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狀況

格外地重視家庭，向來是美國猶太人的一大特點，盡管和其他美國人比起來，他們家庭的規(guī)模一直在更加急劇地縮小。和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猶太人在其生命的某一時刻總會結婚的，離婚的卻不常見。在1930年代，猶太人和異族通婚的比例為5～9%。到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猶太人和異族通婚的比例因地而異，在紐約市大致為8%，在加利福尼亞州的馬林縣為37%，在衣阿華州則超過50%。雖然猶太人和異族通婚的比例在上升，但仍遠遠落在其他種族的后面。一般來說，凡在猶太社區(qū)很小而又靠近大量非猶太居民的地方，他們和異族通婚的比例就往往偏高。但亦不盡然，紐約的猶太社區(qū)算是夠大了，但和異族通婚的比例也在上升。無論如何，和其他歐洲來的種族相比，猶太人和異族通婚的比例仍然不算高。

猶太人家庭的規(guī)模，己經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些年代里，猶太人家庭的人口一般比其他多數種族的家庭人口要多。但到20世紀中葉，猶太人的家庭就納入規(guī)模最小者的行列。在 1910年，30多歲和40多歲的猶太婦女，平均每人有5.3個孩子，而相比之下，全美同檔年齡的婦女平均每人卻只有3.4個孩子。比起黑人、愛爾蘭人或意大利人來，猶太人家的孩子多，而與長期處于高生育率狀態(tài)的墨西哥人持平。到1969年，猶太婦女平均每個人生育的子女下降了一半以上，即2.4個，低于此時全國的平均數即3.4個。這樣一來，猶太人口就出現了年長者眾而年青者寡的局面，因而與其他任何一個少數種族相比，猶大老年人所占的比例都偏高。現在美國猶太人的平均年齡是46歲，比黑人、印地安人、波多黎各人或墨西哥人的平均年齡要高出一倍以上。這使得在高層次行業(yè)中就業(yè)的猶太人顯得特別的多，因為這些行業(yè)需要豐富的經驗和知識。

盡管猶太人和異族通婚的比例較低，卻向來與其他種族群體保持著和睦甚至是合作的關系。這種睦鄰傳統當然也是從歐洲帶來的，在歐洲，不必要的敵意將危及猶太人自身的生存。在美國，猶太人和德國人及意大利人歷來就相處得很融洽，參與并部分地資助過黑人民權組織。愛爾蘭人和各種族都斗過，當然也和猶太人發(fā)生過沖突，但當別人不愿雇用愛爾蘭裔工人時，猶太老板仍然雇用他們，盡管愛爾蘭老板并不以對等的做法來回敬猶太人的好意。當黑人遷入他們的地段時，猶太人向來并不怎么加以抵制，哈萊姆一帶在本世紀初曾經是猶太人的地盤。

在政治上，猶太人歷來傾向于接受或至少是附和“弱者”的觀點，盡管他們自身在經濟上早已不是弱者了。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構成了美國猶太人的兩大政治主流。早期猶太移民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觀點，由于他們擺脫了工人階級身份而上升到中產階級地位，也已讓位于廣義上的自由主義觀念，盡管猶太人當中的偏激分子仍然特別多。早在 19世紀，當共和黨被認為比民主黨更加開明時，猶太人屬共和黨，例如他們曾是林肯的支持者。他們到1920年代都一直投共和黨的票，是伍德羅·威爾遜在 1916年曾把他們拉到民主黨一邊。在1920年，有11位國會議員是猶太人，10位是共和黨，1位是社會主義黨。但在1922年，以民主黨身份當選國會議員的猶太人超過了以共和黨身份當選的猶太人，這在本世紀尚屬首次。1940年，90%的美國猶太人投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票，1944年還是如此，1948年杜魯門競選時仍是如此。此后20年，投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票的猶太人，比例最低的1956年也占60%。猶太選民黨派所屬的變換，與兩黨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取舍恰好相吻合。對紐約猶太人的一項調查發(fā)現，75%的人是登記的在冊民主黨人，半數人自稱屬“開明派”，只有不到25%的人才自稱屬“穩(wěn)健派”。和猶太人屬于相同收入檔次的美國人，則大多傾向于保守觀點，擁護共和黨。這一點，完全憑猶太人在美國的經歷——尤其是他們的經濟地位已有顯著的提高——為依據，是難以解決的。但是，假如把視野投向猶太人千百年來著意照顧同族窮人的宗教傳統，投向他們在歐洲各地作為備受迫害的少數種族這樣一個歷史背景，問題就很容易得到解答。

猶太裔候選人時常能取悅于猶太選民，但因雙方都是自由派人士，所以非猶太裔候選人也能取悅于猶太選民。赫伯特·漢佛萊在1968年就曾比亞瑟·戈得堡爭取到更多的猶太人選票。在1962年，共和黨人雅各布·賈維茨在猶太選民當中的得票數也輸給了一位愛爾蘭裔的民主黨候選人。

與猶太人的品行十分不相稱的現象之一，就是本世紀上半葉出現的猶太幫歹徒。自公元70年之后的大規(guī)模疏散以來，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對猶太人來說都是可憎的，盡管古代以色列也曾有過自己偉大的勇士。拳擊運動在英國興起時，猶太人甚至不準本族的拳擊手死后葬在該族神圣的墓地里。大體上說來，紐約東南端的猶太社區(qū)算是太平的，坐班房或被監(jiān)禁的猶太人很少。猶太人一般多是犯罪案件的受害者而非害人者。但在第二代猶太人當中正如在其他移民種族之中一樣——出現了一批死心蹋地的惡棍。在1909年，有3,000名猶太裔不肖子弟被押赴紐約的青少年法庭受審，其后，猶太裔成年歹徒就成了臭名昭著的犯罪團伙，賣淫的事也出現了，這使紐約曼哈頓東南端的猶太人社區(qū)大驚失色，因為他們不管是在歐洲或在美國都看不慣這種丑惡現象。但在曼哈頓東南端的第二代猶太人當中，冒出了一批拉皮條的、小偷以及流氓和犯罪團伙的頭目。到1920年代，阿諾德·羅斯坦是“紐約黑社會的獨尊首領”。臭名昭著的“謀殺公司”，是一個專門出租殺手的組織，其頭目們都是猶太惡少。在基本上由猶太人把持的紐約成衣制造業(yè)部廣，在遇有罷工時，勞資雙方都借用流氓的力量，而這些流氓甚至搖身一變當上了公司和工會雙方的官員。

與猶太人子弟操守不相稱的另外一個行業(yè)是拳擊。在20世紀初期，本尼·倫納德和巴尼·羅斯是兩個家喻戶曉的猶太裔拳擊運動員。他們很多人在拳擊場上使用愛爾蘭人的姓名，因為后者已在拳擊運動方面建立起巨大的聲望。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猶太裔拳擊運動員也和猶太裔歹徒一樣，逐漸銷聲匿跡。這兩種都是玩命的行當，但得有其他出路的人，皆不愿混跡其間。

對后代的美國猶太人來說，最慘不忍聞的事件發(fā)生在美國境外，這就是納粹在德國的興起和其后那場有600萬猶太人慘遭不測的大屠殺。這場亙古未有的大屠戮，不僅其手段之殘忍及受害者數量之眾實在駭人聽聞，而且格外令人驚詫的是，它竟然發(fā)生在德國這個先進的現代國家。猶太人此前在德國的處境，向來比在歐洲其他地方要好些。也就是在一代人之前，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美國的猶太人出版物一直幫德國講話，以致遭到美國政府的調查，并以在戰(zhàn)時為敵國張目的罪名而被提起公訴。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提出的“明確而現存的危險”定罪原則，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在審理涉及猶太裔作者的案——阿伯拉姆訴美國案和申克訴美國案——時提出來的。

既然連德國都會翻臉，向猶太人下此毒手，想趕盡殺絕，那猶太人怎能放松警覺而悄悄地與其他民眾融為一體呢？做個猶太人己經不是人生一個偶而觸及的特點了。持同化論觀點的猶太人士曾勸說同族人變?yōu)?/SPAN>“具有希伯來信仰的德國人”，這種簡單化的嘗試己經淪為可悲而又可怕的笑柄，使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痛切地認識到，當務之急是加強猶太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雖說是曠世絕倫的，卻也向世人強烈展現了下述這樣一種歷史現象崩口對猶太人是時而和解，時而排斥，時而庇護，時而驅趕猶太人時而昌盛發(fā)達，時而慘遭屠殺。猶太人在西班牙、波蘭和俄國，歷史上都有過這種變幻莫測的遭遇。一樁性質完全不同的事件——也發(fā)生在美國境外——使美國猶太人大大加強了種族認同意識，并深感欣慰，這就是現代以色列國家的創(chuàng)立。作為世世代代散居異國的民族，長期仰別人的鼻息過日子，猶太人終于再次有了自己的祖國。創(chuàng)立和捍衛(wèi)新的以色列國家的勇武精神，有力地改變了猶太民族在集居區(qū)和籬笆墻內偷生時給世人造成的那副絕望而膽怯的可憐相。曾在美國支持過許多本族市民組織和全美猶太組織活動的猶太慈善機構，也向新的以色列國家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少美國猶太人甚至到以色列去大顯身手。從密爾沃基去的高爾達·梅厄夫人就是其中一個。

今天美國猶太人的認同感并非昔日舊世界那種猶太宗教意義上的認同感。大多數美國猶太人今天并不尊奉傳統的猶太安息日，參與猶太教會的活動也不算熱心。他們的認同感帶有種族的性質，盡管這種認同感從歷史上來看脫胎于一種特定的宗教。

今天的美籍猶太人

猶太人的家庭收入在美國種族當中算是最高的高出全國平均水平的72%。不錯，猶太人平均年齡和受教育的程度都偏高，但僅僅這兩個因素還不足以造成如此之大的差別。即便不具備這兩個因素的猶太人，平均所得也比別人要多。由受過4年或4年以上的高等教育且年齡在35歲到44歲之間的男子充當家長的猶太家庭，其收入高出全國平均水平達75%。這里部分的原因是，猶太人不僅受到更多的教育，而且受到更好的教育，讀的是高質量的大學，選的專業(yè)也多在博大精深的領域，如法學、醫(yī)學和科學等。由受過不滿9年的教育且年齡在35歲到44歲的男子充當家長的猶太家庭，其收入仍然高出其他處于同樣狀況的人。簡而言之，這里存在著統計數據無法涵蓋的素質上和文化上的差別，這些差別也明顯地影響猶太裔人士的發(fā)展。第一代猶太移民家庭曾讓婦女和孩子工作，以增加收入，現在這種情形已不復存在于猶太人家庭。今天，不止一個人掙錢的猶太家庭，在比例上低于全國的一般家庭。甚至無人工作的猶太家庭，在收入上也高出其他無人工作的家庭。正如在其他方面積累起來的有利條件一樣，猶太人從這種或那種投資中獲得的收入顯然要高。

在某種意義上說，猶太人是美國成功故事的典型之作：在逆境中從一無所有到腰纏萬貫。此外，一如那些在美國找到了自己母國反而被剝奪機會的其他種族一樣，猶太人是自豪而愛國的美國人。但是猶太人的歷史遠比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要長，內容也更加豐富。在其他的時代和其他的地方，猶太人也曾登上財富和權勢的頂峰，但皆被不可捉摸的反猶太主義狂潮所毀滅。故此猶太人難以成為既存權力體制的安閑成員，不管他們擁有多少該權力體制的顯赫標志。盡管很富有，但猶太人在政治上一般都偏左。激進派人士當中，猶太人特別多，雖然多數猶太人并非激進分子。正如一位杰出的學者觀察到的，“100個猶太人當中，可能有5人是激進分子。而在10個激進分子當中，則可能有5個猶太人”

猶太人在支持自由派候選人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不管這些候選者本人是否猶太人。甚至當喬治·麥克戈文在1972年的大選中被廣大選民所唾棄，只獲得38% 的民眾選票時，他卻贏得了65%的猶太人選票。“作為羅馬天主教的自由派人士，德里南神父在1970年競選國會議員時，獲得了64%的猶太人選票。”相比之下，只有2%的猶太選民在1972年的大選中支持總統候選人喬治·華萊士，華萊士甚至在不是白人的選民當中贏得的選票（3%）也高出這個比例。

“肯定性行動”（平權法案？）計劃在1970年代的實施，導致某些猶太團體與他們傳統的激進派和自由派盟友——包括黑人民權運動組織——分道揚鑣。該計劃就就業(yè)、升級或大學招生在數量上規(guī)定了要達到的“目標和進度時間表”，使猶太人回想起過去美國為了限制他們的機會所實行過的配額制度，這種制度亦曾在歐洲更為嚴格地限制過他們。況且，經過幾代人的奮斗，猶太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現在在高校教授隊伍當中，在政府高層領導崗位上，在各行各業(yè)及工會領導層，猶太人所占比例都是格外地高。以人口多寡來“分攤”的原則，不管其動機如何，都必然會損害到他們目前的利益。

猶太人到現在的成功是罕見的，但絕對不是獨一無二的。例如，圣公會教派的信徒在收入上就比猶太人要高。正是美國猶太人在相對較短的里時間內彌補了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巨大差距，才使得他們的發(fā)展史是如此的光耀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