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濟顯  李景智

    即墨歷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厚。境內(nèi)發(fā)現(xiàn)的17處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遺址證實，遠在五六千年前，先人們就已在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即墨就以人口眾多，物產(chǎn)豐盛而稱著于世，其繁華富庶可與當時的齊都臨淄相媲美?！稇?zhàn)國策》就載有“齊有即墨、瑯琊之饒，泰山渤海之險，聯(lián)袂揮汗，與臨淄并夸殷盛”。秦初，即墨始為縣。楚漢時期，即墨既是縣治，又是膠東國之國都，屬三齊重鎮(zhèn)。即墨故城遺址位于沽河岸畔，現(xiàn)平度市境內(nèi)的古峴鎮(zhèn)大朱毛村一帶。隋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重建縣治于今即墨市區(qū)。

東漢延至明初，經(jīng)過一千多年的傳承接續(xù)，即墨本應愈加繁榮，但據(jù)清同治版《即墨縣志》載，在明王朝建立之初，即墨卻是個人口稀少“鮮林木，罕廬舍，蒿萊極目，觀之凄阻”的“疲邑”。據(jù)調查，現(xiàn)居即墨人氏之先祖，絕大多數(shù)是于明洪武、永樂年間(公元1368-1424年)由外地遷入的。那么，明代以前即墨的大部分原著居民到那里去了？難道真如民間傳說的被“永樂掃北”斬盡殺絕了嗎？如果與“永樂掃北”無涉，是什么原因致使即墨在明代以前人口銳減？明初移居即墨的先民源自何處？帶著這些疑問，我們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走訪了一些墨邑耋老，得出了較粗略的答案，現(xiàn)概述如下，以供讀者參考。

一、“永樂掃北”并未掃過即墨

    即墨等地民間廣泛流傳，在“永樂掃北 ”時，即墨的原著居民因戰(zhàn)亂或逃亡、或被殺光，而只留下現(xiàn)即墨市留村鎮(zhèn)大“留村”一個村莊。對于這段傳說，我們依據(jù)《明史》記載，特作考證如下：

   (一)、民間傳說與史實不符

    據(jù)《明史·太祖本紀》載，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滅亡后，元順帝及其殘余勢力逃向漠北，蒙古貴族繼續(xù)統(tǒng)治著長城以北廣大地區(qū)，十五世紀初，分裂為韃靼、瓦刺兩部。由于蒙古貴族不甘心失去對中原地區(qū)的統(tǒng)治，不斷派軍隊攻掠中原的陜西、山西，并嚴重威脅著宣府(河北宣化)和北平(北京)。明政府為鞏固剛剛建立起來的政權，從洪武元年冬開始，累年北征靖邊。公元1402年，明成祖即位，改元永樂，并改北平為北京。據(jù)《明史·兵志》載：“文皇即位，五駕北征......”公元明成祖為了鞏固邊防，便于北征，與永樂十九年(1421年)將京師從南京遷到了北京，直到永樂二十二年死于北征回師的途中。上述史實可以說明，明成祖在位的22年中，把相當精力用于回擊韃靼和瓦刺兩部的侵略，因而歷次北征，都不惜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據(jù)《明史·成祖本紀》載，五次北征的軍隊，大都是從京師、河南、山東、河北、山西、陜西、遼東諸衛(wèi)所調撥，并于北京、宣府集中。每次北征，也多是從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等地，征用大量民夫運糧至宣府。最多的一次是永樂二十年，征集的民夫達23萬多人。明成祖五次北征行軍經(jīng)歷如下路線：

    第一次，于永樂八年，從北京出發(fā)--宣府--威虜鎮(zhèn)--飲馬河--斡難河?；貛熃?jīng)開平(甘肅)--北京--南京。

    第二次，于永樂十二年，從北京出發(fā)--興河(甘肅)--康哈里孩--忽蘭忽失溫。回師經(jīng)過土敕河--三峰山--紅橋--山海關--沙河(河北)--北京。

    第三次，于永樂二十年，從北京出發(fā)--宣府--雞鳴山(河北)--云州(山西)--偏嶺(山西)--西涼亭--開平--應昌(內(nèi)蒙古)--闊樂海，回師北京。

    第四次，于永樂二十一年，從北京出發(fā)--宣府(山西)--西陽河--上莊堡，回師北京。

   第五次，于永樂二十二年，從北京出發(fā)--隰寧(山西)--開平--應昌--威遠州--北邙山?；貛熃?jīng)清水源--蒼崖戌--榆木川(內(nèi)蒙古)，明成祖途中病逝。

從以上五次北征的路線來看，“永樂掃北”從未經(jīng)過山東，山東只是作為后方，為北征大軍提供兵員、民夫與物資補充。因此，永樂年間“掃北”的戰(zhàn)事，絕不可能在即墨發(fā)生。

   (二)“留村”地名之由來。

    既然永樂“掃北”并未“掃”過即墨，那么留村”之地名又是怎么來得呢？據(jù)明崇禎年間(公元1626--1643年)《周氏族譜》記載：“明初，周氏祖先安住由河南汝南遷居此地，洪武二十一年，魏國公徐輝祖，奉命監(jiān)筑鰲山衛(wèi)城，因安住與其父徐達交好，遂便道探訪，并贈予田地。周氏因此稱居住地為留村”?！傲簟弊之斢杏浤钚燧x祖在此“淹留”的含意。據(jù)清同治版《即墨縣志》載：“鰲山衛(wèi)城，縣東四十里。明洪武二十一年魏國公徐輝祖檄指揮僉事廉高筑磚城以備倭”。此段歷史記載，與《周氏族譜》記載相吻合。而明洪武二十一年比永樂八年第一次掃北要早22年。可見，留村之地名于洪武年間就已形成，于永樂“掃北”毫無關系。

    那么，即墨等地民間廣泛流傳的“永樂掃北”是何來源？先民們何以會對“掃北”留下如此強烈的恐懼心里，雖經(jīng)600余年而流傳不衰？經(jīng)考證，傳說來源有三：其一，據(jù)《即墨縣志》載，明初有大批軍戶遷入即墨。其中有一部分人，如豐城鎮(zhèn)韓家屯的韓姓、王家屯的王姓等宗族，據(jù)他們的族譜記載，其先祖均于明永樂年間隨明成祖北征建有軍功，被封在即墨雄崖所為官而留居下來。這些先民當年所參加的以及由他們后人傳說的“掃北”屬真正的“掃北”。

    其二，據(jù)《明史·成祖本紀》《明通鑒》載，長達4年的“靖難之役”，是燕王朱棣(明成祖)與其侄兒建文帝爭奪皇位所展開的戰(zhàn)爭。其主戰(zhàn)場就在山東西北部的濟南、德州一帶。戰(zhàn)爭中雙方死傷達幾十萬人，而且燕王大量屠殺俘虜，即位后又大批誅殺不肯歸附的大臣，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御史練子寧、侍郎卓敬等都被誅滅九族。而侍講學士方孝儒竟被誅滅十族(學生、朋友也算一族)。大戰(zhàn)之時，建文帝從全國各地衛(wèi)所調兵參戰(zhàn)(即墨的鰲山衛(wèi)以及雄崖、浮山二所當然也在其列)，而戰(zhàn)后又有不少外地軍戶輾轉至即墨并留居下來。如：據(jù)即墨青山前、大村、邵家屯的《邵氏族譜》記載，他們的先祖均是于洪武三十五年(成祖即位后取消建文年號，并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由云南“烏沙”(烏撒)衛(wèi)，從魏國公徐輝祖來援山東，后留戌即墨。這些先民都曾親身經(jīng)歷了那場血腥戰(zhàn)爭，或聽到了明成祖屠殺俘虜、誅殺大臣的暴戾，由他們傳及后人，再由后人傳播開來，因而就使人們留下對明成祖極度恐懼的心理。

    其三，據(jù)《明史·成祖本紀》載，永樂十八年，山東蒲臺縣民林三之妻唐賽兒，于益都的卸石棚寨發(fā)動農(nóng)民起義，并一度攻下安丘、即墨、莒州等州縣。清同治版《即墨縣志》亦載：“永樂十八年，妖婦唐賽兒作亂，寇即墨，邑人皆潰”。起義軍雖只堅持了兩個月的時間就被明軍血腥鎮(zhèn)壓了，但義軍所到之處深得民眾擁護而紛紛參加。這從《明史·衛(wèi)青傳》中“賊合莒、即墨眾萬人，攻安丘益急?！本涂煽闯觯茨水敃r已成為義軍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有數(shù)千人之多。事后從明成祖誅殺山東布政使儲埏、張海，按察使劉本等大員來看，即墨等地參加起義的民眾以及他們的親屬，受株連、遭屠殺實所難免?？梢韵胂螅鞘且粋€多么血腥恐怖的場面。明成祖于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從當時的京城南京來看，在民眾心目中，山東的益都、安丘、即墨等地就屬“北”，“掃”也就是殺、屠殺。以上三個原因也就是構成即墨等地民間傳說的基本來源了。

    綜上所述，即墨明代以前人口銳減，與民間傳說的“永樂掃北”無涉。

二、明代以前即墨人口銳減之迷。

    查閱《即墨縣地名志》可發(fā)現(xiàn)，在明代以前，現(xiàn)即墨市有人口居住的村莊僅30余處，現(xiàn)今的瓦戈莊、太祉莊、大官莊、喬家屯、田橫等鄉(xiāng)鎮(zhèn)皆屬無人之地。那么，明代以前即墨的原著居民那里去了？帶著這個疑問，我們查閱了宋、金、元、明史及相關史料，追尋即墨先民的去向之迷。

   (一)、從北宋末年(公元1127年)到明初(公元1368年)的240余年間，不僅即墨，整個山東地區(qū)人口銳減。

據(jù)《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三年，濟南知府陳修上報：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睋?jù)《宋史·地理志》栽：“京東東路，萊州，戶97427，領縣四：掖(縣)、萊陽、膠水、即墨”；《金史·地理志》栽：“山東東路，萊州，戶86675，縣五、鎮(zhèn)一：掖、萊陽(衡村鎮(zhèn))、即墨、膠水、招遠”；《元史·地理志》載：“太祖二十二年(1277年)，益都路，領司一，司領縣六、州八、州領縣十五(含即墨在內(nèi)共21縣)有戶27164”。據(jù)《元史·百官志》載：“江北州縣，六千戶之上者為上縣，兩千戶之上者為中縣，不及兩千戶者為下縣?！奔茨珪r為下縣。據(jù)清同治版《即墨縣志》載，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即墨連下縣都不是了，縣治被廢，與他縣合并，約在元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才恢復縣治。從以上歷史記載就不難看出，從北宋末年至明初的240余年，即墨乃至整個山東人口銳減。

   (二)、從公元1125年至公元1209年間，金對宋朝的戰(zhàn)爭和對漢民族的掠奪，是造成山東乃至北方人口銳減的第一個原因。

    北宋建立之初，對山西、河北的燕云16州并未收復，金兵從公元1125年開始南侵，于公元1127年滅亡北宋。據(jù)《宋史·欽宗本紀》載：“靖康元年，金兵陷威盛、隆德、汾、晉、澤(今山西一帶)，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端问?高宗本紀》載：建炎二年，金兵焚真州、鄧州、西京、隨州(今河北地)。三年，金兵焚濰州(今濰坊)，屠洪州?！独m(xù)資治通鑒》載：金兵二次過后“時山東大饑，人相食，州縣被兵后各不相顧，盤踞在即墨的巨寇宮儀，每車載干尸為糧”。

    不僅如此，北宋滅亡之后，當時處于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的女真族，對漢民族實行奴隸統(tǒng)治，任意杖殺漢人和括取民田《金史·良弼傳》載：“可喜在會寧一月間杖而殺之者二十人，其罪皆不至于死”。另外，金朝法律“以杖折徒(刑)累計二百，州縣立威，甚置刃于杖，多置人死。”(《金史·兵志》)并“率意不恤百姓，詔檢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不問民田契驗，一切籍之”(《金史·張九思傳》)，致使大量漢人因酷刑和喪失土地而無法生存。

另外，金即要入侵南宋，又要對付日益興起的蒙古族，所以在金朝的整個統(tǒng)治時期，幾乎戰(zhàn)爭連年，因而，在占領區(qū)大量抓丁。據(jù)《金史.兵志》載，從貞元三年開始，詔河北、山東等路所簽軍“輒下令簽軍，使遠近騷動，民家丁男若皆強壯，或盡取無遺，號泣動呼鄉(xiāng)里，嗟怨盈于道路”。由此可見，金對宋朝的戰(zhàn)爭和對漢民族的掠奪，是造成北方人口減少的原因之一。

   (三)從公元1210年至公元1350年間，蒙元對金的戰(zhàn)爭和對漢民族的掠奪，是造成山東乃至北方人口減少的第二個原因。

    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統(tǒng)一蒙古各部，并于公元1210年開始對金朝的侵略戰(zhàn)爭。由于成吉思汗初期對金重在掠奪，不在永久占領，因此，對金的征服手段異常野蠻殘暴，使北方地區(qū)的經(jīng)濟文化遭到大肆破壞。據(jù)《元史·太祖本紀》載，成吉思汗分兵三道，帝于拖雷為中軍，經(jīng)河南東北取山東的“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命木華黎攻密州(今諸城)屠之”。到公元1214年，蒙古軍攻掠了河北以北大部金國領土。蒙古軍在包圍金中都(北京)時，“諸將請乘勝破燕，帝不從，譴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宣宗遂譴使求和。據(jù)《中國通史》載，蒙古軍在出居庸關北返時，發(fā)現(xiàn)從各地擄掠來的人口中，有大批農(nóng)民對游牧沒甚用處，便將他們?nèi)繗⒌簦粠ё咚麄冋J為有用的工匠和牲口?！对贰な靼矀鳌份d：“明安對帝曰：這些人本當死，倘讓他們活著，別處郡縣會聞風來降”。據(jù)《中國歷史綱要》載，由于蒙古軍的燒殺擄掠，“兩河、山東數(shù)千里，人民被殺幾盡，金帛子女被搶一空，房舍盡焚，城郭丘墟”?！对贰ど掏鳌芬草d：“關中八州十二縣，兵火之余，戶不滿萬”?！对贰さ乩碇尽份d，公元1234年(元太宗六年)蒙古滅金，七年下詔籍民，共得北方人口475萬人，較之金章宗太和七年的4581萬人幾乎少了十分之九。

    元朝建立之后，在北方推行以游牧為主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據(jù)《元史·耶律楚材傳》載，近臣別迭對帝曰：“漢人無補與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边@項建議盡管元帝沒有完全采納，但據(jù)《元史·世祖本紀》載，中統(tǒng)二年(公元1261年)，元世祖仍“諭河南管軍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場，余聽民耕”。蒙古貴族因而以戰(zhàn)勝者自居，大量圈占民田，少的也有千頃，多的達十余萬頃。另外，蒙古為滅南宋，強征北方漢人當兵打仗，據(jù)《元史·陳佑傳》載：“朝廷伐宋簽軍，山東民多逃匿，捕之急，逃入宋境”。元朝統(tǒng)治時期，分居民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南方漢人)四等，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漢人與南人為賤民。由于土地被奪，徭役繁重，北方漢人無以生存，被迫大量南逃。據(jù)《元史·崔語傳》載，僅在公元1238年，“內(nèi)陸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就有十五萬戶之多。”由于上述原因，又進一步加劇了北方人口的減少。

   可見，蒙元對金朝的戰(zhàn)爭和對漢民族的掠奪、殺戮，又一次造成了山東乃至北方人口的大量減少。

    (四)從公元1351年至公元1368年間，農(nóng)民起義與元軍的割據(jù)戰(zhàn)爭，是造成山東人口減少的第三個原因。

     元末，江淮地區(qū)爆發(fā)了以劉福通、徐壽輝領導的農(nóng)民起義。義軍東路由毛貴率領于至正十七年攻入山東，《元史·順帝本紀》載：“十八年，毛貴陷濟南路，山東郡縣盡陷”。繼之義軍內(nèi)亂，趙君用為圖謀山東地盤，將毛貴殺害。毛貴部將徐繼祖又殺趙君用，義軍各部遂互相仇殺，勢力因而受到極大削弱，最終于至正二十一年被元軍打敗，山東各地遂又被元軍占領。繼之，又是明軍對元軍收復山東的戰(zhàn)事。因此，從至正十七年(公元1351年)，毛貴攻打山東，到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軍收復山東的11年間，山東因戰(zhàn)亂不斷，造成人口又一次大量減少。據(jù)《明太祖實錄》載：“特別是山東、河南受戰(zhàn)亂破壞最重，多是無人之地”。“有的地方積骸成丘，居民鮮少?！睋?jù)《即墨縣地名志》載，元代，在即墨建有兵營，段泊嵐鎮(zhèn)劉家營里村就是由當年“韃子營”演變而來的。即墨明代以前有人口居住的村莊僅30余處，其他多毀于戰(zhàn)亂。如：靈山鎮(zhèn)崔家庵的崔姓，七級鎮(zhèn)大小歐戈莊的歐姓，官莊鎮(zhèn)池戈莊的池姓，長直鎮(zhèn)范戈莊的范姓、周戈莊的周姓，以及劉家莊鎮(zhèn)趙戈莊的穆姓等宗族，皆因戰(zhàn)亂滅絕。

    以上史實足以證明，即墨地處山東半島，上述三次歷史劫難當屬次次難免，因而導致即墨原著居民大量死亡、逃逸。明王朝建立后，針對北方人口減少，土地荒蕪的社會狀況，實行了一系列軍屯、移民政策，使北方人民得以休養(yǎng)生息，人口連年遞增。

三  尋根追源即墨人

    因金、元兩代對北方地區(qū)的民族掠奪和野蠻統(tǒng)治，長期的兵燹戰(zhàn)亂導致即墨人口銳減。明王朝建立之初，鑒于金、元兩代滅亡的教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民、撫民，以鞏固剛剛建立起來的政權。經(jīng)洪武、永樂兩朝的勵精圖治，使北方地區(qū)的經(jīng)濟、文化得以恢復和發(fā)展。這個時期，由于移民政策的實施，也使即墨人口聚增。據(jù)《即墨縣志》載，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即墨人口已達126800人。這些聚增的即墨先民源自何處？多少年來傳說各異，然而，參天大樹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以下便是我們尋根追源之答案。

    (一)明初，由外地遷人的軍戶人口，是目前即墨人氏先祖的主流。

    明初，東南沿海一帶屢遭倭寇騷擾，明政府為抵御倭寇入侵，便在沿海一線擇要設戌，廣建衛(wèi)所。即墨的鰲山衛(wèi)以及雄崖、浮山兩千戶所，就是于明洪武年間設置的。據(jù)《明史·食貨志》載:“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軍屯領之衛(wèi)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薄都茨h志》也載：“明初，因設置衛(wèi)所，從外地遷入的軍戶就有7萬人之多”?？梢娷姂羰且泼窦茨闹髁鳌！睹魇贰け尽酚州d：軍戶分從征、歸附、謫發(fā)三類?！皬恼髡撸T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戌。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fā)，以罪遷隸為兵者?！卑础按舐?600人為衛(wèi)，1120人為千戶所，每衛(wèi)5個千戶所”的規(guī)定，鰲山衛(wèi)下設的右前后3個千戶所以及浮山、雄崖兩個守御千戶所共有從征軍3000多人，其余6萬多“歸附、謫發(fā)”的下等軍戶，則分布于全縣的52處軍屯和若干墾點，墾荒屯田，供應衛(wèi)所軍需。

    據(jù)《即墨縣地名志》所載，經(jīng)粗略統(tǒng)計，在洪武、永樂時期(公元1368--1424年)的57年間，遷入軍戶、民戶居住的村莊約520個。除去無據(jù)可查的和其他省份遷入的零散移民，據(jù)各姓族譜記載，世居即墨的人口，主流是來自云南的移民。據(jù)200多個村莊的族譜記載，其祖先均是明初由云南遷來的。其中有20余個村莊的居民族譜記載，其祖先是于明初來自云南的“烏沙衛(wèi)”。如：金口鎮(zhèn)南仟的萬姓、北仟的房姓、古仟的金姓；他們的祖先均是于明永樂年間，由云南“烏沙衛(wèi)樂歌屯”遷來此地立村的。溫泉鎮(zhèn)東四舍村的《武氏族譜》記載：“明永樂年間，武氏叔侄二人，從云南烏沙衛(wèi)銀子橋遷來此地立村?！睋?jù)考，“烏沙衛(wèi)”應系云南的“烏撒衛(wèi)”，其遺址就在今云南的鎮(zhèn)雄縣境內(nèi)，因《明史·地理志》、《明通鑒》均載“洪武十五年克云南，平烏撒、烏蒙諸蠻，后立烏撒、畢節(jié)二衛(wèi)。”《元史·地理志》亦載：“烏撒府屬云南烏撒路所轄”。《明史·兵志》載：“初，太祖沿邊設衛(wèi)，惟土著兵及有罪謫戌者，遇有警，調他衛(wèi)往戌，謂之客兵。永樂間，始命內(nèi)陸軍(輪)番戌，謂之邊班。又載永樂十八年，北京建，在南衛(wèi)所多北調”。據(jù)店集鎮(zhèn)青山前村《邵氏族譜》載：“明洪武三十五年，邵九公由云南從徐輝祖來援山東，留戌雄崖所，永樂二年，邵課士攜家來此立村。”留村鎮(zhèn)大村的《邵氏族譜》亦載：“明洪武年間，邵氏兄弟二人，由云南烏沙衛(wèi)從魏國公徐輝祖來援山東，后碾轉來此立村?！鄙鲜鍪穼嵟c《邵氏族譜》記載相吻合。由此看來，明初，云南烏撒府的土著兵與犯罪謫發(fā)烏撒衛(wèi)戌邊的軍戶，在山東沿海遇警倭寇或其他戰(zhàn)事時，被調到即墨衛(wèi)所，作為客兵留了下來。再就是永樂年間，烏撒衛(wèi)于內(nèi)陸衛(wèi)所換防和“在南衛(wèi)所北調”時來到即墨的。

    (二) 外地移民即墨考略

     經(jīng)元末多年戰(zhàn)亂，致使北方人口銳減，土地荒蕪。據(jù)《明史·食貨志》載：“明初，北方近城之地多不治，召民耕。其制，移民就寬鄉(xiāng)，或召募或罪徙者為民屯，皆領之有司。”又載“明初嘗徙蘇、松、嘉、湖、杭民之無田者四千余戶往耕臨濠。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萬五千八百戶，散處諸府衛(wèi)......后屢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東、河南。又徙登、萊、青民于東昌、兗州。太祖時徙民最多，期間有罪徙者。成祖覆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京，自是以后，移徙者鮮矣”。移居即墨的民戶，除去7萬余軍戶和原著居民，余者3萬人左右是來自外省的移民。查閱《即墨縣地名志》等資料可知，居民有來自安徽、江蘇、浙江、福建、河南、貴州、陜西、北京、山西等省。也有濟南、青州、萊陽、棲霞、莒縣等地遷來即墨的。

    另有兩個原因也促成明初即墨人口增加，一是由外地來即墨為官，后留居即墨的。如：前東城《林氏族譜》記載：“永樂二年，林氏族先奉旨從福建遷到此地?！比A山鎮(zhèn)埠后《姚氏族譜》載：“姚氏本系江南江寧府江浦深溝町人，始祖隨明成祖建有軍功，授鰲山衛(wèi)指揮使。至四世擇居埠后?！睋?jù)莊頭村《孫氏祖譜》記載：“明初，濟南府歷城歷山頂孫氏，以廣文仕即墨。后孫氏族人一支由歷城遷至此處立村”。二是逃難來到即墨的。如三里莊《李氏族譜》記載“明洪武時，籍異宗別的三家李姓逃難來到此地，故稱三李莊，后演變?yōu)槿锴f?！睋?jù)其中一家族譜記載，其祖先系明太師、左丞相韓國公李善長之后。在朱元璋誅殺功臣之時，李善長被賜死，全族70余人被殺，其中一族人逃難至此。據(jù)華山萬華埠《李氏族譜》記載：“永樂二年，李氏祖先由小云南畢陽縣東門里，遷居即墨的北鄉(xiāng)萬華山前小埠疃居住”。據(jù)考，“小云南畢陽縣”當系今貴州畢節(jié)縣。因元朝及明初均無貴州行省，畢節(jié)縣地屬云南。據(jù)留村鎮(zhèn)拖車夼村《鞠氏族譜》記載：“明永樂二年，鞠氏由浙江平陽遷來即墨，因途中車軸損壞，勉強拖車前行，即在車所止處立村，因地處山谷，故稱拖車夼。”明后期逃難至此的還有北安辦事處秦家莊秦氏一門，據(jù)《秦氏族譜》記載：“明嘉靖年間，黃河決口，秦氏逃難至此立村”。因上述兩種原因由某一省遷居即墨的居民均屬零散小股居民，構不成移民主流。

   (三) 即墨先民從山西遷來之說與史實不符

    據(jù)山西《洪洞縣志》和《洪洞大槐樹志》記載，始建于唐貞觀二年的廣濟寺遺址上，舊有一株漢代古槐?！爆F(xiàn)今的洪洞縣大槐樹公園，就建在古廣濟寺遺址上，公園內(nèi)的移民歷史見證--大槐樹，就是由漢代古槐衍生的第三代，今也有合圍之粗。大槐樹公園的祭祖堂內(nèi)，至今已收集了來自全國21個省、市約400個縣的大槐樹后裔寄來的上千份族譜。因而多少年來，在全國許多地方流傳著“問我老家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的民謠。據(jù)《即墨縣地名志》記載，來自山西的移民僅有三個宗族，如王村鎮(zhèn)坦村的張姓，據(jù)傳，其祖先來自山西的蒲州。據(jù)華鎮(zhèn)梁家疃《田氏族譜》載：“田氏祖籍山西陽高，永樂二年，與董氏同時遷來此地立村。”我們認為，以上三姓均屬零散移民。據(jù)山西《平陽府志》記載：“位于洪洞縣城西北隅的古廣濟寺遺址，在明洪武、永樂年間，朝廷曾先后八次將山西移民在此集中，并辦理移民手續(xù)，發(fā)給川資憑照，遷往各地”。有關山西8次移民，根據(jù)文獻記載，以年號為序擇錄如下：

    第一次，“洪武九年徙山西、真定民屯鳳陽?！?/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