是徘徊著一個身影——屈原，在楚頃襄王時因力諫而遭陷害，被放逐江南之野。從此這位憂國憂民的忠良，行吟澤畔。 在漫長的放逐生涯中，屈原在一種充滿悲傷、迷亂和對國家、鄉(xiāng)土眷戀的感情中，以震撼人心的語言和旋律，寫下了中國文學(xué)史和詩歌史上最為偉大杰出的詩篇——《離騷》。詩中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界限，古帝聽其陳詞，神靈與其對話，鸞鳳任其使喚，虬龍為其駕車，椒蘭成堂，芳草為佩，人神一體，氣象萬千，奇情異俗，令人目搖神蕩。表現(xiàn)出一種濃郁而瑰麗的色彩和抒情氣氛，而這種浪漫抒情又含有相當程度的自敘身世成分，表現(xiàn)了詩人嫉惡如仇，眷國愛民之情愫。行吟澤畔的屈原，為后世留下的不僅僅是《離騷》，還有向天發(fā)問的《天問》，祭祀神靈的《九歌》，與《離騷》同旨的《九章》，無一不是中國古典詩歌領(lǐng)域里的一座座豐碑。 “舉世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穿過長長的時空隧道，我們分明看到，一個身材清瘦但氣宇軒昂的獨醒人在江邊仰天長嘆！屈原于公元前278年夏歷五月初五自沉汨羅江，結(jié)束了悲愴的一生，同時也激起詩國的千古漣漪。 憤世悲切的先生，獨醒 尚笑的先生，你的錚錚鐵骨，你的浩然正氣，你的生輝辭賦，將會永垂萬古！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八十多年前的初夏，陰歷五月初三，乘黃包車來頤和園的王國維，轉(zhuǎn)了兩圈，看看周遭無人，一頭栽進排云殿西側(cè)的昆明湖。 那時，頤和園門票巨貴，要大洋一元，因而游人甚少，待救起，已斷氣。毛澤東有詩云，“莫笑昆明池水淺”，那里的水并不深，王跳進去，便一頭扎到底。事實上并非溺斃，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滿七竅，窒息而死。 嗚呼，一代學(xué)人，草草一生，就這樣于污泥濁水中逝去，時年五十一歲。從他身上，翻出一紙遺書，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等字樣。有人說，他這個“辱”，為死殉清廷，效忠遜帝；也有人說，他這個“辱”，與他親家羅振玉有些什么糾葛。但不管什么緣由，當時及后來，咸認為不值得。 凡跳井投河，凡沒頂自沉，用這種辦法結(jié)束自己生命者，多為女性，多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國維也好，稍后一點的老舍也好，作為軟弱的知識分子，在壓力下，在羞辱下，在無路可走，無以為生的絕境之中，這是最無奈，也是最無能的選擇了。 自王國維之后，自老舍之后，迄今為止，還不曾發(fā)生過別的什么作家詩人，什么教授學(xué)者，想法淹死自己的類似事情，這，當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趕上了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么想不開。知識分子天性的軟弱，也許沒法改變，但拿定主意不死，卻是可以咬咬牙堅持住的。這一點，相當重要。每次逛頤和園，走到排云殿的西邊，石舫的東面，就會遺憾王國維之缺乏這點認識。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發(fā)生過“初辱”，領(lǐng)教過“初辱”，忍受過“初辱”，那么，這個“再辱”，還有什么想不開的呢？“辱”過和沒“辱”過，有質(zhì)的不同，“辱”過一次和“辱”過多次，則是量的不同。無論什么“世變”，無論怎樣“再辱”， 因為從歷史的，傳統(tǒng)的，薪火相傳的文化角度來衡量，這樣一位精通中學(xué)，深諳西學(xué)，擅長甲骨文，兼及詩詞美學(xué)方面的高深造詣，為中國文人中的佼佼者，作出貢獻的王國維，并非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之流。他跳進昆明湖，這撲通一聲，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文人真正稱得上學(xué)富五車的時代，也就宣告結(jié)束。從此，有學(xué)問的文人，鳳毛麟角，而“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形成中國文化的主流。 王國維選擇這一天自殺，是受屈原的影響。他之訂于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是這位學(xué)人的謙遜，他太崇拜這位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第一詩人了。距今二千二百八十九年，陰歷的五月初五，屈原用的方法，與王國維的方法相同，也是撲通一聲，跳進汩羅江，結(jié)束自己生命。 王國維在其《屈子文學(xué)之精神》一文中，試圖解釋這位古代詩人之死：“屈子自贊曰廉貞，余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w屈子之于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nèi)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懷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看起來，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與王國維“義無再辱”的“辱”，是使他們兩位走向絕路的原因。 其實，有什么想不開，過不去，解脫不了的心結(jié)呢？ 不就是將他從左徒的高位，黜降到三閭大夫，地位大不如前嗎？不就是將他流放漢北，流放江南，精神大受打擊嗎？不就是再也管不了內(nèi)政外交的大事，手閑得發(fā)癢嗎？不就是得不到帝王的知遇之情，心里感到空空蕩蕩的嗎？唉，這就是詩人的弱點了，像一個玻璃杯，裝著他極其充沛，極其豐足，也極其來得快的感情，可是，沸點極低而易激動，韌性極低而易沮喪；耐力極低而易泄氣，稍一不慎，就會爆裂破碎。 在他投江之前，一位漁夫勸說他：“夫圣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焉？” 屈原與這位好心的漁夫辯白?！拔崧勚?，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屈原投江以后的一百多年，漢代的太史公司馬遷，埋頭為這位自沉汩羅的詩人寫傳時，膺服他的志，“其志潔，故而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 漁夫的意思，你為什么就不能換一種生存方式，活下去呢！那個楚懷王，那個秦襄王，已經(jīng)把你拋棄了，干嗎還要自作多情，魂牽夢縈呢？ 太史公之所以要高度評價屈原，這里面有自慚形穢的內(nèi)心隱痛，因為他活得茍且，活得委瑣。所以，對于屈原這樣的做法，值不值得死，有沒有必要死，難道除死之外就再無生路了么？他雖然未置一詞，但通過漁夫的嘴，說明他并不贊同這種樣子的斷然措置。因為，他本人曾經(jīng)像屈原一樣，忠忱愛國過，憂患元元過，赤心耿耿過，讜言錚錚過，不但沒得到好的結(jié)果，更沒得到好的下場。 但他卻沒有下決心像屈原那樣輕易地就給自己畫句號。 要知道，天有多大，這世界就有多大；這世界有多大，我們的生存空間也應(yīng)該有多大。這就是堅決活下去的司馬遷，理解同情屈原的同時，又并不以為然地描寫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是太史公的這支筆，記敘下來屈原的死，從此，每年的這一天，成為全民的一個節(jié)日。他們用劃龍舟的形式，用吃粽子的方法，來紀念這位詩人。在中國，一個文人的忌日，能成為舉國上下的嘉年華。相反，中國差不多有三百多個帝王，他們活著的時候，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什么事情辦不成呀，然而他們卻沒有辦法能夠在死后享受如此永遠的殊榮，實在是使知識分子揚眉吐氣，深感榮幸。 死了能被人記住，不容易，死了能被人懷念，更不容易。死了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次出現(xiàn)在活著的人的視野里。說實在的，這么死一回，好像也值得似的。然而，除了王國維，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大多數(shù)中國文人寧可學(xué)司馬遷，也不學(xué)屈原。因為，在端午節(jié)的這一天，那些劃龍舟的人，那些吃粽子的人，那些點雄黃酒，掛艾蒿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正去紀念這位中國第一詩人者，怕也是非常有限的吧。 也許這個現(xiàn)實，能使中國文人清醒，不就只有一個屈原，一個端午嗎？現(xiàn)在還有幾多老百姓記住那個五月初三跳昆明湖的王國維？所以，不死，至少不馬上死，至少要活到那個希望你死的人死后才死，這才是正確的活法。 或許，這正是應(yīng)該我們?yōu)橹院赖模捎谙匪赖木壒?，中國作家的自殺率，要低于西方，更低于日本。形成這樣一個結(jié)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皇帝的那些年代里，中國知識分子被整肅得太狠了，太苦了；消滅得也太輕易了，太隨意了。因而，物理學(xué)的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反倒激發(fā)了古往今來的文人，特別強烈的求生謀存的能力，只要有一絲活下來的可能，輕易不肯自絕于人民。 對不起，恰恰是那些外國同行，由于活得優(yōu)裕，從容，自在，不那么感到明顯的壓迫，威脅，鎮(zhèn)壓，因而稍有郁悶，不快，壓抑，就受不了。于是，視生命為兒戲，說死就死。越是大師級的重磅作家，如海明威，如川端康成，如斯蒂芳·茨威格，如法捷耶夫，越是愛用這種方法解脫自己。更有甚者，俄國的第一詩人普希金，第二詩人萊蒙托夫，為了一個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絕對不值得死的理由，而送掉性命。也許外國文人對于各色各樣的“辱”，見識得少，經(jīng)歷得更少，忍受得尤其少的緣故，就很輕易地、隨便地豁出一條命去。中國文人，從古至今，幾乎找不出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這種樣子因嘔一點閑氣而拉開架勢決斗的案例。 中國只有忍辱負重司馬遷，這位無論怎樣想不開，也要努力不死，絕對不想自殺，受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書立說的范本人物。 中國人最現(xiàn)實，天堂再好，哪怕頓頓吃蔥扒海參，餐餐喝濃湯魚翅，他也不會去的。寧肯有一頓沒一頓的在人間熬煎，也不接受這張去天堂赴宴的請柬。這就是中國式的生存哲學(xué)了，說得好聽一點，叫“活著而且要記住” 活著，便是一切。中國文人為國家，為民族，為真理，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者，也不在少數(shù)。但更多的卻能在萬般劫難，次之，萬般磨難，再次之，萬般困難，再再次之，萬般刁難之下，茍存下來。其信條，說白了，就是好死不如賴活著，無論怎樣嚴酷惡劣的外部空間，也要盡一切可能，求生圖存，活著并且要記住，這才是人生最高訴求。 所以，不是聰明人唯圖茍活，而是聰明人懂得算賬。也許只有王國維，只是為了“義無再辱”的那個“辱”，投湖自盡。用結(jié)束生命的辦法擺脫了辱，同時也把他的珠璣文字，錦繡詞藻，三墳五典，殷墟甲骨，隨之沉于湖底的爛泥之中。這個賬，怎么算，誰來算，都是劃不來的。 因此，中國文人之怎么折騰也不死，實在是了不起的一種精神。 司馬遷，一個堂堂關(guān)中漢子，血氣方剛，憑什么像一頭豬那樣，被按住了，活活地把那話兒給閹了，不就因為漢武帝那老匹夫，是他的主子嗎？試想，那是一種什么樣的辱呀？當將他宮刑以后，像一個男人那樣生活也不可能。可是司馬遷并沒有在蠶室里一頭撞上墻去，弄死自己，而是忍受著創(chuàng)傷的折磨，和比創(chuàng)傷更痛苦的羞恥，埋頭在一車一車的竹簡中，著書立說。 正因為他存活了下來，中華文化寶庫里，也就有了這部不朽的《史記》。 如果，屈原在汩羅江邊趔趄地站住，聽漁夫的話，然后，打道回府，當一個自由作家，不拿楚國的工資，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他的作品就不會僅僅是《離騷》以及《九歌》、《九章》、《天問》等篇。王國維在頤和園長廊的盡頭坐上一會，然后，叫一輛黃包車，心平氣和地拉回清華學(xué)堂，那他遺留在世的文集，就不是那幾本《觀堂集林》了。 對文人來說，功名，財富，聲望，褒譽，是暫時的，只有閃爍著你的睿智，活躍著你的思想，當然，還有流露著你的才華的作品，才是永久的。這也是軟弱的中國文人，最終能夠在精神上勝于秦始皇、漢武帝、朱元璋、康雍乾那些強大帝王的原因。 司馬遷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的。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說到，也是在他《報任安書》中強調(diào)的，“且勇者不必死節(jié)，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仆雖怯懦欲茍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他這種“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的“茍活”哲學(xué)，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就極刑而無慍色”，“雖被萬戮，豈有悔哉？” 雖然這種樣子的“茍活”，缺乏最起碼的抵抗和斗爭，有點消極，尤其會被當下的革命青年瞧不起。若從大歷史的長遠角度來看，不死而且活著，應(yīng)該承認，那倒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行為。這種盡量使生命延長的做法，是以時間在我的優(yōu)勢，換取空間在你的劣勢，絕對是中國文人的聰明之舉。 拿雞蛋跟石頭碰，石頭無損分毫，雞蛋卻是要粉身碎骨的，這是封建社會里的文人與統(tǒng)治者的相處之道。因為石頭有一種磕碰碾壓雞蛋的嗜好，努力避免發(fā)生這種狀況，便是智者的抉擇。倘若雞蛋完整地存留，孵化為雞，雞后有蛋，蛋后有雞，如此往復(fù)，以至無窮。想到這點，也就欣欣然了。 石頭，只不過是石頭，永遠定格在歷史的那一章，那一節(jié)。作為雞蛋的文人，也許搬不開它，但當歷史掀過這一章，這一節(jié)，時間和空間便統(tǒng)統(tǒng)劃歸“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范疇里了。或許因為這點明白，先賢司馬遷一定等到寫《封禪書第六》，等到寫那個老匹夫的完蛋，然后才如釋重負地不知所終。 從端陽節(jié)，聯(lián)想到屈原、王國維之死，也隨而想到司馬遷之生。我想，這位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絕對強者，之所以要“茍活”下來，他相信雞蛋最終要戰(zhàn)勝石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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