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作者：莫非

圖片說明:1月22日，2013年“全球智庫排名”在上海、紐約等城市同步發(fā)布。從2006年首度發(fā)布以來，這項衡量全球智庫發(fā)展水平的報告已走過8個年頭，其所涉及的智庫數(shù)量和范圍持續(xù)增加，其權威性和公信度也受到了業(yè)內外的認可。 與往年相比，今年的智庫排名呈現(xiàn)以下特點—— 歐美智庫仍占有主導地位，在全球頂級智庫前10名中，有6家來自美國、其余來自英國、瑞典、比利時等歐洲國家。 亞洲智庫分類被進一步細化。亞洲智庫被分為三個不同類別：中亞頂級智庫、南亞和太平洋地區(qū)頂級智庫，以及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的頂級智庫。其中，6家中國智庫躋身全球頂級智庫100強。 這份排名“海選”自全球6826家智庫，凝聚了9000余名媒體從業(yè)人員、政策制定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智庫從業(yè)人員的心血，但真正全職投入其中的只有一人——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項目主管詹姆士·麥甘博士。 投身智庫報告與排名之前，麥甘曾是維拉諾瓦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教授國際關系、國際組織和國際法課程，他還曾為世界銀行、聯(lián)合國、美國國家開發(fā)署、卡內基基金會等社會組織擔任咨詢顧問，并出版了多部國際關系、智庫研究著作。在接受本報記者電話專訪時，麥甘表示，希望通過對智庫的調查、研究，彌合知識界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鴻溝，為這兩者之間搭建一座橋梁，從而提高決策水平，改善決策質量，提升智庫在世界各國政府和社會所發(fā)揮的作用，加深公眾對于智庫的認知。展望未來智庫，麥甘認為，智庫信息的發(fā)布渠道甚至比內容更為重要。 圖/莫非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項目負責人詹姆士·麥甘博士： 智庫必須思考如何以新形式傳播成果

　　□本報記者 趙博

　　在接受本報記者 專訪時，麥甘表示，希望通過對智庫的調查、研究，彌合知識界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鴻溝，為這兩者之間搭建一座橋梁，從而提高決策水平，改善決策質量，提升智庫在世界各國政府和社會所發(fā)揮的作用，加深公眾對于智庫的認知。展望未來智庫，麥甘認為，智庫信息的發(fā)布渠道甚至比內容更為重要。

困難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

　　文匯報：全世界對于智庫有多種定義和解釋。在您看來，您對“智庫”的定義是什么？

　　麥甘：1989年，我在巴塞羅那召開了第一次全球智庫論壇，當時智庫的稱呼還不被接受，但20多年后，智庫已非常流行，我感到十分欣慰。簡單來說，所謂智庫就是參與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并且對國內外焦點問題出具具有政策導向的研究、分析、建議報告的機構，其作用是：在被告知的情況下，幫助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公眾做出明智的決定。

　　從智庫的定義出發(fā)，早期的定義中智庫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分析和參與組織者。以前的研究只認同了智庫定義的前半部分，而我在里面加入了“參與者（engagement）”，如今，這個概念已被豐富，并且廣為接受。

　　智庫可以是附屬于某個獨立機構，也可以是建立在一個常設性機構內，但并非一個特設的專家咨詢委員會。通常而言，智庫是建立在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國家和民間社團之間的橋梁和紐帶，通過其獨立的聲音將基礎的研究翻譯成可理解的、可靠的、可被公眾和政策制定者獲悉的語言。

　　文匯報：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智庫排名在全球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力，其排名的依據(jù)是什么？這些年來，智庫排名是否存在一些趨勢？

　　麥甘：每年，我們都對智庫進行公開評選，因此，全世界6826家智庫都將被告知，自己有資格參加智庫評選，這一評選從每年5月一直延續(xù)到12月。

　　在智庫提名環(huán)節(jié)中，我們將組成一個專家組成的評選委員會，由它負責從提名到最終排序的全過程。在初評環(huán)節(jié)中，那些獲得5名及以上專家提名的智庫，將有資格進入下一環(huán)節(jié)。在之后的評選中，每位評委都將收到一張包括23項評比標準的問卷，涵蓋了衡量智庫優(yōu)劣的各個方面。隨后，專家和業(yè)內人士將對這些從6826個智庫中挑選出來的智庫進行評比，然后確定一份推薦名單，評委將從43個方面對這些智庫進行評選。在歷時兩個月的評選后，這份名單將交由世界各地、不同領域內的專家，以及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學者進行最后的打分，而我的責任是和評選委員會進行溝通，對出現(xiàn)的問題進行調整。最終的結果將在上海、紐約等世界主要城市進行同步發(fā)布。

　　這項工作看似繁瑣，但真正的全職工作者只有我一人。平時我會雇傭35至40名兼職實習生，在夏天巔峰時期，最多有75人參加這項工作。

　　文匯報：據(jù)最新統(tǒng)計，目前全世界共有6826家智庫。而2008年全球智庫是5465個，2010年全球智庫有6480個。智庫數(shù)量持續(xù)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麥甘：誠如你所言，在過去的15至20年里，全球的智庫數(shù)量出現(xiàn)了迅猛的增長，出現(xiàn)迅猛增長的原因有以下五個。一是信息技術革命，互聯(lián)網等工具使得信息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共享；二是公共行政對信息壟斷的局面已經停止；三是很多政策性的問題和技術層面的困難有所增加；四是在全球范圍內對政府的信任危機出現(xiàn)；五是全球化的發(fā)展使得信息交換成為可能。

　　智庫的出現(xiàn)離不開非政府組織的迅速發(fā)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政府間的一級非政府組織不斷涌現(xiàn)，1948年只有50多個非政府間合作組織，現(xiàn)在多達200多家，政府間合作組織達到130多家，非政府組織（NGO）更是數(shù)量眾多，恒河沙數(shù)。在政策交流的平臺上，參與者一般以國家和地區(qū)為單位；在非政府合作組織平臺上，主要參與者為民間團體。對于大多數(shù)政策制定者而言，他們面臨的困難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智庫出現(xiàn)的目的就是篩選和揚棄，優(yōu)勝劣汰、分門別類，使這些信息被信息制定者所利用，特別是當政策出現(xiàn)信任危機時，能夠用上可用的信息。

　　此外，在社會變動或動蕩時期，智庫的成立速度也會加速。最明顯的例子是冷戰(zhàn)時期成立的以蘭德公司為代表的一批智庫，以及“9·11”事件之后，以反恐研究為名的國家安全智庫等。

　　文匯報：在今年公布的全球智庫排行榜，前10名中，有6家美國智庫，2家英國智庫，比利時、瑞典智庫各占一個。由此看來，智庫排名似乎格外青睞英語國家，這是否反映出英語國家在智庫排名中的某種“霸權”。

　　麥甘：我想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必須正視一點，全世界60%的智庫集中在北美和西歐兩個地區(qū)。

　　其次，這兩個地區(qū)相對富裕，智庫擁有充足的資金和資源供給。

　　再次，這兩個地區(qū)在世界政治、歷史上占有主導地位，長期對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思潮的影響巨大。

　　此外，站在你的立場上看，亞洲，特別是中國的智庫正在迅速成長，但從目前格局看，歐美仍是世界智庫的主導。

我對專業(yè)型智庫的前景表示擔憂

　　文匯報：從智庫的運營模式看，東亞的智庫，以韓國為例，大部分受政府資金支持，日本的許多智庫由財團資助，如何避免這類智庫所出具的研究報告受出資方意愿的影響？特別是避免按照出資人意愿來出具報告的可能性？

　　麥甘：無論是在亞洲，還是世界其他地方，智庫的可信度取決于其可靠性、獨立性。如果智庫已經預設了研究結論，或者出于出資方的考慮而做出具有嚴重傾向性的報告，那么毫無疑問，它將動搖其立身之本。事實上，這并非是一個新問題，多年以來，人們就在討論如何讓政府和公眾能夠更加獨立、科學地進行公共政策問題研究。

　　文匯報：從中國實際看，很多智庫都是由原先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轉型而來。在轉型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麥甘：學術類智庫最大的問題在于，它們傾向于套用理論，缺乏以政策為主導的研究框架。毋庸諱言，在權力、知識和公共政策之間，橫亙著一條看不見的鴻溝。政策制定者希望通過智庫，搭建起跨越這條鴻溝的橋梁。對于學術性智庫而言，他們必須明白，智庫的角色或者其存在的意義在于：通過分析和解釋，將復雜而多變的問題轉變?yōu)檎咧贫ㄕ吆凸姸寄芙邮艿奈谋?，而不是將其變得更艱澀難懂。

　　文匯報：在中國智庫發(fā)展途徑上，存在著優(yōu)先發(fā)展專業(yè)性智庫還是綜合性智庫的問題，您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什么？

　　麥甘：的確，智庫之間也面臨很多競爭。讓我們回到智庫的定義，它是政策制定者與公共人群通過智庫這一渠道來獲取信息。但就目前而言，我對專業(yè)型智庫的前景表示擔憂。

　　第一，它呈現(xiàn)出過度專業(yè)化的特點，這是一種危險的途徑，它忽略了科研質量，為專業(yè)而專業(yè)，不注重與普羅大眾的銜接。這一點必須警惕。

　　第二，從經費角度看，我認為一家智庫涉獵的領域不宜太廣。有的可以采取交叉學科的科研機制，有的采取團體機制。與此同時，應該有兩類智庫專家，一類是專項專家，他們擁有專業(yè)的優(yōu)勢和特定服務領域和對象；第二類是靈活性的、跨領域的、綜合性的專家，他們研究第一類專家不研究的課題，并且與其他智庫保持密切聯(lián)系。

　　第三，我認為，智庫要注意平衡政策研究者短期內要求研究的課題與長遠規(guī)劃，對于未來符合政策制定者利益的，智庫要未雨綢繆，提前準備。

　　最后一點是，智庫的研究應該是政策為導向的研究。智庫和高校的差異就在于：智庫集中在政策研究的問題上，而高校研究以學術為導向的問題。

　　文匯報：就中國情況來看，智庫往往是問題導向制。為研究一個問題成立智庫，隨著問題解決或者重心的轉移而導致該類型智庫的衰落。您怎樣評價這樣的模式，如何建立智庫長久運行的模式？

　　麥甘：的確，一些智庫面臨這類生存問題，因為它們的研究領域過于專業(yè)，或者研究的重心太過狹窄。我們必須意識到，世界瞬息萬變，新的信息和問題層出不窮。作為智庫，我們只能不斷追趕這些問題和變化，以適應這個變化的世界。智庫既需要在多學科、多領域內有所涉獵，也需要讓研究者迅速進入新問題出現(xiàn)的領域。

　　我的建議是：由于現(xiàn)有學術機構和團體是按照傳統(tǒng)的學科設置來建構和組建的，而現(xiàn)在我們面臨和遭遇的問題往往需要更加“流行”的學科和方法才能討論、解決，但現(xiàn)有的傳統(tǒng)學科無法應對這些問題。因此，我強烈建議智庫能在以下兩點實現(xiàn)突破：

　　第一，在智庫的組建和架構上真正體現(xiàn)多學科、現(xiàn)代化的特點。

　　第二，在智庫的架構上搭建起兩個層次的人才隊伍：一是專業(yè)化的研究人員，他們坐在書齋里長期對固定問題進行研究；二是聘請一支流動人才隊伍，對新出現(xiàn)的問題進行研究，從而構建一個有活力的研究環(huán)境。

　　文匯報：在您看來，中國智庫要想走出國門，還面臨哪些方面的挑戰(zhàn)？

　　麥甘：我和北京、上海的中國學者們都討論過這一話題。毫無疑問，中國智庫正展示出走向世界的興趣和決心。但在世界智庫界而言，除了口口相傳之外，卻很難有機會了解中國智庫。

　　造成這一現(xiàn)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認為其中有一個因素很關鍵：很難通過互聯(lián)網了解中國智庫，這些智庫要么沒有自己的網站，要么網站是純中文界面，這讓很多國外學者很難通過互聯(lián)網了解其信息。畢竟，全球智庫高度依賴互聯(lián)網技術，我們每年都有很多通過互聯(lián)網視頻進行的國際會議，但中國智庫卻難以通過這種形式介入。如果中國智庫希望真正走向世界，它們必須在信息技術上投入更多精力，并由此實現(xiàn)建立其在世界范圍內的可信度。

一個好智庫應該具備政治深度、人文熱度

　　文匯報：由于新技術革命的出現(xiàn)，改變了知識傳播的途徑，智庫必須思考如何以新的形式傳播研究成果。您認為，為應對數(shù)字化和互聯(lián)網技術時代的到來，智庫應該做哪些改變？

　　麥甘：當今智庫面臨的重要挑戰(zhàn)，競爭力挑戰(zhàn)、資源挑戰(zhàn)、技術挑戰(zhàn)、政策挑戰(zhàn)，所有這些挑戰(zhàn)都可以被概況為“四個更多”：更多的難題、更多的參與者、更多的競爭和更多的沖突。對于一個成功的智庫而言，必須在以下三方面迎接挑戰(zhàn)：

　　第一方面是智庫致力于服務政府機構、市場等對象，需要有更多的經費支持。在我們的問卷中，詢問專家所在的智庫的難題是什么，無一例外，都需要錢。對于基于知識運作的智庫而言，知識也是產品，它會流動，而不像實體產品，流動性差，20億用戶在運用這些知識創(chuàng)造財富。

　　第二方面是民主化和權利的分散化，智庫需要承擔更多的獨立的信息和分析工作。面對很多政策性問題的復雜性，政府需要智庫來提供想法和建議。

　　第三方面的挑戰(zhàn)是最根本性的挑戰(zhàn)。隨著新技術革命的出現(xiàn)，知識傳播的途徑已被改變，智庫必須思考如何以新的形式傳播成果。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該問題。以音樂為例，上世紀初期出現(xiàn)了唱片，并且一直延續(xù)到80年代。一張唱片能放多少歌曲？七八首而已，此后出現(xiàn)了卡帶，最多能放十多首，隨后出現(xiàn)的CD最多能放24首，而最新的iPod可以放幾千首。工具更新的速度越來越快，功能亦越來越強大，知識傳播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智庫同樣如此。如果現(xiàn)在的政策制定者不再閱讀紙質讀物，那該怎么辦？而現(xiàn)在的新聞信息，又有多少可以下載到移動工具中。現(xiàn)在，我們在美國開會，已不再會發(fā)郵件進行自我介紹，我們更傾向于在推特中介紹自己、羅列觀點。但推特同樣面臨局限，它只能發(fā)布簡單的信息，卻無法進行復雜信息的編織和傳遞，有時對參與人數(shù)也有限制。對于現(xiàn)在的智庫而言，需要思考的是：根據(jù)發(fā)布的信息類型來選擇發(fā)布方式，并且使其達到最理想的效果。從這個角度看，渠道甚至比內容更重要。

　　文匯報：面臨信息爆炸的時代，要在海量信息中淘漉出有用的信息變得越來越困難。對此，智庫需要作出何種改變，以適應信息爆炸時代對信息篩選的要求？

　　麥甘：當一個世界充斥推特信息，表面而膚淺的信息鋪天蓋地時，政策制定者需要科學、嚴謹?shù)男畔響獙碗s多變的政治局面。

　　這份我所制定的全球智庫報告旨在分辨、識別世界范圍內具有權威性、公信力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顯然，當今世界信息的容量和覆蓋面都顯著增加，而智庫的作用是從中篩選出容易獲取的、可信賴的信息，以便政策制定者采納。

　　文匯報：無論如何界定，在目前情況下，智庫始終是由一部分專業(yè)技術人員組成的群體，但在目前，“高手在民間”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如何吸納民間智慧，也成為智庫發(fā)展的一個新趨勢。對此，您有何種見解和思考？

　　麥甘：過去，我們對于智庫的印象是，只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學者才能進入專業(yè)化的智庫工作，而他們也成為能夠有資格參與政策制定的群體。

　　但今天的現(xiàn)實是，不僅僅是那些專業(yè)學者，包括媒體記者、商人以及其他專業(yè)人士，都成為政策制定群體的組成部分，他們不僅參與政策制定的過程，也滲透到政策醞釀、商議、頒布的全過程。

　　文匯報：您曾多次提出，面向未來，智庫的功能應當不僅僅局限于政策導向的研究，還應包括在政策議題上影響政策制定者、媒體和公眾，對此，智庫需要作出何種調整，以完成這種轉型？

　　麥甘：的確，現(xiàn)在依托于學院和機構而組成的知識群體都面臨挑戰(zhàn)，他們必須意識到全球化的浪潮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力量。信息的收集、分析、傳播途徑與過去大不相同，社交媒體在其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這些恰恰是以往智庫忽略或者并不重視的環(huán)節(jié)。

　　在美國，甚至全球范圍內，很多報紙都通過網絡獲取信息，報紙記者和書刊編輯在工作中也越來越依賴互聯(lián)網上的信息。對于智庫而言，無論它身居何處，都必須意識到：這個世界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知識的構成和政策出臺方式也與以往大不相同，他們必須認識到這一現(xiàn)實，并合理應對，從而適應這一變化。

　　文匯報：您曾說過，未來智庫的發(fā)展，面臨全球黑客、無政府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等的阻礙。對此，智庫應該采取何種措施，以規(guī)避以上風險？

　　麥甘：隨著新媒體傳播途徑的日漸流行，例如蘋果公司開發(fā)的智能手機等，給智庫的發(fā)展帶來了新的挑戰(zhàn)。新媒體將智庫發(fā)展和政府聯(lián)系了起來。一個小小的事件，往往會迅速發(fā)酵，引發(fā)大規(guī)?？棺h和示威的“政治海嘯”，從東歐到中東，這樣的事件不勝枚舉。

　　因此，智庫必須理解這一趨勢和浪潮，幫助政府來應對這一變化。智庫應該意識到，之所以會發(fā)生這類“政治海嘯”，其中的一個主要因素是，隨著信息全球化，信息和消息的制造、傳播從國家間流動逐步變成個體間流動。其中，逐步形成了一個掌握信息資源并能迅速傳播信息的群體，我把這部分群體稱作“超能力個體”，這部分群體有傾向性的政治主張或者意見，諳熟新媒體運作流程，利用煽動性的政治觀點和話語影響民眾，他們的影響往往還會超越一國或者地區(qū)的邊界，帶來國際性影響。有些強度還很大，達到災難性的后果。

　　以上因素給智庫發(fā)展帶來了挑戰(zhàn)和機遇，智庫面臨的信息傳播方式更加多元，國際背景也更加復雜。在這樣的背景下，智庫面臨兩大問題，一、智庫的功能是什么？二、智庫如何應對這些挑戰(zhàn)和變化？我想引用經濟學家的話說，一個好的智庫，應該具備政治深度、人文熱度，具有公開性和良好的科研環(huán)境，從而達到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