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應輝，男，1946年6月出生，漢族，大專學歷，中共黨員。 現(xiàn)任四川省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創(chuàng)作評審主任委員，四川省詩書畫院副院長， 四川省書協(xié)主席， 國家一級美術師，四川大學客座教授。 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四川江津人，幼承家學，后師事施孝長、陳子莊，曾入南京師范大學美術系進修。 學書由王羲之入手，后涉歐陽詢、顏真卿，繼攻漢魏碑刻及米芾行草和孫過庭草書。 書作以行草、隸書見長，樸華兼容，俊雅宏達。

1984年12月入黨，1965年9月參加工作，南京師范學院美術系結業(yè)， 大專學歷， 一級美術師。 1965年 9月在四川省西昌袁家山青年農(nóng)場、紅旗公社工作。 1975年12月任四川省兩昌地區(qū)博物館業(yè)務干部。 1978年12月任四川省展覽館業(yè)務科干部。 1987 年7月任四川省詩書畫院黨支部書記。 1989年5月任四川省詩書畫院黨支部書記、省書協(xié)副主席、秘書長。 1995年3月任四川省詩書畫院黨支部書記、省書 協(xié)主席。 1997年6月任四川省詩書畫院黨支部書記、省文聯(lián)副主席、省書協(xié)主席。 l998年3月任四川省詩書畫院副院長、黨支部書記、省文聯(lián)副主 席。 2002年至今任四川省詩書畫院副院長、省文聯(lián)副主席、省書協(xié)主席、 中國書協(xié)第四、 五屆副主席。 著有《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合著）、 《何應輝書畫精品輯》、《何應輝書法藝術及技法》、《中國書法全集——秦漢刻石》等。 獲中國圖書獎二等獎（合作）、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科研成果三等 獎。 近三十年來，書 法作品多次參加國內(nèi)外重要展出并出版、發(fā)表或獲獎。 代表作有：明清現(xiàn)代中國書法展、歷屆全國書展和全國中青展、首屆中國藝術博覽會精品展、第一、 二屆中日 代表書法家作品展、 赴美國當代中國書法二十人展、赴法國、日本現(xiàn)代中國書法藝術大展、 中國書法五十年成就展、二十世紀中國書法大展、 韓國全北 biennal世界書藝邀請展、 首屆流行書風提名展等。 作品載入《中國書法》《中國新文藝大系》《中國現(xiàn)代美術全集》《中國美術年鑒》《中國國家博物館碑 帖精華》《當代著名書法家作品精選》《當代書壇名家精品與技法》《榮寶齋》《畫道》、日本《現(xiàn)代臨書大系》《墨》、韓國《書藝月刊》等中外多種重要專業(yè)刊 物或書籍。 長期擔任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創(chuàng)作評審委員會委員，并參予主持中國書協(xié)的全國性展覽評審工作， 先后在中央美術學院、 中國美術學院、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大、新疆師范大學等多所高校講學或任教。 多篇論文在國家級刊物發(fā)表，任《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編審及撰稿人（合作，獲第四 屆中國圖書獎二等獎），主編《中國書法全集.秦漢刻石》（獲四川省第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著有《何應輝書畫精品輯》、《何應輝書石濤黃 賓虹論畫語要》、《當代五十家五體書臨摹教學——何應輝隸書〉》、《何應輝書法藝術及技法》《中國當代書法名家新作.何應輝》。

四川書法家何應輝書法特點賞析

何應輝先生對當代人才濟濟的四川書壇具有引領和開創(chuàng)之功。現(xiàn)今凡活躍于巴蜀書壇的中青年中堅分子，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過他的影響。他是繼四川名宿龔晴皋、謝無量、劉孟伉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新派書家，四川書壇之所以能有今日的興盛局面，與劉先生的影響、培養(yǎng)和帶動息息相關。

何應輝先生以巴蜀人與生俱來的那種精干與敏銳，拔開傳統(tǒng)的迷霧，洞察到了當代社會背景下，書法的時代審美的變化及其特點，能夠在意與法之間，找到適合張揚童心稚趣的支點，讓透著野逸蕭散之氣的書法奇葩不失時機地盛開在當代書法異彩紛呈奇趣迭出的百花園中，是那樣的冷逸、妖艷而又動人。

何應輝先生沒有在正統(tǒng)的帖學當中做過多的深入，而是將他的目光聚焦到了漢碑、摩崔、簡帛、磚銘之上，以獲取稚拙天真，自由散淡的藝術因子。他作書尤重單字的造型，注重結體的夸張與變形。當然，這也是當代書壇總的審美時尚的具體反映。何應輝先生作為當代流行書風事業(yè)的直接參予者，豈能游離于此特殊環(huán)境之外？何先生的意義在于，他與王鏞、石開、沃興華、劉正成等人的親身實踐與多方努力下，讓書壇在當代形成多樣化格局加快了進程，并且讓“流行書風”在國展上取得了“合法”地位。連續(xù)八屆中青展的舉辦以及二屆“流行書風展”的推出，使書壇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審美觀念受到了極大的沖擊，當代書法的可欣賞性得到了有效的加強。

但“流行書風”當中的“魏體行書”既是在當代出盡風頭的一種書體，同時也是受書界質(zhì)疑最多的一種書體。由于一些人在“魏體行書”的創(chuàng)作當中過度的夸張、變形，雖然有效地打破了來自傳統(tǒng)書法的審美定勢，產(chǎn)生出一種新的審美范式，但在此同時，夸張、變形又成為了他們惟一的創(chuàng)作手段，從而嚴重缺乏傳統(tǒng)書法的優(yōu)秀因素的滲透意識，故此類作品便難免失之于荒率和怪誕。這就導致魏行藝術品位與審美格調(diào)的相應降低。

觀何應輝先生早年的作品，盡管在個人性情的抒發(fā)方在達以了一個相當?shù)母叨?，但實質(zhì)上也存在過于遠離傳統(tǒng)帖學的傾向，漠視和弱化書寫性，使其作品很難為更多的受眾所接受。

上世紀90年代在《青少年書法》上進行的那場長達一年之久的周（俊杰）、李（尚才）論辯，問題的焦點正在于此。當然，就藝術而言，我們既需要“陽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精英文化必不可少，而通俗文化更是多多益善。書法在中國太需要普及，而不是為了保持所謂的精英性，刻意地將普通書法人群劃出圈外。電腦的普及和書法實用功能的消退，書法的生存現(xiàn)狀已是芨芨乎可危。因此，發(fā)展書法，舉辦展覽還是應將普及與提高相結合，二者兼顧，和諧發(fā)展。

在后來的創(chuàng)作當中，很多以夸張變形為長的書家都對自身進行了一些相應的調(diào)整，將更多的帖意融入其中，使其作品達到了一個新的藝術境界。

在此方面，何應輝先生亦不例外，他在保持原先那種夸張、變形的基本特征的同時，也開始注重對書寫性的強化。尤其是他的以敦煌殘紙為基調(diào)的小字行書，既具有碑的生拙與勁健，又具有帖的溫潤與暢達，碑帖結合，通籌兼顧，強化了作品內(nèi)在氣息的自然流露，顯得拙樸而不乏空靈，張揚又不失蘊藉，擺脫了那種僅以夸張、變形為表現(xiàn)手段所導致的偏頗性，從而使其創(chuàng)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的這種示范作用，對四川乃至全國的一些中青年書家起到了一個很大的提示與警醒作用。

其實，以發(fā)展的眼光來看，碑與帖并不存在審美層次上的高低雅俗之分，它只有審美感覺與價值取向的不同。無論康包的“尊碑抑帖”還是傅山的“四寧四勿”，都有特定的社會氛圍，對此我們不可無視客觀而機械理解。片面尊碑，必然導致與傳統(tǒng)帖學審美精神的近乎斷裂，作品必流于粗野荒率，乏風雅蘊藉之美；片面學帖，必然又與時代的審美風尚格格不入，甚至會滑向甜熟靡弱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很顯然，何應輝先生的成功，給書壇樹立了一個碑帖巧妙結合的榜樣。他在形成自我風格的同時，又大大推動了四川書法的發(fā)展，在原先劉孟伉、謝無量書風籠罩的情況下，又開辟了一條和而不同的新徑，這條新徑盡管曲折，但它卻已使四川書風突出重圍，走向未來。