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發(fā)展史略

翰墨逸仙 201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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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發(fā)展史文字，是記錄有聲語言的工具，是人類進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漢字作為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字，它的形成與發(fā)展有著極為復雜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背景，其演化經(jīng)歷了漫長的歲月，才使漢字從以圖畫性象形為特征的“古漢字”演變發(fā)展成為以抽象性符號為特征的“今漢字”。漢字的構成－六書古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創(chuàng)造了漢字。漢字初始以“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和“視而可識、察而見意”的圖畫性象形文字為主。然而象形文字在實際運用中所記錄的語言和所表達的字義而有限，于是古人又把象形字進行組合，形成了新字，表達了一個新的意思。經(jīng)過古人在應用過程中不斷發(fā)展、完善，漢字具有了形、音、義的特點。因此，漢字也具有了完整記錄語言的功能。從漢字構成來講，“文”“字”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許慎《說文解字·序》）。可以看出，獨體的漢字稱為“文”，合體的漢字稱為“字。”故“文”“字”的概念是獨體字與合體字的總稱。“文”是象示客觀事物的最小能單獨成字的符號，是構成漢字系統(tǒng)的根本；“字”是由“文”孳生出來的文字符號，其數(shù)量隨著應用需要不斷增多?！白帧钡谋玖x為“乳”，其命名本來就內(nèi)含繁殖之意。談及漢字的演化，不能不提及漢字的構成方法。只有了解了漢字的造字法，才能理解其演化及發(fā)展歷程。關于漢字的造字方法，古有“六書”之說。儒家典籍《周禮》中就有“六書”一詞，但具體所指不明。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序》中說的最為詳盡：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形聲；五曰轉(zhuǎn)注；六曰假借。一、象形 “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畫成那個物體，隨著它的形狀盤（曲）屈。象形，就是對文字所要表達的客觀實物進行摹擬，把實物的特征用圖案化和抽象化的線條概括出來。象形字是漢字構成的基礎，它廣泛取材于自然。如： 1、取自動物的： (鳥)、 (羊)、 (牛)、 (象)、 (馬) 2、取自人體的： (人)、 (目)、 (鼻)、 (耳)、 (趾) 3、取自大自然的： (日)、 (月)、 (云)、 (雨)、 (山) 4、取自植物的： (草)、 (木)、 (花)、 (竹)、 (蒂) 5、取自生活的： (井)、 (門)、 (舟)、 (鼎)、 (刀) 二、指事 “視而可見，察而見意”。一看就認識，仔細觀察便可知字意。當文字所要表達的不是某個客觀物體而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時，“象形”便無計可施了，只能用更為抽象的符號來表示。如：（上）、（下）。“一”表示“天”，用“｜”指示比天高的為“上”，比天低的為“下”。還有一類指示文字，是在象形字上加符號而組成的。如“ ”（刃），在象形字“ ”（刀）上加一點，說明它所要表示的“刃”部。又如“ ”（本）、“ ”（末），是在象形的“ ”（木）字根部和梢部加一劃，表示“本”、“末”兩個概念。三、會意 “比類合誼，以見指 ”。組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體字，形成一個新意義的字，一見就可會意出字意。如“ ”（趾的初文）和“ ”（戈）組合為“ ”（武）字。表示攜著“戈”（武器）走路，去動武打仗。又如：“　”（人）和“　”（言）組合成“　”（信）字，說明人講話應守信譽。這類的組合字很多，如“　”（步），兩腳前后交叉表示走路，會意為“步”字；“”兩腳跨過水流，表示涉水，即“涉”字；“ ”用手摘樹上的果實，會意成采集的“采”字。以上舉例可以看出會意字的各個構件具有表義的作用。四、形聲 “以事為名，取譬相成”。用所要表達的“意”（形）為一部分，再用相近的“聲”為另一部分，兩者結合組成的字，就是形聲字。形聲字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表示意義，稱“形”或“意符”另一部分表示讀音，稱“聲”或“聲符”。它進一步彌補了象形、指示、會意造字數(shù)量不足、記事困難等缺點，兼顧了一般文字的表音要求和古漢字固有的象形特點。它的生命力最旺盛，在漢字中，形聲字占絕大部分。形聲字有很多構成形式： 1、左形右聲：河、江 2、右形左聲：雞、鵝 3、上形下聲：花、草 4、下形上聲：婆、娑 5、外形內(nèi)聲：國、固 6、內(nèi)形外聲：聞、問 7、形為左右，聲在中間：術 8、形在中間，聲為左右：讎 9、形為上下，聲在中間：里 10、形在中間，聲分上下：莽五、轉(zhuǎn)注 “建類一首，同類相受”。使用同一部首，字意可以相互轉(zhuǎn)釋（換）。如：爸、爹，老、考。漢字構成的基礎是象形，而象形又是摹擬客觀主體的外形，這就使筆畫的增減有了很大的余地，因此產(chǎn)生了一字多形、多字一義的現(xiàn)象。一字多形稱“異體字”，如：（中）。多字一義稱“同義字”，如：爹、爸，老、考。古人對偏旁選用沒有嚴格的定型，許多意義相近的偏旁，古人看來沒有區(qū)別意義的作用，在字形中換來換去，不影響字義，如：鳥（）和隹（）都是鳥類的象形字，所以從鳥從隹經(jīng)常互換，如“雞”“雕”可以寫成“ ”“ ”，這就是同類相受。六、假借 “本無其字，依聲托事”。本來沒有這個字，依照其聲音，借別的字來用以記事。在漢語中，需要表達的概念是大量的。能夠用象形、指事、會意等方法造出的字畢竟有限，不能完全記錄語言中所要表達的概念，于是古人就把現(xiàn)成的字形當中語音相同或字義相通的字借來用，成為一個新字，被借的字原義喪失，原字義又有他字替代，這就是“假借”。 “假借”在古代虛詞（字）的構字法中特別普遍。因為虛詞（字）本身沒有意義，不表示一定的概念，很難用以上五種方法造字，只好借用他字。如：（主）燭臺的象形字，本來是“燭”字，因音近，借來當“主”用，原義喪失，被“燭”字代替。（而）原是頰毛的象形字。（焉）原是一種鳥的象形字。（之）原為會意字，一只腳落在地平線上，是“至”之意。很多實際意義的字，越來越多地用于并固定為虛詞（字），本義逐漸失去。在閱讀古文時，會遇到很多的“通假字”。通假字的特點是：各有其字，相互通用（借用），用后歸還，各自的字意不變。如：納、內(nèi)，汝、女，舍、舍，價、賈，值、直，等“通假”。為什么會發(fā)生“通假”現(xiàn)象呢？東周時，各儲候國雖然都承襲了西周的文字體系，由于當時字無定式，且各自為政，相互交往減少，造成了文字不統(tǒng)一的雜亂狀況，一個字出現(xiàn)了不同的結體及不同的書寫方法，形成了許多“通假字”。至秦統(tǒng)一中國后實行了“書同文”，通假字才漸漸減少。同是“借”，“假借”和“通假”有什么區(qū)別呢？假借：本無其字，借用他字，用后不還，字形與原義脫離，原字意另用新字形；通假：各有其字，臨時借用（換用），用后歸還，字形不與原字義脫離，原字義無需另用新字形。那么，通假字是否就是“異體字”呢?不是。通假字是字意相同，不同結構，不同寫法的字。如：悅、說，汝、女；異體是一字的多種寫法，如：岸、、窗、、。漢字的起源與發(fā)展漢字，不僅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而且還是世界上使用歷史最長的文字。它是中華文明重要的傳播手段，是中華民族的靈魂。關于它的起源，傳統(tǒng)的說法大致有以下幾種： ·結繩說《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 ·刻契說鄭玄注《系辭》：“書之于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 ·八卦說《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倉頡造字說此說法盛行于戰(zhàn)國，最早見于《世本》：“沮涌倉頡，黃帝之史官，……倉頡作書”?！俄n非子·五蠹篇》：“古之倉頡之作書也，自環(huán)者謂之私，背私為公”。早在戰(zhàn)國時，《荀子·解蔽篇》對此說提出異議：“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認為古時能寫字的人很多，但傳下來有名有姓的唯獨倉頡，暗示了并非倉頡造字的觀點。 ·說文解字說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序》對漢字的起源有一個較為成系統(tǒng)的觀點：“古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nóng)氏結繩為治，而統(tǒng)其事，庶業(yè)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有關于漢字起源的五種說法，代表了古人的不同看法，其中《說文解字·序》的說法至今看來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正是古人“六書”造字法之一。取材于自然的“象形字”正是如此。八卦－結繩－倉頡造字的觀點，說明了漢字的誕生是隨著社會進化而出現(xiàn)的，同時也說明了漢字不是一下子就成熟，而是經(jīng)過了一定的演化過程。漢字并非某個“圣人”所創(chuàng)，它是古人生活需要的產(chǎn)物。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的好：“文字成就，所當綿歷歲時，且由眾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一、漢字的萌芽時期漢字的萌芽，從考古發(fā)現(xiàn)上看，可以追溯到約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根據(jù)考古材料，我們看到了許多跟文字起源有關的原始圖畫和刻劃符號。審視古文字得見，大量的象形字來源于原始圖畫。古漢字是以象形為主要特征的，而象形字又是一種圖畫性很強的文字，由此得出“文字起源于圖畫”和“書畫同源”這一可信的結論?！墩f文解字·序》“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觀點概括了漢字萌芽期的特征。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上帶有刻劃符號（圖1），距今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了圖畫性陶文（圖2），還有江西早商遺址，河北蒿城臺西村商中期遺址都出土了圖畫性陶文和刻劃符號（圖3、4）。這些陶文和刻劃符號，在甲骨文中可以找到其蹤跡，有發(fā)展軌跡可尋。在漢字創(chuàng)造使用之前，古人用實物記事和圖畫記事兩種方法表意。實物記事：結繩、刻契；圖畫記事：以簡練概括的線條“畫成其物”。在出土的陶器刻劃符號中，可以找到不少帶有“結繩記事”的痕跡。如：｜、‖（用幾根繩子表意），×、＋、　、 (用繩子交叉表意)，（用繩子打結表意），這類符號很可能表示數(shù)字、方位等概念，正是漢字的⊥（上）、　　（下）這一類“指事”造字法。在各個文化遺址的陶器符號中，可以看到古人用簡練的線條勾勒出的人、魚、鳥、象等形狀及摹擬物體外形的符號，這些符號無疑是表意的?？梢哉J定，古漢字中的“象形”和“指事”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圖畫性符號發(fā)展成為了“象形字”，而有的刻劃性符號卻演生成為了“指事字”?？梢?，漢字初始是以“象形”和“指事”為兩大途徑并行萌生而發(fā)展起來的（圖5：刻劃、象形符號和甲骨文對比圖）。陶器圖案和刻符甲　骨　文二、古漢字時期漢字的演化與發(fā)展分為“古漢字時期”和“今漢字時期”。“古漢字時期”從公元前13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始，至西漢中晚期成熟的“漢隸”止，共一千二、三百年的歷史，“今漢字”時期從西漢中晚期始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 “古漢字”經(jīng)歷了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東周多元化古漢字－秦篆－“古隸”等發(fā)展演變歷程。也是漢字由初始到成熟，由繁到簡，由象形化到符號化的歷程。在古漢字的演進過程中，各時期民間流行使用的“俗體字”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殷商甲骨文－訖今為止發(fā)現(xiàn)最早的記事“古漢字” 十九世紀末，在河南安陽小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距今3000年前商王武丁到帝乙兩百七十多年間的遺物（圖6、7、8）。甲骨文是殷商先人契刻在龜甲（多為龜腹甲）或獸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亦稱契文、卜辭、卜貞文、殷墟文字等。內(nèi)容以王室、貴族占卜為主。這些契刻文字，是訖今為止發(fā)現(xiàn)最早、相對成熟、初步形成漢字系統(tǒng)的記事文字。從藝術角度看，甲骨文具備了書法的筆法、結構、章法三要素。為什么用“相對成熟”、“初步形成”描述甲骨文呢？就漢字構成而言，甲骨文有其不太成熟的地方： 1、字的筆畫繁簡不一，如：都是“王”字； 2、偏旁部首的結構不固定，如：都是“步”字； 3、有合文，如：（上帝），（今日）, （三百）； 4、字的反正無定式：； 5、一篇中，字的大小不一； 6、早期的甲骨文字圖畫性象形字多，晚期形聲字才有所增加。以上這些，構成了“甲骨文”的特點。“繁簡相間”的“不成熟”為以后的古漢字 “簡約俗成”埋下伏筆，但許多甲骨文結構基本定型，至今沒有改變，如：（大）、（中）、（口）、（宮）、（不）等。可以得出今天我們使用的漢字是甲骨文的“直系后裔”這個不爭的結論。百年來，先后出土了十幾萬片甲骨文，整理出5000多個單字，可識的文字約2000左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陜西岐山鳳雛周原遺址發(fā)現(xiàn)了大批西周甲骨文。所以，不能簡單地把甲骨文歸劃為殷商文字。在考古中也發(fā)現(xiàn)了商青銅銘文，更不能認為青銅銘文是周王朝的專屬。確切地講，甲骨文是殷商文字的代表，青銅銘文是周文字的代表。（二）西周青銅銘文－成熟的“古漢字” 青銅銘文，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古漢字，亦稱“銘文”，古稱青銅器為“吉金”，故又稱“金文”；周代又把文字鑄刻在“鐘”、“鼎”等禮器上，亦有“鐘鼎文”之稱謂；后又有“籀文”、“大篆”之別稱。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商朝已有帶銘文的青銅器，但字數(shù)有限，多為族徽和器主姓名。商晚期銘文漸多，其銘文特點是：筆畫首尾尖銳出鋒，中間肥厚，收筆處有時帶波磔，筆勢方折凝重（圖9：帝乙、帝辛《乍冊般　》、圖10：帝乙《小子卣》、圖11：帝辛《戌方鼎》）。商金文和殷商甲骨文同屬一個時期的同一文字體系，可是在視覺上有不同的效果。為什么會產(chǎn)生不同的視覺感受呢？這是因為反映文字的方法不同和載體不同所致。甲骨文是用“刀”在龜甲或獸骨上契刻而成，所以“刀跡”明顯，有一種剛勁、利落之感；金文是鑄字，先把文字書寫在軟坯上刻制成范模，然后用燒溶的銅液澆鑄。在范鑄過程中，原來契刻在軟性坯胎上的文字有所損益，以致產(chǎn)生了和直接契刻的甲骨文有了不同的視覺效果。漢字發(fā)展到了西周進入了成熟期。其青銅器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明顯多于和好于商，其上鑄刻的銘文也明顯多于前朝。字的形體漸趨劃一，大小漸趨齊同，結構漸趨方整。圖畫性象形之意漸少，而符號性文字增多，“六書”齊備，比甲骨文及商金文更加成熟。西周金文可分為早、中、晚三期。以武、成、康、昭四世為早期；穆、恭、懿、孝四世為中期；夷、厲、宣、幽四世為晚期。西周早期金文主要特點：猶存殷商遺規(guī)，筆畫有明顯波磔，和商文字不同的是，筆畫線條已有了明顯的粗細變化（圖12：武王《大豐簋》、圖13：成王《禽簋》、圖14：康王《大盂鼎》、圖15：昭王《折觥》）。西周中期金文，書風發(fā)生了變化，殷商、周初金文帶有波磔和肥厚的筆畫已不明顯，字劃均勻、整齊、飽滿、圓潤，布局完整。重要的是字的結構較為簡化（圖16：穆王《靜簋》、圖17：恭王《墻盤》、圖18：孝王《大克鼎》）。可以看出，中期的金文已由早期的凝重、雄渾風格逐漸變?yōu)槎饲f和質(zhì)樸。西周晚期的青銅銘文是中期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并已臻成熟。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金文已有呈多樣化的趨勢。如：厲王《散氏盤》（圖19），銘文字形扁平，寫法草率，體勢欹側，奇古恣放，已藏“草篆”之玄機，露“俗體”之端倪；宣王《毛公鼎》（圖20），銘文多達490字，成為西周帶銘文青銅器之冠。其字用筆純熟，字畫圓勁；另一件是宣王時的《虢季子白盤》（圖21），字體狹長，線條粗細如一，疏朗整潔。商及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上，還有一種徽號符記和象形款識。它是識別青銅器的標記，這類介于圖畫與文字之間的標記，多顯文字特征，它比甲骨文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文字因素（圖22）。（三）東周金文－多元化的“古漢字”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矦聯(lián)合犬戎所殺，西周遂告結束。周平王東遷洛邑（今洛陽），史稱東周。隨著諸侯國的日益強大，相互兼并也愈演愈烈，這時的周王室權力旁落，不再有控制諸侯的能力，只是名譽上的“王”而已。東周分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和戰(zhàn)國（公元前476－221年）兩個歷史時期。東周時期奴隸制社會走向崩潰，封建社會萌芽。政治、經(jīng)濟、社會、思想、文化、藝術都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學術上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各諸侯國使用的文字也出現(xiàn)了“文字各異”現(xiàn)象，走上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呈現(xiàn)了濃厚的地域色彩。春秋初，各諸侯國文字承襲了西周的風格，中晚期出現(xiàn)了地域色彩和美術化傾向。地處西部的秦國，繼承了西周的傳統(tǒng)，其金文結構均勻舒展，筆畫圓潤遒勁，有的轉(zhuǎn)折處化圓為方，象形之意漸少，如：《秦公簋》（圖23）；齊魯?shù)葒慕鹞模m和西周金文一脈相承，但變得字體修長，工整秀美，如：《齊侯盂》（圖24）；南方各國以楚金文為代表，也流行狹長的字體，有些筆畫往往作彎曲狀，如：楚《王子申盞盂》（圖25）。春秋晚期，南方各國的金文出現(xiàn)了鳥形、蟲形作裝飾的“鳥蟲書”把金文美術化了。春秋時，除青銅銘文外，值得重視的還有晚期用毛筆書寫在玉片上的“盟書”。盟書是古代國與國盟誓的“誓詞”，大多為朱書，少量的是墨書。字形呈方，筆畫平直，中肥末銳，尤如蝌蚪之形。這種字體，其實就是書寫便捷的簡化字，在當時民間廣泛使用，屬于所謂的“俗體字”（圖26）。戰(zhàn)國以前，銘文絕大多數(shù)是鑄在青銅器物上，戰(zhàn)國時期多是在制成的青銅器物上用刀直接鐫刻，所以有些銘文十分草率。戰(zhàn)國金文與西周、春秋金文大相徑庭，筆畫繁簡不定，形體各異，出現(xiàn)了“文字異形”的紛雜現(xiàn)象，往往是齊楚不同，燕趙有別。甚至一國之內(nèi)也是別體繁出。秦國文字在承接西周文字的基礎上，逐步向“小篆”進化（圖27?。缎隆』⒎?；楚國文字草率天成（圖28：《王　忎鼎》）；齊國文字體形修長，有的筆畫用“點”加以裝飾（圖29：《陳曼簠》）。戰(zhàn)國金文的多樣化是以前無法比擬的，是漢字發(fā)展的第一個高峰期。值得重視的是“俗體字”的大量運用。所謂的“俗體字”，是民間流行的簡化字，它不僅對“正體”金文結構加以省改簡化，還以方折，平直的筆法改造“正體”，甚至用“俗體字”銘題禮器?！八左w字”是形成“今漢字”的基礎，也是形成“今漢字”的重要因素。戰(zhàn)國文字，除青銅銘文，還有簡牘、帛書、石刻、璽印、貨幣等不同載體的文字，他們是“俗體字”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當時的文字異體雜出，形體不一，載體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趨勢，那就是“力求簡化”。這些俗體字用方折的筆法代替了周系文字圓轉(zhuǎn)的筆法，加速了“古漢字”向“今漢字”的轉(zhuǎn)變。古人用竹片（簡），木片（牘）記事已久，大概在殷商時期就有了簡牘，甲骨文“　　”字為證?？脊虐l(fā)現(xiàn)最早的為戰(zhàn)國時的簡牘，主要是楚簡和秦簡兩大類。楚簡的字體是民間使用的俗體，筆畫末端尖銳，中間略粗，這是因為使用富有彈性毛筆書寫的原故。楚簡文字寫法草率，體式、筆法較省簡，尤其是扁平的字形，可以看出后世“隸書”的影子（圖30：《楚簡·六德》）。秦簡字體扁平，文字的線條已由曲線變成了平直的筆畫，結構也較篆書簡省，有的筆畫出現(xiàn)了“一波三折”的寫法，“隸化”過程十分明顯（圖31：《青川木牘》）。帛書，又叫“繒書”，是古人用毛筆在白色絲織品上書寫的“俗體字”。帛書是和簡牘并行使用的文字載體?？梢?，在紙張發(fā)明之前，簡帛為廣泛使用的書寫材料。這些手寫的“俗體字”是古漢字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印璽商即有之，其廣泛使用大概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那時奴隸制社會日益衰落，封建社會逐漸萌芽。在這種社會動蕩的激變中，政權機構中的成分復雜了，表明身份、履行職能、溝通上下的問題突出了。“……詐偽漸興，始有印璽”（《后漢書·祭記志》）。印璽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登上了漢字發(fā)展的歷史舞臺。它不僅成為了國家權力機關中必備的憑證，也成為了整個社會生活中人們相互交往的信物。印璽中的印文，基本采用的是當時青銅款識的文字。由于受到“文字異形”的影響，往往是同一個字在不同諸候國的印璽中有不一樣的寫法。戰(zhàn)國印璽形制多樣，陰陽各具，布局生動活潑，有別于其他載體的“文字”，它一出現(xiàn)，就顯現(xiàn)出旺盛的生命力，昭示著它必將以獨特的“身份”屹立在中華藝林（圖32）。貨幣文字是戰(zhàn)國古漢字的又一種表現(xiàn)形式。貨幣是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的商品。商周時屢見于甲骨文、金文中的“貝”即是當時的主要貨幣形式。戰(zhàn)國貨幣同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一樣，有著深刻的地域性歷史文化內(nèi)涵，無論是布幣、刀幣及圜錢，其上的文字展示了多種多樣的書寫風格，再現(xiàn)了當時“文字異形”的文化現(xiàn)象。在漢字發(fā)展演化過程中，戰(zhàn)國的貨幣文字是不可輕視的一環(huán)（圖33）。石刻文字源于古，至戰(zhàn)國而盛。戰(zhàn)國石刻文字林林總總尤以《石鼓文》為代表。《石鼓文》是因鍥刻在十塊鼓形石碣上的四言詩而得名，其上文字記述了王公貴族游獵事，故又稱“獵碣”。《石鼓文》筆力雄健，布局勻稱整齊，繼承了周系文字，是大篆向小篆過渡階段的字體（圖34）。戰(zhàn)國古漢字有如下特點： 1、文字的形體多樣化； 2、表現(xiàn)文字的載體多樣化； 3、除秦外，其他六國掙脫了周系文字的束縛； 4、由于民間“俗體字”的流行使用，文字出現(xiàn)了由“古”向“今”演進的跡象：字形由長趨于扁方，筆畫由繁趨簡，字體由圖畫性象形漸向抽象性符號轉(zhuǎn)變。（四）秦篆（小篆）－終止發(fā)展的“古漢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tǒng)一了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專制國家。為了鞏固政權，秦始皇贏政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實行了“書同文”，結束了春秋戰(zhàn)國五百年間“文字異形”的雜亂局面，把秦篆（小篆）作為全國通用官方文字?！墩f文解字·序》中概述了這段歷史：“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梢姡∽幸u了西周晚期籀書的文字體系，在其基礎上加以省改，形成了一種字體修長、均勻?qū)ΨQ、筆法圓轉(zhuǎn)、婉轉(zhuǎn)流暢、規(guī)范整齊的新字體－小篆。從結構上看，小篆極大地弱化了象形意味，使漢字向符號化邁進了一大步，為古漢字向今漢字轉(zhuǎn)變奠定了基礎（圖35《泰山刻石》、圖36《嶧山碑》、圖37《陽陵兵符》）。除刻石外，能反映當時秦篆風貌的還有秦詔版（圖38）、權（圖39）、量（圖40）等。這些器物上的文字受到了“俗體”的影響，變圓轉(zhuǎn)筆為方折，顯得質(zhì)樸天真，比秦刻石更少“象形”特征，但它們?nèi)允恰靶∽毕盗小v史上，把秦篆稱之為“小篆”，把秦以前的篆書（包括甲骨文）統(tǒng)稱“大篆”。小篆雖然較大程度地減少了大篆呈現(xiàn)的“象形”特征但仍留有不少的圖畫性象形“余韻”，故小篆仍屬“古漢字”范疇。但是，小篆的定型與廣泛運用，標志著古漢字發(fā)展的終止。小篆與大篆比較有如下特點： 1、小篆統(tǒng)一了字形，把漢字規(guī)范化，如：將大篆中“馬”的不同寫法“　　”“　　”“　　”統(tǒng)一寫成“　　”； 2、使漢字更加抽象化，將漢字從圖畫性的“象形”進一步向抽象性“符號”推進。如大篆中的旗幟形“　”變?yōu)椤啊　薄ⅰ啊　保ㄊ譅看笙笮危┳兂伞啊　保椋?。（五）秦古隸－發(fā)展終結的“古漢字” 秦王朝在文字革命方面的另一偉大成就，是把民間長期使用的俗體字－“古隸”經(jīng)過整理作為小篆的輔助書體流行使用。在漢字由“古”變“今”的演化過程中，存在著一種過渡性字體－古隸。它的名稱是為了區(qū)別以后的“今隸”（漢隸）才有的。古隸是一種介于“篆”、“隸”之間的字體，是古漢字的“簡體字”，是古人為了書寫便利而在民間興起使用的“俗體”。俗體字促進了漢字的演化，是漢字發(fā)展的功臣。 “隸書”出現(xiàn)的年代，一般認為“始于秦”。唐代杜光庭在《辯隸書所起》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隸書之興，興于周代，……當時全未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以來，乃撥古文，全用隸體，故程邈擅其名，非創(chuàng)作也”。通過考古，證實了杜光庭的說法。秦以前古漢字的簡化字是“古隸”的最早的形態(tài)。作為古漢字簡化形態(tài)的“古隸”，其“隸化”過程是比較漫長的。各時期的“古隸”形態(tài)是不一樣的。從出土的簡帛書上看，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古隸”的“隸化”程度越來越明顯，這個“隸化”過程，正是漢字由象形向符號演進的過程。1975年，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圖41），對我們認識隸書的發(fā)展與成熟有很大的幫助。秦簡上的“古隸”比先秦各時期的“古隸”更加簡化，更顯符號化。盡管字形，筆畫還殘留“篆意”，而篆字的固有結構大都被肢解，“畫成其物”的“象形”大都消失，更進一步接近“今隸”，看到了“今漢字”的曙光。秦王朝從統(tǒng)一到滅亡，僅僅存在了15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然而它的歷史功績是不可抹殺的。政治上徹底葬送了奴隸制，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中央集權制國家。文化上，終止了“古漢字”的發(fā)展，開啟了“今漢字”的大門，為漢字及漢字藝術的發(fā)展，展拓了一條明亮且寬廣的大道。試想，如果不是秦王朝統(tǒng)一中國，在文字上實行“書同文”，那么漢字將向什么方向演化呢？綜前所述，“古漢字”從萌芽到成熟，從成熟到終結，都沒有脫離圖畫性的“象形”。這種圖畫性很強的文字又與圖畫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因為它是一種書寫的符號，并非圖畫所表達的“藝術形象”?！爱嫵善湮铩眱H僅是表示出事物的共性或部分特征，強調(diào)的仍是符號的作用，是以圖畫性符號表達字意?？梢姡?B style="COLOR: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漢字形成伊始，就內(nèi)含了強烈的符號意識，為圖畫性“古漢字”變?yōu)榉栃浴敖?B style="COLOR: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漢字”埋下伏筆。在漢字沒有進化成純符號的“今漢字”之前，其圖畫性一直是存在的。象形字的“隨體詰詘”，指事字的“視而可識”，會意字的“比類合誼”，假借字的“依聲托事”都沒有脫離“象形”的束縛。即使是“轉(zhuǎn)注”和“形聲”字，在造字方法上仍具一定的圖畫性，前者是“音主形從”，后者是“形主音從”，其偏旁部首用的就是圖畫性象形字。雖然秦篆把籀文“加以省改”，秦隸把圓轉(zhuǎn)變?yōu)榉秸郏员Ａ粲忻黠@的“象形”余痕?？梢?，“象形”是所有古漢字的基本特征?？v觀漢字發(fā)展過程，各個歷史時期在民間流行使用不同于當時“正體”的“俗體字”對文字的進化演變起到了不容抹殺的重要作用。這些“約定俗成”的字體，“催化”了古漢字的演變，所以說，漢字的創(chuàng)造與發(fā)展是人民大眾的功勞，他們才是真正的“圣人”。三、今漢字時期秦代流行于民間后被官方認可并頒令使用的隸書，是一種由篆書向今隸轉(zhuǎn)化、過渡形態(tài)的隸書，稱為“秦隸”。它仍沒有超出“古隸”的范疇?！半`”是徒隸的意思。對于“隸書”這一名稱的由來，前人有不同的說法。一說，因造字的人是徒隸而得名；另一說法是使用隸字的人是徒隸。西漢初，承接了“秦隸”的衣缽，并把隸書作為全國通行的文字。西漢早期的隸書較比秦隸有了一些變化，但突破不大，如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地出土的帛書《老子·甲本》（圖42）和宣帝時的《五鳳刻石》（圖43），都是“沿秦之舊”，雖然格式全然“隸化”，用筆上的圓轉(zhuǎn)特點大多消失，但字的結構仍存“篆”的成份，是比秦隸更進一步接近“今隸”的“古隸”。和《老子·甲本》同時出土的《老子·乙本》（圖44 ）“隸化”程度比《老子·甲本》更高。拿《秦簡》、《老子·甲本》、《老子·乙本》對照比較，可以看到比較清晰的漢字“隸化”軌跡。西漢中晚期，大約在宣帝后，“古隸”在書寫時方折的筆勢得到加強，“波磔”筆法基本確立，體勢更為扁平，結字左右開張，點畫俯仰分明，標準的隸書—“漢隸”誕生了，史稱“隸變”。 “隸變”是中國漢字發(fā)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使漢字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從此，漢字從圖畫性的象形轉(zhuǎn)變?yōu)槌橄笮缘姆枺媪恕肮?B style="COLOR: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漢字”時代的結束，“今漢字”時代的到來?！半`變”是漢字發(fā)展的第二個高潮期。 “隸變”的主要特點是：第一，變篆書圓轉(zhuǎn)的筆畫為方折，如“　”變?yōu)椤?”、“ ”變?yōu)椤?“、“Ｏ”變?yōu)椤翱凇?。第二，象形意味消失?B style="COLOR: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漢字擺脫了圖案化，而變成符號化線條，如“ ”變?yōu)椤八?，?”變?yōu)椤傍B”,“ ”變?yōu)椤霸隆?，已很難看出原來的所象之形。在隸變過程中，孕育了草書，同時也孕育了真書、行書。把秦隸“刪繁就簡”的漢隸，完成了由“古”到“今”轉(zhuǎn)變的歷史使命。然而具有一定書寫法則但過于整齊、拘謹近于程式化的漢隸，發(fā)展到了東漢末年已無生氣，被逐漸興起于魏晉的“真書”所取代，更為簡便且藝術化的“草書”、“行書”也在這個時期開始流行，并且廣泛應用。以后的“今漢字”朝著實用和藝術兩個方向同時發(fā)展。漢字，從應用的那天起，就有了追求“美”的意識。不能孤立的只談漢字的發(fā)展進化，而忽略其藝術性。漢字因為有了“美“的展示，才具有生命力。從漢代中晚期開始的“今漢字”經(jīng)歷了漢隸－章草－真書－行書－今草－狂草等階段。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的“今漢字”都沒有“質(zhì)”的飛躍，都沒有沖破“符號化“這一“今漢字“特征的束縛，只是書寫風格不同而已。（一）漢隸（八分）—承前啟后的“今漢字” 形成于西漢中晚期的漢隸，發(fā)展到了東漢進入了成熟期，且成為了官方、民間的通用文字。漢隸，有的人稱之為“八分書”，有的人稱之為“分書”，引起過歷史上許多概念上的糾纏，實際上，兩個稱謂所指的是同一字體。傳世的漢隸碑刻有數(shù)百種之多，但用筆各異，每碑各出一奇，絕無雷同者。從風格近似上分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法度嚴謹端莊秀美《乙瑛碑》（圖45）、《史晨碑》（圖46）、《禮器碑》（圖47）、《曹全碑》（圖48）、《熹平石經(jīng)》（圖49）、《朝侯小子殘石》（圖50）等。第二類：雄強茂密、厚重古樸《張遷碑》（圖51）、《鮮于潢碑》（圖52）《衡方碑》（圖53）等。第三類：縱橫跌宕、率真自然《石門頌》（圖54）、《楊淮表記》（圖55）、《君開通褒斜道刻石》（圖56）等。漢代之所以能夠完成漢字由“古”到“今”的轉(zhuǎn)變，是有其客觀上和主觀上原因的?？陀^上，各歷史時期民間流行使用的“俗體字”推動了文字革命，因“約定俗成”，逐漸被統(tǒng)治階級接受并使用，促進了漢字由“篆”向“隸”的演化。秦代統(tǒng)一文字和整理“隸書”，為漢隸的形成打下了基礎；主觀上，漢初，雖然沿用了秦王朝的文字體系，但善寫隸書的人可以入仕做官，因而民間掀起了研習隸書的熱潮。秦以小篆為文字應用主體，以隸為附助的使用文字方式，到漢代換了位，官方文書，民間交流皆以隸書為主流，“篆”、“草”為附。東漢皇帝劉弘設“鴻都門”集天下工書者數(shù)百人,專職研究隸書書法。使法度化了的隸書單獨成為了一種書寫體系?；傅邸㈧`帝時“崇死厚葬”，立碑樹傳之風興盛，一時墓碑、石闕大興，不但加速了“隸”的成熟，而且為后世遺留下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及寶貴的書法藝術遺產(chǎn)。漢王朝的這些舉措，承先啟后，促成了漢字的“推陳出新”，完全徹底地革了“古漢字”的命。（二）章草——打破“戒律”的“今漢字” 漢代的文字成就，不僅僅是確立了隸字的地位，而且還反映在草書的發(fā)展上。從漢字的形體演變來看，各個歷史階段都有草書的出現(xiàn)。凡書寫草率簡捷的字，都可以稱之為“草書”。但作為有一定書寫法則的草書，它的形成和發(fā)展則是從漢代開始的。漢代在隸書的發(fā)展過程中，也孕育發(fā)展了草書。所以說，漢代是“隸”、“草”并行發(fā)展的時期。草書也稱“藁草”。“草”即“創(chuàng)”之意。《書品》說：“同草創(chuàng)之意，故曰草藁”。草書是在文字使用頻繁和時間緊迫情況下逐漸形成的，是赴急救速、自然簡化過程中而產(chǎn)生的字體。從秦漢簡牘和帛書的墨跡中可以看出，凡書寫工整的，多見于經(jīng)籍和官方的詔令；書寫草率急就的，多出于邊塞官吏之手（圖57《敦煌木簡》）。衛(wèi)桓在《四體書勢》中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于卒返……”?？梢?，草書是在無意識中產(chǎn)生，是因為用于“卒迫”和“應時”。入漢以后，隨著漢隸的演化，“草隸”（草寫的隸書）也在同時發(fā)展。漢武帝以后的竹木簡牘多為草書（圖58光武帝建武三年簡《誤死馬駒冊》）。這些草書已經(jīng)從無意識狀態(tài)發(fā)展到了有意為之，這就是漢隸的“隸草”—章草。章草的形成大約在西漢的元、成帝時期，其名稱的由來，眾說紛云。但肯定的是，在“今草”出現(xiàn)以后，為了區(qū)別“今草”才有“章草”的稱謂。章草是“隸之捷”。它雖然解散了“隸字”的結構，但在用筆上仍存在隸的余痕。其特點是：字畫之間有連筆，但字與字之間不牽引帶，尚存隸書之波磔（圖59西漢史游《急救篇》）。章草被重視是在東漢，首倡草書的是漢明帝劉莊。漢代最早以寫章草而著名的是章帝時的杜操。爾后有東漢的張芝、崔瑗、三國時魏國的鐘繇、吳國的皇象等。張芝變革了“章草”，使之向“今草”邁進了一步，被稱為“草圣”。具有一定書寫法則的章草，已超越了以前“草書”赴急救速的使用目的，成為了一種集實用和藝術欣賞于一身的新書體，反映了當時人們在文字認知觀念上的巨大變異。這種觀念上的轉(zhuǎn)變，萌發(fā)了漢末的美學思想。這時期崔瑗所著的《草書勢》成為了漢字書法史上第一篇論述草書的著作，而且是歷史上第一篇關于書法藝術的論著。（三）漢代楷書—繼往開來的“今漢字” 楷書，又有正書、真書、今隸等稱謂。 “楷”本是法式的意思?！稌鴶唷氛f：“楷著，法也、式也?！??？瑫谖鳚h已見雛形，東漢末開始形成并盛行。在隸變過程中，除孕育了“章草”、“行書”外，也孕育發(fā)展了“楷書”。關于楷書的起源，歷史上大致有三種說法： 1、王次仲創(chuàng)造說宋《宣和書譜》說：“漢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法。所謂楷書者，今之正書也”。 2、楷書源于隸書說一部分學者認為楷書源于隸書。根據(jù)是西漢《威武王杖詔令冊》（圖60）中的字，明顯帶有“楷”的意味。漢晚期的刻石《封龍山碑》（圖61）已是處于真書化過程中的漢隸，羅振玉認為是“今楷之濫觴”。 3、楷書源于行書說部分學者認為楷書由行書演化而來，理由是漢魏時期鐘繇的《宣示表》（圖62）等帖的字跡顯然脫胎于早期的行書。從漢字發(fā)展過程中看，一種字體的產(chǎn)生、形成是集大眾的智慧，在社會應用中，由于需要而產(chǎn)生發(fā)展的，并且經(jīng)歷了漫長的時間，而個人可能在整理、加工或提高藝術性方面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并非創(chuàng)造?？瑫纬傻臅r期，正處于“隸變”時期，也是隸、行、草通行的時期，它的形成既有“隸”的因素，又有“行”、“草”的因素。在各種字體相交發(fā)展中，它們必然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形成于漢魏時期的楷書，是初期的“楷書”，是一種由隸書向正規(guī)化楷書過渡的字體。其結體及筆劃仍帶有許多“隸”的成份，只是將隸的波勢挑法變得平穩(wěn)，把隸書的慢彎變成了硬勾，把隸書的扁方變成了正方或趨于長方。這種“楷書”尚存“隸”意，故又稱“今隸”（鐘繇《賀捷表》圖63）。它的出現(xiàn)與流行，意義重大，宣告了以隸書為應用主體時代的結束，以楷書為主要應用主體時代的到來，為以后唐楷的“定型”夯實了基礎。所以說，形成于漢末的楷書是一種繼往開來的“今漢字”。（四）行書—簡捷實用的“今漢字” 行書也是“隸變”時繁衍出的一種字體。它萌于古，形成于漢。強調(diào)波挑的隸書，書寫起來較為費時、費事，為了便利，古人在日常應用中往往省略了波勢和挑法。由于還受到當時“草書”風格的影響，由隸書省捷流暢的寫法中，逐漸演變出一種書寫快捷簡單的新書體—行書。這種字體可以在東漢簡牘、陶瓶墨書以及墓磚刻字中看到。 “行”是“行走”，有快捷之意。所謂“行書”即快捷書寫的漢字。漢末楷書的形成，給行書注入了新的活力，行書很快又成為了楷書的輔助字體。《書斷》稱“行書即正書之小偽，務從簡易，故謂之行書”。它介于楷、草之間，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及藝術發(fā)展空間。所以也是歷代書家投予較多關注而藝術成就較大的一個領域。行書兼具楷書的規(guī)矩和草書的流動，寫起來比楷書流利，看起來比草書易認，所以具有較大的實用性。由于介于楷、草之間，伸縮性大，體態(tài)變化亦多，能借助于楷、草的體勢運用筆法，給人以“動”的感覺。寫得端正、平穩(wěn)近于楷書的稱“行楷”，寫得比較放縱、流動而近于草書的稱“行草”。行書與楷書比較有如下特點： 1、楷書書寫速度慢，節(jié)奏感弱，注重的是字“形”；行書書寫速度快，節(jié)奏感強，追求的是字“意”。 2、楷書點畫平整；行書點畫形態(tài)多變。 3、楷書點畫之間各自獨立，互相的呼應關系內(nèi)涵；行書的各點畫有勾、挑、牽絲相應，呼應關系顯露。漢代，是各種字體相繼形成的時代。至漢末、篆、隸、草、行、楷諸體齊備，同時掀起了研究漢字書法藝術理論的熱潮。趙一的《非草書》、崔瑗的《草書勢》、傳蔡邕的《筆勢》、《九勢》等相繼出爐。特別是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不僅相當完備地闡述了秦漢的書體，而且闡述了漢字的構成方法，是中國第一部漢字字典，漢字文字學始于斯。由于理論的探討，漢字從實用有意識地漸向藝術化發(fā)展。至此，漢字進入了實用與藝術并行發(fā)展的時期。（五）魏晉文字—由實用轉(zhuǎn)向藝術化發(fā)展的“今漢字” 魏晉也是各種字體相交發(fā)展的時期。一度盛行于漢代的隸書走向衰退；楷書在漢字演變中發(fā)出了耀目的光芒；草書經(jīng)章草的盛期發(fā)展到了今草階段；行草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各種書體、字體的快速發(fā)展，使魏晉的漢字書法，在中國的漢字發(fā)展史及書法發(fā)展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漢代注重字的“形”和“勢”外在形象的狀況，在魏晉逐步提升到追求“神”和“韻”的高度。這是對漢字由外在向內(nèi)涵認知的轉(zhuǎn)變，從而使漢字的“美”得到了劃時代的升華。魏晉漢字書法藝術成就促進了書法理論的發(fā)展，書法理論的研究，又推動了書法藝術的提高。兩晉（包括十六國）的書法理論著作有:西晉索靖的《草書狀》、西晉衛(wèi)桓的《四體書勢》、東晉衛(wèi)鑠（衛(wèi)夫人）的《筆陣圖》、東晉王羲之的《題衛(wèi)夫人筆陣圖后》、《書論》、《筆勢論十二章》等。由于帝王推崇，文人學士介入，研究書法成為一種文化風尚，因而大家輩出?？瑫拇砣宋镉校喝龂の簳r的鐘繇（圖64《薦季直表》）、東晉王羲之（圖65《黃庭經(jīng)》）、東晉王獻之（圖66《洛神賦十三行》）。草書的代表人物有：三國·吳的皇象（圖67章草《急就章》）、西晉索靖（圖68章草《出師頌》）、西晉陸機（圖69章草《平復帖》）。值得一提的是東漢張芝。他革新了章草，被認為是“今草”的創(chuàng)造者，史稱之為“草圣”。行書的代表人物有：鐘繇（圖70《力命表》）、王羲之（圖71《快雪時情帖》）、王獻之（圖72《中秋帖》）、東晉王珣（圖73伯遠帖》）。行書經(jīng)過鐘繇的提高登上了藝術殿堂。它不再只是民間為了便利書寫的字體。行書藝術地位的確立，標志著行書的發(fā)展走向成熟。到了東晉，出現(xiàn)了以“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代表的行書，它們的行書藝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深深地影響了后世的漢字藝術發(fā)展。故而，王羲之被后人冠以“書圣”稱號，其所書的《蘭亭序》（圖74）被后世稱之為“天下第一行書”。在魏晉書家變革漢字的同時，碑刻的漢字也相應發(fā)生了變化。在碑刻中常用的隸書，已不是漢隸的風貌，其結構已是楷書的體勢，但筆劃仍保留有隸書的波勢（圖75東晉《爨寶子碑》）。從中可以看出隸向楷過渡的傾向。這種字體被稱之為“新隸體”。西晉滅亡后，當司馬睿在江南建立東晉的時候，黃河流域一些少數(shù)民族趁機相繼建立政權，歷史上稱這一時期為“五胡十六國”，它與江南的東晉幾乎同時存在。十六國是歷史上的大混戰(zhàn)時期，文化藝術受到了嚴重摧殘，和江南東晉的文化繁榮景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它傳世不多的漢字遺跡中，可以看出十六國的書法繼承了魏、西晉的余緒，仍然使用的是“新隸體”。其代表作有：北涼的《且渠安周造寺碑》圖76）、前秦的《廣武將軍碑》（又稱《張產(chǎn)碑》圖77）等。北方的十六國，南方的東晉，都相繼使用了向楷書方向發(fā)展的“新隸體”，但他們對未來的影響截然不同。后世的南北朝，俱吸納了“新隸體”成份，卻形成了“南帖北碑”不同的藝術風格。（六）南北朝文字—隸向楷進一步過渡的“今漢字” 1、北朝的碑刻文字自西晉永嘉之亂后，中國北方進入了戰(zhàn)亂之中，直至公元439年，拓跋氏統(tǒng)一北方建立政權，史稱北魏或后魏。之后，北魏又分裂成東魏和西魏，接著北齊取代東魏，北周取代了西魏。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北方又歸統(tǒng)一。這段時間，因與南方的宋、齊、梁、陳并行存在，史稱北朝。北魏統(tǒng)治者大都信奉佛教，因此盛行造寺、開窟、雕像。孝文帝前的漢字書法明顯延續(xù)十六國書風，書體仍為“新隸體”（圖78 《中岳蒿高靈廟碑》）。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在龍門鑿石窟，雕刻佛像，造像的長篇題記也在這時出現(xiàn)。達貴死后又興墓志。這時期的名碑刻有《張猛龍碑》（圖79）、《牛橛造像記》（圖80）等。此時的書體仍是“新隸體”，但楷化程度比十六國以至北魏初期高一些。然而，開鑿于孝文至武帝時的龍門石窟中的碑刻題記則代表了當時書法的最新成就（圖81《始平公造像記》、圖82 《魏靈藏造像記》、83《楊大眼造像記》、圖84《劉根造像記》）。此外，摩崖石刻也反映了當時的漢字書法水平（圖85《石門銘》、圖86《鄭義上、下碑》）。墓志也是北朝書風的重要組成部分（圖87《張玄墓志》、圖88《元珍墓志》、圖89《元顯墓志》）。在北魏的碑、志、銘、記中，隸向楷過渡有跡可循，楷化程度隨時間推移有所提高，且筆法豐富，用筆方圓兼?zhèn)洌勘饔胁煌?，個性化凸現(xiàn)。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書法藝術遺產(chǎn)。由于清代康有為大力提倡，使“魏碑體”成為北朝書體的代名詞。從北魏書法遺跡上看，北魏刻石風格可分為兩個時期。前期為太武帝拓跋燾始光一年至孝文帝拓跋宏遷都前。這時的書法處在隸楷的演變過程中，筆劃尚留隸之重跡，風格方勁古拙。后期為孝文帝遷都后至北朝滅亡。由于中原士族參入了政權，推動了文化藝術的加速發(fā)展，促進了漢字的變革，這一階段的書法一改以前古樸的風格，“隸”的成份更少，書風呈多樣化，朝著楷書的方向逐漸靠近。公元534年，北魏分列為東、西兩魏。兩魏的書法雖承續(xù)了北魏的傳統(tǒng)，但北魏的雄強茂密古拙之風不見了。北齊取代東魏后，書風發(fā)生了變化，在楷書的架勢上，參以“隸”的波磔，筆劃豐潤，是北齊所特有的一種字體（圖90《泰山經(jīng)石峪金剛經(jīng)》）。北齊的正書多剛健清秀風格，字形稍顯修長（圖91《江纂造像記》）。這種書風，延續(xù)至北周后，又融合了南朝秀麗的風格，發(fā)展成為后來隋朝的書法藝術。 2、南朝的碑刻文字公元420年，劉宋取代東晉，為南朝開始。此后經(jīng)歷了肖齊、肖梁和陳，共四朝。兩晉后，在一個半世紀的南北朝時期，南朝一直是當時中國經(jīng)濟文化中心。劉宋繼兩晉禁止立碑之令，故流傳的碑刻極少。從《爨龍顏碑》（圖92）中可以看出當時仍沿用兩晉流行的“新隸體”。宋后的各朝由于受北朝的影響，樹碑之風漸興，加之各朝的統(tǒng)治者愛好并提倡書法，一時間，研究書法之風大盛。在重視藝術形式美和“二王”書風的影響下，南朝的書風不同于北朝雄奇的風格，追求“纖勁清媚”之韻，進入了另一種境地，使書法藝術內(nèi)涵了文人學士的儒雅之氣。南朝的碑刻楷書，漸漸地趨于成熟。如南齊的《劉岱墓志》（圖93）、梁《王慕韶墓志》（圖94），這種風格，大大影響了北朝的書風，由新隸體向楷書加速過渡。（七）隋代正書－書合南北啟迪后來的“今漢字” 公元589年，隋文帝楊堅滅陳，建立隋朝，南北分割的局面從此結束，中國又進入了統(tǒng)一的時代。隋朝立國時間雖短（581－618年），但在書法藝術上卻起了南北融合、啟迪后來的作用。為南北朝長期分割所造成地區(qū)不同的書法藝術風格有機會交流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為唐朝楷書藝術成熟及繁榮打下了基礎。傳世的隋代漢字書法以碑刻為大宗。隋碑約分兩大類。一、因隋初的書家大多是由北周而入隋，直接受北朝質(zhì)樸書風的影響較大。如《孟顯達碑》（圖95）等。二、在北朝書法的基礎上，受南朝的影響，進行了南北書風大融合，表現(xiàn)出秀潤的風格。如《曹植碑》（圖96）、《趙芬碑》（圖97）等。簡而言之，隋代書法初期仍保留著質(zhì)樸的風貌，尚存“新隸體”余跡。末期則趨向秀麗，“隸”意全無，且自然流暢，如《龍藏寺》（圖98）、《董美人墓志》（圖99）。這是由于國家的統(tǒng)一，為南北書藝交流、融合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政治條件。隋后期的楷書，是一種較為成熟且基本定型在正式場合使用的“今漢字”。（八）唐楷－重法則的“今漢字” 隋王朝的建立，為漢字及漢字書法的發(fā)展起了承先啟后的作用，而唐王朝的建立（618－907），又在隋代書法藝術取得成就的基礎上，將其繼續(xù)向前推進，終使其達到了空前的高峰，使“今漢字”定格于唐楷。后代各朝通行使用的楷書，無論怎樣變化，都沒有超越唐楷的規(guī)則。為什么唐楷能夠達到如此的高度呢？有其各方面的原因和條件。 1、歷史條件隋代的南北統(tǒng)一，為漢字及其書法發(fā)展準備了必要條件。南北書風的融合使書法藝術得到了新的生命力。 2、政治原因唐朝的建立，使民族又一次大融合。為了鞏固政權，注重典范成為了政治上的需要。政治上的重典范也影響到了文化藝術。唐楷也隨時順節(jié)，與時俱進，注重了書寫法則。這也是歷史賦予的使命，也是楷書發(fā)展的必然趨勢。重法則，也是政治及藝術成熟的標志。 3、經(jīng)濟原因唐代經(jīng)濟繁榮，為文化藝術的發(fā)展提供了物質(zhì)條件?！　?、帝王提倡唐代帝王多愛好書法，唐太宗李世民偏愛王羲之書法。所以才有“肖毅騙蘭亭”的歷史故事。李世民還親為《晉書》作“王羲之傳贊”。 5、官方提倡專設書學，把書法作為選任官員的標準之一。 6、社會原因唐代是強大統(tǒng)一的國家，文化高度發(fā)達，各種文化藝術都得到發(fā)展，形成了亙古未有的繁榮景象。無論詩詞、歌賦、文學、音樂、舞蹈、繪畫、工藝等都達到了全盛暑期。佛教的開窟造像、書寫題榜及題記銘刻，給漢字書法提供了施展的天地。各種藝術的影響，為書法增添了活力。不同的藝術門類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產(chǎn)生了光輝耀目的火花。重法則的唐楷，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經(jīng)過了一個循循善進的過程。文字是語言的符號，文字流通，要為大眾使用方便。作為易讀、易寫、規(guī)矩的楷書，形成于漢末，到了南北朝其型初定，但沒有達到成熟的階段。隋的統(tǒng)一，給規(guī)范楷書提供了條件，唐朝是一個大一統(tǒng)的國家，需要一個嚴密的法制。規(guī)范文字也是大一統(tǒng)國家的要求。“重法則”也是歷史的使然。從初唐到盛唐，在政治上“重法則”的背景下，楷書經(jīng)書法家們之手，逐漸完成了“重法則”的歷史使命，把楷書推向成熟。隋代的一些書法家隨著唐王朝的建立而入唐，他們把隋代楷書的成就帶入唐朝，為唐楷的劃時代成功奠定了基礎。唐初的昭陵碑刻可因略見一斑。這些碑刻中的楷書，面貌雖有不同，卻反映了初唐的一種方整峻拔的風格，可以看出唐代楷書已逐漸向“重法則”方向發(fā)展。唐初楷書的代表人物有歐陽詢（圖100《九成宮醴泉銘》）、褚遂良（圖101《孟法師碑》）、虞世南（圖102《孔子廟堂碑》）、薛稷（圖103）《夏日游石淙詩》）。他們的楷書，可以說是隋楷的延續(xù)，但各有所長，共同的特點是規(guī)矩整齊。初唐四家，對后來影響大的當推褚遂良。他的楷書承“二王”之韻，講究字的姿態(tài)美和書法的韻味。天寶以后，在政治“重法”的情況下，書風起了巨大的變化，這就是以顏真卿為代表的以全新面目的書法出現(xiàn)在當時的書壇。顏的楷書雖受到了褚書的影響，但他卻一改褚書婀娜多姿、欹側妍媚的“二王”流風，形成了一種字劃剛勁、雍容大度、挺拔奇?zhèn)?、法度森嚴的新字體－顏體。其地位的確立，是時代的產(chǎn)物，是楷書發(fā)展的必然結果。顏真卿的楷書變法出新意，形成了自己的面貌。這個成就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也是經(jīng)過了繼承，變革、定型的過程。我們從其所書的《多寶塔》（圖104）、《東方朔畫贊》（圖105）、《顏家廟》（圖106）、《麻姑仙壇記》（圖107）等碑刻中可以看出其變化、發(fā)展的軌跡。 “安史之亂”后，唐王朝由盛轉(zhuǎn)衰，但書法藝術“重法則”的原則沒有受到影響。在這個動蕩的時期，出現(xiàn)了柳公權這樣一位尊法守度的書法家。柳氏楷書，在“二王”的基礎上，廣泛吸收唐代諸家的筆法，形成了一種字畫剛健、結體險峻、中宮緊收的新字體，世稱“柳體”。此后，人們把楷書的評判標準定格于是否具“顏筋柳骨”。歐、顏、柳及元代趙孟　的楷書，一直成為了后世及現(xiàn)代的臨習范本。柳公權楷書的代表作有《玄秘塔》（圖108）、《神策軍碑》（圖109）《金鋼經(jīng)》（圖110）等。以符號性為特征的“今漢字”定格于唐楷，至此，漢字走完了其發(fā)展的全過程。完成了漢字發(fā)展歷史賦予的使命。從漢字發(fā)展上看，各種字體都有其萌芽、發(fā)展到成熟的過程。無論篆、隸、行、草都沒有象楷書這樣具有長久不衰的生命力。甲骨不出殷商，金文未突兩周，小篆與秦俱亡，隸書限于兩漢（此說法指的是官方頒用，不包括以后的效古之作），惟楷書自漢末啟端，至今沿用，足見其生命力之旺盛。從漢字的角度上看，它以楷書的形式定型于唐代。后世的楷書，雖有風格之殊，卻無新意，都沒有超出唐楷的范圍。從藝術角度上看，漢字可以用真、草、行、隸、篆五大種形式表現(xiàn)，也可以在不同的載體上展示，這就為其藝術的發(fā)揚構建了許多平臺。唐以后的五代、兩宋、元、明、清書法大家輩出，且風格多樣，極大地豐富了漢字的表現(xiàn)形式。多樣化的表現(xiàn)手段，正是漢字與其它國家的文字不同的地方。藝術性是漢字的又一屬性。綜前所述，漢字的發(fā)展史又是一部中華文明的進步史，也是中華民族的奮斗史，展現(xiàn)了民族的睿智和聰慧。漢字－中華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