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南京西路花園公寓

Read之橋 2013-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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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登于《上海文學》 2013年2月號

老上海稱迭篇文章俠氣有咪道

花園公寓，位于今南京西路近陜西路口，弄堂口正對著現(xiàn)今的中信泰富廣場。與花園公寓隔一條陜西北路的西面、切著南京西路和陜西北路拐角處一棟咖啡色圓弧形的八層建筑，在當時的上海已屬高層，就是平安大樓，曾是這一帶的著名地標，底層曾經(jīng)是平安電影院。我青少年時代的課余時間大部分就消磨在這個電影院里。張愛玲的《色戒》中，王佳芝就是在這里被戒嚴截住，就此走上不歸之路。

原先在南京西路和陜西北路的十字路口，有一個高高的警察崗亭，四面各嵌著一口大鐘，老遠就能望到，覺得異常親切。特別在暮秋的黃昏，放學回家的路上，馬路兩側(cè)已亮起了燈光，遠遠看到那口熟悉的大鐘，就像親人迎盼著我的目光，小小的我都會感到心里很溫暖。后來這個崗亭連帶那口大鐘給拆了，我還很難過了一陣，但我從來沒和人說過這種感受。大人總以為小孩什么都不懂，其實，小孩子的世界更敏感，更坦真。

花園公寓建造于1926年，是英資惠羅(WHITE WAY)公司的物業(yè)。惠羅公司是上海最老牌的英國百貨公司，因為上海的城市發(fā)展是由東往西延伸的，當大馬路(今南京東路)因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矗立而日漸繁華喧囂，已發(fā)展為成熟的商業(yè)大街之時，南京路的西段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仍是一派幽靜雅然，是滬上豪宅大公館集中之處，如哈同花園、顏料大王奚潤如的公館(今梅龍鎮(zhèn)酒家)、華人第一地產(chǎn)大王人稱程麻皮的公館(今靜安分局)、盛宣懷公館(原址在南京西路成都路拐角處，解放后曾做過時代中學校址)都聚集在靜安寺路?；蛘咭驗楫敃r地皮還沒有暴漲，因此這些公館都擁有碩大的花園。

惠羅公司也不失時機，選擇沿南京西路陜西北路，圍威海路一圈地皮，毗鄰1918年建造的榮家大宅，造了花園公寓。取名花園公寓(Garden Apartment)名副其實。眾所周知，英國人對園藝的投入是全世界出名的?；▓@公寓共有四排連體公寓，樓與樓的間隔都有一個闊落的綠化，此外還劃出人行道和汽車道，這得拜謝當時的地價尚未暴升，才有這樣奢華的空間設計。

與花園公寓毗鄰的一邊是榮家大宅，另一邊就是顏料大王奚潤如的公館，今天的安樂坊、重華新村(張愛玲在重華新村沿街的公寓里住過，而且就趴在窗口看著解放軍入城的)那時還沒建造，是奚家公館花園的一部分。那時連靜安別墅都還沒造。后來隨著城市往西發(fā)展，這里的地皮開始金貴起來了，奚家開始將花園縮小，把地皮賣給了發(fā)展商，才造起這些鋼窗蠟地，有煤氣衛(wèi)生間設施的新式里弄房子。主樓一直保持到現(xiàn)在，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梅龍鎮(zhèn)酒家。

到了上世紀30年代，應該說上海跑馬總會大樓的建立，及國際飯店和大光明的先后問世，加速了靜安寺路的時尚化和現(xiàn)代化。特別是30年代隨著大批歐洲移民的涌入，他們中不少是猶太人，由于他們根本已擠不進大馬路了，就紛紛把目光瞄準這片豪宅和高尚住宅集中的靜安寺路，導致這里的地價也水漲船高。針對這特殊的消費群，他們將歐洲的Boutique（專賣店形式，即為精致的強調(diào)個性的注重個體服務的經(jīng)營特色）概念帶到這里，以區(qū)別百貨公司的同款式大批量供應的模式。至此，大馬路和靜安寺路同為南京路，人稱中華第一街，但東端的大馬路和西首的靜安寺路風格各異?；蛘呖梢哉f，東端的多點市井味，西端的成為公認的時尚方向盤。

也有人笑稱大馬路為上海的男人街，因為那里洋行銀行錢莊和各種寫字樓林立，出入的自然都是先生們，因此那邊的商號也大多是以這批上海先生作為主要客源，如王星記扇莊、朵云軒、鶴鳴鞋帽公司（這是專賣男裝的鞋帽店）、著名的蓮香茶樓、五芳齋等點心店都集中在那一帶，連帶那邊的西餐廳如德大和MARS（今東海西餐館）的裝修格局都帶有很濃重的行政味道，方便企業(yè)與客戶的應酬。還有，置身在中央商場的吉美西餐店內(nèi)里為清一色的原木白坯卡座，其實就是現(xiàn)今的快餐店形式，方便這里的寫字間先生進餐。直到上世紀60年代初，吉美的草莓冰淇淋和香濃咖啡仍是其金字招牌。著名老作家任溶溶老師專門撰文介紹過這家西餐廳。

而位于中華第一街西段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則名店林立，優(yōu)皮味十足，時尚風濃烈，這里集中了全上海最有名的美發(fā)店如南京、白玫瑰、百樂……最著名的時裝店如綠屋時裝夫人沙龍、鴻翔、貫一、造寸……最著名的皮鞋店藍棠、博步、保羅森、瑞士……這里還集中了遠東最出名的游樂場所和娛樂場所如大光明電影院、仙樂斯舞廳、新仙林夜花園、百樂門舞廳……連帶這里的西餐廳與東段的西餐廳的氛圍完全不一樣，其布置充滿了溫馨和浪漫，如沙利文(Hot Chocolate)、DDS(甜甜絲)、飛達(就開在平安大樓的裙房低層)，他們的服務對象就是戀愛中的情侶、洋派的教會學校的男女大學生，所以這里也是全上海最時髦的女性集中之處，這里被冠以“女人街”也十分恰當。

花園公寓置身其中，正合著地產(chǎn)界的那句名言：地段，地段，還是地段，占盡天時地利人和之優(yōu)。不過在日本人進租界前，花園公寓清一色為英國僑民所居住，沒有中國住戶，這批遠離家園的外國僑民在上海英租界過得如魚得水。

好景不長，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fā)，日本人進租界，花園公寓一夜之間變成煉獄，里面的僑民全部被趕到集中營去，日軍占據(jù)了花園公寓，據(jù)說這里曾做過日軍醫(yī)院。直到抗戰(zhàn)勝利，花園公寓又回到惠羅公司手里。經(jīng)過戰(zhàn)爭的劫難，在集中營中死里逃生的惠羅職員，無心再在異國他鄉(xiāng)逗留，惠羅的業(yè)務一時也恢復不起來，便決定將花園公寓公開出售，以套現(xiàn)。這時，祖父和他幾位銀行家好友獲得這個消息，以九十萬美金合資平攤將整條花園公寓弄堂購下。
祖父是十分相信命理的，他每年都要去批命書。據(jù)說，他命中是不該置房產(chǎn)的，但作為銀行家對經(jīng)濟的敏感度，花園公寓的地理位置，包括沿街那些旺鋪，對他吸引力實在太大，令他竟然不顧命理，斷然合股買下花園公寓。那是1946年。作為投資，幾個股東老板再把花園公寓出租，從此才有中國住戶入住，住戶結(jié)構(gòu)以當時的海歸為多，大部分為醫(yī)生、律師等專業(yè)人士，還有著名詩人王辛迪老師和中國首批芭蕾舞蹈家胡蓉蓉，都是這里的元老住戶；也有低調(diào)地過著寓公生活的前朝遺老，如趙四小姐的姐姐趙二小姐、屈臣氏(解放后并入正廣和)的股東老板……祖父留了一套自用，主要用于招呼朋友，有如私人會所，那就是49室。后來我叔叔結(jié)婚，就給他住了。

1956年花園公寓公私合營，經(jīng)資產(chǎn)核算，國家每季度頒發(fā)祖父定息合人民幣八千元。按當時政策，國家會履約支付十五年定息，但后來“文革”開始，也不了了之。在五六十年代，八千元或許是天價（當時國際飯店三十元一桌的酒席已相當不錯），但與當時的投入相比微乎其微，且只是個利息還不是本。祖父常常半開玩笑地說：“看來算命真的有道理，我命中真是不應該（有）房產(chǎn)。”為此，祖父再三告誡后代，千萬不要置房產(chǎn)，有啥風吹草動搬也搬不走，藏也藏不掉。祖父的話在我們家里向來如圣旨一樣，乃至影響到我，也遲遲沒有購房，錯過了購房的最好時機。

不過話說回來，花園公寓也成了我們的庇護所。上海解放后，我們家一部分隨祖父祖母南遷香港，還有一部分仍留在福熙路931號老宅內(nèi)。后來，931號為政府某機關(guān)所用，幸虧當時花園公寓還屬私人物業(yè)，所以還有退路。因此，整個花園公寓，我們家叔叔、姑姑住了好幾套，逢年過節(jié)一呼百應，十分熱鬧。而那每季度八千元定息，祖父母真可謂是舐犢情深，除留一部分作為他們回滬及人情往來的開銷外，均貼補給他們留滬的各房子女，令我們得以過比一般市民優(yōu)越得多的生活。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對花園更懷一番別樣的感情——就像一位照顧我們多年的老保姆一樣！

不過世上任何事都猶如錢幣的兩面，“文革”開始，這筆定息也就成為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污點——與剝削家庭有無劃清界限？到抄家時一塌刮之給你連鍋端！祖父對此卻十分看得開；他一再告誡我們對政府要感恩，如果我們是生活在沙俄時代，早被蘇維埃政府流放或者處死，或者就像流落在上海的那些潦倒的白俄。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作者簡.雅各布斯講過：“當我們想到一個城市時，首先出現(xiàn)在腦海中的就是街道，街道有生氣，城市也就有生氣……”街道是城市的血脈。正所謂，世上并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街道是路加上建筑物再加上人，人們代代在這里生活，所以街道也是一座舞臺，盛載太多的人間傳奇，象征著一段公共記憶，銘刻著城市和人文的進化史。

我對上海的街道其實不太熟悉，只除了家門口的這截南京西路及周鄰的大街小巷，但對我認識上海的城市人文史，我想這條南京西路已教會我很多……

我熱愛南京西路，說到底，是因這里蘊藏著自己親臨穿梭其中的歲月。

因為拐出弄堂就是車水馬龍的南京西路，因此蕩馬路成了我們家(其實可以說大部分花園公寓住戶)的指定休閑節(jié)目。說實在的，從陜西北路段到石門二路段是南京西路的精華所在，也是一段很怡人的shopping之路。我喜歡與爸爸媽媽一起去逛馬路，更喜歡與外公外婆一起逛馬路，我覺得與他們一起逛馬路的樂趣不單只是看看櫥窗的樂趣，而是聽著他們邊聊天邊逛馬路，令我每次都對這條熟悉的街道有深一層的了解。媽媽叫得出每一家店鋪以前的外國名字，還認得出而今已是中年的售貨員當年做小學徒的模樣。

“這家店從前叫金發(fā)紐扣店……這家益昌從前叫波士頓，專賣女式手提包和手套，是個英籍猶太人開的。喏，現(xiàn)在站在店堂里的就是他們的私方，我當時看到他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學徒，一身灰布長衫一副聰明相，做事情十分賣力，后來外國老板進集中營了，把這家店交給他，他也打理得像模像樣，抗戰(zhàn)勝利以后外國人把這家店半賣半送盤給他了，他就做起現(xiàn)成老板，公私合營后他倒霉了，戴上了資本家的帽子，不然就是個無產(chǎn)階級……”

媽媽清楚記得當時外國人開的Boutique都是小小的一間，可能是因為房租太貴的關(guān)系，但都布置得十分雅典，坐鎮(zhèn)店堂都是中年的既沒身段也沒容貌的洋太太，講得一口洋里洋腔的上海話，讓年輕的女顧客一進門就信心百倍。店里沒有琳瑯滿目的陳列品，連櫥窗也布置得十分簡約，往往只有一件時裝配一瓶鮮花，卻有各種樣式的成衣照片和衣料的樣板，供客人選擇，當場量身度體，你只需約定日子來試樣到時來取貨。如果是熟客，女老板還會請你喝下午茶。

著名的藍棠皮鞋店就開在我們花園公寓的沿街，后門打開就是我們弄堂，我們這里幾乎女住戶的皮鞋都在這里定制，所以與他們的店員都十分熟悉，媽媽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常有事沒事去店里望望，聊聊天，倚老賣老一番：“……我是看著藍棠開張的，你們的老板，姓張的，不容易……”

媽媽說，這老板從前也是南京西路上保羅森皮鞋店的學徒，1947年出來自己做，最早只是在南京西路勒唐納(LA.DONNA)洋行租只柜臺做，后來生意做大了，1948年就在南京西路平安電影院的裙房底層向一位白俄商人頂下一只門面，頂費就要十幾根大條子(金條)。正式掛牌開張，取名藍棠，就是 LA.DONNA的諧音。店堂雖小只一間門面，卻裝修得十分富麗堂皇，光一條波斯羊毛地毯就要兩根大條子……

我很驚異媽媽怎么這樣八卦，樣樣都知道，媽就說：“藍棠開張時，報上新聞做得好大，陳云裳等大明星都來捧場，倒是到了公私合營后，藍棠才搬到現(xiàn)在的店面，大了交關(guān)(許多)……”現(xiàn)在回憶起來那時媽媽只是閑話一番，卻也是一段城市典故。

幾年前，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我得以認識藍棠的老板張履安先生。原來，他并不是我們一般概念上吃蘿卜干的學徒，他是民立中學高中畢業(yè)的，父親是上海著名的三大番菜店之一——理查飯店的總經(jīng)理，家境不俗。“但在上海要生存，就必須要有一手好本事，正所謂'人無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絕’。”張老這樣說。

某種程度上說，張老先生應該屬當時的時尚設計師，他選擇的服務對象是有相當文化水準和審美的高尚女性，所以他設計的鞋楦與眾不同，特別纖秀，鞋跟很大方，因為上層女性不會像舞女那樣穿細腳伶仃的高跟鞋。適當高度的鞋跟，再配上舒適的拱形，令藍棠的鞋子穿起來既美觀大方又十分舒適。

眾所周知，皮匠可是一門累活，雖然張履安是搞設計的，但他深知，不明白整個制作基本流程，就學不到好手藝，也無法設計出受顧客寵愛的樣式。要學到好手藝，就要不怕苦、不怕累，從底層做起，所以這位家境不俗又受過相當西式教育的張老板才能在南京西路成就一個傳奇。張履安先生已經(jīng)九十多歲了，還健在。說起藍棠，他十分無奈：除了“藍棠”兩個字是一樣的，其他都不一樣了。最重要的是，而今的年輕人怕吃苦，不肯腳踏實地地學一點手藝。

去梅龍鎮(zhèn)酒家吃飯大人們又常常會提到：“這就是顏料大王奚潤如的老家，還沒有發(fā)跡時的虞洽卿從鄉(xiāng)下來上海投奔瑞康顏料行的老板奚潤如，半路上下起暴雨，虞洽卿心疼母親給做的一雙新鞋，就把鞋脫下一左一右的夾在腋下，誰知因腳濕地滑，剛見到奚老板沒來得及請安就仰天一跤，奚老板見狀便拍手叫好，'財神菩薩來了’，原來隔夜奚老板做了夢，財神菩薩赤著一雙腳，左右手各夾著一個金元寶進入他店堂仰天一跤，這個夢果然靈，虞洽卿真的成了奚老板的財神菩薩，把他的生意打理得紅紅火火?？上м衫习宓暮蟠粻帤?，最后把諾大的一棟洋房抵押給虞洽卿。”恰巧的是奚家的第四代與我是同學和好友，令我就像看電視連續(xù)劇一樣，清晰地看到一個家族的演變。

那次與外公一起，從南京西路銅仁路的上?？Х瑞^出來，信步踱到常德路口一條叫春平坊的弄堂，我每次上下學天天都要走過，這是一條上海處處可見的比較好的石庫門弄堂，裝有厚厚的木質(zhì)百葉窗，臨街是很講究的雕著很歐洲的圖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式的小陽臺。
外公無意中自言自語了一句：“喲，春平坊。”
我就問了一句：“哪能？”
外公說：“這幾日無線電播得老鬧猛的評彈《黃慧如和陸根榮》的故事，就發(fā)生在春平坊。富家小姐和家里的包車夫私奔了。”

原來這是真的事呀！這個新聞后來被改成文明戲在上海大大地熱鬧了一番。我不解地問了外公一句：“這個包車夫一定非常優(yōu)秀，否則為啥這個千金小姐會看中他？”

外公輕輕咕嚕了一句：“這個包車夫根本就是個流氓！自己在鄉(xiāng)下有老婆有小人，還常常問黃慧如討銅鈿……”

但評彈將他講得很好，勤勞、善良、淳樸……長大一點我就明白了，那是為了要維護勞動人民的形象而做了藝術(shù)加工。事實原型是，黃慧如自小與滬上大戶貝家的族親訂了親，這位貝家少年后來赴美留學，堅決要求退這門親。那時女子遭人退親是很沒有顏面的事，黃慧如就此整日以淚洗面，數(shù)度自殺未遂，家里就讓男仆陸根榮成日勸解他、看護著他，就這樣生出一段孽緣。

黃慧如后來被家人強送入北京的某個尼姑庵，直到上世紀50年代哥哥和母親都亡故了，她才出來到上海輾轉(zhuǎn)了解到陸根榮下落。原來陸根榮就在陜西北路近南京西路口的陜北菜場一家熟食店工作。黃慧如找到了陸根榮，還想與他從頭來過，但陸根榮已心如死水，毅然斬斷情緣。

陜北菜場也是我熟悉的(就是現(xiàn)今的中信泰富廣場部分)，我還清晰記得，菜場底層沿街白瓷磚砌成的熟食店，小時候我常去那邊買熟菜，說不定我還見過陸根榮呢，就不知道誰是他！

緊鄰平安大樓裙房的滄州飯店(現(xiàn)文華酒店)原來也有故事。那次我們闔家在這里為祖父做生日，祖父用牙簽點點桌面，說：“你們知道嗎？當年宋美齡舉行婚禮前夕突然被綁架，就是被軟禁在這家滄州飯店。宋美齡的娘家就在前面陜西北路369號，臨結(jié)婚了，新娘子不見了，一夜未歸，不是急煞人的事??？當時緊張得不得了，后來查明綁架的策劃者劉某人就是宋美齡的前男友。聽講，蔣介石親自出馬與他談判，不久劉某人就出任了南京市市長。這種大人物講條件，籌碼就大了……” 大人們立時哄堂大笑，我當時還聽得似懂非懂。

從來覺得歷史是一位很嚴峻很死板的老人，對小孩子來說更是特別遙遠，但行走在南京西路上，少小的我就有一種感覺，每走一次都會對她的歷史有深一層的了解，就像一年一度落下的秋葉，層層疊疊默默地化成泥土，滋潤著大地。原來歷史離我那么近，就在我身邊，甚至就在腳下。

英式公寓清一色格局為一梯兩戶，一個門洞內(nèi)共六戶人家。我們這個門洞內(nèi)，一樓38室住的是頗有名氣的“天鵝閣”咖啡館老板曹國榮一家?，F(xiàn)在已很少有人知道這家咖啡館。它就開在淮海中路襄陽路拐角上，靠近襄陽公園，小悠悠的一間門面帶只二層閣，布置得十分典雅優(yōu)皮，店面外墻貼著黑色大理石貼面，上方是一只綴著碎玻璃的展翅飛翔的天鵝，這就是“天鵝閣”的嘜頭。

同樣是以天鵝為嘜頭，施華洛世奇的天鵝是沉靜孤傲的，而這只天鵝則充滿了動感，甚至有點張揚，這似乎很像她的創(chuàng)辦人曹國榮的個性。令人尋味的是，當這只天鵝在一片梧桐綠蔭中，時隱時現(xiàn)時，卻很有一種俏也不爭春的低調(diào)?？Х瑞^作為一種西方引進的餐飲形式，或多或少都帶幾分洋氣，特別名字如沙利文、DDS(甜甜絲)、飛達、Rosemary……唯“天鵝閣”一點洋氣也不沾，很中國，我不知是不是因此得福：1949年以后，所有帶上這種洋名的咖啡館都相繼歇業(yè)了，唯有“天鵝閣”頑強又委婉地守在那里，與著名的老字號西餐業(yè)“凱司令”、“老大昌”、“紅房子”、“東海”等一樣，經(jīng)歷了“文革”的摧殘，但直到上世紀80年代，這只天鵝終于悄然離去！

而今一些懷舊文章，一提到老上?？Х瑞^，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紅房子”。其實，與之相比，“天鵝閣”堪為風景這邊獨好。之所以現(xiàn)今上海少有人記得她，是因為她太冷傲！我覺得這同樣也很像曹國榮先生。雖然我們做鄰居的時候，我只是個黃毛小丫頭，我們之間見面時我最多叫他一聲“曹家伯伯”，與他也根本沒什么交流，然當我力圖從與他們這家有限的交往中搜索出一切細節(jié)可以幫我完成這幅記憶的素描時，我越來越感受到我好像很了解他！

說“天鵝閣”冷傲，并非價位和裝修。“天鵝閣”門面很小，進門一邊是一個賬臺，賬臺后就是一排火車座，頂多四五個卡位，再進去就是小巧的樓梯直通樓上，也是小悠悠的。上下店堂兩邊都是深栗色的橡木護壁板，錯落地掛著各種油畫和手工彩繪瓷盤，角櫥架里也放置著各種西洋瓷器，既不上鎖也無專人看管。想想那時的社會公德，真好！最了不起的是，進門就是一幅海上大師吳湖帆的墨寶：“天天天鵝閣，吃吃吃健康”的對聯(lián)，一直掛到“文革”“破四舊”，不知這對稀世之寶后來命運如何？！

“天鵝閣”的金牌菜是奶油雞絲焗面，售價僅為四角五分，與凱司令、老大昌同價。“天鵝閣”另一個金牌產(chǎn)品是沒有面粉的核桃蛋糕，這是曹太太的絕招。曹太太還很慷慨地將這個方子抄給朋友，所以我家婆婆也有一張配方，我們也做過，好像頗成功，但是與“天鵝閣”的就是不一樣。須知，人生許多事并不是憑一張配方就能完成并復制成功這么簡單。從生意經(jīng)角度講，“天鵝閣”的市口好像太靜僻太冷落。其實，現(xiàn)在想來，只有如此的氛圍，才烘托得起這樣一只清新脫俗、富有個性的天鵝。

我一直認為，“天鵝閣”對上海城市文化的意義已遠遠超出餐飲領(lǐng)域。

說起創(chuàng)辦人曹國榮夫婦，可以講是一對天造地設的璧人，夫婦倆好像都是滬江大學畢業(yè)的。曹國榮頗神似電影皇帝金焰，只是比金焰還要多幾分紳士味，還多了一撇小胡子。記憶中他似乎從來沒有穿過藍布人民裝，領(lǐng)帶是不扎了，而是春秋為淺色的舍味呢兩用衫，冬天為黑白人字呢三夸特大衣(中大衣)，后領(lǐng)微微翻起，手里還握著個煙斗，好帥啊！太太喬彩貞女士與妹妹以美貌出眾而在上海上層社交圈中被稱為“雙喬姐妹花”。此美譽出自一次化妝舞會上，兩姐妹化裝成雙妹牌花露水的嘜頭后而得。但凡party，只要有曹先生和雙喬姐妹花出席，就是美輪美奐，傳為美談。

據(jù)說，曹國榮是孔祥熙的干兒子，抗戰(zhàn)時在陪都重慶，曹國榮任孔祥熙的英文秘書。我的忘年交——今年九十五歲的方守成老先生回憶，他當時也在重慶，先后在英國軍事代表團和丹麥駐重慶的中國別動團任職，專門協(xié)調(diào)英國、丹麥方面與重慶政府的合作，積極參與反法西斯運動。二戰(zhàn)勝利后，英皇喬治二世授予他元佐勛章(MBE勛章)、丹麥皇授予他自由勛章。在重慶時，他和曹氏夫婦就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回憶，重慶曹氏夫婦的家已是各路文化人和抗日民主人士相聚的沙龍，曹太太與喬冠華的前妻龔澎女士私交篤深。

抗戰(zhàn)勝利后，曹氏夫婦回到上海，就住在花園公寓。雖然有孔祥熙這個干爹作為靠山，但他們脫離政壇，更沒隨之遷去臺灣，就開設了“天鵝閣”咖啡館，只是想為朋友圈子營造一個文化的、
舒適的環(huán)境，因此，這里一直是海上藝術(shù)家，特別是畫家的聚集之地。

公寓的住客獨門獨戶，一門關(guān)煞，鄰居向來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很少串門，更沒有出來乘風涼的習俗，特別后來政治空氣越來越嚴峻了，大家見面只是點頭一笑而已，所以做了多年鄰居，我從未去過曹家。但聽曹家?？头嚼舷壬f，他們的家布置得十分典雅，這我完全相信，連一爿店堂都布置得那樣精心，更何況他們的家！

曹太太畫得一手好工筆畫，還彈得一手好鋼琴，總覺得那時的淑女是真正的名副其實，是有才有藝、持家有道、教子有方的女性，而不是用名牌和金錢或是傍著有錢的丈夫和老爸包裝出來的。曹先生是學經(jīng)濟的，但受過專業(yè)聲學訓練，每天都要練聲，伴奏的當然是太太。他們有兩個兒子，按上海習慣稱大弟、小弟，也學鋼琴。小弟因患肺病休學在家，就苦練鋼琴，所以每天準時準點，都能聽到他的琴聲。

“天鵝閣”公私合營了，餐飲業(yè)不像工廠和房地產(chǎn)業(yè)，資產(chǎn)只有幾把椅子、桌子，最多再加點廚具，資產(chǎn)核算不會很高，因此所獲的定息一定也不多。然“天鵝閣”的文化價值，豈是數(shù)字能核算得出的！曹國榮作為私方老板，一樣穿著白號衣與其他員工一起做起服務生，不少顧客都是老朋友老客人，見到了只是會心地一笑，許多知心話已不便在這里講?；蛘哒且驗橛兴鳛樗椒浇?jīng)理的親自坐鎮(zhèn)，“天鵝閣”的底蘊還是原汁原味。

直到曹氏夫婦南遷香港，“天鵝閣”的余韻還是濃濃的。記得三年自然災害時，連帶魚都上了西餐桌，“天鵝閣”的門口一樣也排起長龍，但這支饑餓的隊伍卻是斯斯文文、衣冠楚楚！現(xiàn)在想來，真令人十分心酸。不過即使這樣，在饑腸轆轆的年代，“天鵝閣”仍不顯一點潦倒和殘敗。這里還得拜謝自然災害開始不久，以陳云為首的黨的領(lǐng)導人提出了高價路線：有經(jīng)濟能力的市民(如當時領(lǐng)定息的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還有高級干部)，只需花比計劃供應的物品多幾倍乃至更高的價格，就可敞開享受各種食品和物質(zhì)供應。在當時，這種高價政策既滿足了有消費能力的市民的需要，穩(wěn)定了社會，也令資金及時回籠國庫，對特殊時代的經(jīng)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那時“天鵝閣”一客公司餐(包括一客紅湯或白湯、奶油雞絲焗面及飯后甜品)售價五元。

“文革”開始了，“天鵝閣”改成賣大餅、油條、粢飯團的大排檔，那璀璨閃亮、展翅飛翔的天鵝給砸了，黑大理石墻上留下光禿禿毛喇喇的一攤，用水泥粗糙地補上，就像瘌痢頭的疤痕一樣，看著讓人難過。“天鵝閣”能夠邁過三年自然災害這道坎，仍保留著自身的優(yōu)雅和倨傲，卻跨不過十年“文革”的摧殘。

直至80年代，“天鵝閣”又恢復了，但已傷了元氣，不僅門面裝飾與老“天鵝閣”完全不同，連帶那只閃爍發(fā)亮、展翅飛翔的天鵝也沒有了，更遑論招牌奶油雞絲焗面的味道了，那沒有面粉的胡桃蛋糕更是不見了蹤影。如此，勉強支撐了一陣便歇業(yè)了。就此，這只優(yōu)雅低調(diào)的天鵝從上海永遠消失了，再也沒有回來過！

“文革”時，曹氏一家已南遷香港了，或許可以說，他們逃過了一劫。去港后，他們在九龍重開了一家“天鵝閣”。遺憾的是，這只天鵝不服潮濕悶熱的香港水土，猶如張愛玲去了美國后再也沒有寫出新的小說，猶如著名的圣誕歌《白色圣誕節(jié)》(The White Christmas)的流落美國的白俄作曲家，那原本為人們所盼望的會給節(jié)日增添氣氛的一場大雪，入了他的眼，就化成這樣一串充滿滄桑和思鄉(xiāng)的旋律……曹氏夫婦悉心呵護經(jīng)營的“天鵝閣”，匯集了上海灘文化雅士的靈氣，卻適應不了遠離故土的他鄉(xiāng)。盡管不少南下香港的上海移民是“天鵝閣”的老客人，但事過境遷，他們再也不是當年那批有閑錢有閑時的上海人，就是有心幫襯，也力不從心。至于當?shù)叵愀廴?，口味完全不同，他們更喜歡那種歌廳，如《我和春天有個約會》那種熱熱鬧鬧、五光十色的氛圍。后來，曹家移民加拿大了，走得離上海越來越遠了！自從60年代離開后，曹家好像再也沒有回過上海。

欣慰的是，他們的兩個兒子都得到良好的教育。小弟，就是當年那位天天苦練鋼琴的少年，果然成為一位音樂專業(yè)人才，曾出任過香港中文大學音樂館館長，專門研究民族音樂，經(jīng)常回內(nèi)陸采風講學任客座教授，現(xiàn)已退休。很幸運地，筆者在香港與他邂逅。老鄰居相遇時，一點不覺得他是少年時代就離開上海，又在異國他鄉(xiāng)生活了那么長一段時日，仍是一口糯軟的老派上海話，一派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上海先生派頭——與父親很不一樣。

曹國榮已在近年以九十好幾高齡去世。他的兒子講，進入暮年的父親還是不肯安分，仍然喜歡繪畫、DIY做小工藝品，甚至在九十好幾高齡還熱衷飆車，他駕的是一輛跑車。在曹國榮去世已快一周時，有警察來敲門，是小弟去接待的，警察拿了一疊照片和一張罰單，兩天前凌晨發(fā)生一起非法飆車事件，肇事車輛撞毀他人之車并逃之夭夭，突然在攝像頭中消失了，好像人間蒸發(fā)一樣。幸好攝像頭拍下照片。經(jīng)調(diào)查，肇事者是曹國榮。“不可能！”小弟說：“我父親已在一周前故世了。”不過待他接過照片，頓時五雷轟頂：兒子對父親的車實在太熟悉了，雖然車子已撞得傷痕累累，但他一眼就認出來了，這不明擺著就是父親的車嗎？

大弟帶著警察打開車房，父親那架跑車靜靜地停在那里，一點破損也沒有，但車牌號、車型乃至車身的一切細節(jié)，都與照片中一摸一樣，連幾位見多識廣的警察都面面相覷，倒抽幾口冷氣！中國讀者朋友或者覺得沒什么——克隆車。但是在國外克隆車的事極少有，而且也犯不著費盡精力去克隆一輛老式跑車。

我聽得毛骨悚然，卻又有幾分凄然！我百分之百相信這是真的，這才是曹國榮的個性！我是相信靈異之說的，我們對世界所知的太少了，對許多奇異的我們無法解釋的現(xiàn)象，不能一概以迷信加以否決。

本來，“天鵝閣”完全可以成為城市的一則典故、一道風景，但上海辜負了她！正如曹國榮，相信他的夢想不只是進入中產(chǎn)階層，而是要做一番自己喜歡的事業(yè)，所以才脫離官場一番苦心地經(jīng)營著“天鵝閣”，但命運沒有給他機會。相信他對此是會耿耿于懷。

曹國榮九十多年傳奇的一生就這么結(jié)束了，我想他是不甘就這樣離開這個世界。所以在似醒似夢，幽冥與光明的輪回交接之間，在他的靈魂目送自己的軀殼被送進一場熊熊大火中之時，他對他曾經(jīng)擁有過的世界是依依不舍的，所以，他竭盡所有的僅余的那點能量，像一叢悲情的煙花，短暫燃燒之后就永遠地沉默了。與他的“天鵝閣”一樣，雖不可能在上海的歷史畫卷上定格，但也如一瓣枯萎的玫瑰被遺留在史冊的某一頁上，就這樣，在兩個時代的夾縫中，一個優(yōu)雅的身影消逝了，但他不忘記轉(zhuǎn)身默默地提點我們：在我們?yōu)樯虾５母叨群蜕疃缺M力時，請不要忘記，上海的精度也需要我們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