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The Embarrass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Being More Superficial than Real" and Its Resolution

　　(Department of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Science,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8)

　　【作者簡介】謝曉專，男，1980年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情報學系講師。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情報學系北京100038

　　【內容提要】 文章基于對情報的詞源與語義變遷、intelligence情報觀和information情報觀的歷史分析，指出整合intelligence和information研究，以information研究為基礎，以intelligence研究為內核，重構情報學體系是解決情報學“名不副實”的尷尬，實現(xiàn)情報學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可行之路。

　　Based on the etymology and semantic change of "intelligence(information)", and the analysis on the history of intelligence view and information view,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it' s the best way to solve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unworthy of the name" embarrassment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reconstructing the intelligence science system: integrating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research.

　　【關 鍵 詞】情報/信息/情報觀/情報學intelligence/information/intelligence(information) view/intelligence(information) science

　　

　　1 問題提出：情報學“名不副實”的尷尬

　　本文將起源于圖書情報、科技情報領域的情報學(Information Science)稱為普通情報學，將軍事情報學、國家安全情報學、公安安情報學等特殊領域的情報學(Intelligence Science)統(tǒng)稱為傳統(tǒng)情報學。民眾對情報的理解與我國普通情報學界對情報的界定相去甚遠，提到“情報”或“情報學”，人們通常會聯(lián)想到間諜、007、FBI、CIA、克格勃、軍統(tǒng)、安全局、機要局、監(jiān)聽、臥底、偵查、軍事情報等事物。約定俗成的“情報”概念深入人心，人們難以理解，也無法從心理上接受普通情報學對“情報”和“情報學”的界定，甚至有人將情報學斥之為“偽情報學”，認為情報學“名不副實”。

　　這種尷尬，自普通情報學誕生之日起至今，長達半個多世紀，未有改觀，嚴重阻礙了情報學的普及與推廣，人為地在“情報學”與廣大民眾之間建立了理解鴻溝。正如周智佑先生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對“科技情報”正名為“科技信息”的看法》一文中所言，“用‘情報’來表達我們做的科技知識傳遞工作，失之過窄，且使人感覺神秘，對于外事工作、宣傳工作、交流工作等的開展諸多不利?！緛泶蠹叶际歉傻男畔鬟f工作，而社會上覺得我們干的卻是什么機密工作，或者只是文獻工作。名實不副，害莫大焉”[1]。

　　學術界圍繞“情報”改名以及情報詞義，進行著一輪又一輪的大討論，軍事情報觀、文獻情報觀、科技情報觀（小情報觀）、競爭情報觀、社會情報觀（大情報觀）、產品情報觀、經濟情報觀、信息情報觀和知識情報觀等[2]各類情報觀從不同的角度闡釋“情報”。據(jù)統(tǒng)計，僅國內情報界提出的“情報”概念就多達129種[3]，甚至出現(xiàn)情報不可定義論[4-5]。在情報術語的實際運用中，“情報”在不同的情景有不同的含義，情報和信息混用現(xiàn)象普遍，不但普通民眾難以區(qū)分各類著作和文章中“情報”的含義與邊界，甚至情報學圈內人士對于如何界定“情報”都模糊不清了?！耙粋€新學科的建立，總是從一個基元概念開始的。情報是情報學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6]。因此，業(yè)內研究者深感憂慮：“情報概念的這種長期不確定性不能不說是情報學發(fā)展的一種危機，使得長期以來整個情報學的發(fā)展飄忽不定，找不到正確的發(fā)展方向”[2]。

　　為何會出現(xiàn)這種尷尬呢？我們又如何認識和解決這一困境？本文嘗試從情報詞源及其語義變遷的歷史分析視角回答該問題。

　　2 追根溯源：情報詞源及其語義變遷

　　2.1 情報詞源與Intelligence情報觀

　　2.1.1 情報詞源

　　根據(jù)學者的考證，漢語“情報”是外來語，源于日本[7]。一說1876年酒井忠恕在翻譯一部法國步兵操典時，就把法語的Rensignement譯成日語的“情報”，從而創(chuàng)造了“情報”一詞[8]。另一觀點認為，在日語中第一個使用“情報”的是日本軍醫(yī)、近代著名作家森鷗外，森鷗外1884-1888年在德國留學期間翻譯了普魯士軍事戰(zhàn)略家馮·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zhàn)爭論》，將第六章的“Nachrichen im Kriege”譯作“戰(zhàn)爭的情報”，從而創(chuàng)造了“情報”一詞[9-10]。《戰(zhàn)爭論》一書明確提出了情報的定義：“情報是指我們對敵人和敵國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們一切想法和行動的基礎”[11]。在1902年版的《英和軍用詞典》中，“情報”也與intelligence相對應[12-13]?？梢姡还苁蔷凭宜?，還是森鷗外，抑或是《戰(zhàn)爭論》與《英和軍用詞典》，在使用情報一詞時，都是作為軍事用語來使用的。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情報”一詞最早產生于軍事領域，其原義與英文“intelligence”相對應。

　　2.1.2 傳統(tǒng)情報觀

　　我國較早出現(xiàn)“情報”術語的詞典《辭源》（1915年版）將“情報”界定為“軍中集種種報告，并預見之機兆，定敵情如何，而上報官者”。1936年版的《辭海》將“情報”解釋為“戰(zhàn)時關于敵情之報告，曰情報”?？梢姡覈缙趯Α扒閳蟆钡慕缍ǚ浅Ｃ鞔_，具有單義性，即軍事情報。《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對“軍事情報”的定義是：“為保障軍事斗爭需要而搜集的敵對國家、集團和戰(zhàn)區(qū)的有關情況及其研究判斷的成果?！?BR>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情報”詞義不斷擴展，但其傳統(tǒng)的核心義項未變。例如，1965年修訂版《辭海》將“情報”定義為“對敵情和其他有關對敵斗爭情況進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軍事行動的重要依據(jù)。”1979年版的《辭?！逢P于情報的第一個定義是“以偵察手段或其他方法獲得的關于敵人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況，以及對這些情況進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軍事行動的重要依據(jù)之一?！?990年版的《語言大典》關于情報的第三個義項是：“已獲得的敵方軍事、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地理等方面的情況。”

　　此外，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情報”一詞還被廣泛用于軍事以外的對抗與競爭領域，例如，以國家之間的競爭或對抗為內容的經濟情報、市場情報、科技情報等，以企業(yè)市場競爭為主要內容的競爭情報、商業(yè)情報，以執(zhí)法機構與違法犯罪分子之間的博弈為內容的公安情報、犯罪情報、偵查情報等執(zhí)法情報，均使用“情報”語詞。

　　筆者把上述對情報的看法稱為“傳統(tǒng)情報觀”，傳統(tǒng)情報觀對情報的看法與西方社會的“intelligence”詞義相對應，故筆者又稱之為“intelligence情報觀”。基于這種情報觀，我們可將情報活動概括為：各類社會主體在沖突、對抗和競爭博弈活動（包括國家之間、企業(yè)之間、執(zhí)法機構與犯罪分子之間、其他各類利益主體之間的沖突、對抗與競爭活動）中為求“知己知彼”，而進行的情報搜集、整理、加工、分析等活動，其目的在于指導戰(zhàn)略決策和戰(zhàn)術行動。其本質特點如下：

　　從空間維度看，情報存在于特定的社會活動中，具有競爭與對抗性。這個“特定的社會活動”是指社會主體（包括國家、企業(yè)、組織、個人等各類利益群體）相互之間的矛盾沖突、軍事對抗、商業(yè)競爭等各種競爭博弈活動，對抗雙方或競爭雙方為了打敗對方或取得競爭優(yōu)勢而廣泛搜集對方有關的情報，用于輔助決策與指導行動，以贏得優(yōu)勢，獲取勝利。

　　從時間維度看，情報存在于特定的時段，具有時效性。即當某一信息被認為對贏得戰(zhàn)爭或在對抗與競爭中取得優(yōu)勢地位具有價值時，它才可能成為情報，當這一價值消失時，情報也就變成了普通的信息，因此，情報具有明顯的時效性。

　　從主客觀維度看，情報是主觀判斷的結果，具有智慧、謀略性等特點。表現(xiàn)在：首先，所搜集的信息是否具有情報價值，蘊含著情報人員的價值判斷；其次，大多數(shù)情報來自對大量信息的分析，是情報工作者智慧的結晶；第三，情報產品主要用于決策，是判斷和決策的依據(jù)，具有參謀作用。

　　從共享與傳遞范圍看，情報具有隱匿性、秘密性。為求“知己知彼”，任何競爭主體都會在設法搜集敵人或對手情報的同時，力求保護自身情報不被泄漏，因此，情報是嚴格保密的，只允許在特定的范圍內流轉和使用，傳遞到保密范圍之外時將涉及利害關系。

　　從價值維度看，情報包括通過各種秘密或灰色途徑獲取的高價值情報，還包括通過對公開信息進行分析研判后得到的情報產品，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總言之，情報一詞產生于軍事領域，起先被作為軍事術語使用，并隨著社會發(fā)展而不斷變化擴展，但作為廣泛使用的術語，其核心義項始終未變：以沖突、對抗、競爭等博弈活動為內容，具有機密性、對抗性、競爭性、謀略性以及較強的時效性等特點，通常與間諜、特情、耳目、偵察、線人、臥底以及各類偵察監(jiān)聽技術等息息相關，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活動，廣泛存在于軍事戰(zhàn)爭、敵我對抗、利益競爭等“博弈場”中，具體表現(xiàn)為各種秘密的或公開的情報搜集與分析活動，其目的在于支持決策或指導行動，以實現(xiàn)目標，贏得勝利，這才是情報的本來面貌。而且，伴隨著中央情報局、007等相關的小說、電影、傳奇故事的大量生產和傳播，傳統(tǒng)情報觀深入人心，并逐漸內化為約定俗成的共識，為我國大眾所普遍認同。

　　倘若“情報學”無視于此，把intelligence意義上的情報及情報活動排斥于情報學體系之外，不僅有失科學與嚴謹，還可能被斥為名不副實的“偽科學”，失去社會認同基礎。因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情報學”既然以情報命名，就應該將傳統(tǒng)情報觀視野中的intelligence研究納入情報學學科體系，并作為情報學的核心內容，只有這樣，“情報學”才“名副其實”，才是廣大民眾所認同的關于“情報”的學問。

　　2.2 “情報”詞義的擴展與Information情報觀

　　既然“情報”有其約定俗成并廣為認同的含義，為何我國普通情報學在界定“情報”的含義時卻偏偏背離傳統(tǒng)情報觀獨自前行呢？筆者試圖從相關的文獻中找到蛛絲馬跡來回答該問題。

　　“繼情報一詞作為intelligence的對應譯詞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日語中以后，1921年又作為英語information一詞的譯語，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日語中?！薄霸谶@以后，情報一詞就作為英語intelligence和information的對應譯詞長期存在于現(xiàn)代日語”[9]。而且，在日文的詞匯表中，沒有“信息”這個詞[14]。我國的“情報”一詞源于日本，起先作為軍事概念使用，且廣為接受。但由于社會、歷史原因，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的學術前輩將英語“Information”譯為“情報”，將關于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傳遞、服務等工作稱為“情報工作”。換言之，我國在翻譯西方“information”一詞時，借用了源自日本的“情報”一詞，因此，我國的“情報”一詞又具有了“information”的含義。

　　我國的翻譯者為何會用“情報”來翻譯西方“information”呢？有研究認為，“信息”一詞在我國的應用始于對“信息論”的翻譯，雖然信息一詞早在我國漢唐時期就出現(xiàn)于少數(shù)詩人之口，但一直未被社會所承認，早期的《辭源》中一直沒有“信息”條目。因此，筆者揣測，我國翻譯者翻譯information時在找不到合適的譯詞的情況下，選擇了“情報”。沈固朝教授在《兩種情報觀：Information還是Intelligence?》一文中也闡述了類似觀點：“當‘情報’作為專職信息處理和服務機構的正式名稱，進入了工作用語、論文術語和教科書上的定義時，‘信息’一詞還沒有得到大范圍的使用，至少，在盧震京編的《圖書館學辭典》(1958)中還沒有這個詞條”[15]。

　　除了上述因由外，情報詞義的擴大與我國普通情報學界息息相關。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為了適應當時向科學進軍的需要，為了解國外的科研成果和科研動態(tài)，借鑒蘇聯(lián)的經驗逐步組建了一個專門從事國外科技文獻收藏、譯介、研究的系統(tǒng)，在給這個系統(tǒng)中的各個機構命名時也是模仿蘇聯(lián)的類似做法，并將俄文的‘информация’譯為‘情報’[16]，其實質相當于漢語“信息”。此“情報”與國人心中的彼“情報”相去甚遠，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業(yè)內學人采取了重塑“情報”含義的做法，將“情報”一詞解釋為信息或知識，而沒有果斷選擇用“信息”一詞糾正“情報”的誤用，還“情報”原義。盡管我國科技情報界在1992年曾試圖修正這一失誤，將“情報”改為“信息”，然而，出于多種原因，改名未能徹底，情報學的名稱被沿用至今，最后將錯就錯，導致今天的尷尬局面。

　　情報詞義的擴大在我國的權威詞典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在1965年之后的各類權威字典，“情報”一詞除了傳統(tǒng)的與intelligence對應的釋義外，還加入了與information對應的釋義。例如：1965年修訂版《辭?！穼ⅰ扒閳蟆倍x為“對敵情和其他有關對敵斗爭情況進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軍事行動的重要依據(jù)。亦泛指一切最新的情況報道。”1979年版的《辭?！穼⑶閳蠖x修正為“(1)以偵察手段或其他方法獲得的關于敵人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況，以及對這些情況進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軍事行動的重要依據(jù)之一；(2)泛指一切最新的情況通報?！?979年版《現(xiàn)代漢語詞典》認為情報是“關于某種情況的消息和報告，多帶有機密性質?！?990年版《語言大典》將情報定義為：“(1)關于某種情況的消息和報告，多帶有機密性質；(2)由別人傳達得到的知識、或從調查、學習或教育中得到的知識；(3)已獲得的敵方軍事、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地理等方面的情況?！?989年版《社會科學大詞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明確指出，“關于情報的概念，目前有幾十種看法，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見，但從中可以提出某些共同點，即它是傳遞中的、特定用戶所需要的、原先未知的、必要的知識。傳遞性、效用性和知識性是情報的三個基本屬性。”

　　由于上述多種原由，我國原本具有單義性的“情報”便有了“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雙重含義。情報學（普通情報學）實質是“information science”，而不是“intelligence science”，這是普通情報學對“情報”的界定與和我國民眾對“情報”的認知相去甚遠的根源所在。有研究者將這種借用日語的“情報”翻譯英文的“information”的做法稱為“歷史的誤會”，由于這一“歷史的誤會”沒有及時予以修正，從而有了今天這種“情報觀”的尷尬與混亂局面。就當前境況，要還原情報本義，并非易事，情報一詞的信息或知識釋義，已被普通情報學界廣泛認同，并進入國家權威字典，成為一種權威的規(guī)范性解釋。因此，筆者以為，協(xié)調情報認知與理解鴻溝可行的解決辦法是整合intelligence研究與information研究，以信息研究(information)為基礎，以情報(intelligence)研究為重心重構情報學(info-telligence science)體系，“info-telligence science”源自霍忠文的觀點。

　　3 危害分析：問題解決的迫切性

　　3.1 術語規(guī)范問題與邏輯問題

　　邏輯學認為，同一理論體系中的任何科學術語都不具多義性；實踐經驗也告訴我們，一門科學的術語，一旦出現(xiàn)多義現(xiàn)象，就必然導致各種邏輯問題，而反過來否定這門科學本身的科學性[17]。根據(jù)術語規(guī)范化要求，“同一名稱、術語應該始終用來表達同一概念，同一概念應該始終采用同一名詞、術語來表達”[18]。我國將英文“information”翻譯成“情報”，把“information science”翻譯成情報科學，同時把西方以intelligence為研究對象的學科intelligence science也被翻譯成情報科學，這就產生了“一個學科名稱代表兩個不同的學科”的邏輯與術語不規(guī)范問題。而且，如此使用“情報”一詞，還會鬧很多笑話，例如，情報學中的兩條經典命題，一曰“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情報，有了情報交流活動”；二曰“在古代，情報首先產生于軍事領域”。根據(jù)這兩個命題，人們可以說：因為情報源于戰(zhàn)爭，而且有了人類就有了情報，所以有了人類就應該有戰(zhàn)爭了[17]。

　　3.2 認識鴻溝與交流障礙問題

　　從語言學的角度看，語言是符號系統(tǒng)，所謂符號，就是指代某種事物的標記、記號，它是由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共同約定用來表示某種意義的標記和記號[19]。語言符號的符號形式與語義內容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它們的結合完全是由社會約定俗成的，具有任意性。但符號的任意性特點是就語言起源時的情況來說的，當符號的音、形、義關系一經社會約定而進入交際之后，它對人們就有強制性，個人是不能隨意更改的。如果不經過重新約定而擅自更改，會使符號失效[20]。對于“情報”一詞，便是如此，世人已經對“情報”有了約定俗成的解釋，只要大家認可，無所謂好壞，因而也就沒有隨意變更的必要，更不能依某個人、某個組織或某個群體的意愿而改之。

　　而我國普通情報學界卻無視于這一普遍規(guī)律，難以舍棄“情報”二字，為了解決情報學“名不副實”，區(qū)分情報與信息、情報（科）學和信息（科）學，對“情報”詞義不斷進行演繹和重塑，試圖改變民眾對“情報”的理解，建立新的“情報”概念。然而，約定俗成的傳統(tǒng)情報觀根深蒂固，這種重塑情報概念的做法不但沒有改變傳統(tǒng)情報觀在國民腦海中的統(tǒng)治地位，還衍生大量有關“情報”的定義，引起概念混亂，在民眾與情報學之間人為地筑起理解鴻溝，嚴重阻礙了情報學的普及和推廣，動搖情報學的社會認同基礎，而且讓information science披上“情報學”之名，在對外交流中被誤解為“諜報”，影響對外交流，以至于有人大聲疾呼：“情報學要反思，就要從糾正這類名詞、術語、名稱及其概念等基礎理論開始，否則，‘情報學’作為一門科學是無希望的”[21]。

　　3.3 情報學科體系的構建與發(fā)展問題

　　我國當前的情報學實質是information science，換言之，它更接近于信息科學。而傳統(tǒng)意義上的情報學，如軍事情報學、偵查情報學、犯罪情報學、國家安全情報學等均被排斥于“情報學”學科體系之外，支離破碎地分布于軍事科學、公安學科、國家安全等領域，無法找到統(tǒng)一的學科歸屬，未能建立統(tǒng)一的情報學科體系。

　　普通情報學占據(jù)“情報”之名，卻排斥“情報”之實，一方面將信息與信息活動作為學科內核，卻又不愿以信息學、信息科學、信息管理學或信息資源管理等為學科名；另一方面，intelligence意義的情報現(xiàn)象與情報活動雖源遠流長且廣泛存在，但卻找不到統(tǒng)一的學科歸屬。以至于今，真正意義上的統(tǒng)一的情報(intelligence)學未能出現(xiàn)。

　　4 解決之道

　　4.1 歷史分析

　　回顧我國的情報學研究史，我們發(fā)現(xiàn)，為了解決情報學“名不副實”的尷尬，我國普通情報學界做了多種嘗試和努力。

　　(1)改名。將“情報”改為“信息”。20世紀80年代，我國普通情報學界為界定我國語境下“情報”的內涵與外延，澄清情報與信息的關系、情報學與信息學以及信息管理學的關系，開展了一輪又一輪的大討論。最后，“情報”改為“信息”的觀點被有關部門認同并采用，并于90年代初掀起“情報”改“信息”的浪潮。然而，此次改名未達成一致，爭議頗大，有學者稱之為“我國科技情報界歷史上最大的學案”[22]。而且，本次變革很不徹底，本科層次的情報專業(yè)被并入“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tǒng)”，但碩士、博士層次的學科名稱保留了情報學；大多數(shù)情報信息類期刊名稱如《情報學報》、《情報理論與實踐》、《情報科學》、《圖書情報工作》、《情報資料工作》等依舊保留“情報”字眼；科技情報類機構也只是部分更名，如上海市科技情報研究所、山東科技情報研究所等依然保留“情報”不變。不僅如此，還有些機構采用“情報信息”、“資訊”、“信息咨詢”來替代情報，機構命名、專業(yè)著作、期刊論文、媒體報道，對“情報”與“信息”的使用均莫衷一是，處于混亂狀態(tài)，情報學名稱與基本概念之爭成百家爭鳴之勢，“情報學”學科“名不副實”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而且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2)重建。延伸與擴展“情報”內涵與外延，建立新的“情報”概念。近半個世紀以來，在界定情報含義、情報與信息的關系、情報學與信息學以及信息管理學的關系的學術大討論中，情報學界不斷擴展和演繹情報的含義，試圖通過延伸、擴展和重新定義“情報”來協(xié)調各方立場與觀點。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以“大情報觀”整合各類觀點，以求達成共識。1987年盧泰宏等人首次提出大情報觀念并界定為“從科技情報延拓到各類社會需求的情報，從單一領域的情報系統(tǒng)演變?yōu)榫C合的社會情報系統(tǒng)”[23]。堅持大情報觀，就是“堅持科技情報系統(tǒng)的開放性，堅持科技情報與社會信息、經濟信息、軍事信息、文化信息相結合”[24]，大情報觀“要求情報服務工作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突破早期科技情報的局限，與社會、經濟、管理等情報信息密切結合，面向經濟、面向市場、改善服務方式和管理，增強服務功能，以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情報需求”[25]。大情報觀的提出，對于情報學跳出科技情報的框框面向社會各個領域開展情報研究與服務，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大情報觀”也未獲得公認。有研究者認為“大情報觀所認識的情報是一個內容龐雜、范圍廣泛、界限不清的混合體”[26]，“大情報觀實質上是指無所不包的信息領域”，“情報工作實踐漫無邊際地延伸到社會各個角落”，“大情報觀在相當程度上淡化了情報與信息的區(qū)別，混淆了情報與信息的疆界，抹平了情報學的特色，背離了時代的潮流，從而導致情報學有可能喪失獨立學科地位的危險”[27]?！按笄閳笥^不僅無助于解決情報學面臨的困境，而且會加速情報學的邊緣化。信息技術的大發(fā)展和全球信息化的浪潮已經沖擊了情報學傳統(tǒng)的研究方向。情報學開始偏離以研究科學知識為主的航線，進入更廣闊的研究空間——信息領域。其研究重點則逐漸轉向社會信息交流和自動化信息系統(tǒng)的開發(fā)與利用。這種走粗放式無節(jié)制地擴大外延的路子，使情報學幾乎涉及所有的信息領域，結果反而使情報學空有其名而無其實，被稱為‘游離的學科和學科的游離’”[15]?？梢?，這種試圖通過擴展和延伸“情報”含義與“情報學”的研究內容來解決情報學困境的做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情報學的發(fā)展，但并沒有獲得成功。

　　(3)融合。在區(qū)分intelligence與information的基礎上，主張在普通情報學和情報工作中引入intelligence。包昌火研究員撰文指出：“盡管多年來我們一直把信息工作稱為情報工作，但我們對Intelligence的研究卻明顯地遜于對Information的研究”，“綜觀我國情報學的研究，從Intelligence角度看，它至少存在著3大缺陷，前兩大缺陷是沒有把與漢語（‘情報’兩字相對應的Intelligence作為構成情報學大廈的重要基石；沒有把具有明顯Intelligence功能、一直作為我國科技信息機構主要工作之一的情報研究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辈M懷期望地認為“隨著國內外對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Science概念與活動的深入研究和競爭情報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將會推動情報學理論框架的重構和完善，……使情報學研究出現(xiàn)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28]。盧宏與汪社教撰文指出，“從應用的角度來看，情報學可分為科技情報學、圖書文獻情報學、軍事情報學、商業(yè)情報學、政治情報學、經濟情報學，等等。”并進一步將國外intelligence服務實踐分為“與國家競爭和安全相關的情報活動”、“與企業(yè)競爭和經濟發(fā)展相關的情報活動”，指出“當代情報研究除了軍事、政治領域外，范圍已擴展到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生態(tài)環(huán)境、健康狀態(tài)以及對有組織的犯罪的打擊反恐、販毒等新領域。為解決全球面臨的新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必須加強情報研究”[29]?；糁椅难芯繂T撰文指出：“作為指導我們這個行當?shù)膶W科，既要以Information現(xiàn)象為研究對象，又要以Intelligence現(xiàn)象為研究對象，既要研究Information過程，又要研究Intelligence過程，既要指導Information性的工作，又要指導Intelligence性的工作”。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學科名稱可稱作“Infotelligence Science”[30]。沈固朝教授對該問題作了精彩的論述，他從情報的英文術語以及美國的情報體系談起，指出“英美表達情報的術語是Intelligence而不是Information”，“從政府管理部門，到軍事、國防、安全、經濟、科技、政治、文化教育等，既需要信息工作，也需要情報工作，然而兩者不是等同的”，“長期以來我們在‘情報學’名義下所進行的研究和教學，其對象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內容不屬于情報學，而屬于信息科學(Information Science)”，“情報活動一開始就與人類的競爭及其相應的決策行為結下不解之緣，只不過它已從最初的軍事需要演化成服務于政治、科技、經濟等領域的需要。但是內涵和外延的擴展并沒有絲毫模糊‘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這一古訓所揭示的情報活動的本質，這應是情報學最富生命力的部分和和第一推動要素?！痹诖嘶A上，沈固朝教授明確提出要“在情報學和情報工作中引入Intelligence，……兩條腿走路，以Intelligence為重心”的觀點，同時進一步指出，“在情報學中引入Intelligence的概念，并不是要排斥對信息的研究。信息是情報產生的基礎，情報則是信息分析、綜合、內容重組、推斷或預測的結果”[15]。2006年，李國秋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在整合Intelligence和Information研究基礎上實現(xiàn)情報學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獲得立項。

　　4.2 本文觀點

　　根據(jù)前文的論述，筆者認為：

　　(1)“情報”改“信息”是一種“快刀斬亂麻”的做法，正如研究者認為：“我國現(xiàn)行情報科學包含兩層含義：一個是‘真’情報科學（即傳統(tǒng)意義上的情報科學）；另一個則是‘假”情報科學（即信息科學）。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大任務就是將‘真’情報科學‘返璞歸真’，同時還‘假”情報科學似‘信息科學’的面目”[31]。很可惜，此種觀點并未獲得支持，情報學界沒有選擇這條路。

　　(2)延伸與擴展“情報”內涵與外延，重建“情報”概念的做法，輕視了“約定俗成”的力量。大眾對“情報”的理解即傳統(tǒng)情報觀根深蒂固，情報學理論界試圖通過重新定義“情報”，重塑“情報”認知，事實證明，難以如愿。不僅如此，這種做法還導致學科概念混亂，學科發(fā)展方向不明等諸多問題。

　　(3)本文認同第三種做法，在整合intelligence和information研究基礎上，以information研究為基礎，以intelligence研究為內核，實現(xiàn)情報學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首先，如前文所述，“情報學”既然以情報命名，就應該將傳統(tǒng)情報觀視野中的“intellgence”研究納入情報學學科體系，并作為情報學的核心內容，只有這樣，“情報學”才“名副其實”，才是廣大民眾所認同的關于“情報”的學問。其次，整合intelligence和information研究，在情報學以及情報工作中引入并加強intellgence，并將其作為情報學的核心內容重建情報學學科體系，是一種折中的做法，既能照顧現(xiàn)有的情報學理論體系，使普通情報學業(yè)內的研究者易于接受，同時也能解決情報學“名不副實”的問題，讓普通大眾接受，符合我國國情。再者，情報與信息具有天然的密切關系，情報是一種特殊的信息，情報源于信息，在實踐工作中，情報工作離不開信息工作，信息工作是情報工作的基礎，二者融為一體是情報實踐工作中的常態(tài)。因此，將信息研究與情報研究有機結合，既利于理論研究發(fā)展，也利于實踐工作的開展，符合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正如筆者在博文《我國情報學研究現(xiàn)狀與發(fā)展趨勢》中所指出的：“情報學研究在向‘information’擴展泛化的同時，又有向‘intelligence’聚集的跡象，亦因此出現(xiàn)了‘Info-telligence’的創(chuàng)造性詞匯，……當前，我國的情報學在廣度上擴至‘information’，在深度上達至‘intelligence’”。筆者認為，這一方向是情報學的發(fā)展趨勢，至于兩者融合后的學科名稱及其學科體系問題，尚有待商討，借用霍忠文先生的觀點，暫名為“Info-tellgence Science”。

　　當前甚為迫切的問題是：迄今為止，“我們對Intelligence的研究卻明顯地遜于對Information的研究”[28]。而且，當前我國的情報學關于intelligence的研究除了市場競爭領域的“競爭情報”外，國家安全情報、軍事情報、政治情報、外交情報、公安情報、犯罪情報、偵查情報等以情報與情報活動為研究對象的intelligence研究領域基本上被排除于“情報學”體系之外，而且分割離散，無法組建統(tǒng)一的學科體系。以“情報學”命名的研究文獻卻見到傳統(tǒng)情報研究的蹤影，無疑是讓人無法接受的。因此，將現(xiàn)有的軍事情報、公安情報、競爭情報等intelligence研究納入情報學學科體系，建立統(tǒng)一的學科理論與方法體系，讓“情報學”成為研究“情報”的學問，勢在必行且迫在眉睫。　　

　　【參考文獻】

　　[1]周智佑.對“科技情報”正名為“科技信息”的看法[J].科技情報工作，1991(12):13.

　　[2]文庭孝，劉剛，張洋.我國情報學發(fā)展的危機種種[J].情報理論與實踐，2005(4):342.

　　[3]楊小華.關于情報學理論體系建構的思考[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0(S3):185.

　　[4]彭寧.情報“不可定義性”辨析[J].情報學刊，1990(1):14-16.

　　[5]李寧.試論情報的雙重本質和不可定義性[J].技術與市場，1988(1):49.

　　[6]劉植惠.關于情報學的概念、屬性和功能的探討[J].重慶圖情研究，2007(1):1.

　　[7]劉正琰，高名凱.漢語外來詞詞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288.

　　[8]王崇德.關于情報[J].情報資料工作，1996(3):3-7.

　　[9]李彭元.從語源學看“情報”改“信息”[J].圖書館學研究，1997(5):59-60.

　　[10]繆其浩.日本情報概念及其對情報工作的影響[J].情報理論與實踐，1992(5):42.

　　[11]參見：克勞塞維茨著.戰(zhàn)爭論（第1卷）[M].商務印書館，1982:46-93.

　　[12]繆其浩.市場競爭與競爭情報[M].北京：軍事醫(yī)學科學出版社，1996:50.

　　[13]賈桂華，姚健.尋根溯源澄清術語“情報”與“信息”的界說[J].術語標準化與信息技術，2004(3):20.

　　[14]沈梅，高功彪.談金融企業(yè)的經濟信息分析[J].情報雜志，2002(7):45.

　　[15]沈固朝.兩種情報觀：Information還是Intelligence?——在情報學和情報工作中引入Intelligencc的思考[J].術語標準處與信息技術，2009(1):22-30.

　　[16]成冀西.關于“情報”改“信息”的再思考[J].大學圖書情報學刊，1998(2):9.

　　[17]姚健，賈桂華.關于情報一詞多義的邏輯反思——三談情報學亦應更名[J].圖書情報工作，1997(7):55-65.

　　[18]全國文獻工作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文獻工作國家標準匯編（一）[S].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1988.

　　[19]曾宇鈞，唐心潔.論語言符號的相對任意性[J].湖南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4):59-61.

　　[20]語言的社會功能[J/OL].(2004-11-12)[2009-05-28]. http://222.80.180.36/media-file/20041 1-12/20041112113408.doc.

　　[21]姚健.兩類“情報機構”的啟迪[J].國外情報科學，1997(1).

　　[22]梁戰(zhàn)平.情報學的新發(fā)展[J].情報學報，2001(2):133.

　　[23]盧泰宏，楊聯(lián)綱.變革中的情報工作新觀念與新方式[J].科技情報工作，1987(3).

　　[24]霍忠文.現(xiàn)代情報觀念和現(xiàn)代情報意識倘徉[J].情報理論與實踐，1996(6):4.

　　[25]嚴怡民.走向二十一世紀的情報學研究[J].圖書與情報，1999(4):60-63.

　　[26]楊教.“大”“小”情報觀辨析——兼評某種“大情報觀”[J].情報雜志，1996(1):3-7.

　　[27]劉植惠.評“大情報”觀[J].情報理論與實踐，1999(2):69-71,89.

　　[28]包昌火：Intelligence和我國的情報學研究[J].情報理論與實踐，1996(6):6.

　　[29]盧宏，汪社教.在國外Intelligence之實踐、研究與教學管窺[J].圖書情報工作，2005(9):26-30.

　　[30]霍忠文.Infotelligence Science論綱[J].情報理論與實踐，1998(1):6-8.

　　[31]栗莉.21世紀情報學的學科定位[J].情報理論與實踐，2001(3):169-171.

責任編輯：彭秋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