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南《談》北《論》
                                                                 智效民
所謂南《談》北《論》，是指南有《申報自由談》，北有《獨立評論》。我把這兩個刊物相提并論，不僅是因為它們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風靡一時，給后人留下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更重要的是通過對二者的比較研究，還可以看出當年知識分子不同的言論特色和價值取向。遺憾的是，過去我們對兩個刊物知之甚少，除了魯迅發(fā)表在《申報?自由談》上的文章外，幾乎看不到胡適和其他人“談”“論”些什么。這也許國人脾氣漸長、本事不大的一個因素。所幸兩年前岳麓書社影印出版了全套《獨立評論》，最近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也選編出版了當年發(fā)表在《申報?自由談》上的雜文。這就為我們了解和研究南《談》北《論》提供了方便。
當然，要對南《談》北《論》進行比較研究，應該有論文或專著才能勝任。在這篇短文里，我只想談談它們的兩點不同。
第一是作者陣容不同。《自由談》是《申報》的綜合性文藝副刊。它始辦于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夕，主要刊載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以滿足市民需要。該刊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由黎烈文主持后，發(fā)表了許多關注社會、抨擊時弊、反思歷史、譏諷現實的文章。這時的作者，除了魯迅之外，還有章太炎、吳稚暉、柳亞子、瞿秋白、陳望道、茅盾、郁達夫、沈從文、葉圣陶、林語堂、夏丏尊、巴金、老舍、曹聚仁、胡風、周揚、廖沫沙、章克標、阿英、徐懋庸、陳子展、胡愈之、胡繩、謝冰瑩、姚雪垠、臧克家、歐陽山等一大批文化人。從表面上看，“這里有前朝遺老，有后進新秀，有左翼領袖，有右派元首，可謂老幼咸集，群賢畢至”（唐弢語），但實際上除了少數人以外，其中大多數是左翼作家，有些還是共產黨員。
《獨立評論》是一個同人刊物，其成員和作者，主要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任鴻雋、陳衡哲、翁文灝、蔣廷黻、周炳琳、吳景超、汪敬熙、蔣夢麟、張奚若、顧毓秀、陳之邁等人。這些人早年留學歐美，回國后都在大學或研究機關工作，到了３０年代，他們已經在各自的專業(yè)領域卓有成就，是我國早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
第二是文章的風格不同。作為綜合性文藝副刊，《申報自由談》上的文章有雜文、隨筆、散文、詩歌、游記、讀書札記、小說連載、短篇翻譯等多種形式，其中最受歡迎的是每天一篇的雜文。這種文章以鞭辟入里、冷嘲熱諷、正話反說的筆觸，把軍政劣跡、權貴丑行、民間疾苦、遍地瘡痍揭露出來，給人以喜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感覺。因此《中國大實話：申報自由談》的編者認為，“《自由談》把《新青年》所開創(chuàng)的現代報刊雜文推向了至今難以企及的高峰”。
相比之下，《獨立評論》的文章則以政論為主。該雜志創(chuàng)刊時就明確表示，它期望每一個作者都能夠“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tài)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這些政論，奉行胡適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原則，其內容涉及到內政外交、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面，有時還因為過于敏感而為當局所不容，但是文章的風格，卻不像雜文小品那般犀利、辛辣、冷峭、尖刻，更不像高頭講章那樣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閱讀這些深入淺出、有條不紊、實話實說、以理服人的文章，會讓你發(fā)現作者真有學問，他們談論的也都是真正的問題。
南《談》北《論》的這種差異，可以從魯迅和胡適的思想中得到解釋。魯迅早年受無政府主義影響，晚年又有許多革命朋友，因此他的文章有一種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破壞性力量。破壞是不計后果、無須負責的，破壞以后的路該怎么走，也沒有答案。所謂“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其實是憤世嫉俗的文人在無路可走時的一種無奈選擇。胡適等人則完全不同。他們認為政論是關系到國家、社會和每一個人的大事，所以他們主張寫政論的人一定要先認清自己的責任，并且自信能夠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后才能出之于口，筆之于書。否則，就是“白日說夢話，盲人騎瞎馬，可以博取道旁無知小兒的拍手歡呼”，卻不可能造福于國家和人民。 順便說一句，《獨立評論》的作者大多不用筆名，也表現了一種負責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