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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楊堅在醴泉宮召見鄭譯。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guān)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nèi)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颎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隋書·鄭譯列傳》),這“何以潤筆”的“潤筆”就是稿費了。
他們都沒有真的給稿費。這場對話僅是高、鄭二人之間的談笑。兩人誰也沒有真的給李德林稿費。相傳后來第一個給文人“潤筆”的,是宋太宗趙光義。趙光義為了賞賜作宮廷詩的御用文人,特意設(shè)了一筆???,就名叫“潤筆錢”。并“降詔刻石于舍人院”(見《宋朝事實類苑》)。
探究“潤筆”的淵源,恐怕要追溯到遠(yuǎn)至西漢時司馬相如為陳皇后作《長門賦》了。他寫《長門賦》帶點傳奇色彩。那位曾被武帝許以“金屋藏嬌”的陳阿嬌失寵后,被禁錮在“長門宮”。她“愁悶怨思”,不愿過著“雨打梧桐宮燈冷”的日子。不知怎么的,她想起了司馬相如。于是“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要仰仗文豪的大手筆而“東山再起”。
《長門賦》寫得是夠動人心弦的了:“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托于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但“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fù)得再幸”的說法,卻是作者的噱頭,并不是事實,因為陳皇后并未“東山再起”。但不管怎樣,司馬相如的作文是拿到稿費了。
大明大亮作文而取酬的第一個人,恐怕要數(shù)后漢的蔡伯喈。蔡邕頗具文采,又精于篆隸,是個文學(xué)家兼書法家。他生平為人撰寫碑志不下數(shù)十篇,其中有位極人臣的三公巨卿,也有德昭望重的名師碩儒,還有七歲夭折的小娃娃,有的竟一人三碑。這些碑文大多是言過其實的溢美之詞和泛泛空言。連他自己也承認(rèn):“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保ā逗鬂h書·郭符許列傳》)由此可想見作者自己內(nèi)心的不踏實。據(jù)載,蔡邕代人作碑文“得萬金計”,時人譏之為“諛墓金”。這樣的錢財自然充斥著“銅臭”味。這恐怕是后人重其學(xué)識而卑其人格的原因之一吧。
到了唐代,作文受謝已經(jīng)相當(dāng)普遍。公卿大夫死了,代作碑文的競相角逐,由不得喪家,可謂趨之若鶩。因作碑文有名而著于史傳的第一個人是李邕。據(jù)《舊唐書·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數(shù)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崩铉呖看酥赂?,比起蔡邕來,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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